走天路的教会-博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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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法兰西与瑞士

    一五OO——一八OO年

    勒非甫尔（LEFEVRE）——巴黎的信徒——摩市（MEAUX）——法勒尔（FAREL）的讲道——米兹——圣像遭毁坏——处决——在法兰西的逼迫转剧——法勒尔在瑞士法语地区——纽沙特勒（NEUCATEL）——窝度士派（VAUDOIS）与改革宗会面——法勒尔与疏尼亚（SAUNIER）同赴谷地——工作在纽沙特勒开展——法兰西南部信徒一同擘饼——加尔文（JEANCALVIN）——在坡阿帖（POITIERS）的信徒一同擘饼——差遣传道者——弗若敏（FROMENT）在日内瓦——日内瓦以外的信徒一同擘饼——加尔文在日内瓦——苏西尼主义（SOCINANISM）——瑟维都SEVETUS）——加尔文主义的影响——标语——施图麦（STURM）致书墨兰顿——法兰西众教会的组织——预格诺派（HUGUENOTS）——圣巴多罗买（ST.BARTHOLOMEW）的******************——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以龙骑兵逼害信徒（DRAGONNADES）——废除南特敕令——逃出法兰西——色芬群山（CEVENNES）中的先知——加米撒尔战役（CAMISARDS）——沙漠地区的教会改组——若哲尔（JACQUES ROGER）——库尔翁团（ANTOINE COURT）

    十五世纪末叶，至十六世纪初期，在巴黎有一位思想敏捷、充满干劲的中年人，名叫勒非甫尔（GACQES ROGER）。他虔守罗马天主教一切教规，是当地大学最负盛名的神学博士。他在—四五五年生于毕伽地（PICARDY）的益他皮勒斯（ETAPLES）小镇，先后在巴黎及意大利受教育，天才横溢，勤奋过人，一四九二年在巴黎大学出任教授时，在同侪中崭露头角。当时由于文艺复兴的结果，吸引了各国大批学者云集巴黎。勒非甫尔提倡语文研究，感于在神学范围内的古典文学和经院哲学均未能满足心灵需要，于是他指导学生直接研读圣经。他对圣经的讲解精湛感人，研究态度认真，吸引无数学子纷纷就教，而他为人和善可亲，不但深得学生敬重，且获同侪的信任。

    有一年，勒非甫尔当时在所尔波恩（SORBONNE）（亦即巴黎大学神学院，译者按），已任教十七年之久，因其著作而名闻遐迩，有一位二十岁的年青人，名叫法勒尔（GUILLAVME FAREL），他从在多飞尼（DAUPHINY）山区的农庄，来到巴黎，远离了和他一样虔信罗马天主教的父母、三个兄弟、和一个姊妹。他目睹巴黎人士那种放荡犯罪的生活，心中忧伤。他参加当地教堂的崇拜，深为勒非甫尔过人的热心所感动。两人旋即结识，且成为忘年之交。法勒尔深受这位著名的教授那种仁慈的态度和认真的研究精神所吸引，两人便一起研读圣经。当时勒非甫尔正从事写作那本称为《圣人生活》一书，夙夜匪懈。他照着在各月份日期来记载各“圣人”的事迹，其时他已完成了在首先两个月份内的人物，并已出版成册，但他逐渐发现研究这些生活荒唐的圣人，和研读满有能力与真理的圣经，对比强烈，于是放弃了该书的写作，转而专心研究圣经，尤其是致力于保罗书信的研究，写了不少铨释。

    他的教导方法，平易简明，他说过：“唯有神才能在恩典中借着人的信，叫人永远称义。”这个道理，早在慈运理在苏黎世宣告以前、在路德于日耳曼提出之先，就在巴黎由勒非甫尔明说出来，因此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虽然这原来早已有的古旧的福音，正是主自己和祂的门徒所传扬的，但多年来已被罗马教会的“靠圣礼得救”的说法所代替，所以一旦有人提出来的时候，听的人顿感耳目一新。法勒尔在灵里经历颇深，他也是因信神儿子和祂救赎大工而获得救恩的人当中的一个。他说：“勒非甫尔使我明白一切都是出于恩典；他把我从相信人的积善的谬误解救出来。他一说明这个道理，我就接受下来。”

    当时在弗朗西斯一世的宫廷中，也有人接受了这福音，包括摩市（MEAUX）主教毕力公纳次（BRICONNET），和瓦来士（VALOIS）的玛嘉丽（MARGARET），后者是亚兰桑（ALENCON）公爵夫人，是王上心爱的姊妹。她才貌双全，尤以热心过人、努力行善著称。此外还有亚台斯（ARTOIS）的伯尔金声（LOUIS DE BERQUIN），是贵族中最有学问的一位，恪守教规，善乐好施，他是因为人猛烈抨击圣经才开始留意圣经，细读之后，他悔改加入了当地一小群的信徒当中，其中包括阿诺（ARNAUD）和饶素（GERARD ROUSSEL），二人同为毕伽地人，与勒非甫尔同乡。伯尔金归信以后，立刻写书、翻译，作品遍及法兰西各地，引起大家对圣经的注意，可是也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带头的是大臣杜伯勒（DUPRAT）和大学高级人员伯达（N0EL BEDA），结果使为福音作见证的主要人物，均须离开巴黎。一五二一年，其中的几个人，包括勒非甫尔和法勒尔，受到摩市主教的邀请，前往该地避难，而摩市主教也在该教区内积极进行改革。

    在摩市，勒非甫尔印行了他所翻译的新约圣经和诗篇的法文版本，圣经就成了当地人士的热门话题，包括士农工商各阶层人士。法勒尔到处讲道，不但在教堂内，也在户外地方传讲。他说：“耶稣基督之死，究竟为我们从神那儿带来了甚么福气？如果我们认真思想一下耶稣的死是什么一回事，就能真实领会到我们父神的恩典和怜悯，如何在这深恩大爱的行动上，彰显了出来，叫神得荣耀称颂。看见了神因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可怜的罪人岂不会来亲就祂？神的儿子因爱罪人，甘愿舍生流血，为凡相信祂的人成了完美的祭牲、完备的救赎；祂这样作，岂不鸣我们确实晓得祂实在是愿意罪人来就近祂？……祂是神的儿子、是神的能力和智慧、是神自己的降卑，以至于为我们死；是那位圣洁和公义的主，为不虔不义的罪人，献上了自己，好叫我们得以洁净和纯全。父神的旨意，是要凡因祂儿子的宝贵救恩而得救的人，都有救恩和生命的确据，确实的知道自己的一切罪污都已洗净。……神将祂儿子的宝贵救恩，赐给一切受魔鬼、罪恶、地狱和咒诅所辖制的可怜人。……满有恩惠的神、慈悲的父，叫这样的人，成为祂的后嗣，……使他成为新人；又赐下圣灵，叫他可以靠着圣灵而活，联于基督，成为祂身体上的肢体。……因此，让我们甘愿为了父神的荣耀、为了神圣福音的见证，摆上这个必死的生命。……啊！那要来的日子，是何等光明、有福；是何等的充满得胜和喜乐！主救主在肉身中要再来；他这肉身曾为我们多受痛苦，被人唾弃、鞭伤，脸上比别人都多带创痕。那日子，祂要召聚所有属祂的人，就是分享祂的灵，有祂的灵内住在里面的人，把他们接到荣耀里，在荣耀中要亲自向他们显现，叫他们复活得永生，模成基督的样式，在极大喜乐中与祂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为了这蒙福的大日子，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劳苦叹息中等待着；那日子，就是我们的救赎主得胜再来的日子，一切仇敌都必要伏在祂的脚下，而祂的选民则要被接到空中与祂相遇。”

    当时摩市是宗教活动的中心，毕力公纳次主教给教区内的人分送圣经。悔改信主的人中，有一对整理羊毛的兄弟，姓黎律（LECLERC），和他们的母亲，还有刚路过探望主教的学生柏芬（JACQUES PAVANNE），和一位来自力甫里（LIVRY）的寻求神的隐士。他隐居在巴黎附近的力甫里森林中，行乞过活；有一次，他遇见了一位来自摩市的人，送给他一本圣经，他读了以后，就得蒙拯救，而他隐居的茅舍就成了寻求神话语的人聚会的地方。

    在摩市的方济各会修士，因当地所发生的事情，向罗马教会和巴黎大学投诉，于是巴黎大学的伯达，和他的同事，马上采取行动，要粉碎福音的见证。伯尔金在他的乡间的别墅中被捕，他毫不胆怯，勇敢坦承所信的真道。在快将受刑前，皇上出面干预，他获得释放，勒非甫尔也获释，而且还获准留居摩市，但行动却要受限制。摩市的主教面临免职抄家甚至丧命等威胁，结果屈服，同意在教区中恢复罗马天主教的制度。法勒尔早就担心他在摩市的朋友不能坚持到底，因此提早离开，往巴黎一行后，随即折返故乡。

    摩市和该区的信徒，从一开始就知道圣灵的恩赐，并不限于任何指定的阶层人士，而是分给基督身体的各肢体，因此，当作带领的人因突发的厉害迫害而不得不离开，或要三缄其口的时候，信徒并未因此星散，反而继续秘密聚会。一有机会，弟兄们就照着各人的能力讲解神的话。当时最热心而又有讲道恩赐的，是小黎律。他除了在聚会中讲道和逐家探望外，还在天主教堂门外，用标语大书罗马教会的罪状，结果被捕下狱；一连三天，他给拉去游街示众，一面走，一面被鞭子抽打，还在额上给烧红的铁烙上了记号，表示他是个异端份子。当时在人群中有声音喊出来说：“愿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和祂的见证人。”原来这喊声是来自他的母亲，主教目睹这一切，结果不得不释放了他。

    黎律脸上带着烙痕，迁到米兹居住，重操旧业维持生活，但仍不断向人讲解圣经。有一位学者，称为湼特斯罕（NETTESHEIM）的亚基帕（AGRIPPA），也迁来米兹居住，在市民中颇负盛名。他阅读路德的著作，因而开始研读圣经，受到光照以后，也开始向人见证他所信的真道。可见当时不论是劳苦的大众、或是上流社会的人士，都对圣经深感兴趣。有一位奥古斯丁派的修士，名叫查司特兰（JEAN CHAISTELLAIN），在荷兰认识了基督，来到米兹。他那动人的讲道，影响不少人。此外有兰伯特（FRANCOIS LAMBERT），他是由亚威农（AVIGNON）的方济各会教士抚育成人的，在孩提时即对周遭所见的罪恶深感厌恶。他受内心的催促就去研读圣经，他领会了过来，相信接受了圣经中所启示的基督，不久就开始传扬祂。他从修道院出发，四出传讲真道，大有果效，引起修士们的嘲讽和敌视。他从路德的著作中获益更多，后来抓着机会离开了修道院，往威登堡见路德，使这位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大感快慰。兰伯特又与来自汉堡（HAMBURG）的印刷商人洽谈，印行法文所写的圣经和单张，然后运送去法兰西各地。后来他在路德结婚前两年结了婚，是第一位娶妻的法国僧侣。他妻子甘冒生命的危险，与他一起回到法兰西的米兹（一五二四年）。但不久以后，他们两人就被逐出境。可是，在信徒中不断有新信主的人加入——有一位著名的武士得斯次（DESCH）；又有一个年青人陀桑池（PIERRE TOUSSAINT），他本来大有希望在罗马天主教会中获任要职。还有许多其它的人。

    不久以后，摩市快将庆贺大节日，市民循例出城去数哩外的天主教堂朝圣；该教堂是以童贞女和各种圣像著称的。黎律深为旧约圣经所记载的废除偶像行动所感动，于是在节日前夕，静悄悄地溜出市区，把该教堂的圣像悉数捣毁。翌日，当朝圣者抵步骤见圣像被毁，满地碎片的时候，大为愤怒。黎律并不隐瞒他所作的，还利用机会劝人单单敬拜神，又指出耶稣基督是神在肉身显现，唯有祂配得敬拜。愤怒的群众把他交给官府，他被判火刑；临受刑前还遭惨无人道的酷刑。当他的身体一片片的受宰割时，他仍不停地大声背诵诗篇二五篇的话：“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它的要和它一样，凡靠它的也要如此。以色列啊，你要倚靠耶和华，祂是你的说明，和你的盾牌。”他成为这次迫害中首先殉道的，接着就是查斯特兰教士，他当众被焚毙。得斯次、陀桑池和其它的人等，纷纷逃生。然而米兹的信徒人数继续增加，在洛林（L0RRAINE）全地的情况也是一样。在南施（NANCY），安东尼公爵（ANTHONY THE GOOD）曾下令将一位名叫舒次（SCHUCH）的福音使者用火烧死。当这位弟兄闻判决时，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

    一五二五年，法兰西王弗朗西斯一世在帕维亚（PAVIA）之战役中，败于查理士五世手中，成了阶下囚。官府趁机要将法兰西境内的离心份子铲除，甚至王的姊妹玛嘉丽亦爱莫能助，孤掌难鸣。摄政王很快就妥协，而天主教会，国会，和所尔波恩的人士，都联合起来对付信徒。国会还向摄政王提出咨文，指弗朗西斯一世一贯姑息异教徒的政策，是造成战役惨败的真正原因。当时得到天主教会的同意，成立了四人委员会，审查一切受路德派信仰所毒害的宗教人士，一经查明，即转送官府究治。这四位委员，都是坚决反对宗教改革的。他们首先对付摩市主教毕力公纳次，认为他是要犯，首先将他处决，可使信徒丧胆，要收杀一儆百之宏效。不错，毕力公纳次曾经向迫害信徒的人屈服，但不久以后，事实证明他是为形势所迫，事实上他的内心中仍是忠于福音。委员会深深知道，如果能使他就范，会比将他处决更收宣传的效果，于是用尽一切方法说服他，毕力公纳次心里仍能保持信心，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他终于表面上向罗马屈服，还循例去行忏悔圣礼。第二位受到抨击的是勒法甫尔，但有人预先通风报讯，他及时逃往史塔司堡，受加比多接待到家中，也受到布塞珥的欢迎，又与法勒尔和饶素等重逢相聚，有机会与更多属神的子民交通。当时留在法兰西遭禁锢并杀害的，有来自力甫里的隐士。他自从归信主，心中得着平安以后，便专心传道，在所住的茅舍内接待问道的人，借着圣经指出救恩之道。当时官府隆重其事地，把他解到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前的广场，敲起钟来召聚市民，然后将隐士当众烧死，他就是这样默默地坚守所信的道而受害。伯尔金当时亦已被捕，下在牢中等侯处决，但皇上复位（一五二五年）后，便将他释放。当时得玛嘉丽公爵夫人的帮助，许多流亡在日耳曼和瑞士的传道人，亦纷纷归国，但法勒尔却例外。因他的主张比别的更积极，而当时尚有人希望能与罗马教廷作某种程度上的和解，所以法勒尔的激烈主张，不大受欢迎。

    在法勒尔留居本乡的期间，他的三个兄弟都决心跟随基督；此外还有一个年轻的武士，名叫亚尼曼德科（ANEMOND DE C0T），还有其它许多人，都归信真道。法勒尔经常在户外和任何能用的房子内讲道，许多人大感诧异，甚至反感，认为他是未经按立的普通信徒，不应该讲道。但他却是个极理想的传道人；有学问、不畏缩、善词令，虔信真道、熟识圣经、向神忠心、对人友爱。他外表引人注意，中等身材，个子瘦长，长了红胡子，眼光锐利，声音低沉洪亮、态度严肃，满有生气，讲道时那慑人的能力，吸引全场的注意。他自本乡被逐，又在各地被人追踪，最后只好抄远路越过边界，逃往巴色，在当地立刻受到厄科兰巴丢的接待，两人成了密友。但他始终没有去见伊斯拉谟，因为认为他在见证方面不够澈底认真，故此伊斯拉谟也诸多的反对他。后来法勒尔有机会和厄科兰巴丢一起在巴色公开证道，成功地证明神的话语大有功效。法勒尔的热诚与才能，使听众大为倾心。但当他往苏黎世去探望慈运理作了短暂的逗留后回到巴色的时侯，就发现敌对他的势力占了上风，官府在压力下宣布将他放逐出境。于是他转往史塔司堡，受到加比多的热情接待，也就在此时与勒非甫尔和其它自法兰西流亡在外的信徒重逢。

    法勒尔的工作，在瑞士法语地区进行得最成功。这个风景宜人的国家，多年来陷在属灵的昏暗中，直到法勒尔在此长期劳苦耕耘后，情况才大为改观，大部份地区的人受了光照，后来这个地方有一段长时期成为福音派的基督教中心。纽沙特勒（NEUCHA TEL）的故事，正好表明了法勒尔工作的果效。当时这个地方似乎没有任何机会可以让真理传入，但恰巧邻村的副牧师，准许法勒尔在他的教堂外院中讲道，消息传至纽沙特勒，众人都赶往参加，不久法勒尔便要迁到市集广场上讲道，因为听众甚多，果效亦甚佳，许多人接受了真道，但亦有人激烈反对，整个城市和附近的地方，都陷入骚动中，法勒尔被迫离开了那里几个月以后，又和几位同工再回到那里，工作不但得以继续开展，而且还扩展到瓦伦根（VALANGIN），遍及瓦尔底勒斯（VAL DE RUZ）一带及日内瓦湖畔的乡镇，直达格兰森（GRANSON）和俄比（ORBE）。在瓦伦根，法勒尔和弗若敏（ANTOINE FROMENT）几乎被愤怒的群众推入河中淹死。他们虽然逃过此厄运，但在堡垒教堂中又被人殴打，血溅墙壁，至终给下在牢中，但后来又被纽沙特勒的人救了出来。在一五三O年十月，距离法勒尔第一次在教堂院子内向人讲道的日子不足一年，纽沙特勒举行全民投票，以仅十八票之优势，通过废除罗马天主教的制度，改奉更正教，但容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改革的消息，传至瓦勒度教派，或称窝度士（VAUDOIS）的信徒那儿。这些信徒，除了在偏远的阿尔卑斯山谷地外，也散居在迦勒比利亚（CALABRIA）和亚普里亚（APULIA），与及普鲁旺斯、多芬尼和洛林等地。同时，在改革运动播扬的邻近国家内的信徒，也听见在遥远的亚尔卑斯山地及其它地方，有人自古以来便信奉他们目前正在坚持的信仰。窝度士信徒称长老为巴比（BARBE）。其中一位长老马丁哥宁（MARTINGORNIN），他是安革劳尼（ANGROGNE）人，听到了这些消息，心中甚为激动，决心要到瑞士和日耳曼去见这些改革宗的信徒。一五二六年，他终于成行，回程时还把所采集的消息，和一些改革宗所出版的书籍，带返谷地，引起了极大的兴奋。在一五三O年举行的大会中，弟兄们公推两位长老——摩若尔（GEORGES MOREL）和梅逊（PIERRE MASSON）——去和改革宗建立交通。

    这两位长老来到巴色，找到厄科兰巴丢，向他自我介绍一番以后，弟兄们就召聚起来。这两位纯朴敬虔的山地信徒陈明了他们的信仰，又说明这信仰是源出于使徒时代的。厄科兰巴丢便说：“我感谢神，祂呼召了你们，寻找到这奇妙的光。”在交谈中，碰到意见分歧的见解，就提出来讨论。两位巴比在回答问题时，说：“我们的传道人都是独身不娶，也从事各种职业。”但厄科兰巴丢说：“信徒婚娶是很合宜的事，尤其是对这些该作群羊榜样的信徒而言。我们又认为传道人不该像你们的那样，从事体力劳动，因为他们应该把劳动时间用在研读圣经上面，那就更为有益。传道人要学习许多事情，神从不会叫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如有神助地，就学会一切的事，我们必须付出代价去学习。”当巴比承认在逼迫的威胁下，他们有时会被迫把儿女送去受罗马神甫的水礼，有时还要参加弥撒，改革宗信徒一听之下，大惑不解。厄科兰巴丢说：“甚么！基督，就是那位神圣的代罪者，岂不是已经为我们完全满足了公义的要求吗？既然有了各各他的代赎，我们还需要其它的赎罪祭吗？你们在神甫主持的弥撒中说‘阿们’，就是否认耶稣基督的救恩了。”谈到人犯罪堕落以后的光景，巴比说：“我们相信人都有某些与生俱来的美德，就如草木，甚至石头所有的。”改革宗的信徒说：“我们认为人能信服神的诫命，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强，而是因为神的灵的大能运行，使他们的心志更新。”巴比说：“唉！最叫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感到困扰不安的，就是我们所听到路德所说有关人自由意志和神的预定的教训。……我们大感疑惑，因为我们一无所知，请你们教导我们。”这些分歧的意见，并没有叫弟兄们彼此疏远。厄科兰巴丢说：“我们要教导这些基督徒。但最要紧的，我们要爱他们。”改革宗的信徒对这些窝度士长老说：“基督在你们里面，如同在我们里面一样，因此我们爱你们如同弟兄。”

    摩若尔和梅逊继续行程，往史塔司堡，回途中经过迪庄（DIJON）。他们与人们的交谈，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指他们是危险人物，把他们逮捕。摩若尔带着随身的档成功的逃脱出来，但梅逊却遭处决。摩若尔回去报告了与改革宗信徒交通的经过，引起弟兄们的热烈讨论。后来决定召开众教会大会，邀请改革宗的信徒派代表出席，以便共同讨论问题。马丁哥宁和另一位来自迦勒比利亚的巴比乔治，负责把邀请信送去瑞士。一五三二年夏，他们到了格兰森，正巧法勒尔和其它传道人正在商议，如何在瑞士法语地区内进一步传扬福音，长老当场陈述了一些与改革宗分歧的见解，并即请求派人与他们一起回谷地，好能达致意见上的合一，同心合力向外传福音。法勒尔马上便接受了邀请，立即和疏尼亚（SAUNIER）及另外一位弟兄一起前往。

    经过了一段艰险的旅程，弟兄们抵达安革劳尼，就是马丁哥宁的本乡。改革宗的信徒亲身看见了这些住在山坡上村居的瓦勒度派信徒，而且探视他们。当时决定在湛幅伦斯（CHANFORANS）庄居内召集众人，但因建筑物容不下所有出席的弟兄，于是放在户外开会，场内摆设了一些粗木櫈作为座位。当年的宗教改革运动，是在瓦勒度派的势力范围外进行，大家全无瓜葛。但瓦勒度派却一直保持自古以来与其它无数弟兄和教会间的联系，这些教会远在改革运动以前就已存在，他们虽然同情宗教改革，但一直并未参与其事，因此在这次大会中，意大利众教会的长老，甚至最南端的教会长老，也未参加；还有从法兰西各地来的，从日耳曼来的，特别是有来自波希米亚的。参加的信徒，有农民、工人，也有意大利的贵族，包括赖夫努布尔（RIVE NOBLE）、米染度喇（MIRANDOLA）、和索拉路（SOLARO）的贵族们。在栗树浓荫下，群山环抱中，大会于一五三二年九月十二日“奉神的名”正式召开。法勒尔和疏尼亚，把改革宗的主张清楚陈明，而两位巴比——来自瓦伦斯（VALENCE）的但以理，和慕连士（MOLINS）的约翰——是主要发言人，赞成保持在谷地的窝度士信徒的信仰。谈到谷地弟兄们在逼迫中向罗马教会屈服，同意遵守天主教的节期、斋戒及其它礼仪，甚至间中参加天主教仪式，并且表面上听从神甫的指示等，法勒尔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已偏离了已有的传统，极力鼓励他们完全摆脱罗马教会的习例。改革宗信徒主张：罗马教会中一切，凡圣经中没有明文指示的，都必须绝对摒弃；但瓦勒度派信徒却辩说：凡与罗马教会有关的习例，如果圣经明文禁止的，他们都已一律拒绝。会中又提出许多关于生活实行的事例；但引起最大激辩的，是有关一项信仰的问题。法勒尔说：“在世界被造以先，神就已经拣选了每一个预定得救的。因此，凡预定得救的人，没有可能得不着拯救。谁主张自由意志，谁就是完全否定了神的恩典。”但瓦伦斯的但以理，和慕连士的约翰，同时强调人所能作的，和他对接受神恩典的责任。在场的贵族，和许多出席的信徒，都支持这一个见解，又认为改革宗提出的改革，并无必要；不然，就无异是把多年来忠心带领教会的弟兄们定罪。但法勒尔的口才和热情，助长了他的声威，结果大多数人接受了他的主张。接着大家根据这些讨论，写下信仰宣言，大多数人均签署同意，但亦有人拒绝签署，表示不赞成。

    当时弟兄们把众教会所用的圣经抄卷拿出来给改革宗弟兄们看，还展示他们所保存的档，例如“高贵的学习”、“基督教要学”、“敌基督”等，及其它古籍。改革宗弟兄们不但大感兴趣，认为这些古籍甚有价值，而且认为有印行法文圣经分发给各地信徒的必要。结果由阿立威坦（OLVETAN）负责将圣经译为法文，他是在巴黎固有的改革宗信徒中的一位忠心的同工。谷地信徒们竭尽能力负责印行的经费。圣经终于在一五三五年出版。法勒尔与疏尼亚亦收拾行装，策骑返家，继续在瑞士法语地区工作，特别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日内瓦。慕连士的约翰和瓦伦斯的但以理，则连袂前往波希米亚，与当地教会商谈后，波希米亚的弟兄们，写信给谷地的弟兄们，请求他们不要在信仰和实践上，未经慎重考虑，就随便采纳外国弟兄们所提出的任何重大改革。

    一五三O年秋，纽沙特勒居民把大教堂内的偶像捣毁，又经全民投票通过了奉行更正教，虽然压迫人民的残暴政体已被推倒，真理叫人得以自由，而市政亦因而大大整顿，可是，这些人却没有认清一件事：神的众教会，若靠民主制度的投票方式来接受引导或权柄，其结果并不会比听命于罗马教廷理想，因为教会只能接受主的引导和权柄；唯有基督是教会的中心，是召聚属祂子民的力量。圣徒彼此间交通的根据，在于他们共同与主相交，他们亦因此得到了操练，完全不是为了要辖制人，同时他们也不受人的辖制。为了强化教会与属世组织的区别，法勒尔设立了桌子，（代替在纽沙特勒天主教堂内被拆毁了的圣坛），使圣徒围着桌子擘饼纪念主。法勒尔指出，在桌子前，信徒可以在圣灵中和真理里敬拜基督，除净一切他所不喜悦的污秽。在桌子前，只看见基督在信徒当中，也只有他的命令所指定的事。翌年，法勒尔向俄比教会大群信徒讲道以后，有八位信徒在那里擘饼纪念主。

    一五三三年，在法国南部的一些信徒迫切感觉有经常在一起查经的需要。当时玛嘉丽已是纳瓦利（NAVARRE）王后；她从巴黎来到她丈夫管辖的地区，随行有勒法甫尔和饶素。他们本来是参加天主教会的，后来改在城堡里聚会，有许多村民来参加；聚会中总有一篇讲解圣经的信息。这些信徒，有些渴望能擘饼，于是就不顾有生命的危险，他们在城堡内平台下的大堂里举行聚会，那大堂的地点不容易引起外人的注意。大堂内安放了桌子，上面有饼和酒，信徒一起分享主的晚餐，没有特殊的仪式，王后和其它身份最卑微的人，在主面前也不分尊卑地一起纪念主，接着读圣经，又为穷人收集捐款，聚会完了，大家就敞开。在此同时，有一个青年名叫加尔文，（JEAN CALVIN）因为信仰的问题，被逼离开巴黎，来到坡阿帖（POITIERS），遇见不少深切爱慕圣经的信徒：他们讨论路德和慈运理的教义，自由批评罗马天主教会。后来因为信徒来参加聚会，容易惹起注意，于是就把聚会移到城外郊野地区的山洞内，称为圣本泥狄山洞。他们在这山洞内查经，没有受到骚扰。最经常引起讨论的题目，就是天主教弥撒不合乎圣经原则。他们渴慕照着主的心意纪念主的死，于是他们在聚会时，除了祷告、读经以外，还擘饼喝杯。若有人受圣灵感动，就自由交通，劝勉各人。

    然后他们开始关心到住在附近的人，也关心到他们对福音的需要。于是在某一次聚会中，有三位弟兄自动提出要出外传福音。众人深知他们在这方面是满有圣灵的恩赐，因此同心把他们交托给主，又为他们集资，然后差遣他们出去，结果，他们的劳苦大有功效。其中巴伯诺（BABINOT）是个满有学问，性情温和的信徒。他前往陀流，特别向学生和教师们作工，吸引不少人听道，也带领了不少人归信基督。这些归信的学生和教师，格外有助于向青年人传福音的工作。他们因巴伯诺具备着完美的品德，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善人”。巴伯诺四出找寻那些聚在一起祷告和擘饼的小群信徒，殷勤探望他们。另外一个出外传道的弟兄，名叫维朗（VERON），他充满活力，徒步传道，二十年间足迹遍及法兰西各省份。他为失丧的羊劳苦作工，传扬那位好牧者基督，人称他为“收庄稼的人”。他到每一个地方，例必查问谁是最德高望重的，他就竭力带领这些人归信真道。他也特别关怀青年人。许多青年人，因他所传的道，成为忠心跟随基督的信徒，甘心为祂受苦。第三位出外传道的弟兄叫维尔努（JEAN VERNOU），起初在坡阿帖作工，在该地区内的学校传福音，为众人所熟知，后来他到了萨复伊（SAVOIE），结果在产百里（CHAMBERY）因承认基督而被焚毙。

    在日内瓦，自从弗若敏在四围惊吓中创设了学校以后，福音拯救的大能就开始大大的显明出来（一五三二年）。弗若敏向学童讲解圣经故事，他本身又具备医学常识，所以不久便吸引了许多人来亲近他。其中有些是城中显贵们的眷属，她们悔改信主；亦有商贾和其它阶层的人士信主。这些信徒很快就在各处聚会读经祷告，悔改信主的人渐多，建立起的聚会也增多起来。这些聚会内容很自由释放：先由一两位弟兄读出经文，然后由懂得经文意思的信徒，加以讲解，或是带领众人一同祷告。聚会中也为穷人收集捐项。假如有些有恩赐的外人路过该地，他就会被邀在较大的聚会地方讲道，众人也就前来听信息。这些教会在不久以后，就盼望能聚会擘饼纪念主，为了避免受到骚扰，他们在一位信徒所拥有的园子内聚会。园子四周围着墙，刚好是在城墙的外边。这些聚会都是在不断的威胁下进行的，尤其是当信徒们开始围着主的桌子聚会纪念主的时候，他们所遭受到的逼迫更是利害。不久，城内因此发生了暴乱，弗若敏和其它弟兄们被逐出城，但聚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后来在一次的聚会中，参加的弟兄有八十人，还有一些姊妹，会中一位弟兄在擘饼前，给其它的人洗脚，于是更引起众人的敌对。当时在这种混乱不安的情势下，阿立威坦正进行圣经的翻译工作。为了要把原意更明确地表达出来，他把一部份原来保留希腊原文的字眼，翻译成法文：例如“使徒”，他译作“使者”；“主教”，译为“监督”；“教父”，译为“长老”。这样的翻译就把希腊原文的意思表明出来，而非音译，他说他在圣经中，找不到“教皇”，“枢机主教”，“大主教”，“副主教”，“修道院长”，“副修道院长”，“修道士”等名词，所以没有机会把它们加以更正。

    日内瓦在经过一连串哄动的事件以后，也和纽沙特勒一样，脱离了罗马教会，可是不久以后，又开始了某种的宗教组织形式，给众教会带来深远的影响，但在圣经中却没有这类组织形式的先例。阿立威坦是加尔文的亲戚。他首先引导加尔文研读圣经，加尔文天资过人，年青时候已才华毕露，许多人深受他的影响。后来他被迫离开了法兰西，到了巴色。一五三六年，他出版了《基督教原理》一书，立刻成名，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神学家。同年，他要前往史塔司堡，但因战事进行的原故，必须绕经日内瓦，原意在该地度宿一宵，翌晨便继续行程，但法勒尔一获悉他路过该地，马上去见他，缕述过去在该地的福音工作的进展，并告诉他弟兄们所遭遇的难处和工作的需要，竭力挽留他停留下来一起同工，应付四面八方来的急需。加尔文正要婉拒辩称自己无能，需要安静研究，性格又不适宜应付太多的活动等等。法勒尔却恳求他，不要因为自己喜爱研究，或因自己任何的偏好，而拦阻自己顺服神的呼召。加尔文深为法勒尔的热心所感动，接受了他的邀请，在日内瓦停下来。此后，除了有三年时间因被逐以外，他在日内瓦度过了一生，他的名字亦与日内瓦结了不解缘。他经过一番争辩以后，在该市强制实施一种根据旧约圣经形式的政教联合制度，市议会拥有最高权力，管理宗教和一切民政事宜。后来市议会变为加尔文独揽大权的工具。所有公民均须签署认信文，否则必须离境；又必须恪守一切有关道德与生活的严谨规则。本来因顺服新约圣经教训而长大起来的众教会，就在加尔文所提出的改革行动下，几乎全部被拆毁；改革宗取代了罗马教皇的权力，而人良知的自由依旧受到禁锢。

    加尔文实施严厉统治的目的之一，是要遏制当时一种流行的反三位一体论的谬误信仰。这主张由来已久，在某些方面接近亚流主义。但在此时，人称之为苏西尼主义（SOCINIANISM），原因是由居于意大利的苏西尼（SOZINI）叔侄——利里奥（LELIO）（一五二五——六二年），和浮士都（FAUSTUS）（一五三九——一六O四年）——二人所提倡之故。浮士都居波兰多年，当地与德兰斯斐尼亚（TRANSYLVANIA）一样，容许这种主张存在，而这主张也散播广泛。浮士都将波兰境内各种反三位一体教派联合起来，人称之为“波兰弟兄会”。他们的《拉寇问答》（RACOVIAN CATECHISM）一书，说明这种教义。波兰亦成为苏西尼主义的  传播中心，早期的时候，对更正教教会内一些信徒颇有影响，后来影响渐大，尤其是在更正教内的神职人员中，影响最深。这种教义，主要是批评当时的神学理论，它是由理性入手，而非着重心灵与晤性。

    有一位西班牙籍物理学家瑟维都（SERVETUS），提出与这种教义有关的理论，他抵达日内瓦，与加尔文及市议会冲突起来，因他不肯承认错误，结果被烧死（一五五三年）。这件事，可说是当时设立这制度的必然结果。

    在加尔文的管治下，日内瓦声望日隆，成为远近受迫害信徒避难的集中地，其中有好些信徒是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这些信徒深受加尔文的天才教导所熏染，把他的主张传扬出去，加尔文主义于是成为世界一种新兴的力量，其中严格的训练，无疑是把许多人模成美好的品德。法勒尔甘让加尔文独掌大权，但他拒绝留在日内瓦，也拒绝接受任何荣誉及酬劳。他迁居到纽沙特勒，并且成家立室，但他仍然继续周游传道，过艰苦的生活，直至七十六岁高龄，才安然去世。

    在逼迫的压力下，法兰西的教会继续努力，传福音的工作亦没有间断。但到了一五三四年，这种情况突然起了变化，福音工作受挫。起因是在巴黎有些信徒，认为法兰西境内基督教的进展太慢，远比不上瑞士的教会，于是派了弗勒特（FERET）前往瑞士，征求弟兄们的意见，看如何能更放胆宣扬真道。结果，瑞士的信徒为他们印刷了一些标语和单张，猛烈抨击天主教的弥撒。这些单张和标语，给带返巴黎。当时信徒们对应否张贴这些标语，并把单张分发出去的问题，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库尔奥特（COURALT）代表“权威人士”发言，说：“请大家小心处理这个张贴标语的提议。我们如果这样作，只会使我们的敌人老羞成怒，结果会令更多的信徒分散各地。”但有人说：“假如我们做事畏首畏尾，害怕牺牲的话，我们就会放弃跟随耶稣基督。”结果，持激烈主张的人，获大多数人拥护；于是众人进行周详布署，在一个十月份的晚上，一夜之间，把标语在全国各地张贴起来，甚至把一份张贴在布罗柯（BLOIS）宫内王的寝室门外。标语内文相当长：“这真理宣言，是有关教皇违背我们的主所设立的晚餐的吩咐，自行主持弥撒的错误做法。我们的主，就是那唯一的中保与独一的牧主耶稣基督。”翌日，当众人读到这些标语时，不禁大为震怒。王对更正教的政策，一向迟疑不决，但此刻亦不得不同意马上铲除改革教派。国会开会第一天，通过悬赏给凡能将张贴标语的人的姓名告密者，并要严厉处分凡窝藏罪犯的人，一经查出即一律烧死。于是政府先从缉拿那些受嫌参加聚会的人着手，然后凡赞成改革的人，不论赞同程度如何，一律列在缉捕名单内，包括那些原来反对张贴标语的人，一时情势引起极大的恐慌，许多信徒纷纷离乡别井，远走国外。法兰西全地都有烧死信徒的事件，尤以巴黎为甚。一五三五年，举行圣像及圣物大游行。王上、王室眷属、宫廷人士，僧侣教士、贵族，还有大批的群众参加游行，游行以后举行大会，就在圣母院教堂举行大弥撒，完了以后，王上和大批群众先在圣安纳（ST·HONORE），后在荷列斯（HALLES），亲自目睹信徒被焚，刑具还加以特别设计，故意延长犯人受苦的时间。被烧死的信徒，不少是巴黎的精英。他们至死忠心，坚持承认主基督，没有一个例外。他们那股视死如归的勇气，使折磨他们的人也不得不佩服。

    施图麦（STURM）是巴黎皇家学院的教授，满腹经纶，性情温和。他写信给墨兰顿说：“我们本来在一些满有智能的信徒带领下，情况很好。但现在看看：因为听从了某些愚拙人的见解，我们落到何等大的灾难和痛苦中。去年我曾去信给你，提及这儿各事顺利，还希望有一天王上会主持公道。不料，几个偏激的人就把我们这段好时光破坏无遗。在十月份的一个晚上，一夜之间，法兰西全地每个角落，都给张贴了攻击僧侣制度、弥撒、和圣礼等的标语，……他们还斗胆到在国王寝室门外贴了一张，好像故意挑衅，要引起危机。就因这回轻率鲁莽的行动，一切就都改观了，造成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官府震怒，王上不安。于是法庭天天开庭审讯。就算这些莽汉不是这场大祸的起因，起码也是导火线。如果法官们能主持公道就好了。可是现在，有些被捕的已受刑，其它的人为保自身安全，纷纷逃亡，许多人无辜的受累。告密的人公开亮相，人人可以同时起诉和作证。墨兰顿，我现在所写的，并非传闻故事，我实际上亦未将全盘事实奉告，也没有渲染我们所遭受的惨痛。至目前为止，已有十八位福音使者被焚死，其它的也朝不保夕，殃及的人愈来愈多，连清白的人，也须担心给人告密。他们目睹这些恐怖事件，也不能不义愤填胸。与我们作对的人，正是当时得令，大权在握，所以反而令人以为他是秉公行义，镇压暴乱。在这多灾多难的日子，我们只有一个希望——希望人人因这些残杀事件而生厌，王上亦会因流人血而自惭。迫害信徒的人，全受  仇恨所煽动，并非存心要主持正义。假如王上知道发动流血者的存心，他一定会另谋对策。可是，我们并不绝望。神在宝座，祂会惊散这些风暴，把我们带到藏身安稳之所，祂也必为善人预备避难所，让他们能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法兰西的多处地区，一群群信徒聚会读经敬拜，并没有任何形式的组织。有一次，在巴黎的一个聚会中，有一个信徒关心自己刚生下来的儿子受浸的事，结果导致产生了一套完整的制度。这位信徒，在良心上，他不能把儿子带去罗马教会去受洗，但亦不可能把儿子带去国外受浸。于是全教会聚会，为这件事祈祷，结果决定组织教会，选立马桑（JEAN DE MACON）作牧师，委任长老和执事，采取了有组织的教会形式。牧师有权柄为人施浸，主持各种他们认为只有被按立的人才可以行的礼仪。这个聚会这样开始以后（一五五五年），在法兰西境内的许多信徒聚会便纷纷效尤。采用这种长老制的教会，迅速增加，由日内瓦供应大部份的牧师人才。在荷兰和苏格兰的改革宗教会，受这个在法兰西首创的先例的影响，更甚于他们向日内瓦所采法的。加尔文主张每处聚会各归自己的牧师和长老带领，但法兰西教会不久就开始设立由代表各教会的牧师和长老组成的区会，牧师也有权柄管理各教会。本地的聚会后来又派出代表组成省总会。一五五九年，第一届全国性教会总会在巴黎举行，会中通过了信仰宣言。身为牧师的，都必须签署，以示同意；又草拟教会规则，以便众教会有所依循，牧师都必须恪守这些规则。

    这些教会的信徒，统称为“福音派”，但后人称之为“预格诺派”（HUGUENOT）  ，原因未明。数百年来，福音在法国东南部广传，虽然有时因信徒屡遭残杀，真理因而受阻，但到了这个时候，信徒爱慕真道的那种不能摧毁的迫切，又告复苏。有部份地区，全体信徒加入了预格诺派。在其它的地方，通常只有少数人属预格诺派，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常呈紧张，所以国家的法令允许人民有信仰宗教自由，并期望改革与容忍的措施，可带来两大教派间的和谐。国会采取宽容政策，而母后加德林麦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她写信给教皇说：“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的人很多，已非法律所能制裁，或以武力干预所能禁止，其中且有贵族和官员参加，实力雄厚，上下齐心，力量日益壮大，在全国各地形成一股可怕的势力。但感谢神，幸亏他们当中，没有重浸派，或任何不法之徒、或宣扬毒素的份子。”她末了还提出与这些信徒同守圣餐的可能性；甚至提议，在罗马天主教圣餐礼仪中可以进行改进的几方面。可是教皇态度强硬，因此双方都随时准备面对那要来临的正面冲突。预格诺派的领袖科利尼（ADMIRALCOLIGNY）说：“我们有二千五十个教会，有四十万可以作战的壮丁，这个数字，还未包括那些秘密附从我们的人在内。”

    可是，天主教派的领袖吉斯公爵（GUISE），出其不意发兵突袭一群在谷仓内聚会的信徒，他们手无寸铁，只有束手就擒被杀，于是天主教和基督教两派间仅存的一线和解希望亦告消失。内战一触即发，全国满目疮痍。经过几年战乱以后，双方同意停战，并缔结婚约，由预格诺派领袖纳瓦利王伯安（BEARN）的亨利，迎娶加德林麦第奇的女儿，她是法王的妹妹。一五七二年在巴黎举行婚礼，隆重庆祝。预格诺派信徒认为从此可以息弭争端，大批人，包括他们的领导者，都涌进城内参加庆典。

    在圣母院教堂举行婚礼后不到七天，天主教人士依照事前的预谋发难，讯号一举，立刻行动，预格诺派信徒可谓祸从天降，成为圣巴多罗买******************（MASSACRE OF ST.BARTHOLOMEW）的牺牲者，无一幸免。因为预格诺派信徒的住处，早已分别用暗号标志，所以男女老幼，一律遭殃，科利尼是首先被杀的。四天以后，巴黎和塞纳－马恩省河（SEINE）满布支离破碎的尸骸，正是四天前挤满市内街道的兴高彩烈的男女老幼。法国全境各地，都发生类似的屠杀。当第一次突袭时，侥幸逃脱的预格诺派信徒，在纳瓦利的亨利和康地（CONDE）王子率领下，曾组织起来反抗，于是内战爆发，战祸绵续了二十年之久。

    一五九四年，纳瓦利的亨利登位，为法王亨利四世。他胆识过人，但非虔信宗教。他领导预格诺派，亦只不过把它作为政治团体处理。他登基以后，因法兰西大多数人信奉天主教，而历年来的君主也都是天主教徒，因此他处境十分为难，于是他索性改依天主教，以保王位，法国因此再度落人罗马天主教的势力下。但他也利用权力，立法袒护预格诺派。一五九八年，他签准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准许预格诺派享受宗教信仰自由。

    天主教势力却不肯低头就范，法王便下令镇压，并将耶稣会教士躯逐出境。预格诺派成为国内的特殊阶级，受到敕令保护，拥有自己的土地和特权。敕令公布后十二年，法王遭暗算毙命，预格诺派又受到迫害，******************又告复发，信徒迫得武装起来自卫，但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率兵攻击，信徒屡战屡败。他们的大本营堡垒陷落，全军溃败，而预格诺派作为一个有军备的政治团体，亦告崩溃。幸而黎塞留仍准许信徒享有有限度的自由，使他们与政府和解。从此，信徒们转而专致力于农事、工业和贸易上，发奋图强，终成法兰西境内有财有势的人物，为国家带来繁荣。

    马撒仍（MAZARIN）死后，路易十四（LOUIS XIV）取得政权，马上向预格诺派施行镇压，在耶稣会势力笼罩下，他们被迫加入罗马教会，抗命者均遭迫害。有人坚持忍耐到底，但难处愈来愈大，信徒的儿女们给带走，送去修道院接受天主教教育；各地都有******************，信徒的聚会被禁止，军队占驻民居，为所欲为，这就是臭名昭彰的“以龙骑兵对付更正教徒”的政策（SYSTEM OF THE DRAGONNADES）。人民四出逃难，但骑兵在树林内到处搜索，追捕回来后，强迫他们服役，又施行各种酷刑，迫使他们“悔改”；如不就范，就把他们折磨至死。

    一六八五年，政府宣布废除南特敕令，预格诺派挣扎求生的最后一线希望亦告粉碎。政府敕令所有牧师在两星期内离境，不到数星期，八百处聚会地点遭受毁坏净尽，政府规定所有儿童都必须交由罗马教会施洗和教育；违令者根本无从谋生；试图逃亡而被逮回者，男的一律判送船上，一生当划桨苦工，女的则终生监禁。可是，尽管如此，信徒仍甘冒生命危险，扶老携幼，离家别井，偷越守卫森严的封锁线，大批逃亡国外。乐意收容他们的国家，包括瑞土、荷兰，伯兰顿堡、和英国，因此得着法国这些精英，其中不乏精明能干、信仰坚强的人，深具各种制作及贸易的长才。他们不久便在各地成为政治、军事、航海，甚至艺术及科学等各方面出类拔萃的人物。

    在南特敕令被废除后，虽然大批信徒离开法国，但仍有不少不情愿或不可能离开家园的，这些信徒继续受到龙骑兵的苦待折磨，尤以在多芬尼和兰各铎两地为甚。在这水深火热的恶劣环境下，兴起了一种奇异的属灵现象，遍布信徒之间。起因是儒理敖（PIERRE GURIEU）在一八八六年写了一本启示录铨释，指出倾亡的巴比伦，就是预表罗马教会，并说这预言将于一六八九年应验。他的门徒杜塞里（DU SERRE）在多芬尼把这预言教导小孩，这些小孩们在龙骑兵的兽行下长大，对他们深恶痛绝，于是一群—群地遍行四乡，传述启示录所预言的可怕审判，并宣告预言快要成就。在这些“小先知”中，最著名的，是个叫爱莎宝（ISADEAU）的小女孩。成千上百曾经被迫送去罗马教会的孩童，就因此回到信徒家中，坚决拒绝再去望弥撒。在兰各铎，后来有三百个这样的小先知，给囚禁在同一个地方。

    在色芬群山中（THE CEVENNES）的男女信徒，平时只会操本地土语，但在陷入魂游象外的境界时，他们就会用圣经的纯正法文交谈。他们的勇敢，鼓舞了不少信徒。他们虽受尽迫害，对国土却始终忠心耿耿。一六八三年，他们当中的牧师、贵族，和主要人物，开会商议，然后向路易十四呈递効忠宣言。但是教皇坚持要把他们铲除，称他们为“该受咒诅的阿勒比根斯派的后人。”

    可是，有人发明了一种特别酷刑，残害这些在色芬山区内的信徒，信徒们终于揭竿而起，把那个发明酷刑的侪拉（ABBE DU CHAYLE）杀了以后，武装组织起来对抗龙骑兵。其中为首的是迦瓦利（CAVALIER），父亲为面包师傅，十七岁便领导加米撒尔教派（CAMISARDS），各人身穿白衬衣制服。他才能超卓，三年之内（一七O三——五年），打败了法国好几位战绩彪炳的元帅，他手下不过三千人，而对手则为六万大军。他终于赢得了光荣的和平，但有一部份追随他的人，在作战时丧失了生命。

　　加米撒尔一役，是唯一的胜仗。在其它地方，预格诺派毫无反抗地忍受临到他们身上的各种厄运，许多人被吊死或焚毙，许多妇女受囚禁，尤以格林怒堡（GRENOBLE）和瓦伦斯两地的信徒所遭遇的最为惨烈。有一个妇人——叫宝福（BEAUFORT）的慕莲（LOUISE MOULIN），因参加信徒聚会的原故，被判在家门口吊死（一六八七年）。临刑前，她央求给她最后一次机会，给襁褓中的儿子哺乳；她获准如愿后，便安静果敢地接受死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沙漠中的教会”，或称“十字架下的教会”，继续持守见证。在南特敕令给废除后，逃离多芬尼的信徒中，有一个信徒叫若哲尔（JACQUES ROGER）（一六七五——一七四五年），获悉在故乡的弟兄们所受的痛苦，而自己远居国外过安舒的日子，心中深感自咎难过，于是决定重返祖国，和弟兄们一同受苦，并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他回到法国，目睹剩下来少数忠心的信徒，在险恶的逆境中坚守真道，又看见在某些地方，信徒受那些男女“先知”的活动所影响，多陷入狂热的混乱中。他认为必须马上有人补上那些流亡国外的牧师空缺，重建崩溃的教会体系。其它信徒与他共同作工。在一次出外传道旅程中，认识了库尔翁团（ANTOINE COURT）。这个年仅二十岁的年青人，当时早已备受赞赏，后来他就是为“沙漠中的众教会”劳苦作工的弟兄中的佼佼者。库尔翁团判断力强，聪颖过人。他四处传道，不辞劳苦，把教会组织重建起来，甚至恢复各省教会区会和全国总会的活动。他在洛桑（LAUSANNE），主持一所训练牧师和传道人的学院；这是一所殉道者的学校，因为从学院训练出来往法国各地的弟兄，大部份后来都被吊死殉道，其中有些年纪还很轻。若哲尔自己则在七十岁那年在格林怒堡给吊死。这些传道人穿林越岭，遍访各乡教会，传讲真理，经常要面对九死一生的危险时刻。这些“沙漠中的众教会”，不但未被铲除，反而欣欣向荣。一七八七年，路易十六颁布“宗教容忍条例”，这些教会才得以脱离灾难。后来在一七九三年，法国大革命成功以后，他们才喜获完全的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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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在英国的不奉国教者

    一五二五——一六八九年

    廷德勒（TYNDALE）——禁止读经——英国教会成立——马利皇后时期的迫害——浸礼派和独立派教会——白朗尼（ROBERT BROWNE）——巴饶（BARROWE），革林武德（GREENWO0D），彭力（PENRY）——在伊利沙伯女皇时期的异己者受害——在伦敦的隐蔽教会（PRIVYE CHURCH）——呼克尔（H00KER）所提倡的教会组织——流亡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英国信徒的教会——亚米纽斯（ARMINIUS）——弟兄们由英国迁至荷兰——鲁滨孙（JOHN ROBINSON）——清教徒航海至美洲大陆——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地的各种教会——印行圣经钦定译本——内战——克林戚尔（CROMWELL）的新模范军队——宗教自由——差会——佛克斯（GEORGEFOX）——“公谊会”（SOCIETY OF FRIENDS）运动的特色——对付不奉国教者的法案——基督教的著作——本仁约翰（JOHN BUNYAN）

    从外面看来，罗拉德派运动受了遏制，可是，不少信徒保留下来。他们聚会查经祷告，时刻因此受到难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活动，燃起了人们对圣经的普遍兴趣；而圣经的新译本，也推动了广泛的复兴。廷德勒（WILLIAM TYNDALE）深受路德的著作所影响，他曾在牛津及剑桥大学攻读，复留校任助教。那段期间有教士到访他家的时候，他总指出天主教的实践与真理大有出入，为此他受到迫害，要离开英国。他清楚人们最大的急需，就是要熟识圣经，因此定意，“如果神救他免死的话，在不多年以后，他要使所有在田间作活的青年都能认识圣经”，要比那些一直不容他们读圣经的宗教人士更多认识圣经。他在欧洲大陆过着流亡的生活，“但心中火热缅怀祖国，竭尽所能带领同胞领受及明白神的圣言，和他的真实，就如神所赐给他的恩惠一样。”他所翻译的新约圣经英文版本，在一五二五年刊行。翌年，就印行第二版。这新约圣经在科伦面世，接着就是摩西五经，然后是旧约圣经的其它书卷，都是在盎威普（ANTWERP）和汉堡（HAMBURG）完成的。此外，他并将新约部份多次印行新版。要把这些圣经大量运去英国，其困难和危险性不下于在把它们分发出去时所会遭遇的。天主教教士们尽他们所能的，极力排斥这些新译本。汤马士摩亚爵士（SIR THOMAS M0RE），也是激烈反对者之一。这版本虽然是日后钦定译本所根据的几种版本中最常用到的，但起初出版时，不少人认为译文多有错误。最受抨击的字眼，就是以“聚会”代替“教会”。摩亚批评它错误百出，还说：“如果要把错误处处都指出来的话，就等于是把全卷圣经由头说一遍。”又说： “要在其中找出错误，等于是在海里寻水。”

    这些圣经给偷偷地运人英国，由一个自称“基督徒弟兄”的团体负责在国内分发，所到各处，人人争相购阅，后来运到大学内销售，学生们组织读经会，一起研读。伦敦主教一早便宣布禁令，禁止人读这些英译本圣经。他说：“我们根据可靠的各种报告，又根据事情明显的表现，有许多罪恶之子……，极端愚顽瞎眼、偏离真道，违背天主教信仰，他们巧妙地把新约圣经译为英文，……这些译本数量很多，有些书面还烫上光泽，里面用英文写成那些危害社会的毒素，大量散播全伦敦教区，……无疑地，这些************会将那些交付我们手中的羊群毒害，使他们误入异端教训。……现在各人必须将这些圣经英译本，全数交出，不论是全卷的，或单本的，一律要缴呈代理主教，否则将开除教籍，并将视为异端份子，接受处分。”他还硬指在此英译本内，共有两千处异端教训。后来他查出这些圣经的批发商，名叫柏京顿（PACKINGTON），就想利用他，把圣经英译本悉数毁掉，当时经过情形是这样：“主教满以为他可以随意对待神，事实上他是与魔鬼携手合作。他对这批发商说：‘柏京顿先生，请你费神把这些译本收集起来，不管你要花费多少，我必照数偿还。这些译本错误百出，害人不浅。我打算要将它们全数在圣保罗十架堂烧毁。’”事情就照这协议进行，而更正教徒就赚了一大笔钱，印刷了更多圣经。当时有一个因被控传异端而下狱的信徒，被人间及究竟廷德勒和他的同工是获谁人资助时，他说：“是伦敦大主教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因为他付了一笔数目不少的款项，要把新约圣经烧毁。这笔款项就成了我们唯一的经济来源和资助。”英国国教人士四出搜索这些************，许多人因拥有圣经英文译本而要给判罚款、或下狱、或处死。当时的记载说：“许多人因被查出阅读廷德勒所翻译的新约圣经而遭受处分，……但读这英译本圣经的人，日益加增。”

    后来由英国派遣的密探，查出了廷德勒匿藏的地方，于是把他逮捕，在比利时审讯他，判处绞刑，还用火烧尸（一五三六年）。可是，廷德勒已完成了他的任务，他已勇敢无畏地付上了他所该作的。他与其它帮忙翻译和分发圣经的信徒，还有将其中所启示的真理教导和实行出来的众信徒，大家一起努力，带领人认识神，并明白生命的道。

    当时，在英国正掀起大变化。一五三一年，亨利八世被人承认为英国教会的最高元首；英国教会代替了罗马教会，而英皇也取代了教皇的地位。教皇与英皇之间的冲突正代表了一面是拥护教会控制国家的主张，另一面是提倡国家权力高于教会的论调，两者间的不协调，也正是教皇至上的理论和伊拉斯田（ERASTIAN）的见解的冲突。企图使政府的力量高于教会的权力（伊拉斯田主义ERASTIANISM）的努力，已经在伯兰顿堡和萨克逊展开，克蓝麦（CRANMER）认为这是最好的途径，因此亨利八世也采用此为国策。

    廷德勒死的那年，他所翻译的圣经，由皇上下令指派科威对勒（MILES COVERDALE）加以修订，译成钦定本，成为英国国教信仰所依据，全国教会均采用。但不久这个自由又给撤销。一五四三年通过法案，宣称“为了要推广真理，并铲除异端，……所有英文旧约及新约圣经，凡根据廷德勒那错谬不确的译本的，均须废止毁灭，不得保留。”凡不服从的，即遭严厉处分，有些人甚至遭终身监禁，信徒可以读其它的书籍，但只有审判官、贵族、官长及法官等，可以向自己家人谈论圣经。“商人也可以私下里自己读圣经，但妇女、工匠、学徒、工人、各级侍从仆人、农民、奴工等，都不得读圣经或新约英译本，不论是个人阅读，或彼此诵读，或私下、或公开，一律禁止。”贵族的妇女却可以自己阅读。皇上宣布要严厉清除这些书籍，并立法严刑执行。但不管许可与否，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可能阻止一般人去读圣经。在教会中有人大声诵读圣经，人就去听。当局宣布禁止的话，人们就想尽方法去获得圣经。有一个工人，在他那本新约圣经里写着：“在一五四六年，购于牛津，由约翰达比尔（J0HN DARBYE）带来新碧里（SEYNBURY），购价十四便士，当时我正为力铁迈尔（LETYMERS）先生理店，这本圣经当时被禁，连牧养教会的人亦无从阅读。我祈求神医治人的眼瞎。罗拔威廉斯（ROBERT WILLIAMS）志此为念。”就是这样，人们领受了摩西和众先知的教训，学习了历史书和诗篇，尤其是从福音书内认识了耶稣基督，又从使徒行传中得以追溯祂救赎大工的果效，结果全国人心大为改变。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圣经影响人心思的深浅，就表现在该社会显出公义与同情的程度上。

    在爱德华六世（EDWARD VI）在位六年间，当权者把英国教会比前更坚立在抗罗宗的路线上。但在接着而来的玛利皇后（QUEEN MARY）统治的六年期间，却倒行逆施，又恢复向罗马教皇效忠，全盘接受天主教的谬误异端。可是，政府当局虽然是这样反复无常，人民却坚定不屈，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使他们屈服于与神的话相违背的道理下，因此成千上百的信徒，不分男女尊卑，在英国各城乡内给公开烧死。这些殉道者所受到的迫害，比掌权者的政策和宗教界的辩论显得更有力，终于粉碎了罗马教会的势力。英国人民对这些惨痛的经验、记忆犹新，成了他们的警戒，提醒他们不要重返天主教的怀抱。

    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期间，在伦敦有一个建基在圣经真理上的教会，由法国、荷兰和意大利的信徒组成。早一些日子、也有这种性质的英国人教会，其本源可直溯至罗拉德党时代。伦敦主教在一五二三年曾说过：当时大批的威克里夫派异端份子，并非是晚近才出现的，他们事实上早已存在一段时日了。根据记载，一五五五年，在英国已有“信徒聚会”；而远在一五八九年前，在伊利沙伯女皇时期，也早已有浸礼派。这些称为“独立教会”或“地方教会”，和那些称为浸礼派的，都是信徒所组成的独立教会，彼此间的区分，仅在于受浸的遵奉：浸礼派为信徒施浸，而独立派信徒则为婴儿施洗，但规定婴儿的双亲之一，（或监护人），必须是信徒。

    白朗尼（ROBERT BROWNE）积极主张每个信徒聚会各自独立，因此人称这些聚会为“白朗尼派”，就如以往人习惯为国立教会以外的任何信徒起教派名称一样。若里爵士（SIR WALTER RALEIGH）曾在国会里提出报告，说白朗尼派教徒有好几千。白朗尼的著作，给予当时的社会极深的影响。他所出版的书籍，例如“《真正基督徒的生命与行为——与土耳其人、天主教徒、异教徒的分别》，及《论及早进行改革》等，都很著名。有两个人，因为销售这两本书而在圣厄门士（ST.EDMUNDS）被焚。白朗尼本人后来被捕下狱，受尽酷刑，以至精神及身体健康均告崩溃，最后他还是重返国立教会那儿去。

    各种与国家教会分离的敌派，例如清教徒（PURITANS）和长老会派（PRESBYTERIANS），尤其是浸礼派和独立教派，纷纷受到无情的迫害。牢内挤满了这些受迫害的信徒，里面龌龊不堪，难以形容，结果无数信徒死于疾病及各种煎熬苦害之下。

    在独立教派中，最著名的几个人，是巴饶（BARROWE），革林武德（GREENWOOD），和彭力（PENRY）。前两人坚决认为：如果有人不同意国家教会那些不合圣经原则的作风，最干脆合理的做法，就是与国立教会分离；人们如果附从自己所不信服的主张，或因传扬这些自己不能苟同的见解而接受薪酬，那是十分可耻的行为。这两个人受囚禁多年以后，终被吊死。同一时间，在韦尔斯，彭力不忍看见人民可怜无知的光景，竭力传扬真理，努力不懈，并且劝勉人也要劳苦作工，结果激怒了那些国家教会的人士。彭力多有传道的恩赐和能力，生活敬虔，满有爱心，格外关心失丧的灵魂；他满有学问，又富同情心，爱护家人，忠心传道；工作大有果效，许多罪人悔改，信徒亦得造就建立。他的工作主要是在韦尔斯，但大部份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两地，后来他在伦敦被捕，在上述两位福音事奉上的同工被吊死以后不久，他自己也惨遭同样的命运。

    这些信徒都是属于所谓“在伦敦的隐蔽教会”的成员。这个教会的建立原则，是根据主的话：“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18：8）他们没有固定的聚会地点，只在信徒家中或户外郊野聚会。一五六七年，其中一个聚会遭解体，他们当中有十四、五位作带领的弟兄给下在牢中。一五九二年，又有五十六位信徒在聚会时被捕。大批信徒年复一年备受种种折磨，不少人带着锁链被囚在地窖内。在六年中，有十七位信徒死在狱中；后来又在一年内，死了二十四位弟兄。

    在此期间，呼克尔（RICHARD HOOKER）写了一本维护英国教会体制的书，备受推许。书中反驳那些提倡改革英国教会的主张，极力指出单凭圣经，不足为教会的指引。他说：使徒所行的，有好些并未见于圣经教训内，但仍不失为使徒原则，他又认为神的律法，有好些是可以随意更易的；信徒日常生活中所行的，好些并未有圣经明文教训指示，而人的行为中，也不是每一样都必须根据圣经教训，这些行为可受限于理智的法则；他也认为人的信心亦可建基在圣经以外的信仰上，因为天赋予人相当的自主能力。他又说：圣经中所记述的，不一定都可以视为主的命令。就因为呼克尔这样强调圣经有限的权威性，暗示圣经大可以忽略过去，结果人就可以把一些与圣经相违的惯例和教义，看为理所当然，例如：婴儿受洗，圣礼可以救人等主张，就给一般人所接受。呼克尔又说：“有人指责我们在多方面离开了基督和他的使徒的古老单纯的教训，批评我们加添了不少外表的冠冕堂皇；又说我们遵循的宗教仪式，好些都不讨神喜悦，也非热心事奉神的人所同意的。又有人指出：教会起初的情况，是最理想的；早期基督教的信仰，也是最完美的，当时的信徒明确的领会圣经，生活敬虔。以后人所发明的习俗、规矩、和教条，对基督教会来说，都不大合宜，所以最佳的办法，就是把以后所发明的一切人为的做法，一律废掉，将一切简化，恢复起初原来的样式。”对于这些批评，呼克尔的答辩如下：“凡如此主张的人，必须承认在使徒时代教会的制度并不明确，因为在这方面，圣经未有完整详细的记载，而他们又拒绝接受圣经以外的一切记录。所以，当他们把教会的样式，局限于使徒时代教会的样式时，就等于是根据一种极不明确的规格，除非他们无需任何教会制度，只求遵守记载在使徒书信内的形式。……”他又说：“我十分相信，他们的意思，并非指我们现在就要秘密聚会来事奉神，或要在山溪小河内给人施浸，或指定在吃肉用饭后才守圣餐，或要恢复教会信徒一起用饭的习惯，或要取缔全部牧师制度，或要人完全出于自动来全时间专心事奉神。在这一切事上，他们不难发现，原有的样式是如何不通用于目前的情形，虽然在第一世纪时，这种样式十分合适方便。前人的信心、热心、和敬虔，实在值得我们钦佩，但是否因此就可以证明基督教会的样式，必须与那早期的样式相似呢？我们是否因此不能采用当时所没有的样式，或是就因此而必须废除任何当时所未采用的样式呢？由此可见，那些主张把教会恢复到最初原有的样式的人，必须在他们的主张上加上某种界限。”就是这样，呼克尔眨低了圣经的权威性，又批评那些与他对立的人，指出他们如果要贯撤自己的主张的话，就该在宣称回复圣经样式的努力上，做得更撤底。他最后下结论说：英国教会无须再加以改革，因为它较符合圣经真理和一般的常规。然后他把英国教会各种信条和实践，逐一讲解，又提到教会组织的最高元首是亨利八世和以后继承皇位的人，力说这种制度完全符合圣经教训。说到这个教会，他认为“英国教会内的每一个份子，都是英联邦内的一份子；而联邦内的每个人，也都是英国教会内的成员。”他的主张和推论，虽然如此积极，但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言论还算审慎严肃，大异于当时其它教派攻击信徒的狂暴和护骂的作风。

    伊利沙伯女皇在统治末期，已不复把那些反对加入英国国教的人囚禁，而是改为将他们放逐出境。结果不少白朗尼派和重浸派的信徒，在荷兰找到藏身之所。他们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成立教会，在杨孙（PRANCIS JOHNSON）和爱因斯沃夫（HENRY AINSWORTH）带领下，在一五九六年发表了“流放于低地国家的英国信徒的信仰宣言”。

    荷兰成了十分重要的宗教活动中心。在那些著名的教师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亚米纽斯（JACOBUSARMINIUS）（一五六O——一六O九年）。虽然他的名字常与那些宗教斗争连在一起，人又常把亚米纽斯派（ARMINIANISM）与加尔文派互作比较，但事实上，他本人并非分门结党的人，见解亦未见得走极端。自从奥古斯丁提出神拣选的权能，而伯拉纠却为人的自由意志和责任辩护以后，这个神人之间的关系的直要问题，一直引起不少争论。加尔文，还有追随他的人，曾经有力地指出圣经有关神的权能和拣选的教训，却尽量避免不提在圣经中这个真理的另一面，因此他们的推论，就只根据片面的真理，而非全面的真理；于是所得的结论，就是人成了命定的对象，自己无法改变命定。这种说法，结果引起强烈的反应，而且这些反应流于极端激烈。亚米纽斯深受加尔文的主张所影响；人公认他品德完美，才华超卓，都推举他为加尔文主义较温和的一派执笔辩护。当时这温和派，备受抨击，处境危殆。他在深入研究以后，发觉他所要维护的见解，大部份不能成立，因为这种说法，等于是承认神会犯错误，限制了祂救赎大恩的程度，使大多数人落入绝望的处境，失去得救的可能。他读了圣经以后，明白基督代罪的大工，是为所有的人成就的，而人自由的意志，是神的命定的一部分内容。他竭力回到圣经原有的教训，和教会的信仰中，避免陷入双方长久以来争执的过激见解内。他这个信念，使他与影响他最深的加尔文派，发生正面街突，结果他因此丧生。他的教训，后来发展下去，带出来循道会派的复兴，充满生气和传福音的热忱。

    詹姆士一世登基后，曾经一度在伊利沙伯统治期间放松过的推动宗教统一的努力，又重新加强。当局虽然多方遏止，人民却继续向外逃亡。在这个时候，有一群信徒在根司波鲁（GAINSBOROUGH）聚会，带领的弟兄叫斯弥特（J0HN SMYTH）。有些信徒每主日从十至十二哩外的地方走来聚会；后来这些信徒出来在斯克比（SCROOBY MANOR）另立聚会，而在诺立赤（NORWICH）因受逼迫逃出来的鲁滨孙（JOHN ROBINSON），也加入了这个新建立的聚会。可惜他们能安心聚会的时日不多，不久，他们聚会的房子便受到监视，谋生的工具又被抢走，甚至有人被捕下狱。结果，有一部份人，试图逃往荷兰，但告失败。最后大家决定把整个教会迁到海外去（一六O七年），但途中迭次遭受围捕，不少人妻离子散，亦有给抓回去下在监内；最后抵达目的地的人，仅为少数，各人一贫如洗，但内心不屈不挠。到了阿姆斯特丹及其它地方，受到当地教会的接待。

    可是，阿姆斯特丹的教会，不久就因信徒意见分歧而遭遇难处。荷兰的门诺派教会，主张“信而受浸”，这一点，斯弥特和赫维士（THOMAS HELWYS）亦表示同意。但是，大部份的人表示反对，教会内部顿呈分裂。斯弥特和赫维士，还有四十多位信徒，被迫离开，自行组成独立教会。浸礼派信徒认为政府无权干预人民的宗教信仰，也无权强施任何教条。政治只应处理政治的事务，负责维持治安。但其它信徒则认为国家有责任管理宗教和教会的秩序；他们虽然反对政府任何强施于教会的措施，但并不愿意让其它持相反意见的信徒有充份的自由。斯弥特领导下的信徒，认为基督徒当兵，或当法官或官长，都不合乎主的教训。杨孙和爱因斯沃夫，却渐渐趋向采用长老会式的教会组织的主张，鲁滨孙却表示反对，为了避免惹起更多争端，鲁滨孙和一部份信徒，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到了来丁（LEYDEN）建立新聚会，大家同心，和平相处。鲁滨孙工作，大有能力，接触面广泛。这些教会，不但成为受迫害的圣徒的家，维持真理的见证，后来还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以后的情况有了改善，有些信徒回到英国去，大大地帮助了那里的信徒。赫维士和其它弟兄们，约于一六一二年，在伦敦成立浸信会；几年以后，原为鲁滨孙同工的亨利雅各（HENRY JACOB），在伦敦成立了独立教会。后来有一批信徒从当中分了出去，组织了一个“特别”浸信会，或称加尔文派浸信会。但在此同时，有部份信徒，却想到更长远的计划；他们想要去新大陆设立教会，可以享受信仰自由，敬拜和见证的自由。那些流亡海外的信徒，逐渐感到催迫，要到新大陆去。经过了长时间的祷告和商议后，“斯皮得威勒”号（SPEEDWELL）就出发去完成这壮举。分离并不好受，鲁滨孙在得力夫港（DELFT HAVEN）向船上出发的人所说的一番话，更是叫人难忘。他说：“我在神和他蒙福的天使面前，嘱咐你们，不要效法我，过于你们在我身上所见的向基督的效法。神若借着他别的器皿教导你们，就当听从，正如你们从前听从了我所传的真理一样，因为我实在相信，主借着神的圣言，要启示更多的真理。至于我，我为那些改革宗教会所落到的光景，感到婉惜，不能自己，因为到了现在，他们仍旧停留在起初提出改革时的光景，并未有向前再跨一步。路德派的人，也仍旧停留在当年路德所领会的地步，我们的神向加尔文所启示的心意，路德派誓死不肯接受这些启示，然后你们看，加尔文派亦老是停留在这位伟大的神人所领受的启示里，而加尔文也未能领受全面的一切真理，这种光景，实在是可怜复可叹！因为虽然他们在当时曾真正为神发光，但这光却未能参透神全部的心意，如果他们现在还活在人世的话，他们一定乐意接受更多的光照，正如起初他们受到光照一样，因为基督教这么晚近才能脱出那些敌挡基督的黑暗是没有道理的，而完备的真理也不可能只有这么一次向人启示出来。”不久，“五月花”号（MAYFLOWER）亦从英国载来一批人，会同“斯皮得威勒”号，一起出发。但“斯皮得威勒”号发现船身破裂入水，只好驶回原地，船上的人一起挤到“五月花”号上。这艘小船就从普里茅斯（PLYMOUTH）出发（一六二O年），海上的大风暴，几乎迫使他们回航；但各人决心继续航程，奋斗到底，经过了九个星期的航程，其中一百零二人，终在新英格兰的普里茅斯湾登陆，奠下了一个新的国家的基础，这国家比任何其它国家都更兴旺繁荣，并能一直维持当日敬畏神和热爱自由而立国的男女信徒的特色。

    英国国教源出于罗马教会，但一直与之分离，且深受路德派及瑞士改革宗的影响。英国国教以国王为元首，因此带有政治色彩。它与改革派教会相同之点，是沿用罗马教会的教牧制度，连同接受婴儿受洗和由牧师施主餐的惯例。起初的英国国教并非是圣公会派，但在伊利沙伯统治时代后半期，作风渐渐倾向罗马教会化；不久，便全部抄袭罗马教会的管治制度。清教徒就是一直坚决的反对这些罗马教会的作风，竭力希望保持抗罗宗的特色，维持圣经的权威性，拒绝接受管治教会的人士所发施的命令。当时长老会比英国国教较同情欧洲大陆的改革宗。长老会后来在苏格兰成为一个正式的教派；但在苏格兰，这种不与国教合一的政策，是不容存在的。在万士窝特（WANDSW0RTH）（一五七二年）成立的长老会，曾被当地政府解散。当时独立教派坚持每地信徒聚会应该独立，各自直接仰望主的引导，正如圣经中的教导，这个主张与当时的国教大异其趣，又因他们不承认国王与会督（BISH0PS）在国教中所占的特殊地位，甚至认为，除非他们本身都是真正悔改的信徒，否则就连做教友的资格都不能有，因此他们大受迫害，受到无情的监禁，或罚款，或受酷刑，浸信会的处境最为不幸，因为这些信徒在教会真理上，不但和独立教派同一主张，而且否认国家有权干预宗教，也不同意婴儿受洗。他们竭力恢复初期“信而受浸”的做法，直接打击教牧的特殊权力。在属灵的事上，他们接近重浸派、瓦勒度教派，和其它相类的教派，因此他们的遭遇，不免就像这些教派和独立教派一样，不容于那不顾一切要全国人民接受的国教。

    在这些圈子中，不论是罗马教会、或安立甘派（ANGLICAN）。或自由教会，其中都有个别的真正基督徒，而在那些遭逼迫和受人鄙视的信徒聚会中，有不少是根据新约圣经中神的众教会的样式的。他们在这混乱不安的世代中，仍然能坚持见证，他们的信心和爱心，就像以往及日后的圣徒一样，备受考验。

    一六一一年，圣经的钦定译本出版。译文流畅有力，大大推动了福音的传播；其中所采用的文句和比喻，也成了英国文学中的基本部份。这圣经钦定本，销售量一直高踞首位。在引人向善方面，亦比任何出版书籍更具影响力。

    在苦难逼迫中，信徒聚会反而日益增加。一六四一年，上议院的报告指出，在伦敦及该市附近，一共有八十处不同“宗派”的聚会。其中事奉的工人，受人鄙视，被人戏称为补鞋匠、裁缝师傅，“及其它垃圾之类” 。

    但国内情势不久就因内战而大大改变。在战争进行中，有人提出组织一个新的国家教会。当时会督们拥护国王，不肯妥协，而新教会的推行，又必须获得苏格兰的全力支持。因此，国会委派着手草拟新国教体制的宗教界人士，决定采用苏格兰公约和长老会体制。这个建议获国会通过，长老会人士坚持这种新教会体制应在全国中实施，如有拒绝依从的，一律须受严惩，所有宗派并须一律废止，那些参加此项在威斯敏斯特（WESTMINISTER）举行的会议的独立派人士，抗议无效；而主张宗派完全自由的浸信会人士，根本无从参加意见。在内战中，克林威尔（CROMWELL）的“新模范军队”（NEW GODEL ARMY）成立，成为日后战争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军队是由宗教人士组成，大部份是来自所谓“宗派”的信徒。在内战中，不同教派的人士并肩作战，包括圣公会、清教徒、长老会、独立派、浸信会等。他们在战争期间，还一同敬拜聚会，学习在患难中彼此容忍的功课。他们并未有想到奋斗争取的宗教自由会真的实现，反而还在忍受思想偏狭的立法当局所漠视。但是，事情突然起了变化，草成威斯敏斯特信条的会议和国会，同时解散，共和政体成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在信仰、言论及出版各方面的自由。

    一六五三年，国家议会宣告，不许以任何形式强迫人民信奉国教，并称“凡因耶稣基督信神的，虽然在教义上，或敬拜方式上，或教会管理制度上，各持不同意见，但不得因此受禁制，在信仰和宗教奉行方面，人民一律受保护，好叫公共治安得以维持，而公民权利均受保障。”教皇制度及主教监管制度，则不在受保障之列。国家教会又委出“检验员”（TRIERS），检查主持教会人士的生活。如果发现他们生活不俭点，立即予以开除。结果被开除的人，为数不少，改由被认为有资格教导信徒的人出任牧师，这些人多为长老会派和独立派，也有几位是浸信会的。禁制解除以后，以前一直受到压抑的各种恩赐，就逐渐显明出  来，兴起了一批大有才能的牧师和属灵作家，带起人民灵性方面的复苏，传福音的工作大为蓬勃；有好些并没有宗派色彩的教会，因此建立了起来，教会亦开始注意到异教徒的需要，国会并成立了一个在新英格兰传福音的机构，宣称“因为获悉在新英格兰的异教徒开始求告主的名，认为有责任去协助这项工作”。在这方面力加鼓吹的，有依略特（J0HN ELIOT）；他因逼迫逃出英国，远渡重洋，抵达波士顿，住在印第安人中间，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便将圣经及其它书籍，翻成印第安文，又在他们当中传扬福音，提高了他们的灵性和社会地位。

    在罗彻斯特郡（LEICESTERSHIRE），佛克斯（CHRISTOPHER FOX）夫妇，为人敬虔。在一六二四年生了儿子乔治（GEORGE）。乔治佛克斯孩童时，心思意念便比平常儿童显得严肃早熟。后来他自述说：“当我看见成年人举止轻率胡闹时，就从心底里生出厌恶。我便对自己说：有一天当我长成时，我一定不会这样。”年仅十一岁，他就决心不要多言多语，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又规定自己不随便饮食，注意健康，“善用万物，尤如差使仆役，为了荣耀造物主”。他从事商业一段时间以后，蒙神呼召离家，时年仅十九岁。接着四年，他旅行各地，偶然返家探视亲人。在这段时期，他心灵内有极大的挣扎痛苦，他祷告禁食，长时间单独散步，又向不少人请教，但发现那些神学教授们的言行并不一致，心里甚感不安，节期的时候，例如圣诞节，他不参加庆祝，反而逐家探望那些穷寡妇，周济她们。他的金钱足以糊口，也有余帮助他人。在散步的时候，他自称常得主的启示。有一天，他正要去考文垂（COVENTRY），心中想到：不论抗罗宗或天主教徒，只要是基督徒，他们也就是信徒；然后他自忖：“可是，信徒都是重生的，已经出死人生，否则他就不是信徒了。”他就恍然许多自称为基督徒或信徒的人，事实却不是。又有一次，在主日清晨，当他走过田间，主向他启示：“在牛津或剑桥大学受教育，未必就能使人有资格做基督的工人。”他深深记得下面这段经文：“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约壹书2：27）因此，他就认为不用去教会聚会，反而带着圣经，走去叶园或郊野去安静读。主又启示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顿感诧异，因为一般人常称教会为“神的殿”，“可畏之地”，或“圣所”，但他到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神的子民，就是他的殿，神也住在其中。在此时，他终于离开家人亲友，到处流浪，每到一处，找着房间安顿，住几个星期后，便又离开住别处去。他也不复向教士们请教，而转向不奉国教者求助，但连后者也不能为他解决问题。他说：“当我向人所存的一切希望幻灭以后，外面任何事物都不能给我帮助，我也不晓得该如何作，这个时候，我就听见一个声音向我说：‘唯有耶稣基督能帮助你。’当我一听见这句话，里面就欢欣起来。”于是他心里安息下来，享受与基督的相交，知道他已成全万有；在祂里面，他亦已得着万有，他也就完全信靠祂。他清楚主的命令，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引领人出黑暗入光明。他说：“我晓得基督为众人死，为众人赎罪，借着那从上而来叫人得生的生命，启示众人；唯有相信祂的，才是真正的信徒。……”又说：“我并未靠谁人的帮助，也非凭字句得以明白这些事，虽然字句明明的写出来，但我却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光中，和倚靠祂的圣灵和大能，才得以明白，正如那些把圣经写下来的属神的圣者所领受的。我尊重圣经，圣经是何等宝贝，因为我是在那位感动人写出圣经来的圣灵中，领受神的圣言。神向我所启示的一切真理，与圣经中所说的，完全一致。”听他讲道的人渐多，其中多有悔改归信的，于是“公谊会”（S0CIETY OF FRIENDS）聚会陆续在各地展开。

    佛克斯的原则，是信徒应该拒绝武装或从军。他绝对不主张运用武力，教导人要好好的忍受一切，要饶恕人，人不可立誓，反对十一捐。他以无畏和百折不回的精神，推动这些主张。他的“见闻录”（JOURNAL）中有这么一个事例：我往三哩外一间教堂去，有一个著名的高级教士在说教，他本身还是个医生，……我走进去，等那教土说完了话，他引用的经文是：“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喝，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我当时被主神所感动，就对他说：“你这骗子，下来吧！你吩咐人来，不花钱就可以得着生命活水，但你传福音，却领取每年三百镑的薪酬，你能不羞惭脸红吗？说这些话的先知以赛亚和基督，白白赐下生命活水，他们有没有接受任何薪酬呢？基督差遣工人出去传道时，不是说过‘白白得来的，要白白舍去’吗？那个教士听了我的话，不禁吃惊，匆匆离去。他离开以后，我就有机会向聚会群众尽量说出我想要说的，把他们从黑暗中领出来，走向光明，得着神的恩惠，使他们得着教导，也一并得着救恩，又领他们在里面接受神的圣灵，圣灵在他们里面就能作他们的师傅。”当时在国内全境和国外，都发生了冲突。“公谊会”聚会所采用的方式，连政府所鼓励的容忍政策亦无法宽容，各地人民的激愤和仇恨，一发不可收拾，人戏称“公谊会”为“贵格会”，这些信徒被鞭打，罚款，甚至给关在龌龊不堪的牢房内，受尽了侮辱欺凌。佛克斯本人多次入狱，被人鞭打苦待，当时信徒很多，同一时间内受监禁的，总不下一千之多。可是这些信徒从不埋怨，亦从不逃避畏缩，而且人数日益增加，遍布全境。他们又差遣男女信徒出去传道，不顾危险，不久又在国外工作，西至西印度群岛及新英格兰，东至荷兰和日耳曼。

    在詹姆士二世在位时，“公谊会”聚会的信徒，和其它信徒一样，重获自由。他们便致力于为人解除痛苦及消弭不平而努力。这种工作，成为他们活动的特色。

    他们的见证最大的果效，在于把人家已遗忘了的事实摆明出来。这事实就是：圣灵内住在人里面。他们并没有建立任何照新约圣经耶种形式的教会，入会资格亦未规定人一定要悔改重生；他们也不施浸，也不纪念主，但是在聚会中，圣灵能借着所拣选的人，自由运行在其中，不受任何人为的规例所限制。

    复古运动开始以后，一切要强迫人奉行英国国教的措施，卷土重来。一六六二年，统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通过，规定每个牧师都要向会众公开表示他相信并同意公祷书中所写的一切，而牧师必须由圣公会按立，结果约有二千位牧师拒绝服从而被革职，其中当然有不少精良份子。这批人大大加强了国内不奉国教者的阵营，而政府接着通过一连串法案来对付他们，规定不奉国教者，不得在地方政府任职；又规定他们在领聚会时，除家人以外，人数不得超过五名；他们亦不得担任公职。被开除的牧师，不得走近从前服务过的市镇五哩之内。凡触犯这些法例的，均受严惩。可是浸信会和独立教派继续秘密聚会，贵格会亦如常聚会，不久以后，结果又是大批信徒被捕下狱、判罚款、上颈枷、上木狗、不一而足，受尽酷刑。国家教会和不奉国教的离心份子间无情的激烈的对抗又告展开，由十七世纪中叶直至十九世纪，延续多年，但在面对这些残酷的仇恨的经历中，不奉国教的份子逐渐赢得公民所当享有的权利。

    在这些冲突中，一种异常的属灵与悟性的恩慈与能力，在不同的圈子内，渐渐显明出来。在一大群佼佼者中，有长老会的巴克斯特（BASTER），他以所著的《圣徒永恒的安息》  一书而留名后世；欧文思（JOHN OWENS）是提倡公理会教义最有力的：瓦特斯（ISAACWATTS）是独立教派的信徒，所作的诗歌叫人能自由发表敬拜和赞美的心思；还有本仁约翰（J0HN BUNYAN），他所著的《天路历程》，脍炙人口，是除圣经以外最受基督徒欢迎的一本书。他因受苦和竭力作工，得以侪身于最崇高的圣徒中。

    本仁约翰是斐德福（BEDFORD）地方教会的信徒也是长老，以后成为该教会的牧师，该教会的会议记录中，记载着教会如何经常祷告禁食；在接纳信徒加入的程序上，在属灵生活的操练上，在探望和教导信徒的事奉上等等，都十分慎重，就算在逼迫苦难的日子中，因要缴付罚款而经济顿形拮据的时候，聚会没有固定的地点，可是长老们依然殷勤事奉，热心见证不懈。虽然那教会是浸信会，但信徒彼此交接，并非纯粹根据受浸这一件事，也不因信徒有时意见分歧而妨碍了彼此同心。本仁约翰渴望与众圣徒相交。他说：“我绝对不会让受浸成为教会的规条，成为拦阻人进入的门闩，或把浸礼作为将义人与不义的人分隔起来的墙栅。”他又说：“既然你们已知道了那使我与他人有别的姓名，那么让我告诉你，我是个‘基督徒’，神若看我配，我宁愿称为基督徒、或信徒、或其它圣灵许可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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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喇巴第、敬虔派、亲岑多夫、非拉铁非

   一六三五——一七五O年

    喇巴第（LABADIE）——在罗马天主教会内成立团契——加入改革宗——往俄冉遮（ORANGE）——往日内瓦——提领克（WILLEM TEELINCK）——佛依地（GISBERTVOET）——罗顿斯台恩（VANLODENSTEYN）——喇巴第往荷兰——长老会派和独立教派间的意见分歧——米第堡（MIDDELBURG）教会进行改革——与改革宗教会会议冲突——唯理主义（RATIONALISM）上的争论——喇巴第指责教会会议——喇巴第被逐出改革宗——在米第堡成立新教会——新教会被迫离开米第堡——迁移至戚耳（VEERE）——再移至阿姆斯特丹——家庭教会成立——许热曼（ANNA MARIA VAN SCHURMAN）——与佛依地分道扬镳——家庭教会发生难处——移至纥立佛得（HERFORD）——喇巴第死于阿统拿（ALTONA）——家庭教会迁往魏窝特（WIEUWERD）——家庭教会解体——见证的果效——施本尔（SPENER）——敬虔派（PIETISTS）——夫兰克（FRANKE）——基思强大卫（CHRISTIANDAVID）——亲岑多夫（ZINZENDORF）——纥仁护特（HERRNHUT）——分裂——接纳亲岑多夫所立的规条——复兴——在西投（ZITTAU）发现的文献——恢复波希米亚教会的决心——与路德会的关系问题——黑人安东尼（ANTHONY）——摩利维亚差会——在英国的差会——森依克（CENNICK）——中央集权制度不宜于教会扩展——“非拉铁非”（PHILADELPHIA）组织——模利诺斯（MIGUEL DE MOLINOS）——盖恩夫人（MADAME GUYON）——阿尔诺得（GOTTFRIEDARNOLD）——威根司坦（WITTGENSTEIN）——马尔堡（MARBURG）版本圣经——伯尔堡（BERLEBuRG）版本圣经——非拉铁非发生的呼吁——霍次努（HOCHMANN VON HOCHENAU）——特尔斯铁根（TERSTEEGEN）——斯提领（JUNG STILLING）——早期教会、改革宗、及其它教会——回到圣经原则去的各种途径

    罗马天主教会内的神秘主义思想，使年青的喇巴第（JEAN DE LABADIE）深受影响。他在一六一O年生于波尔多（BORDEAUX），在耶稣会教士门下受教，准备日后成为该会的成员。但他对从事的宗教研究，大失所望。于是转而专心研读新约圣经，深感福音的浩大，又见当时基督教的腐化败坏，深知恢复的唯一途径，乃在返璞归真，回复起初在耶路撒冷第一个教会的样式。一六三五年，他被按立为神甫，但他感到自己并非受主教所按立，而是由主自己按立他，是主把他从母腹中分别出来，为要改革基督教会。

    不久，他就感到必须离开耶稣会，当时他还未正式加入该会，但情势不许他摆脱当时的身份，他也不可能回头了；因此，他只好把自己交付神的手中，让他开路。后来他生重病，需要长期疗养，耶稣会也只好放弃叫他加入的计划。他这才得偿所愿的离开了波多尔和昔日的环境。他在波多尔那段时期工作出色，因此大主教同意他接受一份教职，先在巴黎，后在阿免因斯（AMIENS），从事教学工作。

    许多人受他的教学工作所吸引。他的教法是叫学生先读圣经，有时一口气读好几章，然后由他加以详细讲解。他广泛供应新旧约圣经让人阅读，人人专心研读圣经，放弃背诵玫瑰经。他指出福音是信心与敬虔唯一的指引，而早期基督徒的生活态度，才是历世历代所该遵循的。在主教的同意下，他设立了“聚会”，或称“弟兄会”，由那些已醒悟过来的信徒所组成，每周聚会两次，默想神的话；各人又在家中读经。他对这些信徒表示，自己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在神的心意中，教会有一天能恢复原来的样式，使人能在聚会中聆听并思想神的话，照着教会原来的方式，宣扬真道（林前十四章），又能擘饼饮杯纪念主。为此，他受到耶稣会不断的迫害，结果他要离开毕迦地，往他的出生地盖因尼（GUYENNE）去，同行的有好几位“弟兄会”的信徒。在该地，他涉猎了加尔文的著述，并加以研究，希望能从其中找到一些为神而活、并依照圣经原则去行事、相信及敬拜神的一类人，但他发现自己所得着最要紧及关键性的真理，都是来自他还在罗马天主教会时自己研读圣经的结果，并非因研究加尔文思想所获致的。他又读到在十六世纪期间勒非甫尔、毕力公纳次、饶素及其它人所进行对教会的改革。因他不断受逼迫，只好把自己隐藏在圣衣会（CARMELITES）的人当中，匿居在同情他的人的保垒内，因而认识了一些属改革宗的人。这些改革宗信徒的生活和教训，使他深受影响。他本来要继续服务罗马教会，并尝试尽力矫正弊端，但终于明白他与天主教修士间的对立形势，不可能叫彼此间言归于好，他希望在加入改革宗以后，能得以自由公开承认神放在他心中的真理，而他亦基本上同意改革宗的教训，于是在一六五O年，在孟投本（MONTAUBAN）正式加入了改革宗，但心里仍旧认为改革宗在信仰上未够严谨，在实行上亦未够彻底。可是自己所提倡的改革，既然不见容于罗马天主教，他就决心将改革的努力，转而施于改革宗的教会内。

    在他的著述和讲道内，喇巴第指出，改革和敬虔生活的能力，源于与神交通的内在生活，因此他详细教导人祷告和默想。他说：基督徒要持定的目标，就是顺从神的旨意，与神联合，无条件地舍己爱神，又要在任何环境下爱神，并荣耀祂。

    喇巴第被迫离开盂投本，路经俄冉遮（ORANGE）。当地教会的长老央求他留下来。在信徒的协助下，他进行了教会内彻底的改革，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受到改革的教会”。但不到两年功夫，因为路易十四不断的恫吓，使他不敢再逗留在俄冉遮王子统属的地区内。于是他接受在伦敦的一个法国人教会的礼聘，出任牧师。他绕道瑞士前往，路经日内瓦，被人挽留下来充任当地教会的传道人（一六五九年）。他讲道满有能力；使当地教会在加尔文的严格统治后所转呈的散漫作风得以扭转，信徒重新恢复寻求公义，使全城人民道德情况为之改观。他在家中所举行的读经聚会，格外蒙恩。他教导聚会的青年人说：基督徒的“双手”，是“纯正的信仰和圣洁的生活”。这些深得读经聚会的帮助的青年人中，有施本尔（PHILP JAKOB SPENER）。

　　一六六一年，喇巴第受邀前往荷兰，在一群热心为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当中工作。其中有佛依地（VOET），罗顿斯台恩（VANLODENSTNYE），和许热曼（ANNAMARIAVANSCHURMAN）。他们请求他留下来在米第堡（MIDDELBURG）的教会担任牧师。提领克（TEELINCK）曾在该教会内工作，大有能力，叫许多人蒙福。

    俄冉遮在威廉（WILLIAM OF ORANGE）的英明领导下，尼德兰一带脱离了西班牙的铁枷而独立；此后，低地国家在宗教自由和物质文明方面，一直凌驾于邻邦之上，并且成为属灵活动极为蓬勃的中心。弗兰那克（FRANECKE）大学的教授，亦多为学术的权威，且为人敬虔。导致人民对宗教发生兴趣的原动力，却出自提领克。他生于一五七九年，父亲在该国政府内担任要职，他曾在法国、苏格兰及英格兰等地求学。在伦敦，他结识了一些清教徒；他在他们当中所见闻的，改变了他以后的一生。他学习祷告禁食，放弃攻读法律，决心专一事奉主。他在半伯尔（BAMBURGH）寄住在一位信徒的家中，目睹信徒的祷告生活和善工，是他从来未接触过的，也是从来没想过会有此可能的，就如：家中经常祷告和讲解圣经；饮食前谢恩；平  日的交谈话题；同心唱诗；参加聚会等等。上自家主，下至仆婢小童，都极为热切，满有兴趣。家主对人和气慈祥，乐意周济穷人；这一切都大大影响了他一生。他回到荷兰以后，殷勤作工，一面传道，一面写作，大有果效；再加上他个人生活的敬虔榜样，因此引起当地教会大大复兴。他在米第堡工作了十六年之久，直至一六二九年去世为止。他一直以改革宗教会徒有虚名而引以为憾，深感当地教会尤如行尸走肉，了无生命亮光或温暖，因此他一心致力教会内真正的改革。他主要还是采用各种属灵的方法，但在这些方法无法矫正一些基本谬误的情况下，他便认为不妨假手于政治力量。

    提领克死后，由佛依地起来带领教会。他在当时各种宗教问题的争论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改革宗教会大力辩护，驳倒反对的人士，声誉日隆。在教会例常的聚会以外，他创立了一些较小型的聚会，由普通信徒参予带领。后来他的门生罗顿斯台恩更着意栽培这些聚会，他也是在弗兰克大学攻读的。这些小型的聚会在他的带领和鼓励下，成为该国宗教生活的重要部份。

    回头再说到喇巴第，他接到厕身在这种宗教气氛中的信徒的邀请，不免响往，虽然日内瓦的教会多方挽留，他结果还是去了荷兰。旅途极为险阻，但刚好在日内瓦有八十名瓦勒度派信徒，领取了通行证件，要往巴勒登丘，其中有三人因病须在日内瓦留医，于是他们的通行证件转由喇巴第和他两位友人依旺（YVON）和杜力农（DULIGNON）领用，就这样混在旅客中出境，到了海得尔堡（HEIDELBERG），与敏努勒特（MENURET）会合。这四个人立志完全分别为圣，舍弃世界一切情欲与荣华，专心跟随耶稣基督，甘愿过贫苦、被人蔑视及迫害的生活，活出基督的样式，背起他的十字架，甘愿受辱，将自己完全献上给神，为福音摆上；自己先以身作则，好能帮助别人。

    到了荷兰，他们首先前往乌突热赫特（UTRECHT），被邀到许热曼的家中，受到她和佛依地及其它信徒热诚的接待。住了十天，在这期间内喇巴第讲道教训人，充满能力，满有果效。许热曼深受吸引，但佛依地和罗顿斯台恩，很快就发现他的灵大异于提领克所表现的，因此担心大家未必能合作愉快，也怀疑教会能否如喇巴第所相信的那样把世界从其中赶逐出去。

    就算在这段较早的时期，长老会和独立教派间所存在的分歧，也已渐渐显明了出来。改革宗教会一般性采取长老会制，而在英国的教会，则较多保留独立教派的作风，这也正好是喇巴第所赞同的。独立教派不承认教会会议的权力，认为独立的教会是直属基督的，也该直接向祂负责。可是，荷兰和法国的改革宗则设立教会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各教会分别派出两位代表参加，由这些代表向各教会传达会议的决定。改革宗亦十分重视牧师的职权和训练，尤其是当他们目击门诺派教会的牧师制度崩溃，他们就更坚持自己的牧师制度。但另一方面，独立教派却不认为这些教会组织或制度是必须的；他们的主张，和喇巴第的一样，认为教会是信徒的聚合，而教会的教导和见证的根基，则在乎信徒们共同的信仰。提领克和佛依地却认为教会是福音大能彰显的场所；他们工作的目标，就是引领教会内各人回转，过有意义的生活。罗顿斯台恩认为“改革宗”这名称，并不完全洽当，应该称为“须加改革的教会”才对。他和佛依地一直希望能在两种不同的理想之间，谋求折衷的模式。同时，教会内亦另有一部份信徒，认为教会已完全堕落，不复在地上存在，信徒所等侯的，唯有是主再来。

    喇巴第到了米第堡以后，对荷人和法人聚会属灵情况低沉的光景，大感失望；教会内纪律散漫，和他本人的理想相差太远。于是他着手进行改革，透过讲道、编写信仰问答、小组聚会、灵性操练等方式，叫人最深受影响的，还是他个人的虔诚舍己的生活。他劝勉负责教会法庭（CONSISTORIUM）的信徒，要禁食祷告，从罪中分别出来，这样才可以有效地运用基督所交付教会的权柄，“或捆绑、或释放”；又激励他们更多舍己，更多思想主的话；如此，教会才能有起色。

    在荷兰，这类教训是空前的。他习惯随时祷告，也教导别人这样作。这样的作法，在当时来说，可说是新奇的。他所提出的与神在心灵中的合一，也非信徒以前所领会的那般。在他的带领下，信徒学习依照新约圣经的原则去实行；弟兄们人人可以运用“说预言”的恩赐，在圣灵感动下，可以在聚会中随时站起来讲解圣经，照着教会的需要而应用出来。喇巴第写了一本书，名叫《圣经所说的真正教会的三十种特征》，指出只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的聚会，才能称为真正的教会；借着圣灵，信徒彼此联络，成为一个身体，在教会内同受基督的灵的引导。

　　喇巴第的教训，不但在米第堡赢得了许多人的信服，就是在荷兰全境，也广受欢迎。照当时的情势来说，如果众人果真能依照这些教训去行，改革宗教派定必大为改观，也会一改作风，更多注重人在灵里与神的相交。可是，当时的人担心这样的改变，会使人失去灵里因基督救赎的大工所享有的安息，又流于过份着重行为，忽略了信心；偏重成圣，而低眨了称义；他们也担心一旦给予信徒自由讲道的机会，亦会削弱教会所按立的牧师的权柄。

    喇巴第所提倡的改革，遭遇到大部份教会领袖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改革过于新奇，破坏了一向的惯例。这些反对日益加剧。一六六七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法人教会会议中，通过要求他签署比利时教会信条，表示同意。在多年前他虽曾在孟投本、俄冉遮和日内瓦等地，签署过类似的教会信条，但这一回他却拒绝签署，因为他认为那些信条内容，多有不合乎圣经教训的字句。为此，反对他的人更大力抨击他。在来丁举行教会会议时，大家议决：如果再下一次在威列星根（VLISSINGEN）举行教会会议时他仍拒绝服从的话，就要把他革职。消息传到了米第堡，众人大为愤怒，市议会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结果教会把该项议决案从记录内删去。

    在此同时，阿姆斯特丹的一位医生美遮（LUDWIG MEIJER），出版了一本书，强调圣经一切的解释，必须根据天然的悟性。这种提倡唯理主义的论调，立刻引起全国相信圣经是圣灵默示的人民所激烈反对，以致官府不得不委出博学知名的科克由教授（COCCEJUS）负责拟写一篇反驳的文章，同时亦有其它人写书驳斥唯理主义，包括乌突热赫特的法人改革宗教会牧师倭勒座根（LUDWIG WOLZOGEN）。可是他所写出来的，表面上是驳斥唯理主义，但因论点与教会传统的信仰有太大的差异，以至那些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信徒，感觉到他的著作反而好像是维护信徒所要驳斥的。喇巴第也着手写了一本驳斥理性主义的书，论调铿锵有力。米第堡的法人教会于是决定在威勒星根举行会议时，宣告正式谴责美遮教授的主张。会议结果，委出三处教会分别针对美遮教授的著作提出报告，在拿阿丁（NAARDEN）举行下一次会议时公开讨论。这三处教会，包括米第堡教会。结果，三份报告内容大不相同，但出乎意料之外，会议讨论结果，大部份人认为美遮教授的书，并无不是之处，而且还通过认可倭勒座根的论点。喇巴第见状，马上离开会议，返回米第堡与教会的弟兄们商议。但与此同时，大会会议决定将他暂时解除职务，罪名是他提倡的教训过份怪异新奇，又指控他的教导错误，说当时仍旧是恩典时代，等到基督胜过了祂一切的仇敌，成就了神创造的目的，把神起初所创造的万物原来的样式都恢复以后，基督掌权作王的千禧年才会来临。会议决定，如果喇巴第不肯就范，就要被革职。大会派出代表前往米第堡教会，授权代表们革除任何反对的教会成员，可是米第堡教会全体负责弟兄，拒绝听命，歇力声辩喇巴第的教训并不违背教会的信仰和原则。于是教会议会遭暂时禁止活动，并决定下次大会时就要正式宣布禁止喇巴第讲道。

    喇巴第满有特殊的恩赐，因此反对他的人格外忌惮他。他毫不胆怯，放胆传道，还发表声明说绝对不和教会大会有任何交往，因为他认为他们已经腐化堕落，深陷在各种谬误中；他不但指出比利时教会信条内的错处，还力指教会大会并未接受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教训，他又谴责教会会议和法庭的组织，责备他们循例举行宗教仪式，读圣经的时候不加讲解，又准许未得救的人担任洗礼的证人，还允许他们守主餐。他亦指责教会主持婚礼时，容许不虔不义的人照基督教的方式起誓及祝福，而教会内掌握大权的人，就像天主教教皇一样，借着各种教规，囿限信徒的良心。他指出教会中唯一的权柄，是圣灵及神的话，就是指圣经中所说的话，信徒心中所经历的真理，也正和圣经的话吻合。既然基督徒的良心只接受神的话的引导，因此拒绝与神的话相违的教规，或其它人为组织的命令，就不算是违命反抗。相反地，基督教会为了信徒良心上的自由，正应如此，并且要反对任何越过神话语的规模并高举自己的教皇制度式的系统。

    等侯多时的大会，终于在一六六九年在度突热赫特（DORDRECHT）举行。喇巴第和米第堡教会的负责弟兄，和一些其它信徒，在该地守候了一个星期，要在大会中提出上诉，但大会根本不让他们有机会发言，迅速通过将他和一切支持他的人逐出教会，原因是“他们不服从教会的命令，并意图挑启争端”。

    喇巴第清楚他蒙神的呼召，要重建使徒时代样式的教会。他在四十岁前，一直为罗马教会的改革努力，然后又花了二十年的工夫，为改革宗教会效力。为此，他摆上了一切自己的恩赐和整个生命，热切地献上一切，但结果处处落空，徒劳无功。因此，他得着的结论是：“任何现存的教会，都不可能加以改革。如要恢复使徒时代教会的样式，就必须先脱离现存的教会组织。”他一经醒悟以后，就把所领受的在米第堡教会实施出来。有三百人跟随他离开了原有的聚会，另立聚会，由几位长老和三位传道人负责牧养，每天两次聚会，主日则举行三次聚会。聚会的地方只设木凳，没有讲台，只有一列较高的木凳，专供长老和传道人所用。信徒们都习以为常地在聚会中轮流讲道。他们不采用“改革宗”这名称，宁愿称为“福音派”，只有重生的信徒才可以加入聚会。

    这个新建立的教会，与原有的改革宗教会不同，因此当地政府勒令新成立的教会离开米第堡。距离一小时路程的威耳（TE WEERE）的人获知这消息后，马上邀请被逐的信徒迁到那儿去。信徒们欣然前往，米第堡的大法官立刻知道犯了大错，因为人人蜂涌前往威耳听道，米第堡教会空无一人。他心中有所不甘，只有向更高层的地区政府请命，要求指令威耳地方法庭将喇巴第和依旺赶逐出境，罪名是他们挑拨离间，扰乱民生。米第堡的法庭派了武装人员去执行命令，但威耳的人民如同一人，起来极力反抗，看来内战可能一触即发。喇巴第挺身而出，说明不愿意因他的原故而导致流血事件，他也清楚神的手要带领他离开威耳，到阿姆斯特丹，他向众人说明谁乐意跟随他的，都可以一同前往。威耳的人深感不安，但喇巴第去意坚决，该地人民只好让步。当地法庭宣称让他离去，“实是出于无奈，诚不得已。”

    喇巴第和三个朋友，及一些同情他的人，一起移居阿姆斯特丹，受到该地人民热切的欢迎，并获保护及信仰自由的保证。过去喇巴第的工作在该地曾引起极大的影响，所以他一开始聚会时，成千上万的人就涌到那儿，不再在改革宗教会内守圣餐。在其它国家的大教派，也受到同样的影响。他们虽然没有亲自来参加聚会，但他们亦深受喇巴第的教化。改革宗的人士深恐这种趋势会危害他们本身的制度，于是求助于政府。但当时执掌政权的，是那英明的政治人物维特（JAN DE WITT）；他的政策是维护宗教自由，所以改革宗的阴谋，并未得逞。

    可惜当时喇巴第本人的心思，和他周围的人所作的，影响了他的事奉，比任何外来的攻击所带来的影响更大。他从经验中，从神的话语内，已领会到他不可能将某个城市，或某种教会制度，全盘加以改革来实现他的理想；可是他对那些自称依照使徒时代样式建造的教会，亦未感满意。不错，这些得救的人一起聚会，又与周围的世界分离，可是，这些信徒仍然软弱失败，需要不断照顾牧养，因此他决定建立“家庭教会”，亦即“家庭就是教会”。他相信这么一来，其中的成员们可以彼此认识，彼此扶持，真正跟随基督，与神合而为一。他在阿姆斯特丹租赁了一幢房子，供四十人居住，就这样成立了“家庭教会”，经常聚会，每周一次大家一起用缮。外面的信徒可以参加聚会，在聚会中用法文讲道，用荷文翻译。依旺、杜力农和敏努勒特则出外布道，福音传遍尼德兰及邻近的国家。

    许热曼也迁来阿姆斯特丹，在该房子内租住一个单位，参加了家庭教会。她曾被誉为当代最杰出的女性，曾用各种文字和欧洲各地知名的学者文人通信联系，人家亦尊重她的意见，接受她的劝勉。这些学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各有专长。许热曼从小就笃信基督；在她用拉丁文写成的《优吉里亚》（EUKLERIA）一书中，她忆述说：“我还不到四岁那年，有一次和保姆坐在溪边，她向我反来覆去说：‘不再是我自己，我是属于我那位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我听了以后，心里充满了对基督的爱慕，当时那股强烈的感受，使我一生难忘。”她又写了下面的话，为自己加入家庭教会的行动辩护：“我多年来因见基督教已远离了它的根源，失去了原来的样式，深感痛苦；又看见那些教会人士所作所为，实在难以令教会恢复该有的样式；事实上这些教会人士本身亦亟需改革。现在，我已找到了神所预备的仆人，能把腐化了的基督教，彻底改变，心中正充满喜乐，有谁能禁止我加入呢？”她因为颇负盛名，所以当各地的人获悉她加入家庭教会的时候，纷纷去信请求她返回改革宗。但她正乐得摆脱了旧造，又已经得着了那没有人能夺去的上好的福份。她以前一面寻求神的荣耀，一面也要自己得好处；但到了这个时候，她一心一意只求神的荣耀；她变卖了一切所有的，交给喇巴第，以后也没有为此后悔。在家庭教会中的人事多次变动，但她一直是得力的助手，德高望重，深得各人敬佩。

    佛依地认为这种新发展的趋势，带着潜伏的危机。他多年来大力支持喇巴第，但现在则起而加以反对。

  他写了一本书，指出信徒不应该因改革宗的败坏软弱和不冷不热而离开，也不应加人这种代替教会又与人隔绝的修道院式的家庭教会组织，又说这种家庭方式，容易引起各种恶意的推测。这本书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于是出现了一封反驳的匿名信，措词激烈卑劣，后来有人发现该信出自喇巴第的手笔，顿使他的声名一落千丈，许多人群起而攻之，但这些抨击，却使家庭教会的信徒更紧密的联结，也有其它的信徒陆续加入，包括阿姆斯特丹的市长。

    但过了不久，家庭教会发生了难处。他们当中一名寡妇死了，谣传她是被谋害的，尸身给秘密的莽在花园内；这消息一传开以后，大群人包围着房子，几乎引起了暴动；当局赶紧派兵镇压，并守护着房子内的人，经过了三天之久。后来喇巴第所疼爱如亲生儿子的敏努勒特，患了精神病，结果发狂身亡。家庭教会的人经历了这些变故，不禁自问：如果这教会是真正属神的，为何会有这类的事情发生？他们检讨之后，发现虽然他们对接纳家庭成员一贯采取审慎的态度，但成员中竞有人是奉苏西尼主义的，另外又有人附从贵格会的主张。这两个成员受到斥责之后，老羞成怒，印发传单毁谤中伤家庭教会，结果事情闹到法庭去。审讯的结果，证明传单内所写的都是虚构和揑造的，可是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人人知道家庭教会中有危险的分离教派分子，一时引起了外面的人更利害的敌视。为了维持治安，地方法院下令外人不得参加这些“家庭教会”的聚会，只准住在房子内的人聚会。这么一来，聚会便无法扩展，人数也无法继续加增。

    为了谋求对策，许热曼求助于老朋友伊利沙伯公主，她是纥立佛得（HERFORD）的女修道院的院长。她马上邀请家庭教会的人到她那自治地区内定居。于是喇巴第和约有五十名信徒，由阿姆斯特丹乘船住布勒门（BREMGEN），再转车往纥立佛得（一六七O年）。当地路德派居民激烈反对无效，公主出面袒护他们。因为四周的居民对他们极度的仇恨敌视，使他们与外界更为隔绝，只有更专心致力于内部的属灵操练。他们深受喇巴第的教训所影响，认为到了这地步，他们才算是真正的向神完全摆上自己。于是开始凡物公用，表示他们完全舍弃世上的财物，完全舍己，与基督身体上的众肢体合一。当他们开始这样作的日子，就在擘饼纪念主的死的时候，忽然有一种奇异的属灵狂热的感觉临到众人；起初只是一两个人的感受，但接着全体都感染到这份狂热，于是他们开始说方言，然后站起来手舞足蹈，这样维持了约一个小时。以后这种现象又告出现，他们大部份人相信这是表明众人在基督的灵里的完全合一，但有些人提出反调，并且自行退出。外面的人知道这情况以后，对他们更为敌视。这些信徒一直都不主张婚娶，但到了这个时候，开始改变看法。喇巴第、依旺、和杜力农等先后成家立室，娶了能在为主作见证的事奉上给他们帮助的妻子。

    伊利沙伯公主虽然多方维护他们，但当地居民对他们的仇视，有增无已，最后他们只好决定离开，在阿统拿（ALTONA）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地点，租赁了两幢房子。后来喇巴第在该地安然去世（一六七四年）。许热曼亦在此写成她那本《优吉里亚》。可是因为战事的关系，他们被迫再转往西弗立斯兰（WESTFRISLAND）的魏窝特（WIEDWERD）小乡村内的窝泰城堡（CASTLEWALTHA），城堡的主人让出全座城堡给他们居住，这地方就成为他们最后的家。乡民欢迎他们；改革宗人士派出委员调查他们的信仰，查明他们并不会危害他人以后，就让他们安居下去。许热曼和杜力农及他的妻子，都在此先后去世，许热曼死时年七十岁。

    这些信徒聚会的人数渐渐多起来，周围地方的人都来参加聚会。他们又派出不少人往外传道，一批人往苏立南（SURINAM），另一批人往纽约；他们都是由魏窝特的人所资助和分配工作，可是两批人都徒劳无功而返，主要是他们并没有专一向未信的人传福音，而是致力争取当地的基督徒加入他们的阵营。这些人出外传道，花费不少，使留在家中的人更感拮据，又因遭遇实际的困难，于是奉行了二十年之久的凡物公用制度，便被迫中止。

    这个决定，可说为害不浅，因为聚会中大部份信徒都十分穷苦，多年来没有学习任何谋生的技俩，其中有好些也缺乏工作的能力，长久以来只是倚靠其它较为富裕的信徒来维持生活。依旺说明当年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分散以后，大家就不再凡物公用，而家庭教会到了当时的地步，也该是分散到世上各地工作的时候，发挥有如“面酵”的作用。这个说法，如果是在早几十年前提出，他们也就无须放弃照圣经的原则所建立的教会样式，也不会改为“家庭教会”的方式，使见证的范围大大缩窄，更拦阻了他们向外的发展。最后，家庭教会解散，各人分散各地。依旺留在窝泰城堡，后来也在此去世。廿五年以后，城堡落在他人手中，最后一位追随喇巴第的信徒，也从此离去，不知所踪。

    喇巴第一生努力不懈；他的能力来自心灵内与神的相交，经常的祷告，和殷勤的读经。当他认识到自己要改革罗马天主教会的大理想，根本无法实现以后，又从经历中领会到任何城邦都不可能达致人人悔改而转为教会的地步；以后，他又发现改革派抗罗宗的教会无法加以进一步的改良，使之恢复新约圣经教会的样式。结果，他经过了长期的挣扎，才领会神的真正教会起初的样式和一贯的情况。可是，后来他匮遭反对仇视，灰心失意之余，这才想到“家庭教会”的方式。他以为在小圈子内，信仰可以保持纯正，可是，他就在这一点上走了岔路，没有认识到真正的教会，并非是一些完全人安息之所，而是所有承认主名的人所组成的群体，这些人各带着自己的软弱、愚昧和缺乏，在教会中，如同在育婴室或学校一般，接受以永不止息的爱心所生的忍耐的教导。我们从喇巴第一生中，看见了那百折不回的勇气，看似失败，其实他的成就永存。起先的时候，他在教会内把一切兼收并蓄，连真正的教会所必须要分别出来的属世制度，也包揽在内。以后他却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去，把教会的范围又过份缩窄，以为教会只包括那些完全的基督徒。曾经有一段时候，他建立了一些真正的教会，而他的教训所带来的影响，一直流传后世。他对教会的认识，不够全面完整，使他不免犯了错误，把教会囿限在小圈子的聚会中，结果流于过份狭隘封闭。但他的经历却是十分宝贵，给我们指出：神的话语才是真确的指南针，提醒我们不要偏离左右：不是把世界的样式都收纳在教会内，就是把其它的圣徒拒诸教会的门外。

    在一六四八年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抗罗宗的国家元气大伤，在国民道德方面，也因在战争暴力和动乱的环境中长大的一代道义荡然无存，因此也陷于衰落的状态。路德派教会和改革宗教会，都各自拘泥于所奉行的正统教义，反而忽略了实行敬虔生活的必要。

    施本尔（SPENER）在一六三五年生于亚尔塞斯（ALSACE），三十五岁时就成为法兰克福路德会的主任牧师。他深感教会亟须改革，于是首先在自己的家中设立聚会，后来聚会移至教堂内举行。聚会的目的是在实行“古老使徒时代的聚会方式，……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描写的。凡有知识和恩赐的人，都可以讲道，不争先恐后，发表他们对正在寻求的问题的意见，其它的人就慎思明辨。”信徒们经常聚会，一起思想指定的题目，然后彼此交通。男女信徒分座，但只许弟兄交通。他们规定不许别的人批评，也禁止闲言闲语。起初大家选读一些属灵的书籍，彼此讨论，但后来他们只读新约圣经，一起思考神的话语。在这些私下举行的聚会后，接着可能有发问的时间，或彼此认罪，或分享属灵的经历，目的在温习所学习的属灵功课。施本尔并不鼓励信徒这样作，他只负责讲解圣经。他反对任何宗派的名称，就如“敬虔派”（PIETIST），“施本尔派”，或其它，因为他原意并非想另立教派，一心只想返回那古老的宇宙性的教会的样式。施本尔对别的教会所行的，并不反对，甚至表示支持，但他自己却不一定跟他们那样行。他自认没有当改革家的魄力，但具备容忍歧见的能耐。在一些聚会中所进行的自我检讨和认罪，他都可以包容，但他所主持的聚会，却并不如此行。他也尊重一些信徒的属灵神秘经历，但自认并没有这样狂热的感受，就如在异象中看见新郎基督，或如“寂静派”（QUIETIST）所经历的那种舍己。他的愿望，见于下面所说的话：“我何等渴慕能见到一个单纯的教会，凡事正直，无论在信仰或实践上，都能表明使徒时代基督教会所有的样式。”他并不敢期望教会内“没有杂草”，但盼望牧养教会的人，能在圣灵引导下作工，而大部份信徒都能向世界死，过诚实虔敬的生活。他指出大部份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不是得救重生的，而许多作牧师的，也不全然明白那能使教会坚立的真道。过了不久，在法兰克福施本尔所属的教会的信徒，停止参加主餐聚会，不愿意和那些不虔不义的人一起守主餐。施本尔由法兰克福被调到直历斯顿出任法庭牧师，然后又调往柏林，在那儿殷勤作工直至离世（一七O五年）。他所创设的组织，人称他们为“敬虔派”，成为一股属灵的力量，使教会生气勃勃，虽然屡受正统基督教人士所抨击揶捡，但他们始终没有脱离路德会，只是在其中另立聚会，吸引了不少寻求敬虔的信徒，并且结出许多果子来，带来深远的属灵果效。

    深得施本尔教益的人中，有夫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KE）。他生于律伯克声（LUBECK）（一六六三年），攻读神学。这些学术研究，虽然使他得着一点帮助，却未能给他的心灵带来平安。但是，这些研究使他里面生发出一种爱慕，要在生活行为中实践他在思考中所能理解的真理。经过了好几年迫切的追求，忽然有一天，在刹那间，他有了悔改得救的实际经历，除去了他的不信，使他牢靠地得着救恩的确据。他强调人必须悔改，过圣洁的生活。他叫许多人蒙恩得救，可是也不免树敌。他被列为“敬虔派”的一份子，被迫要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阿尔弗，他原是当地教会的牧师。同日他接获伯兰顿堡宫廷的邀请，出任刚成立的哈勒（HALLE）大学的希腊与东方语文学教授。他在该地目睹人民困苦的光景，深感不安，于是设立了奉献箱，收集捐给穷人的款项，然后分发给有需要的人。有一天，他收到一笔比平常数目大许多的款项，约有十五镑。他后来记述说：“我收到了这笔款项以后，在信心完全的释放下，喊出来说：这笔为数不少的金钱，应该能作出一点有意义的事，我要为穷人开设一所学校。”这就是日后在哈勒那庞大的慈善机构的发仞。这机构从来不向人募捐，也没有外来的资助，正如夫兰克所说的：“我们一直仰望天上永生神的供应，毫无匮乏。”在他去世的时候，该机构属下的孤儿院，收容了一百三十四名孤儿，由十位男女职员照料；而在几所学校中受教育的学生，有二干二百多人，大部份不用缴费，老师共有一百七十五位，此外每天还得为好几百孤儿供应膳食，又办印刷和销售书籍，开设图书馆、药房、医院，及其它的福利机构。当时亲岑多夫（ZINZENDORF）也是其中的学生，后来长大后常与夫兰克在一起，聆听那些在座的传教士缕述他们在海外的工作。这些经历给他以后一生的影响很大。

    一六九O年，正是“白山之役”后七十年，也就是甘美纽斯带领最后一批信徒离开摩利维亚后六十二年，基思强大卫（CHRISTIANDAVID）在离福尔湼克不远的地方出生。甘美纽斯多年前所祈求的“隐藏的生命种子”果然蒙了保守。基思强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就像他们的邻居一样。他从小放羊，后来从事木工，非常虔诚，心中关切如何才能获得神赦罪的确据。他从阅读及探讨所得的答案，都相当的矛盾，使他更感困惑。结果他离开了家人，往德国去寻求真道，经过了不少遭遇和挫折，他邂逅瑟斐尔（SCHAFER）牧师，他是个“敬虔派”的信徒；从他那里，基思强明白了救恩之道，心中充满了喜乐和火热，回到摩利维亚，到处传道。已被遗忘了多年的真道，又在听道的人心中复苏。可是这些信服福音的信徒，马上受到利害的逼迫。基思强回到瑟斐尔那里，看看能否在萨克森找到藏身之所，因而认识了亲岑多夫。

    亲岑多夫从小深爱耶稣基督，他在“敬虔派”当中所受的教育，加强了他爱主的心志。当基思强第一次跟他见面时，他正住在伯帖勒多弗（BERTHELSDORF），接近波希米亚边界，与友人若特（R0THE）牧师一起在当地服事主，当时他年仅二十二岁，基思强比他年长十岁。这两个青年人讨论到摩利维亚的急需。亲岑多夫欢迎这些被逼迫的信徒前来住在萨克森他所拥有的产业上。基思强迅速返回本土，把那些可以成功偷出家门的信徒带走，攀山越岭到萨克森的伯帖勒多弗，他们都受到热诚的接待，可是却没有找到可以安顿下来的住处。离开亲岑多夫的产业约一哩外，有一个长满树林的小山，叫纥池堡（HUTBERG），亦称“守护山”，他们将它改称为“纥仁获特”（HERRNHUT），意即“主护城”。他们就在那里重建家园。基思强  用斧子砍掉第一棵树，以身作则，勤奋作工，其它的信徒也一起动手建造。基思强一面建房子，一面传道。不久就把房子盖好了（一七二二年），成为日后“主护城”许多建筑物中的第一幢，它的建筑设计形式，也成了日后在世界各地同类房子的蓝图。

    有一天，当基思强正在伯帖勒多弗盖造房子时，他的心思回到摩利维亚，突然他放下工具，连帽子也不戴上，走了二百哩路，到了观窝特（KUENWALD），当地有不少信徒，都是那古老的波希米亚弟兄会教会信徒的后人。他把其中一部份人带回纥仁护特，其中有尼赤曼（NITSCHAMANN），粹斯伯尔革（ZEISBERGER），和托尔斯斥（TOELTSCHIG）几家人，他们都是日后因新设的摩利维亚差会的国外布道工作而远近驰名。他们抵达“主护城”时，亲岑多夫和他的友人瓦特威尔（DE WATTEWILLE），正在为新落成的聚会房子奠基。这些人就留下来，与原来的信徒一起生活。

    此事以后，不少人从波希米亚和摩利维亚前来：有些是自狱中逃出来的信徒，也有从藏匿的树林中走出来投靠的。当这收容信徒的避难所渐渐为人所知时，愈来愈多的信徒纷纷前往，其中亦有持不同信仰的：有人信奉士文克斐特的见解，有人属“敬虔派”，亦有些是自成一家的，这么一来，原来弟兄和睦同居的气氛大受破坏，争执迭起。在此同时，亲岑多夫正在致力于使伯帖勒多弗变为一个模范村，一切都按照他和若特牧师的意思进行。亲岑乡夫天赋想象力，他幼年时在哈勒，基于对国外布道的热忱，他创立了一个叫“芥菜种”的团体，还设计了团章、团徽、团训、团戒指等；成立时只有五个男孩，包括他自己在内，他自任团长，后来这团体大大推动了国外布道工作。在伯帖勒多弗，他又创设了“四弟兄会”，成员就是他自己、瓦特威尔、若特、和瑟斐尔四人，会旨是向全地宣扬“那以基督自己为中心为救主的普世宗教”，后来他这“作战队伍”成为国外布道有力的工具。在这当儿，正当信徒彼此分争之际，他挺身而出，尽力劝解，指出争辩双方各怀善意。有一次，在提及某项特别激烈的争论时，他说：“虽然我们所亲爱的基思强称我为野兽，又称若特先生为假先知，但我们仍能谅解他的用心良苦，我们也相信能领他返回正途。谚语说得好，让君子在位，就算他误入歧途，他总能从经验中领受实际的教训；这些领受，并不是可以凭空臆造出来的。”他把信徒召聚起来，用了三个钟头，详细讲解他为各人所拟订的生活规条。信徒因此得着复兴，各人彼此饶恕，自此和睦共处，相安无事。

    大约与此同时，亲岑多夫在邻镇西投（ZITTAU）的图书馆中，发现了一份由甘美纽斯编撰的“属灵操练之道”，是在白山之役未爆发前波希米亚弟兄会最后一次聚会时所草拟的。亲岑多夫从其中证实这些来自波希米亚的信徒，实在是当日那古老教会的信徒的后人。他读到甘美纽斯因教会见证遭受破坏而流露的哀痛，心里感动不已，决心要尽自己所能来保护这一小群来投靠他的主的门徒。当他把这档交给那群信徒传阅后，他们也大为激动，宣告要恢复原有的教会；在他们当中，多人是原有教会信徒的后人。

    在纥仁护特的小区，和路德会之间的关系问题，结果不见引起争论。亲岑多夫本身属路德会，自然主张小区全部隶属路德会，但其它信徒表示反对。结果大家按照平日规矩，决定抽签，结果是决定不参加路德会。为了避免正面冲突，亲岑多夫请求路德会封他为主护城的牧师，同时由柏林的御牧雅布伦斯基（DANIEL ERNST JABLONSKY）按立主护城中一位信徒为监督。（雅布伦斯基是波希米亚弟兄会教会硕果仅存的监督。）这么一来，这群信徒可算是路德会中的组织，但可以自行各种宗教仪式。事情虽然如此暂时获得解决，但反对的力量颇大，亲岑多夫最后被逐出萨克森（一七三六年）。

    有一次，当亲岑多夫往丹麦探视国王基思强六世（CHRISTIAN VI）的时候，认识了一位黑人安东尼（ANTHONY）。他邀请安东尼往纥仁护特去，在那里，安东尼讲及西印度群岛的黑奴的凄惨情况，叫听者大为动容。其中一位信徒名叫杜伯（LEONARD DOBER），自动请缨要前往西印度群岛传福音，大家抽签后，认为可行，于是差遣这位青年，和另外一位信徒大卫尼赤曼（DAVID NITSCHMANN），一起前往。他们两人都各有实用的专长，一个是木匠，另一位是陶工，曾在主护城内的学校受过良好的训练，也能讲道。他们徒步出发，全部行李就是两人身上的背包，口袋里只有十八英镑。这就是摩利维亚差会的开端，后来整个组织改称差传会（一七三二年）。这些传教士，为基督大发热心，甘愿在一些艰苦危险的地区工作。从此以后，纥仁护特成了世界各地传道工作的联络中心，在好些地区，纷纷成立类似的组织。在纥仁护特的公墓内，埋葬了不少来自各国的人士，他们曾不远千里慕名而来到这组织的发源地观摹。

    摩利维亚差会在英国的工作，始自一七三八年。当时薄勒（PETERBOEHLER）正要由纥仁护特前往美洲传道，路经伦敦，在一位书商胡屯（JAMES HUTTON）所创立的会社中讲道。胡屯和他的朋友，正在寻求救恩，但多时未获救恩的确据。薄勒用生硬的英语，将圣经真理详细地讲解出来，大有能力。胡屯后来追忆说：“当时，想不到我们竟然就一下子明白了基督的真理，认识了他的宝贝和他的受苦，也领会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及靠祂得以从罪中释放出来的真道。当时我们所充满的不可言喻的喜乐是何等的丰富。”这些人从薄勒那儿接受了纥仁护特那一套生活规则，又由德国来了一位牧师在他们当中工作，但他们仍旧是英国教会的成员。四年后，施旁恩伯尔（SPANGENBERG）从德国来，正式承认他们是弟兄会教会的聚会，并教导他们一些德国信徒聚会的规矩。起初，这些信徒和韦斯利（WESLEY）过从甚密，韦斯利深受他们的影响，学效他们的方式，在英国国教内另立聚会，举行信徒爱筵等。约克郡（Y0RKSHIRE）一位传道人英罕（BENJAMININGHAM），他在那时教会复兴的那段时期内十分的活跃及蒙恩；他不仅在自己的教区内工作，还远赴哈利法克斯（HALIFAX）及利兹（LEEDS）等地，设立了五十多处读经祷告的小聚会。他亟须有人协助工作，于是求助于摩利维亚的弟兄们；他们马上答应，派了二十六位弟兄姊妹去约克郡协助。他们一抵涉就立刻有条理地展开工作。施旁恩保尔以外克（WYKE）为基地，指挥各地的工作；托尔斯戚（TOELTSCHIG）本来和基思强一起来自摩利维亚，他在和勒伯克（HOLBECK）的教会作负责弟兄，全英国共有五个指挥中心，控制五十多处传道地点，由一些称为“国家助手”协助，他们都是英国本地的信徒。各地传道人都遭遇了一些混乱不安的日子，结果决定在英国成立一个类似纥仁护特较具永久性的基地。亲岑多夫亲自前往安排，并协助他们购得座落在利兹和布拉得福（BRADFORD）之间的溥西（PUDSEY）的一块地，由德国信徒供给经费，并将之定名为福尔湼克，用以纪念摩利维亚的福尔湼克。除了这处仿效纥仁护特的形式设立的较大小区外，在外克，米耳斐尔自（MIRFIELD），和哥母尔索（GOMERSAL）等地，都设有规模较小的中心。各处均遵守亲岑多夫所订下的规条。

    在英国的其它地方，也有类似的工作开展，最著名的传道人，有森依克（J0HN CENNICK）。他在英国出生，却是波希米亚裔，是那古老的波希米亚弟兄会教会解散后逃来英国避难的信徒的后人。他起初协助韦斯利工作，后来思想倾向威特腓德（WHITEFIELD）的主张，结果他受到了排斥，转而投向摩利维亚弟兄们的聚会。他惯于露天布道，充满撼人的能力，为人温和，平易近人。他短短的一生中，忠心事主，在英格兰西部及北爱尔兰一带，他工作的果效尤为显著。

    这些范围广泛的组织，由远在德国的教会控制，可谓吃力不讨好，而且妨碍工作发展。虽然在制度方面已加以变更，尤其是后期在英美两地，为了适应各地特殊的需要而作的更变，但这种小区方式，实在难以适应各地不同的民族性和风尚。这一个现象，表明了一件事：人想出来的布署，不管多么明智，总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可是，新约圣经内有关神的众教会的建立和造就的教训，却是金科玉律，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都适用。

    十八世纪期间，由于两种属灵经历潮流的汇合，产生了“非拉铁非”（PHILADELPHIA），组织（或称教会）的成立。

    第一股潮流源于人的心灵对与神交通及合一的爱慕。

    第二股潮流，是由认识神的儿女同归于一的意念所轫发出来的，目的在表明真正教会内信徒间的交通。

    罗马天主教会，首先在人心灵和神之间，硬插进了神甫和圣礼。这种制度，使人无法直接亲近神。但不少信徒心中渴慕和神相交，而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出来；信徒心中又爱慕那位天上的新郎，因此全心追求更多认识祂，经历与祂合而为一的实际，于是他们追求跟随祂，效法祂，盼望透过默想，能更多领会祂的美丽与完全，又借着禁欲舍己，胜过肉体和天然的意志。

    抗罗宗却因本身内部的分门别类，引起了神的子民间更尖锐的彼此分离，甚至在各宗派间更挑起了彼此的敌视。幸而其中有人为此忧伤，极力指出在生命和爱心中信徒合一的事实，信徒就是那些从世人中分别出来，且因信归入基督，并与其它肢体合而为一的人。

    在罗马天主教会中，那些称为“神秘主义”或“寂静派”（QUIETIST）的，一向被认为是能标榜基督徒生活的。其中有些著名的，已被封为圣人，但后来因耶稣会及法国路易十四的阻力，他们大受逼迫。其中一位西班牙籍的修士模利诺斯（MIGUEL DE MOLINOS）（一六四O——九七年），于一六七O年来到罗马，他满有圣灵的能力，他所著的《灵命指引》，成为许多天主教徒生活的指南，尤其是那些贵族和修士们，更奉之为座右铭。他成了教皇英诺森十一世的心腹。这位教皇本身反对采用任何暴力方式，可是模利诺斯最后却给判终身监禁，死于宗教裁判者的手中，原因末明。盖恩夫人（MADAME GUYON）（一六四八——一七一七年）的一生和著作，影响了许多人爱慕追求完美而充满爱心的生活，寻求完全向神旨意的顺服。那    满有恩赐和虔敬的非尼伦大主教（FENELON），冒着牺牲他在教廷中的事业前途的危险，表示同意盖恩夫人的见解，并极力维护她。路易十四屡次将她下狱，最后把她关在那恐怖的巴斯底狱（BASTILLE）；可是那厚达十二尺的监狱石墙，却不能遏阻她给教徒们的影响。

    在抗罗宗的圈子内，阿尔诺得（GOTTFRIED ARNOLD）（一六六六——一七一四年）的著作，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威登堡受教育，后来在基信（GIESSEN）担任历史学教授，但不久就辞职他去，因为他发现那种社交生活和职责的压力，妨碍了他与主的相交。施本尔并不同意这样的作法；他认为尽管生活环境并不惬意，甚至会损伤自己的灵性，但只要还有机会帮助别人，就应该坚持下去。可是，阿尔诺得却认为路德会尤如巴别塔，已经没有改良的可能，并且觉得自己离群独居，更接近使徒的生活样式。他第一部著作《起初的爱心——早期基督徒活泼的信心和圣洁的生活的写真》，是记叙教会由使徒时代开始至君士坦丁时期的历史，指出因政教合一而带来的不幸。后来他醒觉到一件事：教会历史经常是由那些得势的教派人士执笔，不免有偏见，所以必须有人把史实不偏不倚、忠实地记录下来，于是他着手写了名闻后世的《从新约时代至一六八八年教会及异教的写实》。他摒弃了以教会局限于某一特殊组织的看法，寻索那宇宙性的教会，就是那肉眼看不见，故居在全地各民各教会中的。对此书的评价，读者们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是基督降生以后遗害最大的一本着作，但亦有人认为它是除圣经以外最有价值的佳作。

    盖恩夫人的著作，使许多人领会到与神保持密切交通的生活的可能性。

    阿尔诺得的作品，叫信徒得着苏醒，要与世人分别，和圣徒相交。

    一七OO年，这些分散各处的信徒，渐渐汇聚起来，成立教会，人称之为“非拉铁非”组织或教会，非拉铁非就是“弟兄相爱”之意。

    位于威斯特发里亚南端，威根斯坦书（WITTGENSTEIN）小国中，接连的几位统治君侯均施仁政，采宽容政策，因此吸引了各种各式的人来定居，从色芬群山中逃难出来的信徒受到收容。而此小国南北两区的统治者，分别和一位因圣巴多罗买******************而逃到尼德兰的法国贵族的两个女儿结亲。这两个家族均虔信基督。一七二一年，北区伯尔堡（BERLEBURG）由这两个家族的后人所统治，名叫迦士密尔（CASIMIR）伯爵。他与妻子和守寡的母亲，经常维护那些受迫害的信徒。

    他们属于当时已散布各地的非拉铁非教会。诺立赤的莉德（JANE LEADE）及其它信徒，相信启示录第二、三章写给众教会的话，是预表教会发展历史中几个过程：撒狄教会预表抗罗宗，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老底嘉教会那种不冷不热和变质的情况，就快要应验，所有苏醒过来的信徒，于是组成“非拉铁非”。一六九五年在伦敦成立了“非拉铁非”教会，用意不在成立另一种新教派，而是要在聚会中保持彼此相爱的灵，和最初的圣洁而公正的使徒教会的形式。加入的人，不一定要脱离原有的教会，他们也从不勉强人，但他们聚会的时间，与其它教会聚集的时间相同。因此如果他们要参加原属的聚会的话，就不可能来参加  “非拉铁非”聚会。他们说：当时非拉铁非教会还幼嫩软弱，必须要等到能力彰显出来时，他们所期望的现象才会实现，就如：犹太人悔改；土耳其人和一切不信的外邦人来归信主；背道的人回转；万物恢复原来该有的样式；基督亲自在地上显现等等。在德国、荷兰和其它的许多地方，都有同类的聚会：伯尔堡成了教会复兴的中心地。这次复兴的范围，包括德国西部，由阿尔卑斯山直到沿海各地。

    一七一二年，这些组织印行了马尔堡（MARBURG）版本圣经，题为：“神秘及预言性的圣经——包括新旧约全书，译自原文，附主要预表及预言的解释，尤重雅歌书及耶稣基督的启示录，及其中的主要教训”。后来（一七二六——四二年）又印行了一本内容更丰富的伯尔堡版本，共八大册，印刷精美，附详细注释，连盖恩夫人的教训也包括在内。

    非拉铁非教会，可说是好几种不同的运动合起来的产物，目的在撇开各教会间的分歧，并将各教会在爱中联络起来，又相信人心灵中的洁净和完全，要远比“众教会”表面的奉行宗教礼仪，更为重要。

    为了彼此相助，他们约定每天早上在固定的时间内，各地信徒同时在灵里学习在神面前等侯。

    伯尔堡的聚会中，有一名活跃的信徒卡尔博士（DR.CARL），是迦士密尔伯爵的私人医师。一七三O年，他发出了“非拉铁非教会的呼吁”，劝勉信徒离弃是非爱恶的争执，摒除成见，回到问题的中心，在圣灵及真理中敬拜神。凡愿意听从的信徒，应该有同样的情操：他们说同一的语言，有同一的口味、同一的感情。但这种合一，只能在那些肯离弃属血气的字句和人为的圈子约束的人身上显明出来；他们也是那些能回到心灵和诚实中享用神宝贵话语的人。他们本身可能称为罗马天主教徒、路德派、或改革宗等。在这种合一的实际中，陶勒尔、垦普斯、亚仁特（ARNDT）、尼安德（NEANDER）等，都是合而为一。基督教真正永存的实际，是治死旧人和活出新灵。

    这个呼吁，在不少人的心中引起了响应，尤以在禹尔吞堡和瑞士为甚。有许多人虽然没有参加非拉铁非组织，心中却实际上已是它的忠实奉行者，他们都乐意寻求神的国，实行敬虔的生活；实际上他们在心里是以非拉铁非组织为依归，因为在那里他们看见神的国度所要求的实际，而在其它各种宗派中，他们只见教会的外壳和形式，而其中还隐伏着敌基督的灵。亲岑多夫曾尝试要将这些社团组织起来，并将它们附属于摩利维亚弟兄同盟会，却没有成功。

    霍次努（HOCHMANN VON H0CHENAU）的传道工作，是造成当时教会复兴的因素之一，使许多罪人悔改，并建立非拉铁非教会。他经常出外传道，但屡受暴徒袭击，又被当局囚禁。可是所到之处，都吸引着大批人来听道；为许多人带来极大的祝福，他一生尽忠事主，热切勤劳。只在有时退到威根斯坦树林内的一所小屋里静思时，才有短暂的歇息；其它的日子，因着热爱人的灵魂，尤其是犹太人的灵魂的原故，他不停地在德国西部及北部各处传道。因他的讲道而悔改信主的，有一个年青的神学生贺弗曼（HOFFMAN）；他在国立教会外另立聚会，引领了特尔斯铁根（TERSTEEGEN）悔改归主，这人日后为基督作了极有力的见证，又因所写的诗歌使后世都分享了不少属灵的益处。斯提领（JUNG STILLING）（一七四O——一八一七年）的一生及其著述，给人极大的影响。他记述到当时的情况，说：“在教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段时期的信徒，能像在这刚过的世纪内的上半段时期的信徒那样，切切地仰望主再来。起头是哈勒信徒的复兴，紧接着是亲岑多夫所协助恢复的弟兄会教会的见证，然后是伯尔堡的非拉铁非教会，结果带来了伯尔堡版本圣经的印行，同时有两位先锋出现：一为若彻（FRIEDRICHROCH），另一为霍次努；接着还有特尔斯铁根及其它的许多圣徒。”

    那些称为瓦勒度派、或重浸派、或其它类似性质的教派，都不是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改革者，也不是后来试图要改良路德会或改革宗教会的。他们的起源，比这一切都更早，而且他们一直保留了起初圣经的教导，经历了后来发展出来的各种组织的兴衰，仍能持定不变。

    照样，那些称为保罗派的，及其它在信仰上与他们有关联的信徒，也不是希腊东正教的改革者。他们也是老早就存在，后来与东正教教会并存，但一直都是分离独立。

    但是，也有不少运动是针对天主教会或抗罗宗教会进行改革的：有的试图在现存的体系内产生影响，也有自动离开或被迫离开这体系。属于后者的，有脱离罗马天主教会的改革份子所组成的抗罗宗，形成了罗马天主教经过各种不同程度的改革以后的各宗派。

    在罗马天主教会内部，也有进行改革，例如亚西西的弗朗西斯，又例如好几位教皇，都曾认真努力去铲除陋习，但至终发现制度根深蒂固，经济问题牵连太大，结果都徒劳无功。



    同样地，在路德会和改革宗教会内，也有人尝试着手整顿内部，例如敬虔派；但亦有人脱离他们而另立聚会，例如喇巴第派。

    波希米亚弟兄会，本来源出于瓦勒度派，但亲岑多夫将他们进行改组时，却以敬虔派的信仰为依归，结果就把他们留在国立教会的范围内。

    神秘派所代表的信徒，都是那些以为恢复早期教会的样式，已经没有可能，便转而寻求个人成圣及与神相交的生活的人；他们同时仍旧留在原有的教会体系内，照着各人的爱恶或多或少向原有的教会効忠。在灵性上，他们接近修道主义（MONASTIClSM）的精粹，这类信徒，在天主教和改革宗教会内部存在。当“非拉铁非教会的呼吁”发出以后，他们曾尝试成立实际的教会。

    因为教会已远离基督的吩咐和使徒的教训，并且在圣经的教导上处处出毛病，要立刻完全恢复原有的正确的样式，实非易事。所以起初是恢复一部份真理，然后是另一部份的恢复，逐步慢慢的改善。因为这些属灵复兴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和不同的时间内发生，结果产生了各种宗派，在历史传统上各有不同；在对起初的启示所领受的程度也各异；在返回起初样式的决心上，也各有分歧。因此，就引起了别人批评他们是分门结党，但事实上，这个现象是指出异途同归于起初的合一的可能；这起初的合一，也是他们各宗派的最终目的，因为走天路的旅客，至终会抵达目的地，正如主为他们向神所作的祷告一样：“我在他们里面，祢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祢差了我来，也知道祢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约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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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循道会及国外布道工作

    一六三八——一八二O年

    十八世纪英国的情况——韦尔斯的复兴——暂设学校——成立团体——牛津的“圣洁会”——韦斯利夫人——韦斯利约翰和查理前往乔治亚州——韦斯利约翰回国与薄勒会面——用信心接受基督——访纥仁护特——威特腓德——在京士活（KINGSWOOD）向矿工传道——韦斯利约翰也开始露天布道——普通信徒担任传道工作——奇异的现象——大复兴——韦斯利查理所写的诗歌——摩利维亚教会与循道会分道杨镳——韦斯利和威特腓德在信仰上的分歧——会议——循道会派脱离英国教会——分裂——复兴运动带来的益处——国外布道的需求——克理威廉（WILLIAM CAREY）——富勒耳（ANDREW FULLER）——差会的成立——差会与教会间的分别——哈尔登（HALDANE）兄弟——詹姆斯哈尔登在苏格兰传道——教会会议反对——大批人民听见福音——在爱丁堡（EDINBURGH）成立的教会——传教自由——浸礼问题——哈尔登若伯特往访日内瓦——查考罗马书——日内瓦信徒守主餐——教会成立。

    十八世纪期间，英国人民普遍漠视宗教，道德衰败，情况恶劣不堪，引起了一些有心人的关注。当时上流社会的人士，浸淫酒色娱乐，道德废弛，而下层的劳苦大众，亦放纵无知，留连罪中。教会人士，除少数人外，在灵性和德行方面，也不比普通人强。宗教出版物内充斥着无神论调，内容混杂；酗酒的情况很普遍，暴力横行无忌。为了阻吓罪行，维持治安，政府严厉施政，却无济于事；漠视法纪的人日多，监牢的情况恶劣，穷人困苦无告。然而，深藏在人的心中，正涌流着一股宗教的热忱；这潜流暂时受到社会纵容罪恶之风所掩盖。信徒在广大的群众中，显得人单力薄，一般人都亟须复兴，可是意志却消沉不振。

    就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属灵奋兴，影响格外深远。韦尔斯的情况和英国的一样黑暗，加上教士和牧师非属本土人，多是英格兰人，在民情及语言方面，都与当地人民隔膜脱节，因此情况更形不利。可是，在国立教会中有几位韦尔斯人，他们的表现与众不同。兰维彻斯（LLANV ACHES）教区长若他（WILLAMWORTH）在突然悔改醒悟后，开始传扬生命之道，吸引了不少心灵饥渴的人，结果聚会的地方无法容得下这么多听道的人，他只好移到户外聚会，甚至到教区外主持聚会；他因此被革职。一六三八年，他自行成立信徒聚会。深受他的影响的人中，包括克拉铎（WALTERCRADOCK），他原是卡廸夫（CARDIFF）的副牧师，他亦因此被逐出教区，后来他周游四方传道，并加入了公理会。普立查德（REES PRETCHARD）是得着救恩之道的人中之一；前来听他讲道的人很多，他亦只好在室外聚会，因此被宗教法庭所传讯，但因为有人在幕后支持他，他就得以继续传道，并可一直留在英国教会内。另外一位韦尔斯籍牧师锺士（GRIFFITHJONES），在十八世纪初期，早已在韦尔斯作了不少善工，使人心预备好了来迎接那要来的大复兴。他在自己教区内传道时，发现人因为自己不能阅读圣经，而致灵性不能获益；于是在友人的协助下，他雇用了一些教师，巡游各地开设短期性的学校；后来又因缺乏合适的教师，他开办了一所教师训练学校，只收纳那些坚守属灵原则的信徒，他们多是不奉国教的人，年龄不一。他们虽然受到教会人士所反对，但并不气馁，反而庆幸自己有此受训练的良机。这个复兴运动给全国人民在德性及行为上，都带来了更新。在这些训练学校开办了二十年后，锺士去世；到此时为止，曾在学校工作的信徒有三千五百多人，而韦尔斯的居民有三份之一曾在这些学校里攻读。

    与此同时，有一位青年人叫哈里士（HOWEL HARRIS），在未受按立前，就开始传道，教会因此拒绝给他按立，但他并未因此受阻吓，仍然继续传道，或在户外，或逐家谈道，一面殷勤作工，一面仍保留国家教会的教友身份。福音果效甚大，许多人悔改归主，生命起了极大的改变；原来死气沉沉的家庭聚会，变得生气勃勃。有好些人协助哈里士作工，其中有牧师，亦有平信徒。为了使归主的信徒继续受造就，他们成立信徒的团体。此举不出所料，马上受到国立教会的人士反对；由地方政府及国立教会牧师所发动的暴徒，肆意侮辱护骂这些传道者。这些传道人中，不少是满有恩赐的，其中包括饶兰斯（DANIEL ROWLANDS），他本人原是个牧师，因为在自己的教区外传道而被革职。他前往兰质多（LLANGEITHO）讲道，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人来听道；听众来自远近各地，都深受他讲道所显出的那股难以言喻的能力所感动。这项在韦尔斯的复兴运动，不久就与在英国所发生的同样性质的运动汇合。整个韦尔斯人民的道德情况，为之改观。这些复兴的现象，并非是昙花一现，因为直到如今，韦尔斯的灵性低沉的情况，已一扫而空；当地人民灵性的深度和影响，是世人所熟知的。

    牛津大学有一小群学生，在一七二九年开始自行成立聚会，讨论他们所面临的灵魂得救和为荣耀神而活的问题。这些聚会，备受大学内的师生们所嘲讽。聚会的学生，在行为生活上，均与别人不同：他们的生活严谨克己，常往探视狱中囚犯及病者，乐意周济穷人。他们被称为“圣洁会”，或称“敬虔会”，或称“热心派”，或称“循道会”。发起聚会的人，包括韦斯利约翰及查理两兄弟，后来又有威特腓德加入。

    韦斯利兄弟的母亲，为人不凡，这两兄弟出色的表现和产生的影响，多归功于她的教导有方。她丈夫是个牧师，那大家庭的儿女们和家人，均由她教养及管治。她不但悉心教养儿女，且在丈夫因工作离家时，经常召聚家人一起读经祷告。仆人们把这样的聚会张扬出去后，不少人请求来参加，聚会的人数渐增，有时多至二百人，一起挤在房子内读经祷告；有时因地方面积所限，不少人不得入内，只好望门兴叹。后来有人批评她所为与妇人的身份不相称，而且向她的丈夫投诉。她向他分诉说：“我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是这大家庭的主妇。……当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不得不负起照顾各人灵性的责任，就如那位天地的主所交付  给我的托付。……我不明白为何因此会使你蒙受不良的影响。你的妻子不过是尽力领人来聚会，以免他们在主日羞辱神的名。在聚会中，我向他们读圣经及其它的教训。至于我，我不在乎这些人的指责，我早已脱离这个世界，我也衷心地希望自己不会招致非议。至于说我这样作，显得奇特不寻常，那我也只好承忍。其实，差不多每一件严肃的事都是不寻常的，尤其是以让神得着荣耀的事，或是叫人的灵魂得救的事。……只有一件事使我最感不安的，就是这些人来参加我们的家庭祷告；我并不担心什么，因为那蒙伟大圣洁的神所呼召的，就是在全世界的人面前讲解圣经，也无须自惭形秽。但我深感不安的，是以女流身份来献上神子民的祷告，我怀疑这样作是否合宜。上一个主日，我原想在祷告前就把众人遣散，但他们切切恳求要留下来，我又不忍拒绝他们。”

    韦斯利兄弟受按立为牧师以后，二人和其它两位信徒，一起出发往美洲的乔治亚（GEORGIA）。但是，当时他们俩心中仍在寻求自己灵魂得救的答案。在船上，他们遇见一批摩利维亚信徒；他们所表现的谦卑、和平和刚强，使约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乔治亚勾留的期间，切切实实地过舍己克苦的生活。可是工作未见有何果效。他灵里感到十分的痛苦，就回到英国去。以后他追忆说：“我往美洲去领那些印第安人悔改归主；可是，谁又能使我清楚得救呢？”他回到了伦敦（一七三八年），又有机会与摩利维亚信徒接触。在“值得纪念的某一天”，他认识了从德国来的薄勒弟兄，两人相谈甚久。后来他忆述说：“因着这番谈话，使我深知在那伟大的神手中，我是何等的不信，缺少了那能叫自己得救的信心。”他征求薄勒的意见，看看自己在当时的情景下，是否应该停止传道。但薄勒说：“不可！你要传讲信心之道，直至自己也得着为止。以后，自己既有了信心，就能放胆传讲信心之道。”因此，约翰继续向凡所遇见的人，传讲因信得救的道理，但他自己却仍不能明白人如何能因信就立刻可以得救。于是他查考使徒行传，看看以前有没有人因信就立刻得救的事例，没料到他发现了差不多所有信的人，都是因信得蒙拯救。但他又以为这样的事，只能在基督教早期的时候发生，而当时已物换星移，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可是，他却看见周围的人的经历，都是因信立刻就尝到救恩的滋味，因此他最后也学会了用信心来接受基督作他的救主。

    他的兄弟查理，和其它同工，见他在工作多年以后，还说自己还没有得救，因此对他大大生气。可是后来他的“兄弟和薄勒有了一次特别的交通以后，眼睛明亮过来，明白了那唯一使人得救的真理，认识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的道理。”

    接着他们成立了一个团体，让这一小群的信徒每周在一起聚会，彼此认罪代求。韦斯利约翰在伦敦各教会内，专心传讲“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借着人的信，叫人白白称义得救”的道理。结果每次讲道完毕，都受到人的警告，不许他下次再去讲道。

    他后来前往纥仁护特，参观摩利维亚弟兄们的小区组织，他见到了亲岑多夫，又与其它信徒有交通，内心大大得着激励。他回到英国以后，继续到处传道。后来到了布理斯托（BRISTOL），重逢威特腓德。

    威特腓德出生于告罗斯达（GLOUCESTER）（一七一四年）。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他在家中排行老么，志愿是当牧师。他得了友人在经济上的支持，在品伯鲁学院（PEMBROKECOLLEGE）攻读，并作工读生。在求学的期间，他切切寻求救恩，经历了一次难忘的属灵经历。他参加了“圣洁会”，经常克己禁食，以致健康衰退；他又勤读圣经；后来他追述当时的情景说：“我读神的圣言，在一个月内所获得的真知识，远胜我多年来阅读许多其它著作所得的。”他认识并经历了因信称义以后，亟想传道；后来他给按立为牧师，立刻就开始工作，效果宏大。传说他第一次讲道的时候，感染力极强，甚至使十五个听众的表现失去了常态。他讲道的恩赐，从一开始就显明出来，人人蜂拥前来听道。有一次他在布理斯托讲道，题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重生的本质及必要”，引致告罗斯达、布理斯托及伦敦等地的大复兴。他有一段短时期去了乔治亚，创立了一所孤儿院。回到英国以后，他发现逐家谈道的方式，使当地的教会大感不满。结果他不获准在教会内讲道。有些朋友劝他，说：既然在美洲时他曾向印第安人传道，他大可以向在布里斯托附近的京士活（KINGSWOOD）的矿工传福音。后来他追忆说：“既然他们不让我在教堂内传道，而那些可怜的矿工却因无知的原故而正在沉沦，我就决定去向他们传福音。我在一个小山丘上，向二百多名矿工传讲得救的真理。感谢神，多年的属灵冰封的雪地因而溶解，我也得着了这工厂。……我相信我的创造主喜悦这样的事奉。我在山上讲道，天上传声共鸣，正如当日犹太人拒绝福音，主就差遣仆人到大路上和篱笆那里去请人来。”第二次讲道时，有一万人来参加，他声音洪亮有力，讲了整整一个钟头，字字清楚，每一个人都听得见，他说：“我首先发现他们受感动，是因为看见这些刚从矿坑里出来的人的那给煤烟熏得污黑的脸上，给泪水冲洗出两道洁白的泪痕来。成千上百的人从心底里切实相信，事后他们的表现，证实他们的悔改是真挚的。”

    威特腓德立刻把韦斯利约翰请来帮助他一同工作。约翰素来赞成在教堂里聚会。他后来说：“我晚上到了布理斯托，见到了威特腓德。起初我实在难以接受这种在田野讲道的奇特方式，他先在主日给我示范。我一生都是坚持一切的事情总该按次序作得体面，（这个看法，我到了最近才放弃。）差不多认为如果事情不是在教堂内作，就连拯救人灵魂的工作，也算是犯罪。有一天晚上，（威特腓德离开那里往别处去了），我向一个在尼古拉街（NICHOLAS）每周聚会一两次的小聚会，讲解主的登山宝训。（这可说是在野地讲道一个美丽而突出的先例，虽然当时亦有不少会堂。）翌日下午四时，我放胆作了一件人所不耻的事，把救恩的大喜讯息带到大路上去，我在城外不远的小丘上向差不多三千人讲道。”

    就是这样，藩篱消失了，福音在全国境内自由传播，并且满带着圣灵的能力，锐不可当；来听道的人，有时数以万计。悔改的人，不但有最卑贱的囚犯、或贫民窟里的穷人，也有上流社会的人士，尤其是当杭丁顿（HUNTINGDON）伯爵夫人亲自出面协助福音的推广以后，情形更明显。当时能传福音的牧师奇缺，神反而是兴起了许多普通的信徒负起这个任务。韦斯利约翰起初表示不赞同，但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这实在是圣灵的工作，兴起了这些有传福音恩赐的弟兄。其中有些如纳尔逊（JOHN NELSON），他全未受过教育，但却满有属灵的经历和大能，为基督作了有力的见证。在起初的时候，聚会内常常出现奇特的现象。听道的人，在得着身体灵魂的释放前，有时会倒在地上混身抽搐；有人在痛悔中大声喊叫，有时甚至发出恐惧的呼叫；也有人狂野地满口亵渎的话。传道人四面受敌，甚至有些暴徒袭击他们和那些承认主名的人，使他们的身体和财产蒙受损失。可是信徒们表现出无比的勇敢及柔顺，连他们的仇敌也受不了。

    韦斯利兄弟俩和威特腓德，及其它的传道者，不停地四出奔跑，风雨不改，走遍了英格兰及苏格兰。最大一次的复兴，是在威特腓德在苏格兰讲道以后引发出来的。在爱尔兰，不论南北，福音果效一样的显著。威特腓德屡次远访美洲新英格兰，福音的大能在那儿同样地显明出来，后来他在该处工作的期间去世，时为一七七O年。韦斯利约翰不屈不挠地劳苦作工，直至一七九O年他年届八十八岁高龄的时候；他至死也“并没有半点衰老的现象”。临终前，他用尽气力举起双臂，大声向围在他床前的人，重复说了两遍下面的话：“最大的福气，莫过于是神与我们同在。”

    韦斯利查理在传道的恩赐方面，虽然及不上他的兄弟，但他也一样的劳苦作工。他给教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所写的诗歌，他一共写了六千首以上，其中有多首优美如诗，属灵价值也极高，为圣诗中之佼佼者。诗中的文句，不但辞藻精美，而且都是讲述圣经中的主要教训，抒发灵里敬拜的深意，适合那些受神的灵所感动的信徒用以表达内心的爱慕和赞美。韦斯利兄弟俩发现信徒从诗歌中的文字所领受的，比从圣经中直接吸收的更多，因此他们所写的诗歌，多以教导为目的。

    当时为神国作工的人众多，不免在某些见解上会各持异见。他们一旦重新抓牢了神的话所显明的真理，而且这些真理又是为人遗忘了多时的，有人就会偏重真理的一面，而另有人强调另一方面；各人很自然地会高举自己所见的，怀疑别人所领受的。虽然圣灵给赐下来是要领众人进入真理，但是，并不是每位信徒都能完全地得着。事实上，神的启示如此丰富浩瀚，往往叫人只能领会片面的真理，因而产生了不同的领会。

    韦斯利起初虽曾从摩利维亚教会得着很大的帮助，但他后来在好些见解上，渐渐的与他们分歧。他们在历史上与波希米亚弟兄会的关系渊源，使韦斯利认为他们趋向神秘主义和敬虔派的作风，与他本人的讲求现实和进取的精神格格不入。一七O二年，那个原在费达巷（FETTERLANE）由摩利维亚弟兄们和循道会信徒联合的聚会，开始分裂。摩利维亚弟兄们仍留在该地聚会，而循道会则迁去一个名叫“访得理”（FOUNDERY）的地方。

    很早的时候，韦斯利和威特腓德在信仰上的见解就开始不一致。威特腓德在神的拣选的说法，接受加尔文的见解，而这一点却是韦斯利所坚决反对的。当威特腓德在一七四一年由美国返回英国后，他公开传讲“一般救赎”的道理，在访得理讲道时，韦斯利在座他也毫不讳言。杭丁顿伯爵夫人赞同威特腓德的见解，而当时遍及英国的循道会组织，均奉行韦斯利的教训，属于亚米纽斯派；在韦尔斯的教会，却属加尔文派，可说是与“杭丁顿伯爵夫人那类人有关的”。

    这些在见地上的分歧，却没有使韦斯利和威特腓德因此反目。他们分别同样传讲因信称义的真道，大有果效，引领许多人悔改归主。虽然两人讲道的作风也大不相同，但所传讲的，仍是同一的真理，因此果效没有分别。威特腓德口才流畅有力，激烈生动，闻者动容；有时他因见无数灵魂急须拯救而不禁泣不成声。韦斯利的讲道，则条理分明具说服力，虽然内容多属解经的性质，但就算是粗野的小民，也深受吸引。

    韦斯利归属国立教会的决心，一直没有改变，因此拦阻了他未能清楚领受圣经中所论及有关神的众教会的教训。他在传福音的事奉中，也从来没有考虑依照新约圣经的原则成立教会。可是在一七四六年，他说过下面的话：“在路上的时候，我在圣经中读到论及早期教会的话；虽然我因本身的教育背景，心中常存偏见，但我仍能立刻领会早期教会的样式不失为完美正确的蓝图。假如这是对的话，那么监督和长老，基本上是同一个职事，而且早期的教会，每一个都是各自独立的。”为了使他的工作成果能维持永久性，他组织了“会社”，声明这些团体内的成员，并非是信徒，只是寻求真理的人；他们彼此相交的根据，亦非在信仰上，而仅属实验性质。加入组织的人，都是那些希望得救而且要逃避将来愤怒的人。这些人可以自由参加各处聚会，也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但不许彼此讨论或争辩。一七四O年，有一位成员就因为争辩神的选召和撇弃的问题，而被革除。

    韦斯利常常会在合适的时机把组织整顿一下，清除那些不合宜的份子。他一直控制管理这组织，并设立纯粹由牧师组成的“总议会”（CONFERENCE），以备在他死后继续负责治理。他原想将这些活动限制在国立圣公会的范围内，但没有作成功，原因一方面是国立教会排斥反对他们，另一方面是根本不可能把这股新生命的力量囿限于人为的范畴内，因此结果这些团体不得不正式脱离国立圣公会。

    总议会要维系这些循道会的组织，却有心无力。总议会既然是由牧师组成，自然就要起而维护本身的权益，坚决拒绝普通信徒参加，结果便产生了“新循道公会团体”（METHODIST NEW CONNEXION），后来却因要管制露天公开布道，意图将一些未经同意而擅自举行的“营幕聚会”的人逐出去，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便又成立了“原始循道派”（PRIMITIVE METHODIST），他们表现得十分活跃和热心，以后继续发生冲突及分裂，总议会也只好逐渐改变作风，认可一些起初反对成立的新组织。

    这些充满活力的团体的成立及成长，并不是十八世纪的人灵性复兴的唯一结果，也不是主要的成果。最大的成果是在人心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改变了全英国及美洲的人民的德性和风尚，唤醒了许多人起来寻求公义，摒除恶俗，解救受困苦和压迫的人，形成了一股推动社会更新的力量，促成更合理的司法制度、实行信仰自由、鼓吹解放奴隶、改善监狱的情况、推动海外布道的工作，连国立教会本身也蒙受益处，信徒开始热心传道，以往歪风陋习，一扫而空。其它的公会，例如浸信会及公理会，也因着这次普遍的复兴而受益，大幅度的扩展他们的活动。

    主吩咐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是经过了十多个世纪，主的命令始终未能实现，还有数以亿计的人还没有机会听见福音。这个事实，在历世历代中一些基督徒的心中，成了重负；也有一部份信徒曾尝试往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到了这时，这个重负因人的灵性复兴而更形强烈，信徒爱主及爱失丧灵魂的心，又如火挑旺起来。在这一方面，克理威廉（WILLIAMCAREY）的贡献最大。他原是鞋匠，也是茂尔顿（MOULTON）特别浸信会的牧师。他在该小村中阱手胝足以维持生计，自修各种语文，并收集世界各地的异教徒的国家的资料。在他的工作间的墙壁上，张贴了一幅用纸拼凑起来的世界地图，其上列明各国所在及一切他所能搜集到的资料。这幅地图就是他的祷告对象，也是与人交谈或讲道的题目。

    有一次，在诺咸顿（NORTHAMPTON）召开的牧师会议中，青年的弟兄们有机会提出题目来讨论。克理提出下面的题目：“交付给使徒要向万国传福音的命令，附带同等重大的应许，各时代的传道人应否遵行，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题目却被认为完全不合宜，给搁置一旁。当时这群牧师属极端的加尔文派，并不认识顺从遵行基督命令的必要。

　　后来安德烈富勒耳（ANDREW FULLER）的讲道，协助解除了这些阻力。克理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探讨基督徒带领异教徒归主的责任，并论及世界各国的宗教情况、以往传道工作之得失、及将来工作的实际问题”。在文中，他列举了各项原则及引述过去一些人的布道成果，然后就详论反对国外布道的人所提出的问难。有人指出某些异教徒的“野蛮和没有开化的生活方式”，他就说：“这一点绝对不应引起任何难处；只有那些耽于安逸的人，才会介意这些引起不便之处，使徒们和他们的后继者，往还没有开化的日耳曼人和高卢族、甚至在不列颠人当中去传福音，并没有感到有何难处；他们并没有等待这些古老的民族部开化了，才去引领他们归向基督。他们的前往的时候，只带着十字架的救恩。”他们“发现这些异教徒衷诚地接受福音，产生了美好的果效，这是以往欧洲人在还没有向他们传福音而与他们沟通了多年所不能获致的。”他提议到国外布道时，最低限度要两个人一起去，以已婚者为佳。同行的人，最理想是具备农作知识或其它实用技能，而且最好能迅速发挥所能，以供应所有同工的需用。他又论及这些传道者所该具备的属灵及其它条件，然后说：“借着神的祝福，有人因此归信得救以后，最好是激励他们早日显出各种的恩赐，因为他们谙熟当地语言及风俗，这些条件大有助于福音的传扬；而且他们在行为表现上的改变，也能大大的加强福音的见证。”

    一七九二年的牧师会议在克特令（KETTERING）一位寡妇家中举行时，即席成立了三个向外地布道的团体，他们委托十二位信徒草拟工作目的的简要说明，并签署通过。数月后，克理威廉就启程往印度；同时，富勒耳也尽心尽力唤醒英国的信徒，负起往全地去传福音的责任。

    起初似乎是难以克服的困难，慢慢的已迎刃而解。这些布道活动所带给印度和英国的属灵福气，也印证了工作的成功。福音的果子在印度显明出来的时候，那已是七年后的事：克立什拿（KRISHNA PAL）和他的全家接受了基督作救主，他不但成了有力的福音使者，而且写了许多圣诗。

    对海外布道工作的热忱，引致了一七九五年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成立。起初的时候，这个组织并不属于任何宗派，但不久以后，它归属了公理会。一七九九年，英行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也扩大活动范围，其它的宗派也纷纷仿效。

    这些布道团体忠心努力的作工，在世界各地结出了美好的果子，他们的活动记录，记载了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一些史实。可是，这种向外布道的方式，不免引起了这些在异教徒当中工作的欧洲人彼此分裂，影响了宗教活动的开展，也削弱了福音的见证，并引起各式各样的传道差会纷纷成立，各自为政，另一方面，独立教会却忽略了向自己国人传福音的任务，失去了使徒时代众教会的见证样式。

    哈尔登若伯特（ROBERT NALDANE）和詹姆斯（JAMES HALDANE）两兄弟，他们是出身于苏格兰的富豪望族：年青时在海军服役期间，成绩卓越。两人信主后，殷勤研究查考圣经。詹姆斯在他婚后曾忆述说：“当我成家以后，就开始在安息日的晚上在家中聚会。我起初并没有意思要多举行聚会，因为担心会给亲友们取笑。但后来由于责任心的驱使，我就决定敢为每早晨聚会。有一段日子，聚会是在房子后面的一个房间举行，以防有外人闯进来，但慢慢地，我克服了对人的惧怕，心里迫切要使家人得教导，因此我就开始对他们讲解圣经，内心感到十分快慰，主也藉以操练我，准备日后作公开的传道。……后来我开始心里暗暗爱慕传福音的事奉，盼望自己能有机会为主作工。我开始求神差遣我往葡萄园去，并使我准备好自己。心中这个祈望愈来愈强烈，虽然自己对这个心愿的实现，一点把握也没有，甚至有时在祷告中，自己不信的恶心会告诉自己：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并无意到大路或篱笆那里去向罪人传讲基督，可是心里总存着一点渺茫的期望，相信主必引导。”

    不久以后，他和其它的一些信徒，开始在一个荒废了的矿场小村中传福音。聚会通常由牧师主持，但有时牧师不能抽身前往时，就由普通信徒负责。有一个晚上，牧师没有来，詹姆斯就代替他传讲，这是他第一次传福音，时为一七九七年。以后他和其它的弟兄们按时出外传福音，数年之间，足迹遍及苏格兰及更远的地方。

    这些传道人通常以马车代步，满载福音单张出发。福音单张不但是他们自己所写的，而且也是自己动手印刷分发。所到的各地，如果可以借用教堂，就在教堂内讲道，不然的话，就利用学校或其它建筑物，但多半时候是露天布道。听众数以百计，有时甚至数以千计；福音的见证大有能力，许多人悔改信主。当时人民的属灵需要甚大，可是由普通信徒领聚会的方式，受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可是，在另一方面，这种不寻常的传福音方式，也吸引了不少人来听，并且深为传道者的真挚诚恳所感动。

    在阿伯丁（ABEREEN）举行的苏格兰国家教会议会，通过谴责“那些不用教堂，四处流动工作的传道人和主日学”，指斥他们“非宗教性和漫无纲纪”的行径。同时大会议决：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自行传道，或作主日学的教师。后来大会又指斥那些传道差会，警告教友：若不是国家教会的人传讲教训，“不得赞同或参加”，又将拒绝遵从教令的人逐出教会，其中包括他们当中一位颇有恩赐的牧师。在另外的一次会议中，又宣告“牧师不得容许没有在大学里选修哲学及神学的人及未获批准讲道的人，在教会内讲道”。但是许多信徒对这些禁令，置若罔闻，反而引起了他们去听真正相信圣经的信徒讲道的兴趣。

    詹姆斯在为自己及同工们辩白时，说：“我们不要叫人误会，……以为凡跟随耶稣的人，都该离开赖以维持自己生计的职业，转为专一的传道。基督徒养家活儿的责任，是天经地义的，但我们认为基督徒都有责任随时向人传福音，抓住机会劝醒罪人要逃避那要来临的愤怒，指出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不管他传福音的对象是两个人，还是二百人，在我们看来，他实际上是个传福音的使者，是报好信息的，这正是所传的道的真正意义。”……“目前宗教情况低沉，我们就有充份的理由到大路和篱笆那儿，尽力劝导罪人抓紧福音摆在他们面前的盼望。”传道的人极力强调因基督的死和复活，每一个人都得以因信称义，不靠行为。他们所到的各处，发现人民属灵的情形陷于低潮，但各人心中却极渴慕真理。他们到远在北方的克俄尔（KIRKWALL）的嘉年华会传福音时，每天有三四千人来听道，在主日的听众，更多达六十人。

    有一位听众，在传道的人邀请立志归信的人走到前面的时候，他为了好奇，也走到前面去。后来他描写当时的感受如下：“哈尔登上尉骑着马来到会场，下了马，把马交给站在一旁的绅士。那时他还年青，不到三十岁，身披蓝色大衣，领襟镶边时款，脸上扑粉，头发后束极尽绅士气派，但当他用了亮有力的声音，开始向那些慕名而来的听众讲道时，我永远不能忘怀当时的感受。他言辞简洁，却满了能力，撼动人心。那慑人的力量，叫我不敢打盹，甚至回家后也整晚不能入睡。我当时的感受，实在是毕生难忘。虽然在数年以后，我才真正的接受福音，但经过了那天晚上的经历，我不再像以往那样漠视永生的事。”

    这些福音的善工，和基督徒灵性上的复兴，引起了众人开始研究以后如何继续实行圣经的教训的问题。哈尔登兄弟俩，和其它几位同工，受到国立教会内一些不信的组织所压抑，于是决心离开，与一群神的儿女一起聚会，在爱丁堡建立了教会，一开始就有三百多位信徒参加，并且人数迅速增长。他们第一件要作的事，就是按立詹姆斯为教会的牧师；若伯特在爱丁堡及其它地方，安排了宽敞的聚会场所，又称“会幕”。他们相信新约圣经吩咐信徒今天所该遵守的教训和原则，因此在七日的头一日守主餐，又停止在聚会中收集金钱奉献的惯例，而由各人各按能力供应教会一切的所需。这一切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经过一段时间慢慢的发展的。若伯特说过：“开始的时候，我教导人每一个月举行一次纪念主，后来却领受了圣经的教导，相信应该是每周该有一次。……我和几位弟兄先开始这样作，……然后成立教会。我现在相信：在原来没有基督教会的地方，任何基督徒都可以仿效我们的作法。……我起初认定，教会是不该与世界相交，但可以接受他们的金钱的。现在我想到自己竟会有这样的主张，就不禁满脸羞惭。”

    他们渐渐的开始明白，如果没有人为的拦阻，圣灵就能自由运行，显出各种的恩赐来。以后，他们熟习了圣灵在信徒当中运行的实际，获得了极大的喜乐和能力。

    那些年间，哈尔登詹姆斯颇为婴儿受洗的问题所困扰，他的心中存着怀疑，但他一直把问题撇开不谈，部份原因是恐怕在这问题上多花心思，会影响他的事奉。可是，终于有一天，在良心的催迫下，他不得不拒绝给婴孩施洗。不久以后，他自己也受了浸。他的兄弟和其它的同工，也因领受了同样的真理而先后受浸。当他们决定这样行以后，并没有觉得要因此而离开弟兄姊妹们的必要，因为他们相信信徒之间，要彼此容忍不同的意见：他们也希望教会不会因此而产生分裂。可是，虽然他们竭力要保持合一，结果教会仍不免引起分裂，大部分信徒仍旧继续聚会，其中有受浸的也有不受浸的；各人却保持着同心，在这事上彼此容忍。有些人却离开了，另外设立聚会，但仍用相同的形式，不行施浸，依旧给婴孩施洗；此外有些人索性回到国立教会内，或加入其它的教会。

    教会如此的分裂，实在是叫人痛心。当时大部份的聚会场所，均属哈尔登若伯特的产业，因此引起的难处不少，而圣经学校训练信徒作传道人的工作，也更形艰巨。剩下来继续聚会的信徒，虽然痛惜多人离去，可是继续坚守见证，因此继续不断地蒙福。

    哈尔登若伯特在百忙中，仍念念不忘要到更远的地方去传福音，因此在一八二八年，他和妻子往欧洲大陆去。他们并没有亲友在那儿，也不能作出什么计划，甚至拿不准自己能逗留多久。在巴黎，他们认识了—些朋友，因而把他们的脚步带到百伦（BERN）和日内瓦。他们在日内瓦找不到好机会，正要离开的时候，偶然邂逅一个在念神学的青年学生，这个结交改变了他们离去的计划，令他们在日内瓦停留了两年之久。他们彼此的交谈，使这神学生深受感动：翌日，他把另一位朋友带来。这两个青年人正在黑暗中摸索，找不到得救的途径，也完全不熟识圣经，因为他们虽然研究神学，接触的书籍都是不信神的哲学家所写的。他们受了哈尔登若伯特的教导，心里顿时明亮过来，知道自己对圣经和得救之道一无所知，因此十分渴望能继续得着教导。若伯特就是这样决定了留下来在日内瓦工作。

    当时日内瓦的人民灵命枯竭。以往瑟维都所散播的异端，并没有因他本人被焚死而消失；同时，神学院里的教授，和日内瓦教会的牧师，又深受苏西尼主义和亚流主义的流弊所影响。

    哈尔登若伯特在摩里斯旅舍（PLACEMAURICE）下榻。在一个大房间内放置了长桌，开始了经常的查经聚会。神学院的教授虽然明令禁止学生参加这些聚会，但每次前来的人，总有二、三十，查考圣经时，他们参照各种不同语文的圣经版本，而若伯特的讲解，则由别人作翻译。





    他详细讲解罗马书，将其中的教训与圣经内的其它书卷互相参照。他对圣经全备的知识和坚定的信心，使听的人不但感到新鲜，也深受吸引。这些读经聚会，使学生们蒙受了极大的属灵福气，其中有好些很有恩赐的，而且也很忠心，后来为主工作，十分的出色，影响至大，可见这些读经交通的成果和贡献实在难以估计。从他们当中出来的有：圣诗作者马兰（MALAN），历史学者道碧尼（MERLE DAUBIGNE）；以后还有模诺得（ADOLPH MONOD），耐夫（FELIX NEFF），及其它的人，他们把他们所学习的真道，带回去说法语的地区及更远的地方。这个查经聚会，受到当地教会的反对，虽然若伯特并没有因此停止聚会，可是那些受过造就的牧师和学生，却因此受了不少苦；有些人被迫辞去职位；有人被逐出教会；甚至有人因此要出国流亡。

    若伯特在日内瓦的工作，只止于福音真道和教会真理的讲解，以后他就离开那儿。虽然有人知道他曾受浸，但他却一字不提，或许他在苏格兰所曾遭遇的经历，使他感到沮丧，他就不愿再提。他到了法国，在孟投本作工，当地亦有抗罗宗教会所办的神学院。他在此地的工作，类似在日内瓦所作的，开始了以后，便交给别人继续主持下去。在日内瓦有一个年青的牧师，为了遵行真理而受苦，他就是马兰。

    马兰是最初在国立教会外自行聚会守主餐的十个信徒之一；此外有高信（GAUSSEN）。他在追述当时的纪念主聚会时，提及在场的信徒名字，有：毕德（PYT），美乍涅尔（MNJANEL），根提亚（GONTHIER），归亚斯（GUERS）等。他说：“聚会的情景使我联想起在一五三六年另一次的纪念主聚会，由耶稣的一位门徒归仁（M·JEAN GUERIN）带领；那是日内瓦抗罗宗教徒第一次纪念主的聚会。”

    教会成立以后，其中有一个聚会的地点，是在主教座堂的附近，在那儿所带出来的福音见证，吸引了不少人来听道，并且多人悔改归主。归亚斯、毕德、根提亚及其它信徒，也在从前弗若敏办学校的地方举行聚会。当年弗若敏的工作，引起了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另外一位神学生威韦亚（DU VIVIER），在卡露（CAROUGE）礼拜堂内宣讲主的神性、人堕落的本性、和主的救赎大工，被人斥为无稽可耻。为了防止同类的事件再发生，当局立例规定所有神学生的讲道内容，必须经由神学院内三位教授检查通过，才可以站上讲台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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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西方

    一七九O——一八九O年

    坎伯尔多马（THOMAS CAMPBELL）——“宣言”——坎伯尔亚历山大（ALEXANDER CAMPBELL）——百鲁舒仁（BRUSH RUN）的教会——浸礼——“有关律法的实训”——联邦循道宗信徒改称“基督徒”——浸信会信徒称为“基督徒”——史顿（BARTEN WARREN STONE）——奇特的复兴现象——春田长老部（SPRING FIELD PRESBYTERY）成立及解散——给恩列治（CANE RIDGE）的教会——基督教会团体（CHRISTIAN CONNECTION）——改革派与浸信会分离——基督教会圆体与改革派联合——悔改的本质——司各特（WALTER SCOTT）——受浸使罪得故免——尔捏特（ISSAC ERRETT）的见证

    坎伯尔多马（THOMAS CAMPBELL）原是北爱尔兰某个脱离国教的长老会的牧师，他为了健康的理由，来到了美洲（一八O七年），受到当时费拉德尔菲城（PHILADELPHIA）的教会总会所欢迎，后来给差遣往西宾夕维尼亚州（WESTPENNSYLVANIA）工作，他所表现的超凡恩赐和灵性，使他大受欢迎。可是有人怀疑他是否真诚的向“脱离国教的教会见证”効忠，因为他声称唯有圣经是信心与行为的真正根据，他并不热忠于当时众教会中所盛行的宗派精神。

    他被差派到居民稀少的亚勒根尼（ALLECHANY）山区工作。在举行主餐聚会时，他接纳了一些不属于“脱离国教派”的长老会信徒，因此他受到了批评。他根据圣经的原则起而自辩，结果受到了教会内的人土所排斥，于是他索性脱离了该宗派。

    许多来自不同公会的信徒，继续参加他所主持的聚会。这些信徒，对当时教会内部分裂的现象，极感不满；他们同意坎伯尔所说的——教会要合一，就必须先回转到圣经的原则上，而且要明确信仰和意见之间的分野，才能使信徒学会彼此容忍，进而遏止四分五裂的趋势。

    这些信徒在华盛顿附近举行了一次会议（一八O九年），讨论如何实行他们的信仰原则。坎伯尔多马提醒信徒慎防分裂，并指出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圣经内神已明言教会的原则和标准，历世历代的教会都适用的，但人却在圣经的原则以外，创设各种宗教理论及制度，导致了不少争端，因此唯有回转到圣经的教训中，才能达致真正的合一。他提出下面的原则，作为指标：“圣经有明言的，我们就照样说；圣经没有明言的，我们就不说什么。”在座中有一位长老会的信徒就说：“如果我们依照这原则来行事，那么婴儿受洗就甭提了。”坎伯尔回答时：“既然圣经中没有提及婴儿受洗，那么我们就不去作。”另外一位在座的，含忍不住，情绪激动得流下泪来，站起来大声说：“但愿我不会活到那么一天，竞让自己心里否定圣经那宝贵的话语：‘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一位脱离国教的知名信徒，立刻应声说：“在你刚才所引述的经文内，并没有任何指出婴儿该受洗的教训。”

    尽管信徒之间明显地有意见上的分歧，可是大家却同心成立了“华盛顿基督徒联会”（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WASHINGTON），并且委出坎伯尔多马，将该会的宗旨草拟出来，这就是后来经大家同意所发表的“宣言”。宣言中，说明他们相信任何人都不该因弟兄的原故而被论断，因此他也不该因弟兄的原故去论断人；各人要承担自己的过失，向神直接交账。每一个人都必须各自受神的话所维系，而不该受人的解释所捆绑和限制。他们对于分争，表示厌倦，决心采取行动，消弭分争。可是当他们在人为的意见和宗派主张的争论上，继续设法去找出路的时候，他们发现竞徒劳无益，于是只好回到基督，和祂那永恒不变的话语中去寻求答案，结果发现：唯有回到起初的样式，以神的话语为唯一的依归，这才能找到出路。他们并无意另立教会，只想成立一个组织，推动基督教的合一，和“纯粹福音的改革，借着福音的传扬，并按照属灵的原则去实行。”

　　当坎伯尔多马来美洲时，家人没有随行。他们计划在稍后时间才迁往定居。他的妻子是预格诺派信徒的后人，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 CAMPBELL）打算在脱离国教的长老会内，接受按立出任牧师之职。他在格拉斯哥（GLASGOW）的那段期间，获悉哈尔登兄弟的教训和工作，使他开始怀疑由总会控制众教会，是否有属灵根据；又使他开始相信公理会的制度，合乎使徒的教训。但他既身属脱离国教的宗派，并且尊重他父亲的意愿，因此未有作出任何表示，但内心却已背离了长老会的制度，因此到了每半年举行一次的主餐礼拜时，虽然他已获准可以守主餐，他却没有参加，因为想到自己既然不能再接受那种制度，就不愿意因此引起别人的误解和错觉。

    后来到了他全家要迁居美洲的时候，他负责沿途照顾母亲和弟妹。船到了纽约，他们改乘马车继续前行，但坎伯尔多马一接获消息，马上前赴华盛顿与他们会合，然后一起再动身，途中互诉别后的景况。

    坎伯尔父子两人却不晓得对方已脱离了长老会的组织，彼此都担心一旦表白了心迹以后，对方反应不晓得会怎样。但当他们获知两人分别均已因不同的原故而获致同一的结论时，感到真个是“异途同归”，深受激励，对主奇妙的带领，更满了感谢的心意。当亚历山大读到父亲所草成的“宣言”，并获知他的教训与实行以后，发现与他自己所领受的推动教会合一的意愿，竟不谋而合。

    坎伯尔多马担心“基督教联会”会演变成新的宗派，或形成另一个新教会，因此决心让联会的信徒，仍旧留在长老会内，享用信徒交通及同心事奉的机会，看看这样作是否可行。当时长老会大会刚好在一八一O年十月在匹次堡（PITTSBURG）举行。坎伯尔多马便在会中提出要求，同时解释“基督徒联会”的宗旨，希望大会准予“在基督教原则下信徒联合一起”，可是要求并没有获得通过，而联会的活动反受到厉害的禁制。事实上，坎伯尔是要借着这个机会，将联会的宗旨公诸教会内的人士，并澄清别人对它的误会。他心中明白，如果又加入任何宗派的话，就与回到圣经原则去的初衷大相违背了。

    一八一一年，亚历山大娶妻成家，并协助父亲经营农场，成绩非常满意。后来坎伯尔多马离开了华盛顿，在附近另置农场，但事实上场务多由邻居负责，因为他的时间全部用在探访信徒和传道的事奉上。他的儿子工作能力过人，经营有方，可足湖口，并没有因经管农场而影响教会的事奉。

    其它宗教团体对“基督徒联会”的仇视日增，使弟兄们终于看清了：除非他们自己另立教会，否则无从过实际的教会生活。于是他们成立了“新约教会”。他们既然不能将任何已有的教会改变，就只好在这些宗派以外，另立教会，真正的活出新约圣经的原则，恢复圣经里的教会样式，促进真理上的合一。

    “新约教会”在一八一一年，在百鲁舒仁（BRUSHRUN）郑重宣告成立，选立了一位长老，一位传福音的，和几位执事。七日的头一日，他们聚会擘饼纪念主，每周一次；信徒约有三十名。他们并不承认自己是使徒们的承继者。他们发现新约中所有的教会，为了教会得建立，都设立长老（或称监督），及执事（或称仆人），并且差遣传福音的到普天下去。按立的形式，并不表示授权的意义，只不过是见证被按立的人有权柄。牧师和普通信徒间，并无分别。至于受浸的问题，就东诸高阁，对婴儿受浸坎伯尔父子认为这礼仪已到了那个地步，大可不必再提了。因为那些已经在教会里面的信徒，为何还要为所谓“加入教会的正当途径”而枉费精神？所以他们只为那些想要受浸的信徒施浸，可是在亚历山大的长子诞生时，婴儿受浸的问题又变得具体和实际了。他详细考查圣经，所得的结论是：除了给信的人施浸以外，新约圣经再没有别的有关施浸的教导，而且这也是主的命令，也是使徒所遵守的；受浸是一件如此重要的事，是不能搁置的。

    一八一二年，坎伯尔亚历山大，和他的妻子，偕同父母和妹妹，还有其它两位信徒，在水牛溪（BUFFALO CREEK）受浸。这也是过去他们当中几位信徒受浸的地方。

    这项行动，引起了其它许多宗派更多的敌视，只有浸信会派甚感欣慰，且提议百鲁舒仁教会与他们联合。当地浸信会信徒曾组成了教会联会，称为“赤石”（REDSTONE）。他们虽然主张个别教会独立，可是牧师们控制了联会大权，势力很大。百鲁舒仁教会的信徒，担心在与他们联合以后，会影响教会的自立性；加上该浸会联会，曾采纳费拉德尔菲城浸会联会在一七四七年的信仰宣言，其中有些教条是百鲁舒仁教会所反对的。可是，浸信会的信徒一般都爱慕圣经，行为敬虔，而且他们坚邀坎伯尔亚历山大在他们当中事奉；因此，百鲁舒仁教会经过考虑以后，将他们的信仰内容详细列明，交给赤石联会过目。其中说及他们“反对任何限制基督教会的合一与信徒相交的一切人为教条”，同时表示，如果能保有根据圣经教训来传道的自由，他们乐意与浸会联会携手合作。这项建议，获得联会大部份人通过，可是亦有人坚决提出抗议。

    这些抗议，到了一八一六年在十字溪（CROSS CREEK）举行的联会大会时，更形尖锐化。大会中，亚历山大负责讲道，题为“有关律法的宝训”。他清楚的指出：信徒不再在律法以下，乃在基督里面，而基督是“在律法以外所显出来的义，是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的”。他又指出：基督教范围内的好些习例，都是源出自旧约圣经；而新约圣经是旧约的延续及取代，我们亦从新约中得着福音和有关的教训。亚历山大这个领受，正好和当时浸信会信仰互相砥触，因此好些浸信会不再请他讲道。

    十九世纪初期，发生了好些宗教运动，起因都是出于要脱离当时流行的神学思想，和宗教传统的催促，也基于要回转到圣经原则的渴慕，并相信运动能为信徒及教会在信心和实行的追求上，带来益处。

    这些运动之一，源出自循道公会。美国独立以后，美洲的基督徒得以脱离国外因素的影响。当他们为教会管治的问题探索时，大多数人赞成采取主教制度，但也有一些人支持地方教会的方式，并盼望教会能恢复新约圣经时期的教会样式；但这一部份信徒乃属少数，这项提议遭受否决，于是他们决定脱离原来的聚会（一七九三年），在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和维琴尼亚州（VIRGINIA）另立教会，由奥克理（JAMES OKELLY）和其它传道人负责带领，起初取名“联邦循道宗”（REPUBLICAN METHODIST），但不久后便废去这名称，也不采用任何别的名称，只自称“基督徒”，承认只有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又不设任何教规，单以圣经为根据。

    不久以后，在浸信会内也发生了类似的运动。有一位医生锺斯（ABNERJONES），和一位牧师史密夫（ELIAS SMITH），在东部几州建立了好几处教会，接纳任何宗派的信徒；只要他们信仰纯正，为人敬爱，就一律接纳（一八OO年开始）。浸信会的一些牧师，也加入了他们的聚会，在这新成立的教会中，兴起了不少有恩赐的传道人，把福音远扬各地，这些信徒，统统自称“基督徒”，专一遵行圣经教训。

    在肯塔基州（KENTOCKY）的给恩列治（CANE RIDGE），在十八世纪末期，有原属长老会的早期移居该地的信徒，盖了一所木房子，举行聚会，一八O一年时，他们的牧师名叫史顿（BARTEN WARREN STONE）（一七七二——一八四四年）。

    史顿在忆述自己经历的时候，说过下面的话：“这些年间，我在心思上总在思辨神学（SPECULATIVEDIVINITY）的范围内打滚。这种神学思想，也正是当时宗教人士的热门话题。……当时我相信世人全然堕落，不能得神的喜悦，只能等到圣灵作工，借着祂那全能奇妙的大能，人的灵才可以苏醒，内心更新；如此，罪人才能因信耶稣而得着救恩。我开始认定：神并没有在所有的人心内动这更新的善工，一定是有原因的；祂凭己意，拣选某一些人，在他们心中动工，却又撇下其它的一些人。……这个想法，是与神绝对的拣选和舍弃的权能分不开的，……两者其实是同一个信仰。我既然承认人堕落的事实，也就承认神的自由拣选的意志，和自由舍弃的权柄，这两件事是分不开的。……许多时，当我……正在竭力带领人悔改及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一想到这矛盾的事实，里面的热心，不觉就冷了大半截，试想：他们怎么可能会相信呢？他们怎么会悔改呢？他们怎能作出不可能的事呢？他们既然不能作，那怎么能定他们的罪呢？……有一天晚上，当我正在私下祷告读经的时候，心里反常地满了安慰平静，心里满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对世人的热切关怀和爱怜，与及盼望他们得救的迫切祈求。……连续几天，日以继夜地，我几乎不停地为失落的人迫切祷告。……后来我把这个经历告诉一位虔诚的信徒，并且冲口而出说：‘我何等爱罪人，假如我有能力的话，我就要把他们全都拯救过来。’那位信徒听见了，似乎大吃一惊，回答说：‘难道你爱罪人的程度比神爱他们的心更深么？那为什么神不拯救他们呢？当然他是全能的。’我立时脸红耳热，不知所措，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好马上退回去寂静的树林中，去默想和祷告。我不禁自问：神爱世人吗？神爱全世界的人吗？祂不是满有大能，可以拯救世人的吗？既是如此，所有的世人就都该得救，因为有谁能敌挡祂的大能呢？……我深信圣经所说的，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得救。这么一来，结论不免就是如下：神并非爱所有的世人。可是，在我里面的灵，却如此热切的爱世上所有的人；那么，我这个灵岂非不是出于神的？会不会只是一个幻觉而已？……在祷告中，我在神面前俯伏，可是心里马上起了个意念：你是在不信中祈求，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你必须要信，否则不能得神的喜悦。可是我没有信心；我不可能有信心，就如我不能造一个世界一样。那你就一定会给定罪，因为‘不信的必被定罪’。可是，难道因为我不能作不可能的事，主就叫我永远给定罪吗？我这样的胡思乱想，……心里竟然起了这种得罪神的心思，口里还差不多要说出来，一念及此，我混身冒汗如雨，地狱的火在我里面燃烧起来。……我在这种不寻常的状态下，混过了两三天，结果还是神宝贝的话语，把我从这混淆不安的紊乱心境中释放出来。从读经和默想中我领会到神实在是爱所有世人，而他却没有把所有的世人救过来，原因是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他们不信，不是因为神没有在他们身上行使他那全能的权柄，使他们相信，而是因为他们不肯接受神在他的话语内给祂儿子所作的见证。‘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我因此领会了：神要求我们相信祂的儿子，是有理的，因为那些丰满的见证，足以使罪人心中生发信心；而福音的见证，也是充充足足的；人若相信接受，就可以到基督那儿来，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救恩、和永生。这一点信心和真理的亮光，照透了我的心灵，把我从加尔文派的学说的迷惑和谬误中救了出来，使我得以进入福音自由的丰满中。”

    在这个时候，史顿亲往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TENNESSEE）去，看看他所风闻的属灵复兴，看见听道的人，都深受神的话所撼动，经历着心灵中极大的痛苦或喜乐；深受感动的人，并不分贵贱。他在详细的分析事态以后，不得不承认，这是神所赐下的大复兴。当他回到给恩列治讲道时，同样的现象在聚会中出现。在某次的聚会中，有二万人来听道，聚会日以继夜的进行。长老会、循道会、和浸信会的牧师，同时在会场中不同的角落分别讲道，而分门别类的宗派偏见，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时约有一千人经历了这些奇异的现象，甚至在复兴的现象过去以后，那些美好的果效还是继续存留，以致许多奴隶获得自由，教会人数加添，信徒爱主的心也大大的增长。

    有好几位长老会的牧师，与史顿一起作工，传讲福音救人的大能，并指出神的见证，能使人生发信心。史顿说：“醒悟了的人，犹如大梦初醒一般——似乎是生平第一次领会到，自己必须在接受福音的事上，负上责任；而且如果人不去享用那命定的得救途径，那简直是罪过。”

    可是过了不久，结党分争之风又告兴起。俄亥俄州（OIHO）春田（SPRINGFIELD）的长老会，把其中的一位牧师交给历盛顿（LEXINGTON）教会大会审查，结果引起五位牧师脱离长老会，自立春田长老部，摒弃一切人为的教条，接受圣经为信心与行为的唯一指引。

    史顿把信徒召聚起来，宣告他不能再附从任何宗教组织，并说他今后的工作，只为推广基督国度，不再为任何公会服务。他决定不再接受薪给，靠着种植维生，继续殷勤的事奉主。

    过了一年，这期间内他一直与春田长老部有很愉快的合作。可是，当大家认清了这种性质的组织并不合乎圣经的原则时，就决定解散，详细的理由见载于一份题为“春田长老部最终的意愿和见证”的档中。他们改称为“基督徒”，并且相信这名称，是神从前在安提阿命定给信徒的。

    这些信徒，于一八O四年在给恩列治聚会，自信是君士坦丁时期的教会离弃了使徒教训以后，第一个依照起初使徒教训去实行的教会。

    类似的教会，不久便迅速加增；每处的聚会均视为一个独立的教会，而信徒也都受浸，这些都成了常规。

    这些运动，在西部地区很快蔓延出去，不久便与在东部及南部两股类似的运动汇合，成立了“基督教会团体”（CHRISTIAN CONNECTION），他们同心合意的摒除了一切人为的教规，全以圣经为依归，并效法初期教会的单纯。

    这些运动，都是分别独立产生的，以后才发现彼此是志同道合。他们所信奉的，与坎伯尔父子所建立的教会所遵守的相似。不过“基督教会团体”比较上在传福音方面较活跃，因此迅速壮大起来；其它的则较多重在教导，因此在知识上的长进比较快。

    坎伯尔亚历山大身兼数职：编纂、写作、教书、讲道；此外又公开辩证，并从事教育工作，及修订新约译本。他的才华横溢，活力过人，使许多人深受影响。

    浸信会圈子内的信徒，也受到他的教导所影响，但有些不肯接受革新的，慢慢的便形成了对立的势力，因此在好些地方演变成为浸信会和革新者之间的对峙。最后，浸信会联会把几位活跃的革新派牧师开除，还警告说要将所有从事改革的信徒逐出教会。此后，双方便宣告分裂（一八三二年）。

    同时，坎伯尔亚历山大所带领的聚会，和史顿所带领的信徒认识以后，发现彼此的目标和原则基本上相同；不同的细节却没有彼此的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因此双方开始携手合作。他们都认为不宜成立有形的联会，但到了一八三二年，终于成立了团契。

    在这些信徒中间，长久以来为了悔改的本质，曾引起辩论。信徒一般相信在救恩方面，人是不能作什么的，甚至不能有信心去接受，除非圣灵亲自作工，因此他们学习等侯某种内在的属灵经历，就是圣灵在人心内工作的明证。可是不久以后，有人指出：人必须运用意志，在他听见福音的时候，要用信心去接受。接受与否，是人所该负的责任；如果拒绝的话，他就要永远承当那结果，就是永远沉沦。

    司各特（WALTER SCOTT）是当时与坎伯尔父子同工的传道人，他的服事非常忠心，工作亦大有果效。他在较早时期就曾与史顿的朋友一起传福音，深被这个有关悔改本质的见解所影响。他认为长久以来，传道果效不大，就因为听道的人没有领会各人对福音见证应有的态度。各人有责任用信心去接受福音，不能单一的凭感觉，以为那才是圣灵作工的明证。他又留意到新约圣经的记载：信的人受浸，并没有任何的顾虑。他也留意到使徒行传三章卅八节所记载彼得说的话：“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此他劝听道的人要悔改受浸，好叫“罪得赦”；又当他给人施浸时，除了照马太福音廿八章十九节主的吩咐那样作以外，他还引用使徒行传这段经文，使它成了定例。他所认为的悔改，包括：㈠相信，㈡痛悔、㈢受浸、㈣除罪、和㈤接受圣灵。

    这些教会专心查考圣经，信徒彼此相交，顿使福音更迅速广传。来自不同阶层的人给兴起来，预备自己去事奉主。他们传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甚收宏效。数以千计的人悔改，参加了教会；教会也迅速成长起来。敌对他们的人，喜欢称他们为“史顿派”，或“坎伯尔派”，但他们拒绝不接受这些名称，也不采用任何宗派的名称，只自称“基督徒”，“门徒”，和“神的众教会”。

    接着下一代的信徒中，尔揑特（1SSAC ERRETT）给兴起了（一八二0——八八年）。他述及当时的情景：“对我们来说，耶稣的神性和作基督的位份，并不仅是一次教义的问题——这是基督教的中心真理，也是基督教的重要信仰。在这一点基本信仰上，我们坚决持守，毫不妥协。如果人对基督的心是正确的，基督就能使他在其它一切的事上不会出岔。因此我们专心传讲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人若要受浸参加教会，我们所要求的条件，就是他内心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此外并无别的条件。而我们交通的根据，也只有一点，那就是信徒对这位救赎主的相信和顺服。凡相信神的儿子，听从祂的话的，就是我们的弟兄，我们并不介意这些弟兄们在其它见解上可能有谬误。但是，凡不信基督的救恩的，不管他们在别的事上是如何的精明能干，都不是我们的弟兄。……在一些推理性的判断上，我们尽量谋求一致的结论；但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就学习彼此容忍，满心相信神会引领我们达致最后的协议。在意见方面——亦即是圣经没有明言的问题，或没有定论的模糊不清的事上——我们允许信徒有最大的伸缩性的自由，但不许彼此论断，或强迫别人接纳自己的意见，或因而引起争端。”

    这些教会，在澳州散播迅速，又在英国纷纷建立，并远及其它的国家。不久，主张要把这运动发展成为公会系统的趋势渐告明显。有些人主张把这些“布道”工作集中起来，归由一个核心组织控制；在某些人的心中，颇受当时流行的唯理主义所影响，因此对圣经的阐释或应用上引起讨论时，常有发生不同的意见或做法。从这些经验来看，可见起初所提出“恢复见证”的重要性，也可见“回到圣经原则”的态度，才是达致教会真正合一的唯一途径，这样才能使教会有能力的把神纯全的真道，传扬给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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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俄罗斯

    一七八八——一九一四，八五O——一六五O 一六一二——一九三O

       一八二三——一九三O  一八二八——一九三O

       门诺派和路德派信徒移居俄国——门诺派教会独享特权，因而变质——乌斯特（WUST）——复兴——门诺派弟兄脱离门诺派教会——门诺派教会复兴——俄国教会的聚会遭受禁止——准许圣经俄文译本流通——圣经翻译——路迦士（CYRLLUCAS）——斯顿得教派（STUNDIST）——福音传入俄国的各种途径——教会增添——俄国的政治局势引起迫害加剧——放逐——放逐出境的事例和新约圣经的影响——神圣议会（HOLY SYNOD）反对斯顿得教派属下的教会——福音派信徒和浸礼派——俄国境内动荡不安——容许宗教自由——教会激增——取消宗教自由的法令——无政府状态——布尔什维克（BOLSHEVIK）政府产生——试图扫除宗教——信徒受苦与教会增长——屠杀信徒——盎肯（J.G.ONCKEN）在汉堡建立的浸礼会——逼害——对宗教宽大的政策——圣经学校——在俄国的德国浸礼会信徒——美国的馈赠——拿撒勒教派（NAZARENES）——弗若列池（FROHLICH）——带来复兴——被逐出教会——匈牙利工匠与弗若列池相遇——布达佩斯（BUDAPEST）的聚会——拿撒勒教派的传扬——因拒服兵役而受苦——弗若列池的教训。

　　十六世纪门诺在荷兰工作，使教会得着复兴。这些信徒的后人，在俄冉遮皇子粉碎了西班牙的统治势力后，享受了前所未有的信仰自由，教会更形蓬勃。到了十八世纪，他们变成了当时的权贵，但在普鲁士，门诺派信徒却成了受苦被压迫的人，部份原因是因他们拒服兵役，处境极为困苦，因此当俄国加德林二世（CATHERINE II）在南部新占领的地区内，为他们提供田地，及应允他们宗教自由及免服兵役的时候，他们便雀跃万分，认为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拯救。

    最初起来回应移居的，是那些最穷苦的信徒。一七八八年，第一批迁徙的共有三百二十八家的人，人数约有一千五百，翌年徙至伊卡德连诺斯拉夫省隽（EKATERINOSLAV）定居。起初的时候，移民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接踵而来的移民渐多，其中有家境比较富裕的，他们几经劳苦耕耘后，生活渐入佳境。俄国政府对这些移民曾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振兴农事，提高该区的生活水平，这个期望也告实现了。该区土壤肥沃，农作物年年丰收，人民住居的环境渐渐改善。四周居住的俄人及鞑靼人，以前从没有想过去开垦该区的，现在眼巴巴看见这些移民的收获累累。除了来自普鲁士的移民外，还有来自禹尔登堡因受迫逼而流亡的路德派信徒，其中多属敬虔派的。

    这块小小的殖民区，慢慢的扩大，不久便在俄国南部伸展到克立米亚半岛（CRIMEA），沿着伏尔加河（VOLGA）下游，横过高加索山脉（CAUCASUS），直至西伯利亚（SDERIA），远达土耳其斯坦（TURKESTAN）及邻接中国的边境。这些移民并不受周围的文化所同化，保留自己的语言、宗教、及生活习惯。在这庞大的帝国内，这些移民故居在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民族（SLAV）和其它的民族中，尤如汪洋中的孤岛一般。

    政府给予这些门诺派教会的特权，很快便使教会变质。为了要享受特权，人人争取参加教会，办法就是在指定的年龄受浸为会友，或借着结婚而取得会友的资格；这情形一反以往的规定。以前凡参加教会的，必须要信靠基督，并有重生得救的明证。因着这些改变，门诺派教会摇身一变而成为国家教会，信的和不信的，一概接纳，道德的表现因而迅速腐败。新来的移民，原来生活严肃敬虔，不久亦因此而堕落了，酗酒、不义、及贪婪的事迭生。可是，有一小群敬虔的移民，始终抵挡罪恶，并且痛惜教会的见证失败。

    信徒们为罪忧伤的祷告，果蒙垂听。神在他们意料不到的地方，兴起了他的仆人。禹尔吞堡的一个小客栈的店主的儿子，名叫乌斯特（EDVARD HUGO OTTO MUST），他父亲送他去念神学。他在杜平根（TUBINGEN）大学攻读时，生活靡烂腐败：考试合格后，在一八四一年，在禹尔吞堡的国家教会内供职。他凭着天性的热诚，全人投入了工作。后来认识了敬虔派、摩利维亚派，及循道宗的信徒。三年以后，他给按立为牧师，心里经历了改变，摆脱了一切缠累的罪。一八四五年的一个清晨，他得着因信赦罪的平安，并得着成为神的后嗣的确据，心中满了无比的喜乐。他的讲道及查经，动听而又满了能力，不但吸引了多人归主，也引起国家教会人士的嫉妒忌愤，使他在工作中到处受到制肘和欺侮。后来得到敬虔派信徒的介绍，前往俄国南部一个脱离国教的教会工作。年廿八岁时，他在该教会第一次站讲台；他身材高大壮硕，声音洪亮可亲，听道的人都深受吸引。在讲道的时候，他引用圣经，说出自己内心的经历，指出基督救赎的大功，可以确保信靠的人稳妥得救。该教会平日人数已不少，现在又加上来自各团体的听众，其中也有门诺派的信徒。乌斯特并不受宗派分裂的歪风所影响，因此不久以后，他也在门诺派信徒家中查经，并且在他们的聚会中讲道，带来了大复兴；不少罪人深受感动，纷纷悔改，并且因信而得着心灵里的安息；许多人离弃罪恶，过圣洁的生活。可是，反对的势力亦接踵而来，他们不许乌斯特用门诺派聚会的地方；可是这些行动，并不能阻止复兴的扩展。但是有一少部份信徒，因充满喜乐而任凭自己落在过份兴奋狂热中，以为这些狂热感受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幸而这些容易导致愚昧及罪恶的现象，很快就受到控制；复兴的善工在教会内外受敌的情势下，仍旧得以维持下去。乌斯特死于一八五九年，时年仅四十二岁。他在世时，有些重生得救的门诺派信徒，到他所负责的教会里，与其中的信徒一起守主餐。

    乌斯特去世后，在同一年里，有一些门诺派的信徒，感到不能再留在原来的聚会，与未信的人一起守主餐，于是开始按时在各信徒的家中擘饼纪念主，参加的人都是相信并承认基督的。这项行动却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信徒们本身并不愿意教会分裂，但到了这个情况下，有几位最后还是离开了门诺派的教会，后来其它的信徒也跟着离开。一八六O年，这些脱离门诺派教会的弟兄们，另立聚会。

    原有的门诺派，对待这些新成立的弟兄聚会，就像从前国家教会对待早期的门诺派信徒一样，他们谴责弟兄们，提议把他们交由地方政府去惩治，要求剥夺他们所享有的一切特权，甚至恫吓要将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与政府交涉的公案，拖延了好几年，在这段期间，弟兄们受了许多的苫。最后政府判决：门诺派信徒，不论属原有教会或新成立的教会，一律享有原来的特权。

    这些弟兄们的教会，稳定地增长，圣灵的各种恩赐，也丰丰富富的在他们当中显明出来。当他们在教会的实际生活上决心要依照新约圣经的教训和样式去实行的时候，就领会到门诺派教会的洒水礼，并不合乎使徒的原则。于是他们就为信的人施浸。后来他们又领会到，应该与众圣徒相交，不应把交通的范围限制在门诺派的圈子内。有些由海外或别处来的弟兄，在他们中间探望事奉，扩大了他们的交通范围。

    这些经历，为门诺派教会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虽然在聚会中仍然混杂有不信的人，但这些留下来的人，一样感染到那曾使别的信徒离开的圣灵工作。牧师传讲福音的时候，拯救的大能照样彰显出来，其中悔改得救的人，学习过敬虔的生活，为四周的人作出美好的见证；犯罪的人受到申斥，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新，甚至连未信主的人，也因而提高了道德水平，而原有教会和弟兄们间的芥蒂，也慢慢的消失。双方的信徒，虽然意见仍旧分歧，但能分享在基督里的彼此相交。

    许多信徒，看见很多世人还没有得救，对传福音的急需，心中满了负担，于是派遣传教士到印度及其它的地方去。这些在俄国的移民，家道渐丰，有些人就渐渐趋向物质的享受，但也有不少人心里敬畏神，为了推广神的国度，甘愿奉献钱财，他们又有大批移居到美洲去。所以他们能把信仰借着各种的方式，从他们那有限的范围，伸展到世界各个角落去。

    可是，俄国政府虽然准许这些门诺派的人士享有特权，但也规定他们所当负的责任和该受的各种限制。他们不须服兵役，但适龄的青年均须为政府植林伐木；在这段服务的期间，他们不得在俄人中间举行聚会，也不得向希腊正统教会的人士“宣传”信仰。他们如果遵守规定，就可以自由的聚会，所以他们也乐于遵从。在这些散布在广阔的俄罗斯大平原上的门诺派信徒的村落内，都有经常的聚会，也很蒙恩。他们所雇用的俄藉工人，为数不少，他们有机会参加每天在信徒家中所举行的聚会，因此听见了神的道。男人在农庄上干活或上市集时，就有机会和别人交谈；妇女在家中或田间，也可以与别的妇女碰头；他们在这些交谈的场合里，常常的提及圣经。

    俄国人民并不认识圣经，在东正教堂内所念诵的，是那没有人能听得懂的古斯拉夫语。又因为在教堂内聚会并没有讲道，聚会的内容，就只是循例作完各种礼仪，唱些悦耳的诗歌，至于神的启示，人所知道的实在不多。当时的正统教会并不反对圣经的流传；他们也教训人民尊重圣经，指出那是神的圣书。因此这些本性热衷宗教的俄国人，都很爱慕认识那本人人敬重的圣经的内容，所以当奇妙的福音临到他们的时候，许多人就立刻接受了救恩的信息。

    斯拉夫民族的文学，始自圣经。这一种现象，在许多其它的民族中也屡见不鲜。在九世纪的期间内，为了要把圣经传给俄罗斯民族，区利罗（CYRIL）发明了一套字母（CYRILLIC ALPHABET），是把部份的希腊字母，合并到古加拉各利文字内而组成，用以发出斯拉夫的语音，又藉此把新约圣经的大部份翻译出来。他的同工麦托丢（METHODIUS），用尽苦心去推广这套区利罗字母的应用，对抗那些主张用拉丁文的人。这种古斯拉夫语的圣经文字，由摩利维亚散播到各处去，代替了希腊文，成为大多数希腊东正教国家的教会所采用的文字。后来各种斯拉夫语系衍变成各种语文，这种古老文字就不复为人所用。但在十一世纪时，基辅（KIEV）的俄人统治者雅若斯拉夫（YAROSLAV），把圣经一部份译成当时通用的语文。

    在十四世纪期间，一位牧养教会的弟兄和一位作教会执事的弟兄，为了鼓励人读经，来到皮斯哥夫 （PSK0V），后来又在诺弗哥若（NOVGOROD）举行聚会，当地正有大批人参加展览会。这两位弟兄，指出正统教会的神甫，在受按立时，并未得着圣灵；他们所主持的圣礼，并没有任何的意义；他们又指出：教会是真正基督徒的团体，可以自由选立长老；信徒聚会时，亦可以自行守主餐、施浸、及传福音。可惜在当时，俄国人虽可以读圣经，但从来没有按圣经的吩咐去行，因此接受这两位弟兄的教导的人，受到了压抑，终而解散。

    一四九九年，诺弗哥若的大主教，搜集了各种斯拉夫语的圣经译本，并将新旧约圣经分别印行。一五八一年，整本圣经的俄文译本，在奥斯托洛（OSTROG）面世。

    希腊东正教，并没有像罗马天主教那样经历类似的改革，可是也曾有人试图加以革新，而作过这种尝试的人，却是来自其中的高层人士。路迦士（CYRIL LUCAS）（一五七二——一六三八年），出生于革哩底（CRETE），是当代的学术泰斗，学识丰富。他先后出任亚力山大的主教长（一六O二），及君士坦丁堡的主教长（一六二一）。他在阿妥斯山（MOUNTATHOS）发现了一卷五世纪的圣经手抄稿，是当时已知的最古老的希腊文圣经。他将这古抄本由亚力山大送去给英国国王查理士一世，现在仍存放于大英博物馆内，称为亚力山大抄本（CODEX ALEXANDRINUS）。当他任亚力山大主教长时，曾把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改革宗的信仰，与圣经的教训作出详细的比较，以后就决定离开教父们的教训，接受圣经的原则作为唯一的真理根基。他发现改革宗的教导，比较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的，都更符合圣经的原则，于是他发表了自己的“信仰宣言”，说明他在多方面同意改革宗的信仰。他说：“有人认为人传统的理论，与圣经具同等的重要性；对于这种见地，我实在无法忍受。”他大力抨击变体说和圣像膜拜之风。他指出：那唯一真正的圣教会，应该是包括所有相信基督的人；可是，在不同时代里，在不同的地方，有形的教会可能会犯错误，但圣经是永恒正确的指导，是信徒所应回转归服的。因此，他鼓励信徒恒常读经，在他们专心查考的时候，圣灵就会使重生得救的人明白其中的真理。这样的主张，出自这位当代宗教权威的人口中，不免引起强烈的反应，众人议论纷纭，路迦土给卷入激烈的争辩中。结果他曾被黜多次，但每次都给召回。回教苏丹（SULTAN）的大臣也信任及支持他，虽然因此有助于他将职位保留，但反而有损于他的见证，因为众人认为一位基督教的教师，竞获一位回教首脑的支持，于理实在说不过去，也不合宜。当时在伯利恒举行的希腊东正教议会，开会商议以后，一致同意保留原有的教会规例，不赞成改革。但是，这位希腊教会的改革者所受到最利害的攻击，反而是来自罗马教会。他们借着耶稣会的阴谋诡计，多方阻挠路迦士的工作。最后的一次，当苏丹正要出发往巴格达的途中，他们趁路迦士不在场，冒认他的身份；苏丹匆匆下令判他死刑，他就在君士坦丁堡被绞毙，尸身给抛入海中。他死后，希腊东正教议会还不断批判他的信仰。  

　  沙皇亚力山大一世，鼓励英国圣书公会在俄国设立分会，并且授以特权。于是在帝国内的各地，遍设圣书公会。当时对帝国内所采用的各种不同语文的圣经译本，需求甚大，尤其是俄文版本，销量不断增加。多人有机会读圣经的结果，社会的道德为之一振；不少人回转归向神，专心跟随主耶稣基督，但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对，神圣议会（HOLY SYNOD）更成了阻压圣经流通的首要份子。但一直到布尔什维克（BOLSHEVIK）政权成立之前，为了满足那些渴慕神的话语的信徒的需求，圣经仍能借着各种方式，大量供应。

    徙自德国的信徒聚会，按德文称为“斯顿得”（STUNDEN）；而当俄人信徒自己聚会查考圣经及祷告的时候，别人就称之为“斯顿得教派”（STUNDISTS），表示不耻他们离开原来的教会。可是这些信徒从来不承认这个称呼；他们自己彼此互称弟兄。

    这些信徒查考圣经的结果，使他们得着异常的启示和能力；这才知道自幼所信奉的宗教，并没有使自己真正认识神和在基督里的救恩，因此他们彻底离弃罪恶，以全备的信心和爱心，接纳基督为救主。他们看清了国家教会和圣经的教训两者间的冲突，终于离开了国家教会，照着自己所领受的圣经教训去行。

    德籍移民为信徒施洗，在起初的时候并没有施浸；希腊教会有施浸的作法，但仅限于婴儿。俄国的信徒为了彻底明白这方面的真理，专心查考圣经，绝不接受当时风尚的影响。当他们一看清了新约圣经的教训是“信而受浸”以后，马上就贯彻到底，立刻实行起来：全境所有的信徒，都照圣经的教训去行。他们又认识到：擘饼纪念主，是主的命令，并且是仅为信徒而设；在这方面，他们也乐意照着主的吩咐去行。后来他们又开始领会宇宙性的教会，和地上众教会的组成，明白到所有信徒作祭司的身份，知道圣灵内住在信徒里面，并且祂是随己意把各种恩赐分给教会，使圣徒称义，并使福音传给万人。

    这些活动，人称之为“斯顿得教派运动”，迅速广泛的传扬开来，一群群悔改信主的人，纷纷个别的在各地成立教会，把教会的见证到处传扬。圣灵起初在那些外来的移民身上所作的善工，显明只是一点点的开始，到了这个时候，善工更发展到俄国广大的群众中去，发出更大的果效。可是，本地信徒却没有移民所享有的敬拜自由，他们打从一开始，就要忍受逼迫；可是，他们那股为道迫切的热诚仍然持续下去，不能打消。

    福音得以传遍欧亚两洲广阔的地土上，主要当然是归功于门诺派信徒的工作。但是除了他们以外，当时也有其它的信徒为主作见证。伯纳肯柏尔（BOHNEKAMPER），原是巴色会（BASLE MISSON）派住高加索传道的信徒，后来遭当地赶逐出境后，转往阿廸沙（ODESSA）附近的德人移民区内，担任教会的牧师。他为那些在区内工作的俄人，举行查经聚会，而这些人就把所接受的真道，带回去各人的家中。

    此外，交谊会（SOCIETY OF FRIENDS）的格勒力（ETIENNE DE GRELLET）、阿伦（WILLIAMALLEN）及其它信徒，往圣彼得堡（ST.PETEMRSBURG），与沙皇亚力山大一世见面交谈，使他深受影响，终而同意下令把圣经译为俄文。沙皇承认他前半辈子没有见过圣经，到了四十岁那年才有机会接触到。但一经翻阅，他就手不释卷；发现圣经中提及世人的烦恼，正是他本人所经历的。他从圣经里得着内心的光照，发现这是唯一叫人得救的真理。他因此同意交谊会弟兄们的建议，准许圣经翻译及印刷销售，为俄国带来无比的福气。

    还有一个苏格兰人麦勒威尔（MELVILLE），俄人称他为伊凡努维兹（VASSILIGIVANOVlTCH），是英国圣书公会的代理人，在高加索和俄国南部，花了六十年的时光，推广圣经的销售；不但使圣经流传更广，而且帮助购买圣经的人，把所学习的真道，应用到实际的生活上。他终生不娶，一生致力于宣扬神的道的工作，成为那些负责经销圣经的零售商人的好榜样，使他们乐意学效他跟随基督。

    新约圣经流传各地，使多人知罪悔改；教会建立起来以后，又把福音继续传扬出去。这一切，都是在其它传福音的弟兄们抵达以前就已经发生了。这种例子，在多地屡见不鲜，由北西伯利亚，以至里海（CASPIAN）南岸，都有这种现象。

    同时由另一个方向，来了雅格（KASCHA JAGUB）；他是从波斯来的聂斯托利派信徒，获得美国差会（AMERICAN MISSION）的支助，来到俄国，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在俄罗斯及西伯利亚各地传道，差不多三十年之久。他专向穷人传福音，大有恩赐。

    另一方面，贵族也喜闻福音。一八六六年来自英国的拉施塔爵士（LORD RADSTOCK），到了圣彼得堡，在一些贵族的家中，举行查经聚会，圣灵的大能显明出来。他那简洁直率的讲解，和所举出的清楚的例子，使上流社会中不少人士因此悔改归主，甚至皇室中亦有人受到影响。这些贵族坚持真理的教训，就与南方的工人农民信徒的坚守真道的表现一般无异；这些社会阶级地位大相悬殊的信徒，不久就如弟兄一般，彼此相交。信主的贵族们受浸以后，和其它的弟兄一起擘饼纪念主。上流社会的人士，与卑贱而且目不识丁的信徒一起聚会；他们能彼此连结，是因为在基督里分享同一的生命。

    在这些信徒当中，有一位富有的地主，名字叫帕斯哥夫上校（COLONEL VASSILIJ ALEXANDROVITCHPASCHKOV）  。他在自己的官邸内举行聚会，自己也到处传福音——在会所及家中，甚至监牢和医院内。他运用他本身所有的财富，大量分发圣经，又印发福音单张及书籍，并且周济穷人，竭力推广神的国度。一八八O年，他家中的聚会遭明令禁止，但他不顾一切，继续聚会，于是神圣议会判决把他放逐离开圣彼得堡，后来更赶逐出国境，他大部份家业被充公没收。



    德国浸礼信徒由德国移居俄国，后来更分布在波兰及其它许多的地方。他们享有信仰的自由，但政府规定他们只能在德国人当中传福音，不能向东正教教徒工作。不久以后，受浸的俄人信徒，纷纷成立教会，并且迅速增长。这些教会与别的教会之间，明显地有分别。浸礼会统属他们的教会联会，但其它教会则各自独立，直接归属基督；众教会彼此间的交通，就靠个别弟兄们的彼此相交，和传道弟兄的探望。此外，浸礼会内多半各有委任的牧师，而在其它的信徒教会内，弟兄们自由的事奉，并在信徒中间选立长老。

    福音就是这样借着多种不同的途径，传入这辽阔广大的地域内。俄人接受福音以后，自己成立了教会，没有让一些“外国差会”或外国组织掺杂在其中。从开始的时候，俄国信徒就已明白：神的道是直接传给他们的，无须借助任何公会的组织；而使人与神和好的职份，也接着交付给他们。他们就存着一股无法压抑的热诚，为此尽心竭力，不管要付的代价是多大，因此福音很快就传开了，并且在全国内继续传扬出去，情形大异于一些仍留在外国差会的支持及控制下的地区。俄国信徒的人数，不久便增至数百万，教会亦数以千计。

    打从开始的时候，这些教会就受到逼迫，后来逼迫愈过愈利害，并且蔓延迅速。当时的政权，大力压制个人的自由，以致人民纷纷成立秘密组织，多方设法打击政权，他们所采取的手段甚为残酷。这些虚无主义份子（NIHILIST）（亦称民粹主义者，译者按）所发动的暴乱和暗杀的行动，使统治阶层大感震惊，于是他们更加紧镇压。沙皇亚力山大二世本人，亟欲从事改革，但他没有认识到当前局势的险恶。数百年来暴力压迫所引致的人民积怨和愤怒，有如暴风雨前夕的情景。沙皇正要专心致力改革之际，于一八八一年，在圣彼得堡的街头上，遭虚无主义的恐怖分子所暗置的炸弹炸毙。这次事件触发了人民对极权政府的反抗暴动。继位的沙皇和政要的顾问们，不惜全力去粉碎革命的行动，连那些不赞成“神圣俄罗斯”的理想，反对政府及教会拥有绝对权力的人，都不免遭殃。政治分离份子、国内的非俄人、尤其是犹太人及大学人士，还有许多其它的人，都受到牵连；东正教会以外的信徒，统统被殃及。

    经常利害逼迫信徒的，竟是神圣议会的会长——坡伯多诺次威（POBIEDONOSTSEF）。他把信徒判处监禁、又罚款，或放逐。神甫们更煽动群众跟信徒为难，捣毁他们的房子家业。信徒聚会受到禁止以后，他们转而秘密聚会，但一经查出，信徒就被逮捕惩治，因此更多的信徒，尤其是教会的长老及带领弟兄，都给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高加索等地，但福音反而因此得以远扬，因为这些流放至边区的信徒，到处为基督作见证。信徒遭逮捕后，有时会正式经法庭的审判，然后被判决；但大部份的信徒，就只凭政府的一纸命令，就被驱逐出境，无须经过审讯的程序。信徒们遭放逐时，手脚都带着锁链，脚上的锁链又重又长，有时他们得用手捧起锁链，双脚才能移动。早期流放的人，往往要徒步走好几百哩；后期的则多半用车运载，车厢内只有一个密密钉上铁枝的小窗，用以通风透光。如果交通工具充足，犯人的妻儿们也得随行流放。负责押运犯人的士兵，态度粗暴凶残，兴到时就举起皮鞭，随意抽打犯人，其中也夹杂着其它的政治犯。途中所经的各地监狱，就成了他们驻足稍息的地方。各队犯人先后抵步后，就集中听候下一段路程出发的命令，有时须停候数小时，但有时要停候数月之久。监狱内挤拥不堪，人数过多的时候，晚上躺下睡觉，就只好迭卧在别人身上。牢内没有如厕或沐浴的设备，因此所有的人身上都长出了虱子及其它的寄生虫，有的人身上还长出脓疮，景况更形凄惨；食物简直叫人不能下咽；男女老幼，一律受到监管的人任意虐待，  他们亦无处躲避。官员中间或有比较仁慈的，但他们是当时政权施高压手段的执行者，因此也是有心无力。流放的人到了目的地，就各人尽力设法求生存；他们一经被分送到指定地点后，就不得擅自离开该地，虽然有时他们连当地的语言也一窍不通，他们也得住下来。途中给折磨而死的人很多；判期有长有短，有终生流放的，也有指定的年期，但到了期满，犯人正等待重获自由的时候，官方却会临时再加判，延长刑期。在俄国境内的好些地方，冲突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一面是信主的各阶层人士不断增加；他们借着神的话，寻找到基督作救主，决心跟随祂，并以神的话语为一切的依归。但另一方面，这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却正倾其全力去阻压，强迫基督徒放弃信仰，返回去奉行那曾捆绑他们的偶像膜拜和死的仪文。可是，这些来自帝国及东正教会的压制力量，却无法胜过圣徒们那百折不回的坚忍和燃烧不息的热心。

    当这些逼迫雷厉风行之际，新约圣经仍能在各地畅销，而且有事例显明，有人透过与高层人士的私人关系，获准在牢狱中探望囚犯，并分发圣经。贝特克博土（DR.BAEDEKER）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忠心地在这方面事奉主。可是，那些遵照圣经教训去实行的人，却遭受敌视，甚至被杀害。在给记载下来的无数事例中，有一些是可以让人对当时的整个情况窥出一点端倪来的。在波兰，有一个年青人，参加聚会，得聆福音，结果悔改了，离弃以往放荡犯罪的生活。他禁不住向人传讲自己所获得的救恩，引领了一些人回转归向神。后来他与其它的十三位青年信徒，给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其中有七个人在途中死去，其余七个人在狱中给囚禁了三年半后获释；可是其中六位，因在狱中染上了肺病，先后因病身亡，最后剩下来这一位信徒，因无从与在波兰的家人联络，（他已婚，妻儿均留在波兰），又身无一文，付不出返乡川资，只好流落西伯利亚以打铁维生。他不断的为基督作见证，后来并在当地成立教会，教会亦日见蓬勃。

    此外，有一位年轻的妇女，与父母同住，家境富裕，她悔改信主以后，经常向亲友及邻舍传讲基督，后来她被判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但获准乘搭火车前往。当她所乘坐的列车驶经她家附近的车站时，大群亲友和同情她的人拥去围着车厢，车厢上的小窗钉上铁枝，外面的人只能依稀瞥见她的脸孔，但她却能清楚看见那些亲友。她对他们说：“爸、妈、我的兄弟姊妹和各亲友们，我爱你们，但我可能不会跟你们再见面了。我对自己所作的事，一点也不后悔；我乐意为我的主的原故受苦，因他曾为我受苦，并舍弃了一切。”列车驶出了车站，她的声音也渐渐远去，但人群中有一个男童，回家的时候，边走边哭，不久以后便决心跟随基督。他长大以后，成为一位满有能力的传道人，许多人因此顺服归信基督。

    在暗斯克（OMSK）以北不远处的乡村中有一个农民，因服兵役而随军参加与日本战争之战役。他从同胞手中得着一本新约圣经，在专心阅读以后，他重生得救了，成为新人，一改以前酗酒的恶习，成为一位态度庄重诚恳，心平气和的基督徒。他在战后回到本乡，乡人都感觉到他的改变，但却留意到他放弃了以前的宗教信仰，不再参加正统教会的义式，家中亦不复摆设神像圣画之类的对象。他约同邻居一起查考圣经，邻居因此也归信基督，生活改变，村中的神甫惊惧起来，吩咐人把这农夫的邻居拿住，又由他父兄动手痛打他。他倒在地上，奄奄一息，众人以为他已气绝，但他的妻子把他拖返家中，悉心调理伤处，使他不至丧命。与此同时，其它的人听见了圣经的话，信从了基督，一有机会就聚集起来查考圣经。他们读到初期使徒为信的人施浸的事实，于是也照着实行，在村后的小河内，给信的人施浸，由那位以前当兵的信徒施浸。他们从起头就认识到自己这一群人就是教会，正如圣经所明说的。圣灵各种恩赐，也在他们当中彰显出来：有长老负责带领；有教师；有传福音的——各按各职，彼此相助。每逢七日的头一日，他们聚会擘饼，纪念主的死。东正教的神甫和附从的人，多方设法阻止信徒的活动；信徒的住处的门窗，破入捣毁；信徒被殴打、家畜遭掳走；信徒受尽各种的残害，可是他们满心忍耐，刚强壮胆，恒切祷告。后来，当村里有一半人参加了教会，迫害也告中止。神甫只好自我解嘲，硬指这种新宗教不过是一个无知的农民的谬见，有头脑思想的人，都不会受迷惑。有一天，村里来了四位陌生人，他们的马车一进村子，就被村民接下车请进家里；众人急不及待地发出连串的问题。不久，全村的人聚集起来，这四位客人一个接着一个，宣称他们都是因信主耶稣基督，并靠赖神的恩惠而得救的，还说他们一心要在一切的事上，遵守神的道。这番话使村里的弟兄们大大喜乐。当然，就算这些生客并非信主的，村民也不会不接待他们；但他们现在却喜出望外地接待了弟兄，顿叫他们的信心更得坚固，这就使一些还迟疑不决的人士立刻承认基督是救主。这些外来的弟兄，还带来了圣经；他们在村中逗留的那段日子，教会专心查考圣经，几乎日夜不停的聚会。

    在俄国南部有一个工人，是个工作勤奋，满有信心的基督徒，经常帮助当地的教会，他因此受到迫害。有一天晚上，武装警察包围了他的住处，然后入内残暴地对待他和他的妻子儿女，接着将他加以逮捕带走。

  他的妻子生下孩子后身亡，婴儿亦告夭折，剩下其它四个儿女，最长的女儿年仅十三岁。这些孩子们只剩下一个生存的目的，就是去寻找父亲，他们获悉他已被解往高加索某地，便决心跟踪前往，几经艰苦，越过平原山野，沿途求乞为生，间或得着弟兄们的周济。可是，在抵达高加索后，父亲却又远放铁夫烈斯（TIFLIS）。高加索的信徒接待他们，让他们恢复精力后，又继续前行，翻越高加索山脉南麓，抵达铁夫烈斯；当地的弟兄们，有俄国人，有亚美尼亚人，有德国人；他们热诚地接待这四个孩子，可是接着获悉那位工人又已流放到更遥远、毗连波斯的边境鞑靼人聚居的地区。这时孩子们已疲惫不堪，无法再前行；信徒们同情他们的困苦，差了两位弟兄负责前去追寻孩子们的父亲，把需用物品带去供应，并要向他保证他的儿女必会受到妥善照料。这两位弟兄赶到的时候，孩子们的父亲刚抵步不久，可是他因身心经不起折磨，竞已倒下来气绝身亡了。

    一八九三年，神圣议会在坡伯多诺次威领导下，颁布一条早已订立的教令：指定所有斯顿得教派的人，必须把子女送交属正统教会的亲友抚养；如果不从命，子女们就要拨归当地教会人士处理。神圣议会又将斯顿得教派人士的姓名，开列清单，交由交通部长在铁路办事处及车厂各地张贴，防止这些信徒受到雇用；凡雇用斯顿得教派信徒的人，均须缴交巨额罚款；斯顿得教派人士，也不得租赁或买卖土地；所有属“宗派”的人士，不得自由迁徙；法律也不容许他们从事金融或商业性的活动。脱离正统教会的人，公民权将遭褫夺，他们并将遭黜放，且须在监狱感化院内接受至少一年半的感化。传福音或写作属灵书籍的人，将给判八至十六个月的监禁；如果他们再犯法的话，刑期就将加至卅二至四十八个月不等；若仍再犯，就要遭放逐。凡传异端，或协助传播异端的，一律要流放西伯利亚、或高加索以外的地区、或其它更偏僻的地区。

    浸礼会是个有组织的团体，享有一定的信仰自由，是其它“福音派基督徒”所不能享有的。在福音派中，各处教会独立，没有地上组织的首长或中心，不像浸礼会那样易于受到政府控制。他们不断受到压力要成立组织，委出代表，与政府交涉；这些教会，有些屈服让步，以图生存，但其它的都不肯屈服，理由是教会如有了组织形式，就是离开了直接倚靠主耶稣基督并只向祂负责的正途。

    镇压人民的措施，在俄国境内变本加厉，惹起人民公愤。俄日之战，也不能起振奋民心的作用。战事失败以后，更挑起了革命分子的希望。接着各地爆发罢工及暴动；铁路工人大罢工，使全国交通陷入瘫痪的状态。政府所提出的一些小规模的改革，也只能引起更大的反感。在高加索地区给煽动起来的鞑靼人对亚美尼亚人的袭击，或俄人暴动群众对犹太人发动的恐怖行动等，不但没有压制革命活动的扩展，反而引起各种屠杀的事件，使全国陷于混乱不安中。

    政府终于为势所迫，无可奈何地同意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其中之一，就是一九O五年所颁布的宗教信仰自由及宗教集会自由的法案。坡伯多诺次威退休下场。国家教会宣告：“真正的信仰，是出于神的恩典，借着教导、谦卑、及良好的榜样表明出来；因此教会不应动用武力，不应强迫禁制犯了错误的儿女。因此，正统教会并不反对取消制止人脱离正统教会的禁令。”

    信徒们获得这种保证后，立刻就尽量享用这个新自由。各地举行聚会的时候，都挤满了心灵饥渴的听道者；许多人归信基督，承认祂的名。聚会讲道之际，常会有听道的人发出反应；许多人会跪下来，或脸伏于地；祷告的时候，有时各人会急不及待地争先恐后，甚至几个人同时一起大声祈求，其中还夹着其它信徒的响应、彼此认罪之声、或发出感赞的话。许多以前隐藏的信徒，纷纷露面。真正信主的人，实际上比起初所估计的为多。以前防碍传道的障碍，都被除去，各处都兴起了查经聚会；传福音的火热如常，而信徒事奉的各种属灵恩赐，在各阶层及不同职业的人身上，也更多的显明出来。

    可是，能享信仰自由的好时光，并不长久。政府及东正教会的势力一经恢复，立刻就撤销了以前所作出的让步，对信徒的迫害又告展开，教会再度落入水深火热之中。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的时期，还有福音派教会的好些作长老的弟兄，和浸礼会的牧师，给放逐至西伯利亚及白海海岸一带。一九一七年，国内革命爆发，沙皇政权，东正教会、和古老帝国的一切，瞬息间化为乌有，在暴风雨中，引进了新纪元。

    俄国革命初期，政府宣布宗教自由。可是，国家在经过长期困苦动荡不安，加上战后的萧条，各党派间彼此争权夺利，局势仍是相当的混乱：较大的城市，落入无政府的状态，大批武装流氓，横行无忌，后来布尔什维克主义分子控制了大局，但新政策实施以后，反而引起大规模的暗杀、抢掠，及破坏的行动。新政府决心毁灭所有的宗教信仰；因此，本来是压迫人的东正教会，现在反而遭受逼迫。罗马天主教和路德宗的人士，也同遭殃，而信徒们亦在所不是。

    在俄国南部，土匪们成群结队，有时人多得像一支军队，他们觊觎门诺派信徒们的家业财产，下手抢掠；信徒们只好一改常态，与其它居民连手反抗。弟兄们所经历的，就如初期教会所遭遇的一样，当时雅各被刀杀了，彼得却从监牢中被天使救出来。部分弟兄们获得奇妙的解救，但其它一些弟兄却要忍受各种的苦难。许多信徒都以为“大灾难”经已来临。但福音仍旧显出大能，许多人悔改，还包括一些红军的士兵，这些人本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受苦的圣徒大得安慰，他们忍受了极大的难处和世人的愤怒，但仍能说：“不用可怜我们；你们倒是真值得可怜的，因为我们认识神，而你们却一无所知。”

    当暗杀浪潮过去以后，人民开始学习适应那代替了旧有的另一套新的残暴政权；教会又面临新的试炼。教会信徒日益增加，有些地方的信徒偶而可以享受相当的自由，引领更多的人归信，但他们随时会受到压迫，为了应付政府所发出的反基督教宣传，传福音的人必须要具备特殊的恩赐和能力，而他们也着实充充足足的得着这些恩赐和能力。这些没有任何组织维系的教会，受尽政府的威追利诱，要他们加入“苏维埃”（SOVIET）或联会之类，以便政府易于对付。有许多教会屈服了，但也有不少坚持保留原有的依照圣经及使徒时期样式的方式，宁愿为此而牺牲，甘受损失。

    国内人民被迫接受无神主义，在暴力苛政下，被迫承认没有神的存在。后来德军入侵，大肆蹂躏（一九四七年），全国起而反抗，带来国内急剧的重大改革与发展，引致逼迫宗教的政策缓和下来，人民于是渐获宗教信仰的自由。俄罗斯的广阔幅员，和特有的民族性，使这些发展更具重大的意义。本来是文盲的，现在开始能阅读；本来是农业社会，现在却变为工业突飞猛进的社会；这些人民如果真正获得信仰自由，就当能使全国振兴。

    不正确的历史记载，使人把那些为信徒施浸的敬虔弟兄，和十六世纪荒唐胡闹的闵斯持派人士混为一谈。因此，在一八三四年，当有十位男女信徒在汉堡决定依照圣经教训受浸时，为了避免引起误会和反对，他们只得选在夜间秘密进行。

    受浸者之一，名叫盎肯（JOHANN GERHARD ONCKEN）。他受浸的事、有意想不到的重要结果，因为后来他成立了浸礼教会。早期虽曾遭遇反对及攻击，可是浸礼教会异常蓬勃兴旺，不久这类教会更遍布德国境内及邻近的地区，甚至远及欧洲东南部及俄罗斯的广大领域内，人数达数十万。

    盎肯生于一八OO年，终于一八八四年，生存年代几乎包括整个十九世纪。他生于宾廷克（BENTINCK）家族所统治的瓦若（VAREL）公爵领地。这家族的一支，曾跟随俄冉遮威廉渡过英伦海峡，在英国成了望族。盎肯的父亲因曾参加反抗拿破仑的爱国运动，被迫逃往英国，后来就在当地去世，始终没有见过在他逃亡海外后不久在故乡出生的儿子盎肯。

    当时瓦若的路德宗教会，深受唯理主义所影响。这个少年人盎肯，在路德宗教会内长大，没有机会认识救恩，一直到他十四岁的那一年，有一个在瓦若作生意的苏格兰商人，很喜欢这个少年人，有一天问他有没有圣经，他回答说：“没有！但我已经接受了坚信礼。”那位苏格兰商人赠给他一本圣经，还把他一同带回去苏格兰。在苏格兰的长老会教会内，他第一次有机会清楚听见福音，深受感动。后来他在伦敦，住在一位虔诚的弟兄家中，参加家里的聚会，又参加那家人所属的公理会聚会，使他深受影响。后来有一次在循道宗教会听道，清楚得救，心中有了极大的喜乐，马上就开始为基督作见证，带领人归向救主。

    一八二三年，设于伦敦专向欧洲大陆传福音的“大陆差会”（THE CONTINENTAL SOCIETY），差遣盎肯往德国传道，他于是又回到汉堡。他大有传道的恩赐，吸引了不少的听众，当福音的信息释放出来的时候，听众纷纷悔改。当地的人群起攻击反对这个“英国宗教”，使他遭受罚款和监禁的处分，但他再接再励，继续传道，还开设了主日学，他喜欢分发圣经，于一八二八年，受委为爱丁堡圣经公会的代理人。他担任这个职务五十年之久，负责印行及分发的圣经，达二百万本。

    他自己专心查考圣经的结果，渐渐清楚新约圣经中所教导的为信徒受浸的教训。他想到自己所带领归主的人，和自己所经常接触的朋友，他就开始起意要将他们召聚起来，照着新约圣经的原则，成立教会，打算只许受浸的信徒参加。虽然当时有好几位弟兄，在一起查考圣经以后，已决心受浸，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弟兄施浸。其中有人提议先自行聚会，守主餐纪念主，以后再去解决受浸的问题，但盎肯担心第一步若走得不对，以后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不肯同意这样行。过了五年，他们认识了一位美国浸会信徒西尔斯教授（PROFESSOR SEARS），由他施浸。翌日，受浸的信徒就正式成立教会，选立盎肯为牧师，由西尔斯教授给他按手。

    汉堡的地方政府，不久便作出反应，表示不欢迎这个新“教派”。盎肯和其它弟兄们遭受罚款及监禁。囚禁他们的几处监牢中，其中有一处是夹在两条河道中间，两边围墙为河水所淹，牢内污臭不堪。

    不久，有些满有才能的同工，加进来与盎肯一起事奉：其中有科那（JULIUS KOBNER）  ，是居住丹麦的一位犹太拉比的儿子，写诗歌兼传道；还有列曼（GOTTFRIED WILHEIM LEHMANN），是盎肯在柏林施浸的六位弟兄之一；这六位弟兄在柏林成立了第一个浸礼会。福音工作蔓延得很迅速，但逼迫也不断的增加，主要是由地方当局予以罚款或监禁，有时也有人用暴力袭击他们。但信徒渐渐赢得当局的信任，逼迫因之渐减。一八五六年，汉堡教会获得信仰自由的权利。一八六六年，当局宣布对所有宗教派别一视同仁。

    盎肯和科那开始设办短期查经班，训练青年信徒负起牧养新成立的教会的责任，这就是日后的汉堡浸会学院的前身。学院设四年制的牧师训练课程。这种性质的运动，后来传到别的国家，开始了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并成立“负责弟兄”的小组会，负责各种事务的处理。接着美国方面来了大量的经济援助，盎肯还成了“美国浸礼派差会”（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S0CIETY）的传教士，得以周游远方各地传道，争取各地教会支持学院和其它的工作；同时，各国的信徒亦学习分担一切的需要。

    当俄国境内的德国移民中成立德人浸礼教会时，他们与原来当地实行受浸的俄国信徒发生了接触，结果好些俄国信徒被吸收参加了德人浸礼教会，因此俄国众教会分为两大阵营：原来的俄国信徒教会保持个别独立，而浸礼教会则组成联会，与德国及美国的浸礼会成立组织上的关系。浸礼派主张每个教会由牧师管理，主持浸礼和主餐；但那些古老的俄国信徒的教会，设有长老，强调信徒都有祭司的职份，可以自由事奉。各地不同的聚会，都受这些不同意见所影响。当地政府赞成各教会都采取浸礼会的组织制度，因为必要时，政府易于与当地教会牧师交涉，也易于应付有中心组织的团体；但弟兄们坚持独立聚会的原则，这样可以不容易受外来的压力所影响。因此之故，政府对他们所称的“福音派基督徒”，不断施以压力，迫使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中心委员会，和选出会长。

    此外，对于美国浸礼会所予的大量经济支助，是否应该接受的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俄国浸礼会信徒显然因这些经济支持而大得补益，于是有人提议，把经济支持的范围扩大，使其它并不称为浸礼派的弟兄们聚会也包括在内。这个慷慨的提议还说明，如果弟兄们接受了经济援助，他们也无须改换名称，亦无须变更教会的管理制度；他们只须加入浸礼会世界联会就行。有一部份弟兄们赞成接受这项提议，藉此可得着不少补益；但大部份弟兄们表示拒绝，他们感谢那些提议的人的爱心并慷慨，但认为如果接受支助，不免会叫他们背起对联会的一份责任，而且会使他们的处境起变化，至终会影响他们要走的道路和方向，甚至可能他们不再完全专一的倚靠神，而且会使那些诽谤他们是代表外国宗教势力的人更有借口。他们深信圣经的原则，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在贫困的俄国和在富裕的美国，都是一样。

    途经欧洲中部和南部的人，对他们沿途所见的许多小村落，不免会产生深刻的印象，并且可能怀疑在这些外观简陋的民居内，究竟正进行些甚么勾当，事实上，这些居民虽然与附近城市较优美的环境有天壤之别，其中却正进行各种属灵的活动，而且在这里居住的居民，正因为有人愿意全身全心顺服神的话而受到真正的影响。

    在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地，有许多聚会，其中信徒自称“拿撒勒教派”（‘NAZARENES）。他们平静地生活，与人无尤，与世无争；如果不是因他们拒服兵役、拒配武器而与政府时常发生冲突，根本没有人会知道他们的存在。

    他们提到自己的时候，这样说过：“使徒们传讲悔改与信心之道，于是信的人加添，成为神的子民。……与他们同一信仰的弟兄，在历世历代中都曾出现，各地都有。……今天，世上也有属神自己的子民，故居各地，安静生活，离世独处，远离政治的纠缠，也远离世人的享乐和追求。……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不同本源，操不同的语言，也没有任何经济上、政治上、或其它性质的联系，但因为属灵的大能与属神的大爱的连结，他们彼此紧密地联络在一起。……他们因圣灵的重生，而成为神自己的子民，……他们是许配给他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他们也乐意全心全身拿奉祂，因祂曾用自己的血，从世人中把他们买赎过来；……他们一生的指导，全是根据祂的教训。”

    他们又说：“基督教训的那光辉的荣耀，曾一度渐渐暗淡。……然后在一八二八年，神在瑞士兴起了一位真正忠心的见证人，就是弗若列池（S.H.FROHLICH）；他因得了重生，得以进入那‘在基督里的新造’。……是他借着福音的真光，把光再燃亮起来；为此，在一八三O年，他被革除牧师的职位。他开始传讲那纯净的福音，并把信的人召聚起来，成立教会。他在瑞士传福音，一直到史塔司堡，在该市去世，时为一八五七年，他实在是主的一位忠心的仆人。……犹太人称使徒保罗‘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在奥大利，‘在基督里的信徒’给称为‘拿撒勒教派’，在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亦然，直到今天。”

    弗若列池（SAMUEL HEINRICH FROHLICH）生于一八O三年，在苏黎世及巴色攻读神学，本是一位唯理主义者。他因着不信，极力的抵挡摩利维亚的弟兄们，也反对查考希腊文新约圣经，实际上是反对一切针对属灵复兴的活动。但在年二十二岁时，他醒悟过来，深感自己不配作传道人。他决志向神忠心，克胜罪恶，但是却屡次失败，景况是十分的可怜；他在树林中，在山丘上，切切的祷告，向神呼求，但没有用处，直到有一天，他转向主耶稣基督，心灵里便得着了平安，他在父亲的家中，勤奋温习，以备应付考试，但他那强调福音的信仰，不为主考官所欣赏，因此迟迟不给他按立，直到一八二七年，才正式授他牧师的职位。他在几个不同的教区中服务，时间都不长，但他帮助信徒读经，使大家在灵里面得着更大的释放。他被派往路维尔（LEUTWEIL）一个不信神的会堂内工作，他放胆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带进信徒的复兴，却招致当地教会人士的反对，迫令他在讲道前，将讲章交由教会长老们及其它神职人员过目，他们就肆意把其中凡提及人“死在过犯罪恶中”，或“因信得以在耶稣基督里称义”的这些字眼，全部删除。这些话曾叫不少背负罪担的人得释放，并且得永生，可是在今世聪明之子的眼中，却给视为愚昧，为绊脚石。在教导初信的人的时侯，他得着了新约圣经有关受浸的亮光。他不顾一切的逼迫和反对，继续忠心作工，有两年之久；一八三O年，教会人士获得政府的支持，废掉一切旧有的属灵书籍，改用一些高举唯理主义的出版物。弗若列池不肯采用这些新书，又因他平日不肯妥协的表现，当局便判以触犯法律的罪名，革除他所担任的牧师职务。

    有两位来自匈牙利的工匠，在旅途中由布达佩斯（BUDAPEST）来到苏黎世，有机会听到弗若列池的讲道，因而悔改相信，而且受浸，其中一位名叫邓克尔（JOHANN DENKEL），他回到布达佩斯以后，殷勤的向他同行业的人宣扬福音。归信的人中，有亨赫西（LUDWIG HENCSEY），后来成为一位十分活跃的福音同工，成立了不少“拿撒勒教派”的教会。他引领了一位贵族柯瓦斯（JOSEF KOVACS）归信基督，这位贵族后来以拉丁文和弗若列池有书信上的来往。在布达佩斯，一位寡妇腾出了她房子内的一个房间，作聚会之用。亨赫西写书详述信仰的原则，信徒们将这些书翻印以后，分发出去，引领了不少人归信（一八四O——一年）。后来有一批信徒由布达佩斯出发到各地传扬真道，信徒在各地建立起聚会，远达土耳其边境一带。同时在美洲，也有不少教会成立。

    拿撒勒教派信徒所到的各处，都能表现出他们是服从守法的人，但他们却坚决拒绝服兵役，也不肯起誓。他们虽然表示肯充当任何非战斗性的任务，但军事当局并不予以谅解同情。又因他们人数众多，使政府方面更加紧设法摧毁他们的反抗势力，好争取他们，因此不惜运用严厉对策，以致大批信徒被下在监牢，不少人就此远离亲友，在牢中凄惨痛苦的景况下，渡过大半生。他们一批接着一批地给解到法庭上受审，被处以长期的徒刑——刑期很少定十年以下的，他们却表现出无比的坚忍及顺服，赢得了不少未信的人的钦佩。殉道的事件继续不断地出现，信徒们除了受到监禁以外，还备受了不少残酷的折磨和凌辱。有些信徒在快要服满刑期时，忽然获得特赦，提早出狱，并得以恢复所有的公民权利，可是政府立刻征调他们入伍服役，当他们又再度麦示抗拒时，政府便又再判刑，刑期和先前一样，但以前服刑的年日一律作废，重新开始服刑。

    弗若列池因着他自己本身的经历，大力的痛斥当时那些大教会——天主教的和抗罗宗的徒有形式的宗教，而拿撒勒教派信徒，在抨击一切他们认为与新约圣经教训相违的主张上，也总是不遗余力；他们曾称其中一个路德派教会为“一窝强盗”；他们也大部份深信在自己的教会之外，人根本无法能得着救恩。弗若列池的教导，往往流露出这类极端的论调。

    他写书论到“敬虔的奥秘和不法的隐意”（提前3：16；帖后2：7），指出世人现今所受的痛苦，并不是因为亚当犯罪的结果，因为这些罪恶和过犯，已因基督受死而除掉了；世人受苦，是因不信基督，撒但就趁机把世人引入第二次的受欺和第二次的堕落，方法就是利用那些所谓基督教会的愚昧；他们以为借着婴儿受洗和其它的宗教仪式，就理所当然地入教，却不认识到自己必须从罪恶和拜偶像的邪恶中悔改回转，并因信脱离撒但的权势；那些徒有外表的宗教仪式和虔诚，并不带着属灵的能力，那正是撒但第二次蒙蔽欺骗人的手法，给世人带来第二次的灭亡。只有那些蒙神呼召，并因完全成圣而使他们的蒙召得以坚定的人，才能脱离撒但的权势。

    这些弟兄们故居在多瑙河（DANUBE）中部广阔的山谷和平原地带，并深入巴尔干半岛；他们那种严肃及安静勤劳的生活表现，使他们明显地在世人中分别出来。长期的受逼迫叫他们的心志更见坚强，无可摧毁；另一方面，他们虽然经历一连串的逼迫和压制，受到了极严厉苛刻的对待，但却一直持守着坚忍包容的态度，不以恶报恶。他们的敬拜和教会生活，纯朴而合乎圣经的原则，对居住在他们四周的人作出了有力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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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葛若弗斯、穆勒、卓曼

    一八二五——一九O二年

    在都柏林成立的教会——葛若弗斯（A.N.GROVES）——与信徒前往巴格达——工作开展——瘟疫与水灾——葛若弗斯太太去世——来自英国的同工——科屯上校（COLONEL COTTON）——葛若弗斯迁至印度——在此停留的目的——把传道工作带回去新约圣经的样式——使神的子民重新合而为一——穆勒（GEORGE MULLER）——革拉克（HENRYCRAlK）——在英国毕士大教堂内成立教会，实行新约圣经的原则——穆勒往访德国——设立团体及孤儿院以激励对神的信心——卓曼（ROBERT CHAPMAN0——伊文思（J.H.EVANS）——卓曼悔改信主——他在班斯泰甫（BARNSTAPLE）的事奉和周游传道——接受圣经为唯一指引的个别团体

    在十九世纪初期，有不少人相信，在个人救恩及行为上，甚至在教会的次序和见证上，返回圣经教训的理想，不单是必要的事，也是可能办得到的，于是有人极力设法将这个理想实现出来。

    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是住在普里茅斯的一位牙医生；他因在三一学院（TRINITYCOLLEGE）进修，几度前往都柏林（DUBLIN）。一八二七年在该地解逅伯勒特（JOHN GIFFORD BELLET）——一位执业律师，是当地的居民。两人因研究圣经而彼此认识，在一次的闲谈中，葛若弗斯指出，圣经记载：跟随基督的门徒，照着主所吩咐的，可以自由聚会擘饼纪念主；而且如果他们乐意照使徒的榜样去行的话，他们就会把主日分别出来，纪念主的死，正如主快要离开使徒们的时候所吩咐他们去行的。不久以后，两人在都柏林找到一群信徒，他们老早巳经是这样行的了。

    最初参加这些信徒的人中，有一位叫克伦宁（EDWARD CRONIN），他原来是个罗马天主教徒，但后来与独立教会多有来往。他深知神的子民基本是合一的，因此一直经常与那些脱离国教的不同教会的信徒，一起擘饼纪念主。他在都柏林安顿下来以后，发觉如果要能和这些不同教会背景的脱离国教的信徒一起擘饼的话，他就必须要参加其中的任何一个教会。他晓得这样的作法，是与他所领受的合一的真理大相砥触的，因此他拒绝妥协，于是有人在这些教会中的一个讲台上，公开的指责他；可是马上也有人抗议这项指责，这人是圣经公会中的一位同工，结果他和克伦宁两个人在自己的家中祷告，擘饼纪念主，接着就有别的人来参加，他们就把聚会移到克伦宁的家中，一八二九年，聚会的人数日增，结果便迁到在他们当中聚会的纥琴孙（PRANCIS HUTCHlNSON）所借出的房子内聚会。

    在此同时，在都柏林又有另一个类似的聚会建立起来。在一八二五年左右，柏纽尔（JOHN VESSEY PARNELL）（亦即日后的刚够屯爵士（LORD CONGLETON）和他的两位朋友在周日聚会读经祷告，但到了主日，各人就分头回到自己的公会内聚会；为此，他们心感不安；为了要显明神儿女们合一的见证，他们设法要找个合宜的聚会，免得这见证受到拦阻，但过了许久，他们仍然无法找到合适的聚会；后来他们看清了，聚会不一定要在分别为圣的房子内举行，也不一定要由正式封立的牧师主持，于是他们就开始在自己的房子内自行聚会，并且擘饼。过了不久，他们当中有人在主日遇见在伯勒特那边聚会的弟兄，交谈之下，发现虽然大家是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却彼此分道扬镳；因此不久，两个聚会就合并起来。当时葛若弗斯经已离开英国，但伯勒特那里的聚会，又有一位在教会里事奉的年青弟兄加入，他就是达秘（J0HN NELSONDARBY）；这些人不久就与在纥琴孙家中聚会的弟兄们合在一起，聚会选在大家认为方便的时间举行，以便那些愿意同到自己所属教会聚会的弟兄们不致感到为难。

    聚会的人数渐渐加添以后，大家感觉到在私人家中聚会，有点不便，于是在安及亚街（AUNGIER STREET）购置了一座拍卖场所，作为聚会之用，信徒们都感到主的同在和祝福，大大的喜乐。克伦宁追述当时的情景，说：“每当我们在星期六晚上移动家俱，把饼和酒放在桌子上时，我的灵里面充满了何等大的喜乐，委实是毕生难忘的；这一点感受，柏纽尔，史杜斯（WILLIAM STOKES）及其它弟兄们，都与我一同分享，我们十分相信我们的主喜悦这样开头的聚会。”

    后来他们偶而又发现到，在英国岛屿及其它的地方，有个别的聚会是与他们同有一样的心志，就是属主的子民该返回切实遵行主的话，照着自己所能领会的主的吩咐去行；这些个别的聚会，往往彼此不相识。还有不少个别的信徒，一经发现有其它弟兄们正照自己所曾领受到的亮光去行的时候，就马上参加到弟兄们的聚会去。

    葛若弗斯在都柏林传道的工作，大有果效。他的年纪还轻，事业亦大有成就，婚姻美满，他和三个儿女住在厄克协特（EXETER），有一群意味相投的亲友。他在十余岁还没有悔改得救以前，就觉得基督徒最大的理想，应该是去当传教士；所以当他信主以后，他就愿意奉献自己去海外传道。他所心爱的妻子，与他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悔改，和他同有一个心志事奉主，并且乐意将他们的家庭所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分给穷人，后来这些奉献出来的钱财，增加至收入的四分之一；最后，他们看清了自己所有的，都是属于主的，于是决定不再为自己积存财富，也不再为儿女们储存金钱，把家庭支出尽量撙节下来，将全部家财献上给主。可是，葛若弗斯太太，起初并不同意丈夫去当传教士，到海外去传道。

    葛若弗斯既然知道妻子不赞成，就极力约束自己，不再向她提及去海外传道的事。可是，他妻子因为周济的时候常与那些贫困痛苦的人接触，心里深受感动，有了更深的经历，几年以后，心里终于也放下了歧见，同意她丈夫心中所要去行的。

    他们感到第一件要去作的事，就是让教会把葛若弗斯按立为牧师，由英行教会（CHURCH MISSIONARYSOCITY）差遣他们往海外去。就是这个原因，使他不时要往三一学院去，也就因此使他有机会认识伯勒特，与他交谈之下，引出了聚会的建立，一起擘饼。在稍后一次彼此见面的时候，他领会了圣经所启示的，明白圣灵自由运行在传扬神的真道上，看清自己无须经过英国教会按立，也可以出外传道，因此他对伯勒特说：“我深信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应该单纯，像当日的门徒一样，没有必要一定要站在讲台上，或是受按立；我们应当相信主会照着他的美意，在我们当中教导，并启示他自己。”伯勒特后来追述说：“当他一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深信自己已得着正确的答案。当时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好像不过是昨天所发生的事一样；那一刻，我心灵也获得了更新。”

    但葛若弗斯仍旧希望能受英行教会的差派，因此就去伦敦，请求以普通信徒身份接受他们的差遣；可是他获悉，如果自己保持普通信徒的身份，就不能领擘饼纪念主的聚会；就算当时没有正式受按立的牧师在场，他也不能领聚会。于是他撤回自己的请求。他在厄克协特曾受浸，但当别人对他说：“你已经受浸了，那你当然是浸礼派的。”他马上回答：“不是！我不过是愿意效法任何跟随基督榜样的样式；我绝不愿意因加入了任何宗派，而使自己与其它的信徒隔绝。”

    一八二九年，葛若弗斯夫妇俩人，携同九岁及十岁的两个儿子，和儿子们的私人教师契度（KITTO）（后来成为著名的圣经学者），并其它的一些信徒，一同出发，取道圣彼得堡与铁夫烈斯，往巴格达。途中路径南俄罗斯一带，与当地门诺派的信徒相会。后来他们横越高加索山脉的丘陵地带，远远看见雄崛在其中一座山巅上的索撒城（SHUSHA），他们的车子爬上陡峭的山坡后，来到他们首先到达的一座大房子；房子内的人，是巴色传道会的传教士普芬达（PFANDER）和撒伦巴伯爵（COUNT ZAREMBA）；他们马上把弟兄们接进屋内。这两位传教士在该处一带作了不少善工，直到后来他们被逐出境为止。普芬达还陪同弟兄们一起到巴格达，逗留了一段日子。他因以往的工作经验，又因能操当地的语言，使工作得以提早开展。这次旅程的需用，得着各方面的供应预备。葛若弗斯记述说：“我没有得着任何组织的资助，十分快乐，能自由在称为基督徒的人和回教徒当中工作；我可以对其中的任何一位说：我并不打算把你带去任何教会，只愿意把你领回去神话语的真理那里；也可以对其他的人说：我们盼望你能好好地读圣经，学习分辨神的真道，不根据你在周围教会内所见的，单凭神自己的话。”

    这一行人就在巴格达安顿下来，马上开始学习当地的语言。借着医治病人的工作，与当地居民接触，又开办学校，大受欢迎。亚美尼亚人肯来听福音；犹太人和叙利亚人当中，也有一点机会；回教徒的态度则甚为恶劣，但弟兄们也有机会和其中的一部份人交谈。

    葛若弗斯说：“末世的日子里，教会的使命有两个大目标：一是在各地印发基督的见证，一是将在巴比伦势力下被掳的属基督的羊群呼召出来。”

    踏入第二个年头的时候，他们所开展的工作渐有起色，但战争的风声和瘟疫的威胁，愈来愈紧张。后来瘟疫在城内散开的时候，他们去留的问题，亟须马上解决；有许多人已经离开，但弟兄们顾念到工作刚刚开展，而且又渐入佳境，且获悉已有一批增援人员从英国来，已经在途中了，于是他们决定留下来。瘟疫蔓廷迅速，居民们仓皇撤走，但围城入侵的军队，把出路截断。城内闹着严重的水荒，盗匪乘机四出抢掠。城内的居民半数已离开逃难，所剩下来的四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死于瘟疫的人日达二千。后来城外河水泛滥，城内被水慢慢渗入，城墙终于溃崩，洪水淹至，冲走了数千间房屋。当时正受瘟疫威胁的居民，只好挤住在一起，粮食的供应渐渐短缺，在一个月内，城中这三万居民苦不堪言。城四周三十哩内的庄稼在正要收割的时候就给摧毁无余。那些传福音的弟兄们，目睹四周那种难以言喻的悲惨情景，内心痛苦万分，可是葛若弗斯却仍能作见证说：“主赐给我们极大的平安，也使我们在他的爱顾下平静安稳；凭他的应许的确据，我们必能继续有饼，也有需用的水。只有为了服事这样的一位主，我才能留在这种光景下工作；我深信主会继续作工，直至主在这些蔑视神的儿子的名并祂的所是和所作的人身上完成祂的审判为止。我盼望在这些人当中，主要为祂自己留下余剩的人；这些灾祸都是为了他们的回转而预备道路的。……主叫涨溢的河水停于我们街头的那小块低地，因此我们的房子未被淹没，各人的性命也得保存。”谈到那些正在开展的工作受到遏阻的时候，他说：“在这种多灾多难的日子中，心灵能在神面前保持安息，实在须要对他的大爱有极大的信心和经历才行。目前我们的处境可说是四面受困：远离祖国、走投无路、哀鸿遍野，而自己却束手无策。可是，尽管在这样的光景下，主仍因祂那无穷的怜悯，保守了我们，使我们平静安稳，倚靠祂那大能膀臂的荫蔽；虽然有千万人在我们四围仆倒，但我们每天仍能照常聚会，人数也没有减少。还不只如此，祂也使我们知道为何要继续留在这个地方，为何叫我们认清不能在这个岗位上退下来。”

    洪水渐退，瘟疫亦停息。就在此时，这一家人中那作妻子和母亲的玛利却病倒了；她一直是全家人的支柱，她的爱心、恩慈、和坚固的信心，长久以来作了众人的扶持。她的丈夫和一位忠心的看护，悉心料理她。她一直满心的相信他们这一家人应该继续留在巴格达，现今面临与丈夫、儿子、及不久前才生下来的婴儿诀别之际，她说：“我希奇主的作为，更希奇自己能在这种处境中有安息。”她病逝了；她的丈夫一面在哀伤中，一面却赞美说：“眼看着自己心里爱得最深最长久的人受疾病的折磨，而自己却爱莫能助，那实在是叫人感到十分难堪的事，明明知道那位让疾病临到的天父，大可以叫她脱离疾病，可是似乎祂是掩耳不听我的呼求。但是与此同时，在我心中的深处，我感到无论如何，他是一位有无限慈爱的神。撒但利害地试探我，但是主借着诗篇第二十二篇叫我看见，那儿有一个更迫切的呼求，主也明显地没有垂听。虽然我至今仍不能真认识祂那圣洁蒙福的道路至终把我引到甚么目标，但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我已得胜了疑惑，顺服了我父的旨意。”

    接着那才生的婴儿也染上病，作父亲的虽然悉心护理，可是婴儿结果也夭折了。葛若弗斯最后自己也病倒了，几乎要死，可是结果病愈，也很快复元。

    瘟疫和水灾的威胁一旦解除以后，围城的军队立刻加紧进攻，城内是一片的混乱，暴民四出抢掠，葛若弗斯的房子迭受搜掠，可是虽然弟兄们完全没有还手的力量，却一个也没有遭害。炮弹在房顶上呼啸而过，房子也被炮弹击中；街上的暴动频仍，信徒们的遭遇十分恶劣。最后城被攻陷，但入城的军队的表现出奇地温和有节制，因此城内的秩序很快就恢复正常。

    一八三二年夏天，那期待已久由英国来的增援人员，终于抵达。人员中包括鳏居的克伦宁，并他那还在襁褓中的女婴和他自己的母亲；还有柏纽尔和纽曼（PRANCISW·NEWMAN）（他的兄弟就是日后著名的红衣主教）。葛若弗斯和弟兄们心中大得鼓舞；大家立刻开始加紧作工，一起专心查考圣经，彼此交通，彼此扶持，得以进入对神更丰满的认识，并那属灵敬虔的知识。他们凡物公用，每星期五禁食祷告，殷勤学习圣经；许多人听道后悔改信主，那种情景委实叫人毕生难忘，那些日子也叫一部份不同国籍的弟兄在神里面开始新生。

    在前来巴格达的途中，克伦宁的妹妹嫁了给柏纽尔，但她不久就去世，她的母亲亦跟着死去。于是同年纽曼和契度连袂返回英国，要征求更多信徒来协助。翌年，科屯上校（COLONEL COTTON）来巴格达探望弟兄；他曾在印度工作多年，在当地协助居民治服三角洲的水患，为当地带来极大的繁荣。葛若弗斯跟随他前往印度，留下弟兄们在巴格达独自作工一段时期。

    往印度去的目的，正如葛若弗斯自己所记述的，是“要与当地所有传福音的团体能在心灵中有更真实的合一，要表明不管彼此之间容或有分歧，我们在基督里是合而为一的；他们愁苦的时候，我们为他们忧伤；他们兴旺的时候，我们就喜乐。”他已往那些深刻的经历，使他果然能有这样的感受；而他那特别纯真的谦卑性格，使他能很快认识到别人的长处，而不轻易责备。他对圣经的知识和在工作上的实际经验，使他有充份资格能向别人提出明智的忠告，且能提出各种改善的对策，而不是只会夸赞恭维。他清楚看见亟须福音拯救的无数灵魂的急需，所以即便所用的方法不是十全十美，他也不反对；要用尽一切方法去传，总比不去传福音为佳。此外，他又希望能在基督教的国家以外的地方，例如印度，使信徒能摆脱一切公会的歧见，显明神的众教会那因信服圣经和出于爱心的容忍，彼此真实的合一；这样，福音传播的主要拦阻，才得以除去。这个理想，十分伟大，也实在值得他不顾一切地去争取。当他周游各地，探望不同宗派的传福音团体，或在某地停留工作的时候，他的工作所显出来的恩慈、能力、和舍己的爱心，使许多人悔改回转，结出了许多果子。可是，当他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到一些在某方面离开了真道的个人或团体时，他就受到反对。他那出于爱心的事奉，被这些传教团体误会为刻意的批评，说他的作风自高自大，还说他所作的会威胁到这些团体的安定，这一点，使葛若弗斯深感痛苦。



    他这样的记述下来：“学习与我们所亲爱的主一同受苦、一同谦卑，实在不容易（腓2：3－10）。但是，我想我们忍受身体上或心思上的试炼，远比在世人面前降卑为易。我们定要能领会到——我们的降卑，事实上是自己的荣耀，而我们的软弱，正好是叫自己得能力——那实在须要极大的信心。不论我往何处，我都看见那些对立的歧见所带来的坏影响。我深知道：如果不跟随我们的主，而去跟随世人的样式的话，就会叫自己失去能力；如果保持自己清高，虽然能保全自己的能力，但是那能力仍是属地的。呵，巴不得主兴起人来，指示我们当行的路！在印度，当人在心思里接受真道，真理就大有能力地充斥在他心中，比一般在英国接受福音的人更明显。在印度的信徒，他们只有神的话语，那些自认是宗教人士的圈子比较少，影响不大，所以信徒都能单纯地依据圣经的教训去行。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比现今这日子更形重要；我们要尽力使他们不要受那些邪恶的宗教势力所吸引，就是现今正在折腾着欧洲众教会的属地的骄傲和权势。”他又说：“对印度来说，这个时代所具备的重大意义，比任何其它的时代都更大，直至现在为止，我们可以自由敬拜及事奉；许多人因读神的话，或因别人的引领，悔改归信，饮于生命的活泉中。可是，英国教会现在却要扩张它的势力，而独立教派和循道宗也在把自己关闭。”

    “我在印度工作有双重目的：一是要克制这些排外的宗教组织的活动，指出在基督教会里面，不可能全体信徒都是圣洁和道德完美的；二是要帮助每一个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肢体，明白自己在身体的功能上，各有本份，要彼此劝勉激励，专心服事主。如果主允许的话，我有一个迫切的心意，要根据这些原则，建立一个教会；我也十分渴望能将所有传福音活动的计划，重新改组，使它能依照神的真道的原则去行，主叫我所得着的激励，远超我所想所求的；我得着出于爱心的接待，不是只有一个团体这样接待我，而是所有的团体。”又有一次，他这样记述说：“我所涉猎的愈多，愈看清楚欧洲人在印度所作的福音工作，都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去作的，也看清楚如果他们不与本地人融合在一起的话，工作的果效一定不能长久。当我一想到这些阶级性的问题，就联想到神的儿子如何降卑自己，也就更看出他们那样的作法，是如何不像基督。基督既是在荣耀中与父原为一，祂却倒空了自己，成了罪人的肉身的形像，与税吏和罪人为友，好使他们得拯救，那么，有些如虫的人，竟然怕受玷污，不肯与其它也是如虫的人一同吃喝，一样的生活，这种态度委实是可憎可恨。主所给彼得的启示，明显地指斥这种态度：‘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当他安排在印度的生活时，他说：“我们立志要在家务的安排上尽量简单，尽量撙节，而一切的计划只为了传扬福音。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打破在欧洲人和当地人之间因骄傲而筑起的隔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传教士出外工作的时候，应与二至六位的本地人同工一起前往；大家一同吃喝，一同起居，一起谈论关于神的国度的事，就如主自己预备他的门徒所作的，一句一句地教导，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照着他们所能领会的程度，并且由始至终，认定自己的本份，不勉强人去作自己不愿意作的，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要凡事以身作则，作弟兄们的好榜样。我并没有感到绝望，相信总会有一天，在印度给兴起一个教会，在这个基督教正面临黑云密布的日子里，成为信徒的一个小小的避难所。”

    葛若弗斯返回英国，再度结婚以后，又回到印度去，随行的有一班传教士，包括鲍顿（BOWDEN）和彼亚（BEER）两兄弟和他们的家眷，他们就在三角洲一带工作，而葛若弗斯本人则在马德拉斯（MDRAS）安顿并工作，以前留在巴格达的同工们，前来与他会合，一起作工。他多年来，一直是仰望主借着神其它的仆人所馈赠的，得着一切供应，现在到了马德拉斯，情势叫他感觉到，他应该学效保罗，按照环境的需要，或靠众教会的馈赠而维生，或自己亲手作工以湖口；于是他决定重操牙医旧业，事业相当顺利。

    他过去为了协助个别不同的传福音团体所作出的努力，引起了其中一部份人的反对，并排挤他，敌视他，使他感到相当难受，这是使他离开马德拉斯的原因之一。他迁往直度亚（CHITTOOR），使该地不久后就成为很活跃的福音工作中心。

    为了鼓励事奉主的人，尽可能亲手作工以维生，同时让其它从事各行业的人，有机会作属灵的事，葛若弗斯买了田地，起初从事蚕丝的培育，后来种植蔗糖，使许多人得着从业的机会。这些事业曾蓬勃一时，但后来也曾有了亏蚀；有一次为了要扩展营业，接受了一笔借款，使他劳苦营役、操心挂虑了一段日子，后来终能将债项还清。在这段时期，他写了一封信去英国，表明他当时的意图：“叫你们的馈赠显得加倍可贵的，是你们对我们每个人所显出的不停的爱心，并神在这些荒凉，无人纪念的地土上所施行的大工。我相信我们对现在实行的传福音方式，都感到很有意思：我们若不是亲自作工，就是与那些称为‘从事正当行业’的信徒，一同工作，……因而为其它的人，作出好榜样，叫他们学习作工，扶持软弱的人。我们最近听说，有好些其它的传教土，对我们这些办得颇为成功的活动，深感兴趣。那位称为阿若立本（AROOLAPPEN）的本地青年，数月前离开了我们这里，在不断的打击和不停的试诱下，直到如今仍能矢志不渝。他离开这儿的时候，是决心往邻近这儿不远处的人口稠密的地区，开始作工，并有一位该地的弟兄协助他；这位弟兄立志专心建造，就像当日犹太人在多灾多难的日子，一手拿镐、一手拿兵器，专心重建城墙。亲爱的阿若立本拒绝接受薪酬；他说：如果他是受薪的话，那些人一定会说他是为了薪金而传道。当他离开我们的时候，因为他给我们作过一些翻译的工作，我就打算按月给他一点生活津贴；但他不像那些本地人那样，坚决拒绝任何津贴。以前我提及过的那两位弟兄，也决心学习这样凭信心生活；他们两人，一个是英国人，另一个是本地的装钉书籍的工人。”提到这位英国弟兄，他说：“他适应这儿的气候，一天行四十哩路，全不感到疲乏。他能写和读泰米尔语（TAMIL）和提理古语（TELEGOO）。并且相当流畅；他放弃了一份月薪三十五卢布的职业，一匹马，和一座房子，为的是为神作工。他的小马车内塞满了书籍和单张，及其它出售的物品，遍游操泰米尔语及提理古语的地区，一面用当地的土语向那些土人传福音，一面也用英语向驻防军事基地的英军传道。他带领了两个土人信主：其中的一位是……那位书籍装钉工人，另外一位是我们的仆人。我可以保证说：就算是除了这两三位弟兄以外，我们并没有结出其它的果子，而这两三位弟兄能如此有原则地去事奉，我们的劳苦，在基督里委实并没有归于徒然。所以我想：在神的引导下，我们在印度居留的这段日子，在当地的那些信徒和异教徒中，建立了这种事奉的方式；而我也相信，靠着神的恩惠，我们若能坚持下去，就可以叫这样的事奉得以坚立并扩大。那些认识这地方的本地人的性格的，我敢说他们也必与我有同感，同意这种让本地人学习专一倚靠神，为的是使他们培养出独立的性格。在好些地方，当地的信徒并没有培育出独立见证的能力，深以为憾，一时也没有找到任何补救的善法。本地土人的天性是贪爱舒适，喜欢仰赖人，结果他就失去了独立的能力；而在另一方面，那些欧洲人爱以统治者自居，使本地人屈从于被统治者的地位。但事情很明显，如果本地人的教会不学习倚靠神刚强起来，而倚赖人的帮助的话，若政治风云在瞬息间变色，那么目前这些靠欧洲人建立起来的一切，都会给扫除净尽，不留一点痕迹。最近有一次，阿若立本回他本乡探望家人，和当地那一大群工人讨论到这些事奉的原则，虽然他并没有在家乡留下来，但他的工厂离该处不远，他们仍可以亲自观察他的生活和工作的原则。因此我们要求你们要为这圣灵所刚显出来的能力切切祈求，好叫我们的弟兄能以真正的谦卑和倚靠神的心灵，继续作工。我们这样使本地信徒的牧养和交通，建基在单纯的基督信仰上，这委实是我们工作中最重要的。我们没有来印度以前，除了受按立的牧师以外，本地信徒一律不得主持擘饼聚会或施浸；所以当我们的弟兄阿若立本和安得烈（ANDREW）与本地的信徒一起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引起了一阵你所想象不到的骚动和惊讶。有好些人，因为不停在圣经中查证，已经能在这些在事奉上和教会有关的问题上，看清楚了那该有的新地位。”

    虽然如此，葛若弗斯也明白有时也会有人蒙召全时间事奉。他说：“神所呼召的人，应该全时间把自己摆上事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要有好的聚会，就必须要有人所公认的有牧师和教师恩赐的人，而他们也必须是神所需要及命定的。有一些聚会，主并没有为他们预备全时间事奉的工人，我不会反对与这些聚会的信徒联合；但是，若有人以为有全时间事奉的工人，就不合乎圣经的原则，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那么我个人会感觉到不能与他们联合在一起。”至于他自己，他当时这样说：“如果主能把各样难处除去，我十分盼望能把我所剩下无几的余生，专一事奉主。”他提及有两位英国教会的教友，曾大大帮助过在三角洲工作的鲍顿及彼亚两兄弟。他说：“虽然这两位教友的背景是属宗派的，但实际上他们本身并不属于宗派。和一些名义上是属宗派，而实质上没有宗派观念的人打交道，总比与一些虽无宗派的背景，但却有宗派观念的人交往，要胜十倍。”

    一八五三年，葛若弗斯返英探亲，染病身亡；虽然受到疾病的痛苦，但他安然在布里斯多（BRISTOL）穆勒（GEORGE MULLER）的家中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另外有一位深信并绝对顺从圣经教训的重要性的人，就是穆勒。他本是普鲁士人，在一八O五年生于哈伯斯特（HALBERSTADT）附近的地方。他曾攻读神学，但生活放荡邪恶，甚至曾因讹骗人而入狱。正当他郁郁不乐之际，他的朋友带他参加一个在哈勒的家庭聚会，听人讲解圣经，当时他年二十岁。虽然他以往读过不少圣经，但那天所听见的，是他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他马上就深被那满有大能的话语所感动，不久以后，他就用信心接受了主耶稣给他的大爱和他的宝血救赎的大功。有了这一次的经历以后，他灵里面还有不少的挣扎，但他那每天经常读经和恒常祷告的习惯，使他对神的旨意的认识，不断的增加。

    他十分盼望作一个向犹太人工作的传教士，于是便往英国去读书，打算日后在伦敦的犹太人传道会（LONDON JEWS SOCIETY）内任职。到了英国以后不久，他喜悉葛若弗斯如何为去波斯传福音而放弃入息优厚的职业，又知道他如何仰赖主供应他的需用。后来因健康的原因，穆勒给送去提恩茅斯（TEIGNMOUTH）休养，他在那儿认识了革拉克（HENRY CRAIK），两人日后一生成了密友。革拉克本来是葛若弗斯家中的成员。穆勒在提恩茅斯继续蒙受各样属灵的福气，特别是更清楚的认识到神的话是信徒唯一的指引，而圣灵是唯一的师傅。他在接受更多的亮光以后，心思上为了加入传道会而作难；后来得了传道会的执行委员会的同意，彼此解除合约的关系。他离开传道会的原因是：他看清楚如果自己受路德会或圣公会按立，就是违反圣经原则，而且这些公会，事实上是世界与真正的教会的混杂，所奉行的教义，总会叫人离开神的话，又因为他们是有组织的团体，就算他们从圣经中得着亮光，也很难改变他们的路线。此外，良心不许他在传福音的事奉上接受人的命令和指派。他身为基督的仆人，就应该只接受圣灵的引导，决定事奉的日子时间和工厂。他虽然爱犹太人，也不应单在他们当中工作。但是那时他碰上了难处，因为他曾接受传道会的经济津贴，有责任要完成训练，但后来传道会给他格外宽大的处理，事情完满的解决。

    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生活上的需要，但他并没有为此事烦扰，因为他深信主的应许，正如写在马太福音七章七、八节；六章廿五至卅四节，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十四节里面的，深知如果他自己真能先寻求神的国和祂的义，其它一切生活所需的，主就必会加给他。正当此时，提恩茅斯的以便以谢教堂（EBNEZER CHAPEL）的牧师辞职他去，该教会全体十八位信徒邀请穆勒出任牧师，年薪五十五英镑。他接受了邀请，经常在他们当中工作，但也在附近许多地方传道。他发现他在讲解圣经的工作上，最有果效。

    有一天，他听到三位主内姊妹在谈论受浸的事。他虽然向来主张婴儿受洗，但从来没有认真地就这个问题查考过圣经，于是他决心好好地查考圣经，明白了圣经的教训是“信而受浸”。他想到要去实行自己的领受时所可能遭遇的种种反对，但他确信这是主的旨意，要他切实遵行祂的命令，于是他便受浸。过了不久，他又看清楚使徒所留下的样式，是在每个主日擘饼纪念主，虽然这并不算是个命令，但却是该如此行的；他又明白：圣灵要借着他自己所拣选的弟兄，自由运行的作工，好使众人因主在信徒当中所显明的各样恩赐而得着恩惠。这一切的启示，经过全教会的考虑后，便付诸实行。

    同年（一八三O），穆勒娶了葛若弗斯的妹妹，她与丈夫同一心志，要寻求认识并遵行神在圣经里所启示的旨意，她特别关心到接着要采取的步骤，因为她和丈夫都已看清楚不该再接受由教会供给的固定薪金，穆勒终于决定放弃薪酬，但这一个行动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他们在神面前立志永远不求人的帮助，也永远不要向人泄露他们的需求；他们只要仰赖主来供应他们的一切所需。约在此同时，他们也蒙恩学习切实遵行主的命令：“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五十年以后，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过当时我们所作的决定。我们的神，在他的恩慈怜悯中，一直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能以坚定所立的意愿，并实行出来，我们也因此真正的经历了神对他的儿女所显明的大爱和看顾，甚至在最微小的事上，神从来不叫我们的等侯落空，这些经历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尝受过的，格外叫我们能更完全的认识他是一位听人祷告的神。”

    一八三二年，穆勒和革拉克搬到布里斯多工作，在基甸教堂里作了一段时日的牧师工作，但他们也租用了毕士大教堂，起初的租约以一年为限，有一位弟兄和四位姊妹在那儿和他们一起聚会，“并未设立任何规矩，只想着要依照主借着祂的话所启示出来的去实行。”这个小小的聚会慢慢的长大起来，打从开始时起，聚会是十分活泼，他们多作善工。过了五年，他们当中产生了难题，使他们不得不要查考圣经，好寻找出答案。原来起初教会成立的时候，所有的成员都是已经受浸的信徒，后来有三位姊妹请求参加，她们的信心与敬虔，都绝无问题，可是她们并未受浸，而且在有人向她们指出有关的圣经教训后，仍然不感到有受浸的必要。教会中大多数人，包括穆勒和革拉克，都认为可以接纳交通，但有几位弟兄觉得接纳未受浸的信徒，并不合宜，经过详细的交通以后，反对的人只剩下几位；有一部份人是得着卓曼（ROBERTCHAPMAN）的开导；他为人敬虔、深识圣经、处事有方，所以深得众人所敬重，他用下面的推理方法解决了这个疑问：未受浸的信徒，只能属于下面两种人之一：一种是不按规矩而行的，那我们就必须远离他们（帖后3：6）；另一种就是并非不按规矩而行的。如果信徒是不按规矩而行的，那我们不但要在主的桌子前远离他们，而且还要在一切的事上，包括彼此的交通往来，我们都要采用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我们和按规矩而行的弟兄交往的态度，大有分别。可是目前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受了浸的信徒，绝对不该这样待他们那些还没有受浸的肢体，圣灵也不许可他们这样作，祂见证他们虽没有受浸，却不等于就是不按规矩而行，因此受了浸的，和没有受浸的信徒之间，可以有最宝贵的交通；圣灵也不容我们拒绝与没有受浸的信徒在祷告、读经、社交、和对主的事奉上有相交。但如果他们是不按规矩而行的话，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我们就不能与他们在任何的事上有相交。教会审慎考虑的结果是：“我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罗15：7），不管对方所蒙的恩惠及所得的知识有多少。”因着这个决定，有几个人离开了教会，但后来大部份都返回教会，此后也再没有因这个问题而发生争论。

    弟兄们不久又开始思索有关长老，教会的次序和管理的问题，因而专心查考圣经，发现主自己在每个教会内都设立了长老，负责管理和教导，虽然教会衰微，但仍然该照着使徒的日子所作的那样行。那意思不是说：凡在教会交通上有份的信徒，就可以随己意选立长老。不是的，他们要等侯神兴起有资格作教师和管理教会的人，是照着圣灵所选立的；圣灵暗中呼召那些受选立的，赐给他们当具备的条件，并祝福他们所作的工；圣灵也同时向其它接受长老服事的信徒启示，使他们明白，又承认那些弟兄所接受的作长老的职事，并同心把他们交托给主。关乎管理和教导的事，必须在全教会中作最后的决定，由全体负责。“至于接纳弟兄的事，长老和全教会都要学习顺从主的命令：我们必须照着圣经的吩咐，接纳凡真实相信基督的人。圣经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与神。’”上面的各项决定，都不是教会所定出来的规则，只不过是表明信徒们的领受，和他们所决心在没有从圣经中得着更多的亮光以前所要行的。说到守主餐，虽然“我们并没有领受任何有关应守多少次的明文规定，但照着使徒们和早期门徒的榜样，我们决定每个主日守主餐。”“既然在守主餐的事上，我们一同分享主的死、并与主联合及与信徒联合等所带来的一切福气，我们就该趁机会让教导的恩赐显出来，有弟兄讲道，信徒们也在祷告和敬拜赞美中彼此相交。可是，如果聚会中只规定一个人讲道，那么我们在彼此的恩赐上分享的事实，就不能完全彰显出来了，因此聚会的方式，应该让那些有恩赐及有责任教导的人，有充份的机会，不要给他们限制。”

    一八四三年，穆勒往德国去探望弟兄们；在他们的邀请下，停留了几个月。他们乐意接受他在他们当中的事奉，但不许可他与他们一起擘饼，原因是穆勒同意与国家教会的基督徒，和那些还没有受浸的信徒一起纪念主的死。他们甚至要穆勒答应以后永不和那些虽然本身已受浸但却同意与还没有受浸的人相交的信徒一起擘饼聚会。

    论到这些事，穆勒说：“这些神的儿女认识到；依照圣经教训，信徒要受浸；也认识到应该脱离国家教会：这一切的认识是正确的。……可是他们过份强调了这两点。虽然信徒受浸，不错是神的真理；虽然神的儿女认识到教会是‘信徒的聚集群体’，因而必须脱离国家教会，这也是正确的认识，因为他们看清楚了在国家教会内，不外是世人与一些真正信徒的大混杂。可是，如果把这些认识过份高举，过份强调，好像是唯一的真理那般，那么，必定会招惹属灵的亏损。不仅是这样，任何一部份的真理，就算是最宝贵的真理，就如关于我们在基督里复活，或关乎我们所得着的从天上来的呼召等真理，如果有人要过份强调，又过于注重的话，早晚会叫他在灵里受到亏损，如果这个人本身是教师，他就会连累那些受教导的人。在司徒嘉德（STUTTGART）这地方，情况正是如此，对于这些亲爱的弟兄们来说：受浸和脱离国家教会这两件事，比一切真理更重要。‘我们才是教会；只有在我们中间才能找到真理；其它的都是在错谬里，都是被掳去巴比伦的。’这是我们的弟兄们所常使用的字眼。……”“愿发怜悯的神教导他们，保守他们，也赐给我一颗谦卑的心！”

    革拉克和穆勒这两位弟兄，坚信每一个信徒都必须作基督的工，方式可以不拘，但所采取的方法，却绝不能向人求助，尤其是不能向那些不信的人求助，只能凭信心向主祈求。为了实行这个信念。他们在一八三四年成立了“圣经知识协会”（THE SCRIPTURAL KNOWLEDGE INSTITUTION FOR HOME & ABROAD），目的在协助那些根据圣经教训去进行教学的日校、主日学及成人学校；散发圣经；援助遵照圣经吩咐去实行的海外传教士等。当时已有不少各式各样的宗教社团，他们也不否认这些社团作了一些善工，可是在一些见解上，他们不能存无亏的良心而与他们合作，因此他们便创立了这个新组织。他们说：这些宗教社团工作的目标，是改良世界，使所有世人都悔改；可是，根据圣经的教导，只有在主再来的日子，世界才会回转；在现今的世代，从属灵的这方面来说，世界只会一天比一天败坏，主却要从万民当中把一些人召聚出来；再者，这些宗教社团都和世界保持联系，只要缴交所认捐的款项，就是不信的人也可以加入为会员；而且这些团体还常向不信的人募捐；当主席的，或赞助人的，也多是由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出任。此外，这些团体有时还会负债；这一切都是与新约圣经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因此弟兄们立志不向人请求经济援助，但若有人甘心情愿捐助的，他们也乐意接受；他们也决定不容许不信的人参加协会内的工作，也不要因工作的扩展而负债，宁愿在祷告中“把协会的需要带到主面前，并按着神所预备的去行”。协会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地开始了，起头的时候并没有甚么基金之烦，但从其中不停地流出祝福，叫愈来愈多的人蒙恩：贫困的人得着困济；学校在各地兴办起来；大量的圣经得以销售或分发出去；在海外各国的传教士得着援助。协会帮助这些海外传教士的方式，以不干预他们的事奉为原则，只是供应他们的生活需要和工作上的所需。这一切的活动，范围极广，而且日益增加，他们却是完全单纯的倚靠神。好几次，他们在各样的需用上，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了经费，可是，往往因为他们祷告的结果，供应就及时来到，他们以在神面前的信心和跟他的交通，因而得以坚固，而别的人在学习走信心的道路的，也因此大得激励。

    一八三六年，穆勒开设了第一所孤儿院，他在布里斯多的威尔逊街（WILSON STREET）租用一幢房产，租期一年，收容了二十六名孤儿。提到开设孤儿院的目的，他说：“第一：是要叫神得荣耀，祂喜悦供应我一切所需的时候，人就会看见，信靠祂的必不至于羞愧，神的儿女们的信心也会因此得以坚固。第二：是为了这些无父无母的孤儿得着属灵的说明。第三：是为了这些孤儿的生活所需。”穆勒目睹许多属主的子民，天天为各种忧虑所缠累，他就决心要作出眼见确凿的事例，证明在今天，神也如往昔的日子一般，垂听及应允人的祈求，而我们若能信赖祂，并寻求祂的荣耀，祂就要供应我们的需用。哈勒的夫兰克在德国，就是全凭对永生神的信赖，开办了规模宏大的孤儿院，并且持续有年；这个事实，叫穆勒的信心大得鼓舞，他深信在布里斯多举办这项善事，是对本国人见证神的信实的最佳途径。结果这一切的期望不但实现了，而且那些果效，实在是超过所想所求的。虽然有时他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日常需要，可是院内的孤儿一直没有尝过缺乏的滋味。这项工作一直维持到他年九十三岁去世的日子，以后续办的人也贯彻同样的精神工作下去。这所孤儿院所收容的孤儿之多，（其中许多都在院内悔改信主），建筑规模之大，和经办的费用之鉅，每一样都说明了出于信心的祷告所能发出的能力的浩大。

    一八三七年，穆勒写成了《自述——神在穆勒身上所作的工》这本书的第一卷，并且加以印行，使许多人深受影响，叫他们对神的信心，大得激励。

    在班斯泰甫（BARNSTAPLE）的德文郡（DEVONSHIRE），因卓曼（ROBERT CLEAVER CHAPMAN）曾在该地工作七十年之久而与卓曼这名字结了不解之缘。卓曼于一九O二年在该地去世，享年差不多一百岁。他本是出生于丹麦（一八O三年），父母均为英国人，他所深爱的母亲，给他的影响很大。他在丹麦的时候，受教于一位法籍教士，后来往约克郡继续接受教育。他对文学深感兴趣，造诣亦颇深，成为一位语言学者。十六岁的时侯，他就受圣经所吸引，开始详细研读，并深受感动。后来他专攻法律，离校后执业律师，事业相当的成功。

    当时伊文思（JAMES HARRINGTON EVANS）  正在伦敦工作，在他的友人为他盖造的约翰街教堂（JOHNSTREET CHAPEL）讲道。他本来是教区的副牧师，有一次教区长借给他一些讲章，他读了以后，悔改得救，并开始传讲因信称义的道理，以致许多罪人悔改，信徒也得着复兴，但因此招致教区长的反感，他便被迫离去。后来他发现婴儿受洗和政教合一的歪风，叫教会无法实行真理，于是索性脱离国家教会。不久以后，他和妻子二人同时受了浸。可是他却不愿意成为浸礼宗教会的牧师，因为他若参加浸礼宗，就不能与许多其它别的信徒相交，而他认为这些信徒比他更象样。在约翰街教堂的教会，每主日晚上都有擘饼纪念主，而那些有劝化及教导教会的恩赐的，都常有机会在聚会中运用这些恩赐。

    卓曼年二十岁的那一年，在偶然的机会下，来到这个聚会。那天黄昏，他路经约翰街教堂，有一位长老碰见他，邀请他一起去聚会，就是这样，他参加了聚会，几天以后，他有了悔改重生的经历。后来他忆述说：“主呵，我没有忘记祢如何在我心中作工！当祢的手第一次抓住我，祢的灵叫我知罪的那一刹那，我的杯中满了自己的罪污和犯罪的恶果，……我心里如同隆冬的天气一样灰暗。我对世界深感厌倦，并且极其憎恨，因我的心灵常受困扰，自己却不能也不愿意把世界丢弃。……到了指定的时候，日子满足了，祢对我说：‘这就是那使疲倦的人得休息的安息，叫人重新得力。’祢的话何等甘甜！祢又对我说：‘小子啊，你要喜乐！你的罪已得了赦免！’神的羔羊何其宝贵！那义袍又是何等的荣耀！它把我一切的罪污，都在我的审判主的圣洁目光下遮盖起来！那时瘸子果然跳跃像鹿，哑吧的舌头果真能歌唱！在被钉十字架的主耶稣里面，我的心已找到安息，我也安稳在祢大爱的怀抱中。”他受了浸，在约翰街与信徒们一起聚会。

    这些行动，使许多朋友离开了他，他的亲友也纷纷指责他，可是他打从得着新生命时开始，他就定意一心跟随基督，读经成了他的喜乐，他也学习用信心祷告，而且常常关怀穷苦和有困难的人，后来他清楚神的呼召，要全时间事奉主，有人批评他不是传道人的材料，他就回答说：“我最大的目的只是要活出基督。”他一生不娶。在一八三二年，开始在班斯泰甫的以便以谢浸礼会堂事奉。伊文思经常关心他在那儿的工作，并曾这样的提到卓曼说：“他是照明我的一颗明亮的星星；我认为他是现今的属灵伟人之一。他坚固而稳定。”

    卓曼放下了他所有的一切，恒常倚赖神供应他日用的所需，除了他简单的生活所需以外，他把所有的都施舍给人。在提及他在班斯泰甫的早期工作时，他说：“当我被邀离开伦敦，前往以便以谢教堂为神工作的时候，当时那里的信徒都是属严谨派浸礼宗的，我同意接受邀请，但声明条件是必须容许我照着我从圣经中所领受的去教导人。结果我有一段时期可以自由讲道，主也大大的赐福。当时有一位来探望我的弟兄，鼓励我废除那只允许受浸的信徒一同擘饼的规条，但我告诉他，我不能强迫弟兄姊妹们的良心，于是我继续如常作工，耐心地用神的话语教导他们，我深知我若在当时提出，必能获大多数通过，但我相信神更喜悦我耐心的继续教导，直至所有信徒们都同有一个心志为止。此事以后不久，在班斯泰甫居住的一群还死守教规的基督徒，命令我们不得继续使用该教堂。我把信托书详细研究过，并没有发现我们在任何一点上有违例，可是我们决定把教堂交回给他们，就如我把外衣交出来给那向我索要的人一样。当我告诉你：在不久以后，主为我们预备了更大更好的地方聚会，你大概不会感到惊奇吧。”

    约在此时，卓曼认识了穆勒和革拉克，也认识了那些在都柏林及其它地方遵照圣经教训而行的弟兄们。

    在班斯泰甫那两幢简陋的房子里，卓曼和他的朋友黑克（WILLIAM HAKE）同住了二十七年之久，直至后者于一八九O年去世为止，这房子成为世界各地信徒经常来寻求属灵指引及帮助的地方。

    卓曼曾在好些国家中周游传道。他在西班牙带领了好几位主的仆人，使他们在该国内专心传福音，结果累累。他那圣洁的生活样式，使许多和他交往的人都受到影响。经过许多年以后，有人在西班牙仍能碰见不少当年因与卓曼交谈而悔改重生的人，他们一直持守着在基督里那美好的见证。在罗马尼亚（ROUMANIA）境内的一个黑海海港中，有人曾遇见一位在该地经商的英国人；他们谈起属灵的事的时候，那位英国人说他在来到罗马尼亚之前，他是个虔信宗教的人，但他已放弃了一切的信仰，认为所有称为基督徒的人，都是伪君子，但他补充的说了一句：“我只遇见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以前常经过我在德文郡的住处；他名叫罗拔卓曼。”

    在圣经的启示完成以前，教会早期的习惯和教导，已经是在新约圣经里接受了一个永久性的样式，作为个别圣徒和神的众教会的实际指引。历代以来，尽管有荒凉黯淡的日子，要照这些样式去行的信徒的努力，却从未有断绝。在近代，这些例子包括哈尔登两兄弟在爱丁堡所建立的聚会；在都柏林，葛若弗斯、克伦宁、伯勒特和其它弟兄们所参加的聚会；穆勒、革拉克、和其它同工们在布里斯多所建立的教会；在南俄罗斯的门诺派弟兄；和在俄国各地的斯顿德教派的聚会等。但这些也只不过是在各国中许多同类活动中的点滴，或是人数不多的小型组合，或是伸展到各阶层的庞大工作。在最基本的信仰原则上，他们都与那些没有受当时所流行的唯理主义影响的浸礼宗，和独立派教会，有着显著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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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交通与灵感的问题

    一八三O——一九三O年

    在普里茅斯的聚会——瑞士法语区的情况——达秘的探望——他的理论的演变——“在败坏中的教会”——若查特（AUGUST ROCHAT）——达秘与那些接受新约教会样式的弟兄们在教导上的分歧——由地方性教会转为普世性教会的原则——聚会扩散出去——葛若弗斯写给达秘的信——提议成立中央权力组织——达秘与牛顿（NEWTOS）——达秘与在毕士大堂的教会——达秘排斥那些不与他同心拒绝在毕士大堂的教会的人——与教会断绝交通的原则的应用普及各地——拒绝服从这个断绝交通原则的众教会——给其它信徒的影响——在各国内依照新约圣经样式建立的教会——理性主义——圣经批评学——圣经广传各地

　　在普里茅斯有一处聚会，因带领的弟兄们所彰显的特别恩赐很快便产生影响；这个聚会的信徒与都柏林和布里斯多的弟兄们，都直接认识。这处聚会的特别和重要，乃在时人冠以“普里茅斯弟兄会”，此后便成为他们一个专有的称号。其中作教导的，最出色的有达秘和牛顿（BENJAMIN WILLS NEWTON）。达秘原是在伦敦聚会的，但平日因传道事奉，经常周游各地，也常常在普里茅斯工作。他与他的同工不同之处，是他始终主张婴儿受洗，虽然他自己本人已经脱离了英国圣公会。不过他的主张的出发点，又与圣公会的有别，而是比较接近伯拉纠的看法，认为这可以将他们引进一个属灵的团契，得着蒙受神恩惠的机会。

    曾一度与葛若弗斯在巴格达同工的纽曼，现在成为理性主义的倡导者；而他的兄弟约翰亨利纽曼（JOHNHENRY NEWMAN），却是单张运动（TRACTARIAN MOVEMENT）（或称牛津复兴运动）的主要人物，引致英国圣公会复兴；与此同时，达秘在工作和信仰上的发展演变是高潮迭起，显得十分突出和重要。

    一八三八年，他被邀前往瑞士的法语区，当地的属灵光景，大有利于信徒的复兴。国家教会的牧师们，大半受当时流行的理性主义所影响，引起了自由教会（FREE CHURCH）运动，但这个运动又不能完全满足附从者的愿望。一百年前亲岑多夫和他合群同工，建立了不少聚会，其中的信徒都是认真的追求真道，并多作见证；这些工作的果效，至今仍留存。在附近的山区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以圣经为信仰基础的信徒，过去他们曾被视为重浸派而屡受迫害。在日内瓦，哈尔登与人查经所结的果子，仍满有功效；自由教会运动的主要领袖，都曾受哈尔登兄弟俩作工的果效所影响，结果在一八一八年开始自行聚会，就是那称为“新教会”的。当时在国家教会内部，亦有各种运动开展，就如在国家教会范围外，正进行着各种不同的运动。那个和弗若列池有关的运动，从一八二八年开始，就引来了复兴；高信（GAUSSEN）和道碧尼（MERLEDAUBIGNE）正奋力设法把国家教会从理性主义的势力下挽回来，恢复加尔文派的信仰；其它信徒也在极力抗拒政教合一的趋势，建立新教会，这些信徒中有微内（VINET），他与其它八位神学家，在一八四O年脱离国立教会，五年以后，又有一大批牧师步他们的后尘。

    在这样充满兴奋和改革的气候下，那满有恩赐的达秘，不难就吸引了大批听道的人。有一段时日，他参加新教会的聚会。他传讲主的再来、教会的地位、“在基督里”的信徒等要道，又讲解圣经中的预言，大受欢迎，他又乐意与各处聚会信徒相交，并不在乎他们的教会背景，因此吸引了不少人。他在洛桑（LAUSANNE）主持的聚会，许多人踊跃参加，并给予极高的评价；渐渐地这些听他讲道的人，形成了一群特别的信徒，就是称为“那聚会”的；他在此开始发展他那一套对教会的特有见解。

    论及圣经里不同的时代，或者说，在不同的时期内神在人当中所作的工，达秘认为每个时代从开始，就已经失败了，“并没有例外。每次都是人这方面全然立刻的失败，可是神继续容忍，以恩典继续作工。但不是挽狂澜于既倒，不住进行恢复的工作。只是人借着信心偶而带来一阵子的复兴，但大局终不能全然挽回。”这些时代一开始人就失败了，就如：挪亚醉酒；亚伯拉罕下到埃及并否认撒拉是他的妻子；以色列人制造金牛犊等，这些例子，都说明人在每个时代的开始就失败了。

    说到教会，道理也是一样，达秘说：“基督教的骨子里有一股离弃神的倾向。”就算在使徒的时代，已经出现了这些现象：“离道反教”、“危险的日子”、“末了的日子”、 “背弃真道”；还有“不法的隐意”的活动。使徒们也没有实行主的使命，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反而留在耶路撒冷，其实老早他们就该离开，分散各处；结果，一个给外邦人的新使徒，给兴起来，补足使徒们的缺欠。达秘接着说：“因此，教会这个时代，就如其它的时代一样，从开始就失败，……一开始就崩溃——还没有形成便全然衰败。”

    然后他就发出下面的问题：“在今天的日子，信徒是否有能力可以依照早期教会的样式来建立教会？”“建立这样的教会，是否合乎神的心意？”他的答案是：“不！”，因为“教会的情况经已败落”“起初那次离开神的心意，是个致命伤，也是招致审判的因由。” “圣经从来没有为这种光景的时代预备一个恢复的途径。”他又指出：“这样的情况，就叫我们的心思认识到我们是活在离经背道的时代，而且时代也快要作最后的结束，并不是引进教会，也不会引进另外一个神以恩典的信实来托住的时代。”在圣经里，我们认识到：“㈠神的众儿女们的合一；㈡在每个地方神的儿女们的合一；……但这种情景，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既然圣经中所说出的光景今天已不复存在，基督徒应如何明辨？如何行动？你或会说：‘基督徒应该把应有的样式，恢复过来。’这个答案正是谬误的一个明证，因为人已假定了自己里面有能力。我要说：请听神的话；并要顺从！因为神的话正用得着在这种堕落了的世代中。你的答案肯定了两件事：一、是神的旨意要把这失落了的世代重新恢复在原来的地位上；二，而你本人不但有力量也有权去恢复它。”

     “……在我能同意你的见解之前，我必须要先能看见教会不但是在起初的时候有合一的光景，而且在今天也是神的心意，要把她恢复原来起初的荣耀；还有，三两个，或二三十个的团体，在同一地区自发的聚会，这些团体，每一个都能称为神的教会，因为教会本该是包括地上每一个聚会的地方的所有信徒的。你还要使我看见，靠着神所给的恩赐和力量，你能把所有的信徒召聚起来，也能理直气壮的指出，那些拒绝邀请的人是分裂教会的、自招咒诅的，也是神的教会的门外客。让我在这儿提出一些重点，是那些坚要建立教会的人所忽略了的；他们的心思全部贯注在自己的教会上，几乎看不见那宇宙性的教会。”

    “根据圣经，地上众教会的总和，就是宇宙性的教会，或者可以这样说：是在地上的那属灵的教会。不论在什么地方，教会就是那组成属灵教会的一部份的信徒的团契，而这些信徒是组成在这地上的基督整个身体的一部份；如果有人不是属于他所居住的地方的教会，他根本就不属于基督的教会……。”“教会情况败坏；……假如那自称为教会的，情况并不败坏，那么我要问那些脱离正统教会的弟兄们：你们为何要脱离呢？既是如此，那就要承认教会是败坏的——离经背道，离开了起初所站的地位。……”

    “那么，圣灵又如何作工呢？既是这样，人的信心应该如何活出来呢？我要说：要承认教会的败坏，要正视这个问题，并且因而要谦卑下来。至于我们对这光景要负上责任，我们是否想只须动手补救一下就行了呢？不能如此，因为如果我们要这样动手尝试的话，就证明自己根本没有谦卑下来。不如让我们谦卑的俯伏下来，听神针对这光景而要向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不要像那无知的小子，打破了宝贵的瓶子以后又设法把碎片再粘合起来，企图遮盖那些裂痕，以掩人耳目。”

    “我这一番辩证，是针对那些企图要重新整顿教会的人。如果有真正的教会，也不该是这些人去建造；如果说：真正的教会起初是有的，但现在已不复存在了；那么就是说，现今的世代败坏，教会已经完全离开了起初的地位。于是这些人自命要去重新建造；就是这一点，他们就得要提出充份的理由，否则就没有根据了。……人若要因此而动手重新建造教会，使众教会回复到起初所站的地位，那就得先承认教会目前的失落，自己既没有顺服神的见证，也没有认识到神在今日的计划和旨意。……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要去查证众教会是否老早就在圣经写成的时候就存在，而是要查证：真正的教会在因人犯罪的原故，而不复存在，信徒也四散以后，那些自命要负起使徒的职份去重建教会、使时光倒流，重回当年的光景的人，是否真正明白神的旨意，是否由神赋予能力，使他们能完成自己所揽来的使命。……我要查考寻求的，是神的话语和圣灵所论及失败了的教会的光景，而不是自认有本领可以去实现圣灵所说的教会起初的情况。”

    “我要指斥的是：有人盲目地跟从了人的思想，模仿圣灵所记载当日存在在早期教会内的样式，却没有真真实实的去寻求神的话语和圣灵针对我们现况所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责任不是去模仿使徒，我们的责任是要顺服。……若有人告诉我们说：众教会所受的命令，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可适用的。那我就要问：如果那个时代，或某处地方，有形式的教会并不存在的话，这些命令还适用么？于是我们回到那个疑问——既然整个时代都败坏了，谁去建造教会呢？……”

    “若有人问我：在目前教会所处的光景下，神的儿女们应该作甚么？我的答案很简单：他们应该与世人分别，在基督身体的合一见证里，彼此聚会。……至于在细节上，就要留意主的应许：‘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18：20）。这是凡爱神并抛弃世界的人所需要的。你们这些作神儿女的，作耶稣的门徒的，要留心主的应许。假如你们当中有两三个人奉祂的名聚会，祂就在他们中间；神也使祂的名在其中，就如昔日祂使祂的名在耶路撒冷祂的圣殿中一般无异。你们不必需要什么，只须凭着信心聚会，神就在你们中间，你们就必看见祂的荣耀。……还要记得：当门徒聚集的时候，就擘饼纪念主。……神若差遣人，或在我们当中兴起人来，喂养我们灵性的所需，那就让我们欢欢喜喜的接待他，又存着感谢神的心，都是照着神所给他的各样恩赐。……永远不要定下什么规则；圣灵必定要引导你们。……至于说到纪律，记得：断绝交通是最后的对策。……保守主的桌子的圣洁是最积极的要务，……我们是要向基督负责任的。不错，在某种情形下，我们要存惧怕的心抗拒罪恶（犹23），可是，我们得慎防落在论断中，就如慎防自己家中起火一般……！“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就算整个的组织系统归于无有，我仍能回到起初那些宝贵不变的原则里，就是那不但带着基督的名字，也带着祂的权能的源头；那联系众人和释放众人的能力，正是那位使“两个”或“三个”人聚集起来的主。”

    至于说到离开某处聚会，或所谓另外设立桌子，达秘说：“我并不像一些其它弟兄那样恐惧这些事，但我必须说明我的理由。如果那个聚会就是该地的教会，那么，人若离开该处的聚会，就是叫自己与神所呼召的教会分离。虽然无论在那里，若有两三个人奉基督的名聚会，祂就在他们当中，而教会的祝福与托付，也按理该在其中，但是，若有信徒建立起一些组织作为教会，又用教会的名义在其中行什么宗教仪式，那我就应该离开他们，因为他们是假冒的，也没有摆出应有的见证，就是神要我们表明的，指出教会正在败坏中；那处聚会已经没有了神的见证，没有了他的子民的桌子……。可是，另一方面来说，为真理摆出合一的见证，是从上而来最大的祝福，因此，如果有人凭着血气，离开了那两三个人的聚会，而这两三个人是在基督整个身体的合一的见证中，在神面前敬虔度日的，那么这个人的离开，不但是分裂教会，而且他定规会失去神同在的祝福。”

    在瑞士，有不少人反对达秘的见解，其中最突出而又最有能力的，是若查特（AUGUST ROCHAT）。他指出达秘的所谓“教会在败坏中”的说法，并不正确，因为教会是那完整合一的身体，是不可能败坏的，纵然有个别信徒有失败软弱，也不能使教会败坏；他又指出：圣经有提及地区性的教会，但从不把那些分散在各地的信徒团体称为那教会，把她看作是独一无二的教会。教会应当是信徒的组合，必须包括历世历代在各地的信徒，连那些不再活在世上的，及那些还未出生的，都包括在内；在各地方的教会，不过是信徒因彼此相爱和肢体交通而聚集一起。达秘说：只有使徒，或他们的代表，才有权在教会内选立长老，可是在这些离经背道的日子，教会只能承认那些有神的恩赐而专一事奉的人，但不能作任何正式的指派。若查特却驳斥说：圣经里没有任何一些经节是支持这一点的，相反地，众教会有权为教会中各种事奉选立人，并把他们带到使徒面前，让使徒给他们按手，承认他们的职事。若查特也不同意达秘把“败坏”、“离经背道”等字眼用在教会身上；他认为属灵的事物的安排，都不会离经背道，只有个别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表现；真正的教会决不会离经背道；神的话语也从来没有提及教会有离经背道的事。

    达秘这些见解，就是论到每个时代的失败的理论，尤其是论到“教会的败坏”，并其它引申出来的结论，正好使他在原则上与其它在教会历史上主张保持新约圣经的教训和样式、或是那些主张以圣经为永远的正确的指引的人，背道而驰。

    他认为作为教会的指引的圣经中的书信一经完成，众教会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这个见解是对的话，那么新约圣经的大部份，对今天的情况而言，就不再适用了。

    他的教导，抹杀了众教会各自独立并直接联于基督的事实，引进了一个整体的主张；人得以进入教会，或被摒于教会之外，是超越地区性的；换句话说，是以公会的原则代替了地方性教会的原则。

    达秘虽然不赞成设立众教会，（意指地方教会：译者注）可是他所主张的两三个人的聚会，却具有管治的权力，不但是在个别地区的圈子里，而且更伸展到一切有关的团体里。

    达秘的见解，虽有不及之处，可是他的一部份教导，也实在是把圣经中的真理恢复过来；这些教导，极有能力，也为多人带来了祝福。他不但指出当时各公会的缺点，他的事奉也能挑旺信徒对神的信心和对神的话的爱慕，使人有更多的儆醒，等侯主再来；他又强调圣灵的自由运行，随己意把各样恩赐分给基督的身体内的众肢体。在他所带领的聚会中，有许多人蒙恩；这类性质的聚会，迅速扩散到各地，不但在瑞士，也在法国、比利时、德国、荷兰、意大利，及向更远的地区扩展出去。

    这些信徒们彼此间有着紧密的相交，这就引起许多人渐渐脱离了一些从前与达秘也有联系的聚会。一八四二年，部地华（BOURG DE FOUR）的聚会中有六十位信徒脱离该处聚会，转去达秘那儿聚会，而在花特丹（CANTON DE VAUD），也有不少人离开了自由教会，转去随从达秘教导的聚会。

    达秘所发展的主张，被人指为有危险的倾向，甚至有一些对他本人仍心存爱戴的友人，也不免有这样的反应。这一点，可见于葛若弗斯于一八三六年临离开英国重返印度前写给他的信，内文如下：“……我盼望你能确实的知道，没有任何事情能使我的心与你疏离，也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减少我对你的信任；我深信那曾使我受吸引的那些重大又丰富的要义，仍不断在你的心中发动。虽然我感觉到你已离开了以前你曾高举的原则，而且在原则上拾回你过去所唾弃的，但我心里仍然满心信赖你对神心意的爱慕，并且相信不久你就要看见，你起初宣称所要脱离的系统的一切谬误，已开始在你们当中萌发出来。你多半不会因你自己的心思的活动而看清这个趋势，但你可以从自起初就认定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人的作风中觉察出来；他们并没有你那样的经历，也没有那些最早与你在一起的弟兄们的经历，他们并没有实际地经历痛苦及忧伤，他们无从认识到那能在无法言喻的黑暗中仍能独存的真正的真理，因此他们无法存怜悯同情的心；而你们中间的联结，不再是出于亮光及对真理的爱慕，而是纯粹基于训诲和理论；你们当中的管治，虽然暂时还没有完全的显出来，但不久就会叫人感到那纯粹是出于人的权柄。别人并非因你所见证的而认识你，而是因你所提出所要反对的来认识你；事实不久就证明你是在反对所有的人，而认为只有自己是对的。……有人曾坚称……我已改变了信仰的原则，我所能说的却是：以前我所宝贝的在神的话语中所发现的真理原则，我今天所感受的，更是十倍于当日的，因为我发现，在目前的教会的情形下，在各种不同的困境中，这些真理的实用性，屡试不爽；我也可以把自己所有的与人分享，不但是与个别信徒，也是与集体的信徒，而我却没有附从他们的谬误。我从开始就认识到，我们彼此相交的原则是在乎我们同有一个生命……，同作神的儿女……，这是我们起初同有的心思。可是你那些小型的聚会演变的经过，表明它们不再是为那荣耀纯全的真理站立，而仅为见证你们所认为别人的错谬而站立，这一点，使我对它们的评价由天上降至地上。……我的意思是说：以前我们同有的心思是如何最有效能地去表彰我们从主耶稣得来的生命，（我们深知这才是那好牧人向神的儿女们的呼唤），并盼望能在别人身上找到同一的生命；而当我们确信找到有同一生命的人时，我们就凭着神对这同一生命所发出的应许，嘱咐他们来与我们分享那在同一位圣灵里的交通，（虽然他们的心思在别的方面或许会过于偏狭），敬拜我们同一的元首；我们接纳他们，如同基督接纳他们一样，把荣耀归给父神。再者，在真理的范畴内，我们有自由与他们分享聚会，纵然不能是全部的聚会，起码可以是部分的。……我实在宁愿包容他们的错处，而不愿失去分享他们的好处的机会……。我心中确信，因着你从主那儿所得的教导，总会有一天你那宽广丰富的灵要冲破这一切的限制，冲破那些心思比不上你那么宽广的人所施加在你身上的限制明显的发表出来，切切的要使那永活的元首的众肢体早日成长，满有长成的身量，而不是受困于那些小型的聚会，这些为数不小，以你为创设者的小型聚会。”

    过了不久，达秘的一位亲爱的同工威勒蓝（WIGRAM）——，写了一封信谈及在伦敦的聚会，并提出是否要考虑设立一个控制各处聚会的中央集权的组织。信中说：“在这些地区，圣徒相交的聚会，应该如何加以指引？为了主得荣耀，为了加强见证，是否应该有一个中央集权的组织，负责管理范围内所有的聚会，并照着能力所及去引导它们？还是任由这些聚会成长，彼此无须有联系，各自照着各自的能力而独立自由发展为好呢？”

    一八四五年，达秘在往访欧洲后回到普里茅斯，要处理他以为当时因牛顿的影响和教导而在教会所产生的不满意的光景。在这两位能力过人的领导者之间，长久以来已存在着一些分歧；在有关时代的真理、预言、和教会的次序上，两人所持的意见并不相同，因而双方唇枪笔战已有一段时期，结党分争的迹像已渐渐形成，这一回因达秘的到场而更趋白热化。在一次主日聚会结束的时候，达秘宣布他决意“离开聚会”的决心，数星期后，他开始和一些拥戴他的人在别处另行擘饼纪念主。两年以后，有一份牛顿以前讲道的笔记，落在拥护达秘的人的手中，讲词内包括了一些对诗篇的讲解；达秘和他的同工便指称在这些讲解内，牛顿在述及其中的经文是如何应验在基督身上时，提到基督在地上的日子和在十宇架上所受的痛苦的那一部分，与正统信仰的解释不相符。这些受到批评的笔记，并没有经牛顿本人过目，便予以发表，还加上附注，把不合正统信仰之处胪列出来，并将推论列明，归纳以后就给牛顿加上异端的罪名。至于牛顿，他立刻拒绝那些从笔记内文中推理出来的指责，而且坚称他毫无疑问地确信基督是真神，也是真人的真理，并未被罪所玷染，但他承认自己所用的字眼，容易使人引起误会，使人错解了，而透过推理作出并不正确的结论；于是他发表了一篇自白，题为：“为某些信仰谬误发表声明和坦承书”，在其中他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亦承认这些是过失，并收回以往一切在文字上或口头上提及过的这些谬误的话语，且表示对自己所造成的伤害深感歉意，并祈求主不单赦免他，还要铲除一切恶果。但是这份声明，并未能使攻击牛顿的人改变态度，他们继续大力的抨诋他，并不理会他所否认的，继续指明他在传异端。

    当普里茅斯教会发生分裂时，在布里斯多的毕士大堂事奉的穆勒和革拉克，及该处的教会，并没有袒护任何的一方，他们保持中立，仍旧承认双方都是主内的弟兄。

    一八四八年，有两位给达秘在普里茅斯的聚会驱逐出来的弟兄，来探望布里斯多的教会，照往常的惯例，在毕士大堂聚会擘饼；当地教会在仔细验明他们的信仰，证实并没有受给人指责的牛顿的谬误所影响后，便照以往一样的接纳他们。当时达秘便要求毕士大的教会就普里茅斯的事件作出判断，可是毕土大的弟兄们拒绝这样作，理由是他们自觉不配在这件事上批判教会，而且辩论这类的问题会引起争端，可是到了最后，又因同时受到来自内部的压力，他们结果提出这问题来加以考虑，并因此写信回复说：“凡支持牛顿先生的见解或单张，或为他辩护的人，一个都不能接纳一起交通，”接着又说：“就算写这些单张的作者，在基本上是个异端份子，我们也不会保证一定拒绝那些曾接受他的教导的人，除非我们查明他们本身也接受并吸收了这些与基本真理相违背的见解。”达秘收信后，就写说：“我不能不将毕士大的事例摆明出来，我认为整件事是与弟兄相交有关；因此，既然不能把公认是撒但的工作及权势抵挡出去，保护基督所爱的小羊不受害——既然弟兄们不能承担这一份为基督的事奉，那么他们就不能称为身体，因为基督的身体是该有这份承担；他们的聚会就真要成为羊群的网罗了。……我绝对……没有意思要减少我个人对革拉克弟兄和穆勒弟兄的尊敬，原因是他们以往用信心使神大得荣耀，……但我要提醒弟兄们，本着他们对基督的忠心，和对他所亲爱的灵魂的爱心，他们要凭信筑起围墙，抵挡这些罪恶的势力。凡爱护穆勒及革拉克两位弟兄，或他们本身的安舒，过于对基督所亲爱的圣徒的爱慕的，有祸了！我要坦白的作出声明，凡接待自毕士大来的，（除了那些对以前发生过的事全不知情者以外），就等于是向这像瘟疫似的可憎的邪恶势力大开门户，我们曾花了不少代价才能从其中脱离出来。在毕士大，他们正式并故意承认，他们决不去查究，（这本身就是个拒绝防避毒根的原则），事实是掩饰其词。那么，那些接待毕士大的人的，就等如在心思上与这些犯错的人同走一路，因为作为身体的教会如此行，就要共同负起他们所认可的错谬的责任。假如有弟兄认为可以接纳那些妨碍基督的见证和荣耀的人，或包容那些引进谬误虚谎的说法的，他们最好还是明说出来，好让我们这些不愿意这样作的人，知道应该怎样处理。……至于我，在目前情况下，我不会去毕士大，也不会去任何肯开门接纳从那里来的人的聚会那里。……”

    就是这样，他们与毕士大教会就断绝了交通，也与一切仍保持与毕士大教会相交的聚会断绝了往来；表面上看来，这项行动是基于信仰上的争辩，可是毕士大的教会事实上从来没有主张过那些谬误的信仰。真正的原因实际上是这样：毕士大的教会所行的，其实是达秘起初所行的，就是持守个别聚会的独立性，坚持聚会有权接纳每一位经教会认为是已重生得救并有完备信心及行为的信徒；可是到了此时，达秘已经离开了他原有的立场，对有组织性的众教会采取了“大公教”的立场，就是排斥那些凡在他们的圈子以外的教会，确定了要服从一个中央权力支配的主张，而在当时，这个所谓中央权力，就是他自己和他在伦敦所主持的聚会。这么一来，弟兄相交就不再是基于同一的生命，而拒绝与毕士大的教会相交也成了事在必行了；如果有人拒绝与毕士大教会断绝交通，他们必不会受到任何的宽贷。

    达秘虽是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叫大家改变过来听从他，可是，在他继续大力宣传之下，不少教会终于屈服了，同意在接纳交通的原则上，以对方是否肯与毕士大的教会断绝交通为原则；断绝交通的根据，是因他们所持的谬误信仰，而事实上，他们却从来没有这样主张过。这些听从了达秘的教导的众教会，由于他不厌其烦的重复儆告，居然真心相信他们与毕士大的弟兄们断绝交通，是因为他们接受牛顿的错误主张；事实上牛顿本人对这些主张已极力加以否认，而毕士大的教会，也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些主张。听从达秘的信徒们的这种作法，一直维持下去，甚至在西印度的黑人弟兄们，也要批判毕士大的事件，而在亚尔卑斯山区乡村内的瑞士农民弟兄，也要遵命查证牛顿的谬误信仰，并要公开的拒绝它。

    这样的做法，自然免不了带来更多的分裂，就是在达秘还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产生了这些分裂的现象，各派都坚持己见，互相排斥不遗余力，其程度不下于他们联合对抗葛若弗斯和穆勒的热心。

    那些没有随从达秘的其它教会，继续努力的照着圣经的原则去行，这些教会，在许多方面虽各有分歧，但因为他们都不认为任何一处教会有权柄断绝那些在主张上有分歧的教会的交通，所以他们并没有引起教会的分裂。其中有些提心吊胆的防避达秘的随从者那种“闭关”的作风，自己却在不多不少的程度上，也成了闭关弟兄，但是，其它的则仍然维持与众圣徒的相交，他们虽然不断受到那些离开他们的人所诬蔑和排斥，但仍然乐意接纳这些攻击他们的人，也承认他们为弟兄。卓曼的表现，正代表了他们的态度；他不愿使用“闭关弟兄”这些难听的字眼，而称他们为“所亲爱的弟兄”，并说“这些弟兄是为了良心的原故，拒绝与我相交，同时也拒绝我与他们相交。”

    那些与卓曼同一主张的众教会，就是坚持相交的原来立场的那些弟兄们，人称他们为“开放弟兄会”。其中虽可能有一些个别弟兄或教会在心里存着宗派的私见，也可能因此称得上为宗派，（任何属灵运动，都会有演变为宗派的危机），但始终有不少信徒还是极力持守着合一的灵，他们绝对无意要叫神的子民分裂。他们一直保持极强的福音见证，远及世界大部份的地区。

    这些运动的影响力，远超出那些有关的教会范围内所能作的。当理性主义大行其道之际，歪风充斥在神学院内，脱离国教的团体的讲台，和英国圣公会的一大部分，都受到理性主义所侵蚀，但上述那些教会，他们一直绝对忠心的持守着神所默示的圣经原则，并且满心火热，极力维护这个原则，使好些在各处不同地方的聚会里蒙受信奉理性主义的牧师的教导的众信徒，因此得着有力的帮助。

    类似这种遵守新约圣经教训及榜样的信徒聚会，在世界其它许多地区都存在着。他们并没有受到那些已远离圣经样式的组织的历史发展所影响，而且因着本身信仰的单纯，使他们能适应各阶层不同背景的信徒的需要，也能适应各种情况的变化。他们没有出版物，也没有作过任何统计调查，也不靠宣传，或呼吁外人协助他们的见证，因此在世上罕为人所知，甚至宗教圈子内的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默默地为主作有效的见证，而这见证的能力，在逼迫来临的日子，格外显得可贵。在今天，在我们当中各式各样的信徒中，也不断的有这类聚会的建立，把生命之道，满有能力的远扬四方，聚会也渐渐增加，他们的历史，往往叫人联想到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的，有人到过他们当中，这些人发现他们的工作，和主自己所作的相似，（没有人能够完全的认识他们），“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以上已经提及到的一些接受圣经为神所默示的的个别信徒及教会；他们相信，无论在个人得救与行为上，和在教会的次序或见证上，圣经已经足够作为指引。

    我们也看见了一些有圣品阶级的宗教团体兴起，渐渐的得势，并且发展出一套仪式主义（RITUALISM），成为那些专心奉行圣经教训的信徒的死对头。

    另外有一种攻击圣经的势力，可以称它为理性主义，在十九世纪期间形成。他们撇开神的默示，高举人的理智，认为人可以靠理性寻索真理，以达于至善。

    在科学知识方面的突飞猛进，本可叫人在对神的创造的大工有更深的领会，但也叫另外的一些人起意在神以外设法解释万物的创造，为此，他们必须要证明，创世记所写关乎创造的记载，并非出自神的默示，而是出于人的无知；这些活在我们以前的人，所知无多。在自然的浩瀚领域内不断有新发现以后，各种学说应运而生；人以为这些理论是与创世记所记载的格格不入，因此就根据这些论说去证明圣经的不正确。当愈来愈多的新事物给发现以后，更多的新学说也随之成立，取代了旧有的理论；每样新学说都经它的立论者所吹嘘，他们身为科学界的权威，于是所创立的学说广受欢迎。一八五九年达尔文（CHARLES DARWIN）发表了“物种原始论” （ORIGIN OF SPECIES），正是这种思潮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那些不相信创造的事实的人，自然就不会认识那位创造者，跟着也就不会有因启示而得到的知识，因为神借着圣经的启示，是以神的创造作起头；没有了神的创造，也自然不会有那受造的人的堕落，也就无需有救赎，也不会有被救赎的可能了。结果，从人的心思中演化出来的新理论，将圣经所教导有关人的堕落撇下不谈，而以一套主张人是从低等生物进化而来的理论代替了，而这套理论，却是经常的在修改。有了这些学说，救恩的经历和得赎的指望，就成为不可置信了，就算这些学说能为人类带来什么幸福，活在地上的人却都没有指望了。



    虽然在大多数人的心思里，进化论已替代了创造的神，本来是从神而来的人，竟然要从其它的生物中去寻找他们的根源，他们并不认识神是救赎主，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相信，甚至在那些著名的科学家中，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随从这些学说。如果说：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增加，就自然不再相信神，不再相信圣经，这样说就错了。有许多人发现一个事实，他们愈多认识神在创造中的大工，就愈能欣赏到这些新发现如何与圣经中所记载的吻合，事实上，强说近代有知识有教养的人，都不会相信圣经，这是毫无根据的。若说人愈有知识，就愈不相信；或说：愈无知的人，愈多有信心；这些话都是与事实不符的。

    奉行理性主义的人，都没有认识到一个事实：就是人并不是光有理智的；人有理智，也有心灵，而人的理智是受心灵所影响的。心灵——也包括人的性格、意志和感情——正是人的经历的中心，能左右理智，并运用理智所发出的悟性和理解能力。人的心灵运用理智，找出无数批判神的理由，发掘在圣经中所谓自相矛盾的地方和错谬，来支持他们对神和圣经的不信；但假如这个人，有了使他看见自己的罪的经历，认识他需要救恩，并有基督向他显现启示的话，他的心灵——就是指他的意志和感情——就会降服下来，他也会用信心去接受基督作救主，而他也就得着从神而来的永生，正如圣经所说：“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他的理性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虽然在能力、悟性及知识上，不会比以前好，也不会比以前坏，但这理性受到经历了改变的心灵所影响，就能在它以前所鄙视的圣经中，寻找到真理、美善、和启示，并且能在神一切的作为中，不断发现使他发生感谢和敬拜的因由。那曾逼迫信徒的扫罗，成了使徒保罗，就是个显明的例子。

    在十九世纪期间发展出来的另一股抨击圣经的风气，称为“圣经批评学”。它本身，正如科学的研究一样，是有其价值的，但在理性主义之风所影响之下，竞演变出一些错谬百出的学说。自古以来，对圣经内文的批评验证，包括古卷抄稿的研究，都极有价值，帮助人发现一些抄写上的错漏，把圣经的内容、能力和意义，更丰满地发表出来。

    “高层批评”，是把圣经中各书卷写成时的历史背景、地理背景，和其它外在的背景因素，都包括在研究的范围内，并分析其中文体的风格，从而推断出各书卷的写作年代及作者；这些研究工作，引出不少重要的发现。可是后来这些高层批评学者，采用了唯理主义的那种理解方法，在神以外去研究圣经，把圣灵的默示如何透过人工作，并与人同工这一点，完全撇开不管，结果带出了各种怪诞的理论。

    圣经是透过特选的器皿——以色列人——而给世人的，摩西和众先知都是凭着神的命令去说话，他们所说的话，就记载在不同的书卷内，或在律法书内，或在历史书卷中，或在诗篇或预言里，由犹太人凭他们特有的慎重和坚韧的民族性，将这些话保留下来。基督和众使徒，都接受旧约圣经为神的话语，并加以充份引用，而旧约加上了新约部分，就完成了神的话。在历世历代中，这书卷——圣经——一直为人所接纳，承认是神所默示的，并在人的心里和生活中显出功效，证明那从上而来的能力；当然也一直有人在反对圣经，但是到了十九世纪，这些反对的势力，才有了极端的发展。

    高层批评在早期较突出的演变所产生出来的理论之一，是根据创世记里面所用的神的几种不同的称呼，因着这些不同的名字，有人就辩说这卷书一定是出自几位作者的手笔，于是有人别出心裁，把这卷书，和其它的一些书卷，分拆开来，硬说是分由几位不同的作者所写成，而不同的批评学者，也各采不同的方去去辩证；这么一来，摩西原来突出的性格就无形中消失了，不久还有人否认亚伯拉罕真有其人，又说其它较早的书卷中所记载的人物，全属虚构，只是神话中的人物，并且是将传说中的几个英雄人物汇集起来而构想出来的。到了一八三四年，锐斯（EDUARD REUSS）推出另一套新理论，使这些论调起了更迅速的演变。他说：律法书是在众先知书以后写成的，而诗篇的完成，更是以后的事。这项假设，引起了各方面对旧约圣经的各部分的推敲，设法要使这新创设的假定得以成立。同时，他们也认为新约圣经的神迹不可信，并大费周章地去解释，说这些神迹的记叙是如何的出于误解，只不过是一些传奇性的产物。他们将福音的历史重写，而任南（RENAN）所著的《耶稣生平》（VIE DE JESUS），和司特老司（STRAUSS）的《耶稣生平》（LEBEN JESU），有一段时期风行一时。后来这些批评愈来愈胡闹；只要是圣经肯定的，都差不多总要加以质疑。但是这种极端的现象，反而引起了反效果；许多给批判了的经文，重新获得肯定，而考古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许多被评为难以置信的经文在历史上的准确性。

    这些意见上的冲突，引起了许多信徒更多钻研圣经，结果发掘出其中的更多真理和亮光。圣经仍旧是叫各式各样的罪人得着救恩的途径。

    宗教人士所奉行的仪式主义，结果使罪人无法得以找到救主；理性主义则全靠那些深受其影响的牧师和神学家，而得以在近代盛行，并叫不少人落在不信中。奉行理性主义的人，也似乎成了知识分子所推崇的；他们差不多全部垄断了神学院和传道人训练所，结果虽然羊群并不甘愿，也只得给他们牵着鼻子走，去往没有草场的地方；他们给羊群的教导，是叫他们相信没有所谓圣灵感动的默示，也没有创造主；没有那为救罪人而成为人的神的儿子，也没有神的儿子胜过罪恶和死亡，为人开通了回到神面前去的道路的那回事。这些理性主义者，把神的儿子贬低，只说他是个善人，虽然屡遭误会，仍不失为我们的模范。他们又说这些道理，可以带来世界和平与繁荣，并能引进世界大同；可是事实上世人所遭遇到的是战争，终日落在备战的紧张状态中，也只见罢工风潮，经济崩溃。这些不认识那位来为世人受苦受死的主的，也自然得不着因主再来的盼望而带来的希望。

    在当时那许多抗拒这些学说，坚持享用圣经的大能，并见证出那是神所默示的话的信徒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当他十六岁那年二八五O年）悔改信主后，就参加了浸信会，接着就开始为基督作见证；一年以后，虽然他没有经过传统上的神学训练，却当起浸信会的牧师，开始传道，满有属灵的能力，吸引了许多人听道，以致聚会场所也不敷用，于是盖起足容六千位听众的会堂，一生就在此经常传福音，而且讲解圣经，满有恩赐，他为人真诚谦和，并协助建立起依照新约原则实行的教会，使数不清的人大大蒙恩。他紧紧的照着圣经的教训讲道，满有感人的力量，喜欢举例讲解，有时语带讽刺幽默，使听众久久不能忘怀。他的讲词流畅，读出来跟听起来一样动人，因此每次讲道后，讲词马上印发出来，分送到各地传阅，直至他去世以后仍然在流传。他感觉到当时在浸礼宗的圈子内，流行相信受浸可以叫人重生的说法，大大妨碍了福音的传播，于是他大胆的在讲台上指出这个谬误，并且印行出来，引起了许多抗罗宗和福音派团体的攻击。因为这一场冲突，一年后他退出了“福音联盟”（EVANGELICAL ALLIANCE）；以后又因批判圣经之风暗中破坏人对神所默示的圣经的信心的歪风，渐渐的渗透了“浸礼宗联会”（BAPTIST UNION），司布真结果也退出了这个组织（一八八七年）。此举使许多人与他疏离，并且与他引起激辩，但另一方面，也使不少怀疑自己信心根基的信徒，大得鼓舞，在当时那困难重重的情势下，激励了信徒对圣经的真实性的信心。不久以后，因着古代历史文物的研究和近代科学的探索，结果更大力证实了圣经的可信性。



    与此同时，圣经已渐渐广传各地，更多的人有机会读到圣经，也有更多的人因此悔改，信徒的信心也大得坚固。圣书公会和其它团体，不但继续努力工作，还不断把圣经翻译为各种文字，销路亦日益增加，销售圣经的地方渐多，销售各地的范围更广；圣经翻译成各种不同的文字的结果，使远方各地的民族都得以享用这宝库。虽然有人并没有重视读圣经的自由，（他们的先人却为争取这自由不惜流血牺牲），但这些后来蒙召的，却在这方面比以先的人领前了。

    踏入二十世纪以后，人类的文化在各方面突飞猛进；其情况有如雪崩一般，起初开始的时侯，伤势缓漫，几乎不为人所察觉，但后来速度渐渐增加。竟成了排山倒海之势，照样，人类文明的发展，早期缓慢，但到了这个世纪，就成了一股急流。空气中所隐藏的能力逐渐给发掘出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长期以来，人类就靠着呼吸空气而活，但现在的科学家已发现：空气运载光与热，也是电的导体，并且输送音波，使声音能转播全球各地，无数人可以同时收听；而气体可以承负各种进步的机械，以惊人的速度推进，使空间距离大大缩短，把世界各地更紧密联系起来。科学家研究物体的结构和性质，发现其中包含着复杂的形态，并能产生难以想象的变化多端的运动。在这些文化奇迹围绕下，人类的智能更形活跃，知识的运用更广阔，或利或弊，都在促使这世代快要达到完成的阶段。在这一连串伟大的成就中，圣经真理屹立不摇动，可以适用于人类生活不停变化着的各种环境。那些因信顺服跟随主的人，不论是在聚会中、或散居在各地的，都发现到这指南针永远指向基督；圣经的话曾指着基督作见证说：“万物是借着祂造的。”神曾差遣祂到世上来，“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

    那些以圣经为指引及榜样，并根据其中的原则而行的信徒，并没有受到唯理主义所影响，正如他们并没有受仪式主义所影响一样。这些信徒成了抵挡不信的恶势力的坚固营垒，也是那些寻求遵从神的话与同一心志的信徒交通的人的避难所。他们人数日渐加添，并且扩散到各地去，而圣经所到的各处，不停地有新的教会在各地同时建立起来，这一切现象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深信，就算有许多不同的宗派离开真理，其中必有信徒兴起，跟随以前的圣徒的脚踪，成立信徒聚会，实行圣经的教训，向人宣扬那牧人的福音。而宗教界的人士，也有因决意回转到神话语的原则上去，而带来教会的复兴，这种情况会继续发生的。那曾作宫廷教牧的胡司、作修道士的路德、路德宗的牧师施本尔和夫兰克、和英国教会内的韦斯利兄弟俩和威特腓德等，都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当这些人一旦从抑制他们的信仰的桎梏中逃脱释放出来以后，他们以往所受的训练和经历，就叫他们发挥了更大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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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总结

    众教会仍能依随新约圣经的教训和样式么——不同的答案——注重仪文的教会——唯理主义——改革宗——神秘派及其它——福音奋兴派——历世历代以来以新约圣经为指引的弟兄——福音的传扬——外国传道差会——回转到圣经原则而带来的复兴——每个基督徒都是传教士、每个教会都是传福音的组织——教会与布道所的分别——社团与教会的分别——众教会的合一和福音的传扬——在万人中建立在同一根基上的新约圣经教会——结论

    教会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否，或应否，继续依照新约圣经的原则和样式去治理众教会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答案：

    一、注重仪文的教会，例如罗马教会、希腊正统教会，及其它类似的教会系统，他们相信所谓“教会发展”的理论，认为教会已逐渐发展到一个地步，比原来开始的样式更好，而圣经也已加以修正，或甚至已经给传统代替了。既然如此，就不值得再去依照新约圣经原则和样式去行了。

    二、主张唯理主义的人，也持同一的说法，认为如果回到原来的样式，就等于是开倒车，因为他们并不承认圣经是永存不变的权威。

    三、现存的教会改革者，尝试过一些折衷的办法，不是全部回到那原来的样式，而只是作部份的恢复。路德、施本尔、和其它的人所作的，正是这样。

    四、有些人索性放弃了努力，就如神秘派的信徒，他们宁愿专心追求个人的圣洁和与神的相交。模利诺斯、盖恩夫人、和特尔斯铁根等，就是例子。又例如公谊会（贵格会），撇开外面该遵守的受浸和主餐，宁愿多花时间去寻求里面亮光的见证，而不去专心查考圣经；又例如达秘和跟随他的人，索性放弃了责任，而改为“地上教会已经败坏了”这个说法的吹嘘。

    五、福音奋兴派，例如韦斯利的循道宗，及救世军（SALVATION ARMY）等，则认为这事无关重要，还是专心致力于传福音，使罪人悔改；若有实际需要，才去发动应急的工作。

    六、可是，历世历代以来，有不少弟兄却认为应该依照新约圣经的样式去行。他们的名称虽有不同，但心志则一。这些信徒包括：迦达尔斯、诺洼天派、保罗派、波各米勒派、亚勒比根斯派、瓦勒度派、罗拉德派、重浸派、门诺派、斯顿德派、还有其它许多的人，有些属于浸礼派、独立派、和弟兄会的。他们都同有一个心志，要照新约圣经的原则去行，效法新约圣经里的教会的样式。

    与上面的问题有密切关联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传福音，能否和起初那样？若是可以的话，福音会不会更迅速的传扬？这个问题扩大来说的话，我们又要问：是否神的儿女必须回转到圣经那里，才可以彰显出合一来？才可以叫福音传遍地上？

    起初的信徒传福音的时候，并没有“本地”与“海外”之分。以后众教会逐渐在各国各民族间敞开，而早期使徒教会样式的众教会，演变为宗教团体，开始差派传教士出去，代表那些团体的中心组织，到各地去传福音。基督教的各宗派公会愈多，差遣到各地去的布道团体也愈增加，虽然都是传讲基督，但亦各自分别代表所属的公会，结果那遗祸基督教的宗派分门别类的混乱的情形，也随着福音给带到异教徒的地方。以前传福音，并不需要倚靠物质或金钱，单单倚靠圣灵的大能，而且昔日传福音的信徒，常饱受困苦贫乏。可是后来发展出来的传福音方法，却需要充裕的经费，因为这些公会，并没有认识圣灵恩赐的运用，而这圣灵也是内住在那些新悔改重生的信徒心中的，足够供应福音工人作见证的一切需要。但是公会却舍近取远，在各地成立“布道所”来供应福音的需要。“布道所”需要经济支持，因此就要在国内筹募经费；有时为了避免被人误会缺乏信心，就要靠印行一些动人的事件或急需的报导，设法激发起国内信徒对海外布道工作的兴趣。为此，对“海外”布道工作的控制和支持，大部份仍操在“国内”信徒手中，因此在海外所成立的组织，实质上是外来的，使当地福音的继续传播，大受妨碍。

    人若要舍己、跟随基督，就要预备好心志，脱离他所属的公会的捆绑，使他能自由与所有属神的子民，有真正的相交，并且因着目前各人的软弱，要学习彼此容忍。假如我们忠于圣经的教训的话，我们就要放胆把真理放在万国的信徒手中，不但教导训诲他们，而且要以身作则给他们作证明，真理是给他们预备的，正如是为我们预备的一样，而且满心相信神会保守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成为独立的教会，与众圣徒同列，得着当有的地位。

    在近代海外传道活动范围以外，在我们的能力明显不能达到的环境中，究竟有甚么圣灵的恩赐显出来，我们不得而知。那曾受逼迫的俄国教会所经历的，是我们所无从领会的；在他们当中显出的热心和专一，是其它在较安舒的环境中自认是基督徒的人所没有的；很可能在他们当中，还会有合一和大能见证的奇迹出现，是我们曾经要去实现而结果失败的。在以前是异教的地方，也许会有属灵的领袖兴起，充满能力，能以摆脱欧美差会那些分门别类的作风，也无须靠着差会的经济支持，而能在当地自己的人当中带领人归主，建立神的教会，虽然他们也许要从错误的经验中领受教训，但最低限度不会受我们的错误所连累。在神凡事都能，他甚至能从回教人当中，呼召忠心跟随基督的门徒，并且能在回教人中，使用他们为祂作见证。当然我没有低眨差会的贡献，这些差会长期以来所付出的忠心事奉，仍旧在世界各地显出功效。可是目前这一切，指出那唯一能带来复兴的路，就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否则照目前的进度，恐怕还会有一段长时期，在万民中仍然有不少人还没有机会听见福音。

    借着圣灵在基督里显明祂自己，是一位施慈爱、寻找拯救并保守失丧的人的神。再没有比这一个更叫人深受感动的启示，就是：神为了怜悯失落的世人，甘愿撇下天上的荣耀，成为人，披上肉身，担当我们的罪孽，背负我们的愁苦，借着死，败坏死权，叫走向灭亡的罪人都得永生。因此，凡因信接受这永生的人，都必须像那赐生命的主一样，乐意把生命传扬出去。为此，每个基督徒自然就是个传道人，也就是个传教士；他在灵里面听见这个催迫的声音，说：“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在新约圣经里，作牧师的和普通信徒之间，应该是没有分别的；所有圣徒都有祭司的职份。在传教士和非传教士之间，也应该没有分别；每个信徒都是“被差遣”出去的，都该有一个“使命”，要在地上为基督作见证。可是，现在那些传教士自成一等人，分属于各种差会的组织，需要特别的布道经费去支持，在各布道所中工作，虽然他们的贡献是不少，可是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就是使大部分基督徒满足于自己不是传教士的现状，看不见异象，那就是——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中，每个圣徒全属于主，必须全心事奉祂。福音的目的是叫罪人悔改，使他们成为圣徒，而圣徒召聚起来，就是教会。既然教会中每一份子都是传教士，为基督作见证，那么，教会也就应当是“差会”，是一群为福音作见证的人。

    布道所和教会的分别，在于布道所是差会的分支，是当地信徒获得指引和供应的中心。另一方面，根据新约圣经的解释，教会从起初当两三个人奉主耶稣的名聚会的时候，就已经像最古老的教会那样，有同一的中心，同一的原则，虽然在恩赐和经历上，会有分别，但是都分享同样的恩惠，从同一的来源得着供应，而且教会也是在当地进一步推广福音的最有效工具，因为其中的信徒会熟识当地人民的思想和语言，习惯与需要。布道所也有它不小的贡献，但永远不该成为教会的中心，因为教会唯一的中心是耶稣基督。

    教会与普通社团、例如医院或学校，也有分别。这些社团可以作出很大的贡献，可以宣扬福音，也可以得着人民的信任，但假如这些由外国人创办的医院或学校，成了当地信徒教会的中心，又成了教会所倚赖的中心，那么，这个教会就不可能根据新约圣经的样式来发展；它始终只能是个外国的宗教组织，倚靠外国的供给，甚至会养成一群受雇的“本地传道人”，严重的伤害了当地信徒，使他们不能学习专心仰望神的供应，妨碍他们认识主的追求。

    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福音会传遍全地上，然后所有世人都会悔改；相反地，圣经教导我们要提防世人更多远离神，使全地招受可怕的审判。摆在教会前面的指望是——主耶稣基督在荣耀中再来，我们在等侯这荣耀的事实降临的时候，就会想起主为门徒所作的最后的祷告说：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叫世人可以信祢差了我来。”

    这两件事——神的子民的合一，和向世人传扬救主——，是所有与主相交的人的愿望。教会的历史表明了一件事：回转顺服神的话，便会带来复兴。主这一个祷告，也是个应许，事情也必如他所祈求的那样成就。无疑地，这个应许的全部应验，必须等到他再来的日子，但在地上所要来的最后的大复兴，可能就是那快要在天地间实现的事的预兆。

    当主的门徒悔改，离弃那叫人远离神话语的道路，并直接倚靠祂，聚集起来成为教会，脱离人为组织的捆绑，可以自由接纳属主的人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就会经历主的丰富，就如那些走在他们前面的圣徒一样的经历；一面能脱离与不信的人的相交，另一面能与众圣徒彼此有紧密的交通。

    还有，当他们向万人传福音的时候，就能领会到神的话语是为众人所预备的，不是光为他们自己；又会明白：所有相信的人，会同样地联于基督；国籍不同，绝对不会影响那在神面前的教会的地位。圣灵在众人当中的工作，印证了彼得所认识的，彼得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作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

    当我们回顾走天路的教会所走过的漫长路径的时候，就会注意到一些显著突出的事实；这些事实虽然混杂在许多琐碎细节的经历中，但对当时的当事人来说，格外显得尖锐动人，而且特别值得人去留意，因为这些经历，成了后来在这道路上继续奔跑前头路程的人的指引。

    第一点：走天路的教会，由五旬节的日子开始，一直到今天，在圣经中找到了稳妥和充足的指引，并且确信圣经会作为教会的引导，如同明灯照在暗处，直等到那作生命之道的主再显现的荣光照耀的时候（彼后1：19）。

    第二：走天路的教会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教会虽然在世人当中，却并不属于这世界；教会永远不会成为属地的组织。虽然教会是向世界一项有力的见证，并且为世人带来祝福，但既然这世界曾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而世界的本身也一直没有改变，因此门徒甘愿效法他们的主，所以走天路的人，都会用下面的话彼此劝勉激励：“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祂去，忍受祂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来13：13\14）

    第三：教会只有一个，我们知道自己是走天路的教会中的一份子，可是我们也承认那些同走这生命道路的人，是我们的同伴，是圣徒。过去的分歧，虽然在当时显得很尖锐，但当我们放眼去看摆在面前那天路历程的时候，这些分歧就变得黯淡无光了。我们要在极度的谦卑中，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也要在衷心的喜乐中承认他们是与我们同走天路的。他们受苦，我们也受苦；他们的见证也就是我们的见证，因为他们的救主、元首、和盼望，也就是我们的救主，元首、和盼望。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学会了与他们一起，分享父神在说下面的话的时候的喜乐：“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太3：17）我们也会在那一天与他们在一起因着神的儿子为自己得着那“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弗5：27），而大大的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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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名词索引

    依笔划次序，英文原名后列出该词在本书中首次出现之章数。

  二  画

  十字溪    CrossCreek    （14）

  力甫里    Livry    （10）

  力铁迈尔    Letymers    （11）

  三  画

  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    （16）

  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    （15）

  土林质亚    Turingia    （6）

  士文克斐特    Schwenckfeld    （9）

  士求    Sergius    （3）

  士昆隆尼斯德    Speronistae    （5）

  大马色的约翰    John of Damascus    （3）

  大陆差会    Continental Mission    （15）

  大公教会    The Catholic Church    （1）

  四  画

  “五月花号”    'Mayflower'，    ，（11）

  仁士曼爵士    Six Steven Runciman    （牛言）

  公谊会    Society of Friends    （11）

  匹次堡    Pittxburg    （14）

  厄克协特    Exeter    （16）

  厄科兰巴丢    Oecolampadius    （9）

  反对崇拜偶像者    Iconoclast    （3）

  天恩    Tyn    （7）

  夫兰克    August Hermann Franke    （12）

  巴比    Bathe    （10）

  巴色    Basle    （6）

  巴色会    Basle Mission    （15）

  巴伯宾阿给    Papa ben Aggai，    （4）

  巴伯诺    Babinot    （10）

  巴克斯特    Baxter    （11）

  巴拉洛    Blaurock    （9）

  巴格达    Bagdad    （4）

  巴书一世    BasilI    （3）

  巴都亚的马尔西革流  Marsiglio of Padua    （6）

  巴勒登丘    Palatinate    （9）

  巴涵五世    Bahram V    （4）

  巴斯底   Bastille    （12）

  巴登    Baden    （9）

  巴维利亚    Bavaria    （6）

  巴实给尼    Passagini    （5）

  巴饶    Barrowe    （11）

  方济各会    Franciscan    （3）

  方济各沙勿    Francis Xavier    （14）

  日耳曼人    Germans    （2）

  日耳曼奈    C,ennanus    （3）

  口耳马狄艾    Germadius    （3）

  比力克    Bilek    （3）

  比索    Basil    （3）

  比雪溺    Beziers    （5）

  水牛溪    Buffalo Creek    （14）

  牛顿    Benjamin Wills Newton    （17）

  五  画

  他泊派    Tabor    （7）

  以便以谢教市    Ebenezer Chapel    （16）

  以悉究    Issyk－Kul    （4）

  以撒克    lsaak    （4）

  加比多    Capito    （9）

  加米撒尔教派    Camisards    （10）

  加拉各利父    Glagolitic    （4）

  加尔文    Caivin    （5）

  加德林麦第奇    Catherine de Medici    （10）

  匈奴           Huns    （2）

  北卡罗来纳    North Carolina    （14）

  半伯尔    Bamburgh    （12）

  卡立夫（回教王）    Caliph    （3）

  卡备斯    Carbeas    （3）

  卡尔    Carl    （12）

  史太亚    Steier    （6）

  史勿夫非尔    Smithfield    （7）

  史杜斯    Williams Stokes    （16）

  史坦拿    Steinach    （9）

  史特石    Steshak    （3）

  史密夫    Elias Smith    （14）

  史提芬伏克谘    Stefan Vuktchitch    （3）

  史塔司堡    Strassburg    （5）

  司布真    Charles Hadden Spurgeon    （17）

  司各特    Walter Scott    （14）

  司徒嘉德    Stuttgart    （16）

  司特老司    Strauss    （17）

  司提反    Stephan    （7）

  司提反哈定    Stephen Harding    （2）

  古林宾    Kulin Ban    （3）

  尼古拉    Nicholas    （7）

  尼西亚    Nicaea    （2）

  尼安德    Neander    （12）

  尼赤曼    Nitschamann    （12）

  尼努斯拉夫    Ninoslav    （3）

  尼高米底亚    Nicomeaia    （3）

  左劳高    Tvrtko    （3）

  布里斯多    Brist01    （16）

  布拉得幅    Bradford    （12）

  布勒门    Bremen    （12）

  布塞珥    Bucer    （9）

  布尔什维克    Bolshevik    （15）

  布达佩斯    Budapest    （15）

  布鲁斯    F·F·Bruce    （序言）

  布罗柯    Blois    （10）

  布兰胡百    Brandhuber    （9）

  弗甲西塔    Felicitas    （1）

  弗甲堡    Freiberg    （9）

  弗若列池    Samnel Heinrich Frohlich    （15）

  弗若敏    Antoine Froment    （10）

  弗勒特    Feret    （10）

  弗勒斯信堡    Fresenburg    （9）

  弗兰那克人学    Franecke    （12）

  本仁约翰    John Bunyan    （11）

  本尼狄    Benedict    （2）

  札谷伯克    Jakoubek    （7）

  瓦来士    Valois    （10）

  瓦若    Varel    （15）

  瓦咸大主教    Warham    （7）

  瓦伦斯    Valence    （10）

  瓦特堡    Wartburg    （8）

  瓦特斯    Isaac Watts    （11）

  瓦特威尔    Watteville    （12）

  瓦特腓德    George Whitefield    （12）

  瓦勒    Peter Waldo    （5）

  瓦勒度派    Waldenses    （3）

  瓦勒司胡特    Waldshut    （9）

  瓦尔匠勒斯    Val de Ruz    （10）

  甘巴乐    Kambaluk    （4）

  甘美纽斯    Comenius    （7）

  田纳西州    Tennessee    （14）

  白奈斯    Baanes    （3）

  白金汉郡    Buckinghamshire    （7）

  白朗尼    Robert Browne    （11）

  皮里道夫    Pilichdorf    （6）

  皮耶尔    pierre    （10）

  皮特芒    Piedmont    （5）

  皮斯哥夫    Pskov    （15）

  立比次    Liebich    （9）

  立尼兹    Lie6nitz    （9）

  六 画

  伊凡努维兹    Vassilig lvanovitch    （15）

  伊夫斯咸    Evesham    （7）

  伊文思    James Harrington Evans    （16）

  伊卡德连诺斯拉夫    Ekaterinoslav    （15）

  伊克哈尔特    Eckart    （6）

  伊拉斯田    Erastian    （11）

  伊拉斯田主义    Erastianism    （11）

  伊拉斯谟    Erasmus    （6）

  伊格耶丢    Ignatius    （1）

  伏尔加河    Volga    （15）

  列曼    Gottfried Wilheim Lehmann    （15）

  列铁时    Lititz    （7）

  各密尔    Gomil    （4）

  吉斯    Guise    （10）

  同寅会    United Brethren    （7）

  外克    Wyke    （12）

  多芬尼    Dauphiny    （5）

  多明俄会    Dominican    （3）

  多明湼克    Dominic    （5）

  多纳徒    Donatus    （1）

  多纳徒主义者    Donatist    （1）

  多马百里    Thomas Badly    （7）

  多马阿奎拿    Thomas Aquinas    （6）

  乡瑙河    Danube    （15）

  多博    Doboj    （3）

  安及亚街    AnngierStreet    （16）

  安立甘派    Anglican    （11）

  安色尔字体    Uncial    （2）

  安多尼    Anthony，the hermit    （2）

  安波罗斯    Ambrose    （2）

  安东尼    Anthony，the negro    （12）

  安单劳尼    Angrogne    （10）

  安娜干慕拿    Anna Comnena    （3）

  安基拉    Ancyra    （3）

  安德烈    Andrew    （16）

  宇力    Julich    （9）

  成吉思汁    Genghis Khan    （4）

  托勒斯    Taures    （4）

  托尔斯戚    Toeltschig    （12）

  有王权的选侯    Elector Palatine    （7）

  百伦    Bern    （9）

  百鲁针仁    Brush Run    （14）

  米耳斐尔    Mirfield    （12）

  米兹    Metz    （5）

  米染度喇    Mirandola    （10）

  米第堡    Middelburg    （12）

  米兰    Milan    （2）

  考文垂    Conventry    （11）

  自由教会    Free Church    （17）

  色芬群山    Cevennes    （10）

  色勒斯丢    Celestinus    （2）

  西巴拉图    Spalato    （3）

  西托薛    Citeaux    （2）

  西弗立斯兰    West Friesland    （12）

  西伯利亚    Siberia    （15）

  西里西亚    Silesia    （9）

  西里安    Sillian    （9）

  西利维斯特    Sylvester    （2）

  西克斯都五世    Sixtus V    （6）

  西投    Zittau    （12）

  西门蒙德服    Simon de Montfort    （5）

  西免施泰拉    Simeon Stylites    （2）

  西哥德    Visigoths    （2）

  西淇门    Sigismund    （3）

  西尔斯    Sears    （15）

  西缅提多    Simeon Titus    （3）

  西宾夕维尼亚州    West Pennsylvania    （14）

  七  画

  亨里    Henri    （5）

  亨里派    Henricians    （5）

  亨利八世    HenryVIII    （7）

  亨利亚诺    Henri Arnold    （5）

  亨利治慕伦伯克    Heinrich Mollenbecker    （9）

  亨利雅各    Henry Jacob    （11）

  伯安    Bearn    （10）

  伯拉纠    Pelagius    （2）

  伯帖勒多弗    Berthelsdorf    （12）

  伯勒格    Braga    （2）

  伯勒特    John Gifford Bellet    （16）

  伯哥基帕    Barcochebas    （1）

  伯纳若特曼    Bernard Rothmann    （9）

  伯纳肯柏尔    Bohnekamper    （15）

    伯达    Noel Beda    （10）

    伯盖尔斯    Beccles    （7）

    伯尔金    Louis de Berquin    （10）

    伯尔堡    Berleburg    （12）

    伯尔拿    Bernard    （2）

    伯赫    Beghard    （5）

    伯翰    Beghine    （5）

    伯兰顿堡    Brandenburg    （6）

    佐息末    Zozimus    （芝）

    佛克斯    George Fox    （11）

    佛依地    Gisbert Voet    （12）

    佛罗棱斯    Florence    （6）

    克力门三世    ClementIII    （5）

    克土椰    Kirschner    （9）

    克立米亚半岛    Crimea    （15）

    克吕尼    Cluny    （2）

    克里威廉    William Carey    （13）

    克拉夫    Cleve    （9）

    克林威尔    Cromwell    （11）

    克若格斯    Crocus    （9）

    克伦宁    Edward Cronin    （16）

    克殊格    Kashgar    （4）

    克泰荫    Kattayam    （4）

    克劳逊    Klausen    （9）

    克雷华    Clairvaux    （2）

    克鲁兹那克    Kreuznach    （9）

    克蓝麦    Cranmer    （11）

    利沙    Lissa，ie·Lesno    （7）

    利里奥    Lelio    （10）

    利兹    Leeds    （12）

  利恩纥德    Leonhard    （9）

  利欧尼达斯    Leonidas    （1）



  努西亚    Nursia    （2）

  努美地亚    Numidia    （2）

  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1）

  君士坦梯亚士    Constantius    （2）

  坎伯尔多马    Thomas Campbell    （14）

  坎伯尔亚历山人    Alexander Campbell    （14）

  坎特伯雷    Canterbury    （2）

  希坡    Hippo    （2）

  廷德勒    William Tyndale    （11）

  李顿约翰    John of Leyden    （9）

  杜力农    Dulignon    （12）

  杜平根    Tubingen    （15）

  杜伯    Leonard Dober    （12）

  杜伯勒    Duprat    （10）

  杜科波    Dukhobors    （序言）

  杜塞里    Du Serre    （10）

  沃木斯    Worms    （8）

  沙彼理派    Sabellians    （5）

  沙尔令格    Scharlinger    （9）

  沙撒聂    Sassanid    （4）

  贝特克    Baedeker    （14）

  里昂    Lyons    （5）

  里海    Caspian    （15）

  八  画

  亚力山大钞本    Codex Alexandrinus    （15）

  亚仁特    Arndt    （12）

  里奥    Leo    （3）

  里察诺    Reichenau    （7）

  赤石    Redstone    （14）

  亚他耶修    Athanasius    （2）

  亚台斯    Artois    （10）

  亚尼曼德科    Anemond de Cot    （10）

  亚西西的弗朗西斯    Francis of Assisi    （5）

  亚米纽斯    Jacobus Arminius    （11）

  亚米纽斯土义    Arminianism    （11）

  亚伯筛    Abbaside    （4）

  亚美尼亚    Armenian    （3）

  亚威农    Avignon    （10）

  亚流    Axius    （2）

  亚流主义    Arianism    （2）

  亚基帕    Agrippa    （10）

  亚勒此    Albi    （5）

  亚勒比根斯派    Albigenses    （3）

  亚勒克修    Alexius    （3）

  亚勒根尼    Alleghany    （14）

  亚普里亚    Apulia    （10）

  亚尔西    Alzey    （9）

  亚诺廸司德    Arnoldistae    （5）

  亚历山大六世    Alexander VI    （7）

  亚兰桑    Alencon    （10）

  佶和    Kiho    （4）

  来丁    Leyden    （11）

  依旺  Yvon    （12）

  依略特    John Eliot    （11）

  卓曼    Robert Chapman    （16）

  卑尔    Berg    （9）

  呼克尔    Richard Hooker    （11）

  和勒伯克    Holbeck    （12）

  和勒斯坦    Holstein    （9）

  坡伯多诺次咸    Pobiedonostsef    （15）

  坡阿帖    Poitiers    （10）

  孟他尼主义者    Montanist    （1）

  孟投本    Montauban    （12）

  居普良    Cyprian    （1）

  屈梭卓    Chrysocheir    （3）

  屈梭多模    Chrysostom    （5）

  屈案马勒斯    Chrysomalus    （3）

  帕皮图亚    Perpetua    （1）

  帕科缪斯    Pacbomius    （2）

  帕斯哥夫    Vassilij Alexandrovitch Paschkov    （15）

  帕斯乐维兹山    Paslovatz    （3）

  帕维亚    Pavia    （10）

  帖木儿    Timur    （4）

  帖次勒    Tetzel    （8）

  底米特里斯    Demetrius    （1）

  彼艮    Pekin    （4）

  彼亚    Beer

  彼莉思嘉    Prisca    （1）

  彼得波路    Pierre de Brueys    （5）

  彼得波路派    Petrobrussians    （5）

  彼得堡    Petersburg    （15）

  拉施塔    Radstock    （15）

  拉寇问答    Racovian Catechism    （10）

  所尔波恩    Sorbonne    （10）

  东英格利亚    East Anglia    （7）

  东哥德    Ostrogoths    （2）

  林巴德族    Lombards    （2）

  林斯    Linz    （9）

  拔叙鲁布之    Bjelopolje    （3）

  法勒斯人    Friesians    （2）

  法勒尔    Guilhume Farel    （10）

    法兰克人    Franks    （2）

    法兰克幅    Frankfurt    （3）

    法兰第    Flanders    （3）

    武司顿弗尔德    Wiistenfelde    （9）

    武殊堡（人学）    Wurzburg    （2）

    武尔彻斯特    Worchester    （7）

    波尼法修    Boniface    （2）

    波各米勒派    Bogomils    （3）

    波利卡普    Polycarp    （1）

    波拿    Bona    （2）

    波麦华尔    Bohmerwald    （6）

    波斯尼亚    Bosnia    （3）

    波尔多    Bordeaux    （2）

    “物种原始论”    “Origin of Species'    （17）

    直里维斯    Treves    （2）

    直拉亚    Trier    （2）

    直度亚    Chittoor    （16）

    直历司顿    Dresden    （7）

    肯塔基州    Kentucky    （14）

    舍普二世    SaporII    （4）

    花特州    Canton de Vaud    （17）

    长老会派    Presbyterian    （11）

    门诺西门    Simon Menno    （9）

    门诺派    Mennonites    （6）

    阿夫勒赫    Afrahat    （4）

    阿立威坦    Olivetan    （10）

    阿弗尔德伯爵    Count Alfred    （9）

    阿西安得    Osiander    （9）

    阿妥斯山    Athos    （15）

    阿免因斯    Amiens    （12）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11）

  阿廸沙    Odessa    （15）

  阿拉利克    Alafic    （2）

  阿奎亭    Aquitaine    （3）

  阿奎坦尼亚    Aquitania    （2）

  阿若立本    Aroohppen    （16）

  阿伦    William Allen    （15）

  阿勒芬所    Alfonso    （5）

  阿统拿    Altona    （12）

  阿维勒    Avila    （2）

  阿尔弗大学    Erfurt    （6）

  阿尔韦聿伯拉纠    Alvarus Pelagius    （6）

  阿尔诺得    Gottfried Arnold    （12）

  阿尔塞斯    Alsace    （6）

  阿诺    Arnold    （10）

  阿罗本    Olopun    （4）

  非尼伦    FeneIon    （12）

  非利济亚    Phrygia    （1）

  非拉铁非    Philadelphia    （12）

  陀流    Toulouse    （5）

  陀桑池    Pierre Toussaint    （10）

  九  画

  侯勒特    Herat    （4）

  俄此    Orbe    （10）

  俄冉遮    Orange    （12）

  俄冉遮威廉    William of Orange    （12）

  俄亥俄    Ohio    （14）

  俄利根    Origen    （1）

  保度瓦的温索    Wenzel of Budowa    （7）

  保罗派    Paulician    （3）

  勃艮第族    Burgundians    （2）

  勃廸加拉    Burdigala    （2）

    南施    Nancy    （10）

    南特勅令    Edict of Nantes    （10）

    契度    Kitto    （16）

    威耳    Verre    （12）

    威列星根    Vlissingen    （12）

    威克里夫    Wycliff    （6）

    威根司坦    Wittgenstein    （12）

    威特腓德    George Whitefield    （12）

    威勒蓝    Wigram    （16）

    威斯敏斯特    Westminster    （11）

    威斯特发里亚和约    Peace of Westphalia    （7）

    威登堡    Wittenberg    （7）

    威廉斯    Robert Williams    （11）

    韦尔斯    Wales    （7）

    威廉所德    William Sawtre    （7）

    威踊逊街    Wilson Street    （16）

    度突热赫特    Dordrecht    （12）

    律伯克    Lubeck    （12）

    施皮特迈亚    Spittelrrieyer    （9）

    施本尔    Philip Jakob Spener    （12）

    施马加登同盟    League of Smalcald    （8）

    施旁恩伯尔    Spangenberg    （12）

    施道比次    Staupitz    （6）

    施图麦    Sturm    （10）

    春田    Springfield    （14）

    柏太伦    Patarene    （3）

    柏京顿    packington    （11）

    柏芬    Jacques Pavanne    （10）

    柏纽尔    John Vessey Parnell    （16）

    柏梭    Passau    （5）

    柏实    Pasak    （4）

    柏蒙谷    Pag－Mangku    （4）

    查司特兰    Jean Chastellain    （10）

    查理曼    Charlemagne    （3）

    查德斯    justus    （3）

    柯瓦斯    Josef Kovacs    （15）

    柯列特    Colet    （6）

    柯斯慕司    Cosmas    （3）

    洛林    Lorraine    （10）

    洛其该那    Rokycana    （7）

    洛桑    Lausanne    （10）

    祖利安    Julian    （2）

    “神之友”    ‘Friends of God，    （3）

    “神的城邑”    'City of God，    （2）

    神哲主义者    Marcionistes    （1）

    神圣议会    Holy Synod    （15）

    禹尔吞堡    Wurttemberg    （9）

    科屯上校    Colonel Cotton    （16）

    科那    Kobner    （15）

    科克由    Coccejus    （12）

    科利尼    Admiral Coligny    （10）

    科威对勒    Miles Coverdale    （11）

    科伦    Cologne    （5）

    科伦巴    Colunba    ,（2）

    科伦的华尔德    Walther in Cologne    （6）

    科伦宾    Columban    （2）

    突法利司    Tephrice    （3）

    突伦    Turin    （3）

    纪峩哲    Giwargis    （4）

    约克    York    （7）

    约克郡    Yorkshire    （12）

    约瑟彼尼    Josepini    （5）

  约************爵    Duke Johann    （9）

  约翰占密实司    John Zimisces    （3）

  约翰古堡爵士    John Oldcastle    （7）

  约翰亨利纽曼    John Henry Newman    （17）

  约翰波尔    John Ball    （7）

  约翰街    John Street    （16）

  纥仁护特    Herrnhut    （12）

  纥立佛得    Herford    （12）

  纥地堡    Hutberg    （12）

  纥耳曼    Hermann    （9）

  纥居斯    Hegius    （8）

  纥特    Huter    （9）

  纥琴孙    Francis Hutchinson    （16）

  美国浸礼派差会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5）

  美国差会    American Mission    （15）

  美遮    Ludwig Meijer    （12）

  耶士德格一世    Yezdegerd I    （4）

  耶柔米    Jerome    （2）

  耶赫格若特    Gehard Groote    （8）

  耶稣会    Jesuit    （8）

  胡屯    James Hutton    （12）

  胡司    Huss    （7）

  胡司派    Hussites    （3）

  胡伯若斯切    Hubert Ruscher    （9）

  胡伯迈尔    Hubmeyer    （9）

  哈伯斯特    Halherstadt    （16）

  哈利法克斯    Hallfax    （12）

  哈柏斯堡    Hapsburg    （7）

  哈勒    Halle    （12）

  哈斯丁斯    Hastings    （绪言）

  哈尔登    Haldane    （13）

  若里爵－L    Sir Walter Raleigh    （11）

  若查特    Auguste Rochat    （17）

  若哲尔    Jacques Roger    （10）

  若特    Rothe    （12）

  若登堡    Rottenburg    （9）

  若彻    Friedrich Roch    （12）

  英行教会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6）

  英罕    Benjamin Ingham    （10）

  英哥斯大    Ingoldstadt    （9）

  英诺森    Innocent    （2）

  范鞑儿    Vandals    （2）

  迦太基    Carthage    （1）

  迦他利    Cathari    （3）

  迦瓦利    Cavalier    （10）

  迦示密尔    Casimix    （12）

  迦勒底人    Chaldean    （4）

  迦勒比利亚    Calabria    （10）

  迦达尔斯    Cathars    （1）

  拜占庭    Byzantine    （2）

  述慈  （序言）    A·Rendle Short    （序言）

  迪庄    Dijon    （10）

  迪温特    Deventer    （8）

  重浸派    Anabaptist    （6）

  苹考丢    Claudius    （3）

  革利免    Clement    （1）

  革林武德    Greenwood    （11）

  革拉克    Henry Craik    （16）

  革哩底    Crete    （15）

  韦马森    Witmarsum    （9）

  音斯蒲若克    Innsbruck    （9）

  十  画

  修道主义    Monasticism    （12）

  伦巴第    Lombardy    （5）

  伦卡利教派    Runcarians    （5）

  伦克尔    Runkel    （9）

  伦拔斯    Lombers    （5）

  伦敦犹太人传道会    London Jews Society    （16）

  倭勒座根    Ludwig Wohogen    （12）

  哥士   Gorz    （9）

  哥尼流    Cornelius    （1）

  哥白尼    Copernicus    （6）

  哥母尔索    Gomersal    （12）

  哥托斯高    Kotorsko    （3）

  哥保咸    Cobham    （7）

  哥伦布    Columbus    （6）

  哥匿士堡    Konigsberg    （7）

  哥莱珊    Khorasan    （4）

  哥德人    Goths    （2）

  哥数伏    Kossovo    （3）

  埃比勒    Epirus    （4）

  库尔翁团    Antoine Court    （10）

  库尔奥特    Couralt    （10）

  息利尔    Cyril，Bishop of Alexamdria    （4）

  息克司拿德    Sicke Snyder    （9）

  拿邦    Narbonne    （5）

  拿阿丁    Naarden    （12）

  拿勒的贵格利    Gregory of Narek    （3）

  拿撒勒教派    Nazarenes    （4）

  根司波鲁    Gainsborough    （11）

  根和尔德    Kunwald    （7）

  根德    Kent    （2）

  格司恭尼    Gascony    （5）

  格里布    Grebel    （9）

  格拉斯哥    Glasgow    （13）

  格拉齐安    Gfatian    （2）

  格伯多慈恩    Cappadocian    （3）

  格哥利马哲斯推劳    Gregory Magistros    （3）

  格勒力    Etienne de Grellet    （15）

  格兰怒宝    Grenoble    （10）

  格兰森    Granson    （10）

  桑历克    Thonrak    （3）

  森伯    Sembat    （3）

  泰米尔    Tamil    （16）

  泰罗    Tyrol    （9）

  流窝顿    Leeuwarden    （9）

  浮士都    Fautus    （10）

“海利晏”（“牧主”）    ‘Heliand，    （2）

  海伦娜    Helena    （3）

  海德尔堡    Heidelberg    （9）

  湼特斯罕    Nettesheim    （10）

  烈本    Lipan    （7）

  乌音    Ulm    （8）

  乌律迈亚    Urumiah    （4）

  乌特热赫特    Utrecht    （12）

  乌索拉    Usora    （3）

  乌斯特    EduaxdHugo Otto Wust    （15）

  特土良    Tertullian    （1）

  特利彼桑    Trebizond    （3）

  特拉斯    Thrace    （3）

  特尔斯铁根    Tersteengen    （12）

  班斯泰甫    Bamstaple    （16）

  益太古司    Rhacus    （2）

    益他皮勒斯    Etaples    （10）

    益恪兰南    Eclanum    （2）

    盎肯    Johnn Gerhard Oncken    （15）

    盎格鲁撒克逊    Anglo—Saxon    （2）

    盎威普    Antwerp    （11）

    真尼西柯    Genesios    （3）

    纽瓦利    Navarre    （10）

    纽沙特勒    Neuchatel    （10）

    纽曼    Francis W·Newman    （16）

    索拉路    Solaro    （10）

    索撒    Shusha    （16）

    茱丽亚    Julia    （4）

    马丁五世    Martin V    （7）

    马丁哥宁    Gornin Martin    （10）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6）

    马六巴    Malabar    （4）

    马天尼    Martinitz    （7）

    马可    Mark    （9）

    马可奥吕利乐伦高    Marco Aurelio Rorenco    （5）

    马可奥利流    Marcus Aurelius    （1）

    马西米亚    Maxmillia    （1）

    马贝克    Pilgram Marbeck    （9）

    马拿挪列    Mananalis    （3）

    马桑    Jean de Marcon    （10）

    马提亚    Matthias    （7）

    马提亚所尔法斯    Matthias Zerfass    （9）

    马提斯    Jan Matthys    （9）

    马塞麦斯    Maximus    （2）

    马尔堡    Marburg    （12）

    马德拉斯    Madras    （16）

    马撒仍    Mazarin    （10）

  马卢达    Maruta    （4）

  高加索    Caucasus    （15）

  高信    Gaussen    （17）

  高卢    Gaul    （2）

  十一画

  勒非甫尔    Jacques Le Fevre    （10）

  勒威格    Ludwig    （6）

  勒特兰    Lateran    （5）

  区利罗    Cyril，Byzantine Missionary    （3）

  唯理主义    Rationalism    （12）

  培利司里安    Priscillian    （2）

  执事亨里    Henri the Deacon    （5）

  基信    Giessen    （12）

  基波沙    Kibossa    （3）

  基思强大卫    Christian David    （12）

  基督教会团体    Christian Connection    （14）

  基尔士威司基    Cheltschizki    （7）

  基辅    Kiev    （12）

  寂静派    Quietist    （12）

  密辅    Merv    （4）

  康士坦斯    Constance    （7）

  康地    Conde    （10）

  康勒格拉札    Konrad Krajek    （7）

  康斯坦丁西拉    Constantine Silvanus    （3）

  得力夫港    Delft Haven    （11）

  得斯次    D'Esch    （10）

  悉吕人    Seres    （4）

  悉劳西亚一实士方    Seleucia－Ctesiphon    （4）

  捷克人    Czech    （7）

  教会法庭    Consistorium    （12）

  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18）

  敏努勒特    Menuret    （12）

  敏努斯拉夫    Minoslav    （3）

  曼斯    Manz    （9）

  曼德尔    Mandl    （9）

  曼热撒    Mamesa    （8）

  梅逊    Herre Masson    （10）

  条顿民族    Teutons    （2）

  清教派    Puritans    （11）

  理真司坦    Lichtenstein    （9）

  产百里    Chambery    （10）

  毕力公纳次    Briconnet    （10）

  毕士大    Bethesda    （16）

  毕加派    Picards    （8）

  毕伽地    Picardy    （10）

  毕斯尼亚    Bithynia    （2）

  第三级教士    Tertiaries    （5）

  荷列斯    Halles    （9）

“荷勒克拉斯的市集”  ‘Bazaar of Heraclides，    （4）

  荷复贾    Hrvoja    （3）

  莉德    Jane Leade    （12）

  庄悉土喀    Jan Zizka    （7）

  莫甫索斯亚    Mopsuestia    （4）

  许热曼    Anna Maria van Schurman    （12）

  通俗拉丁文译本    Vulgate    （6）

  部地华    Bourg de Four    （17）

  都柏林    Dublin    （16）

  都尔    Tours    （2）

  陶烈斯    Tauris    （4）

  陶勒尔    Tauler    （6）

  雪比亚    Serbia    （3）

  雪司突西安    Cistercian    （2）

  雪威司特利安    Schwestrionen    （6）

  鹿特丹    Rotterdam    （6）

  麦托丢    Methodius    （3）

  麦拉么    Mramor    （3）

  麦施查    Muschag    （3）

  麦勒威尔    Melville    （15）

  麦第奇    Medici    （6）

十二画

  凯尔特人    Celts    （2）

  西泽    Caesar    （6）

  西泽奥古斯德    Caesaraugusta    （2）

  劳达    Lhota    （7）

  博各纳德司   Pogonatus    （3）

  博克尔逊    Bockelson    （9）

  喀力慈    Kralitz    （7）

  喀利孟那    Cremona    （5）

  喇巴第    Labadie    （12）

  单张运动    Tractarian Movement    （17）

  乔冶以色列    George Israel    （7）

  乔治雪比氏    Georg Schepss    （2）

  奥古士丁    Augustine    （2）

  奥古斯达    John Augusta    （7）

  奥斯堡    Augsburg    （5）

  彭力    Penry    （11）

  惠特    Wied    9）

  提阿多    Theodore    4）；

  提阿多拉    Theodora    3）

  提阿多修二世    Theodosius II    （4）

  提阿非罗    Theophilus    （3）

  提恩茅斯    Teignmouth    （16）



  提理古    Telegoo    （16）

  提领克    Willem Teelinek    （12）

  费迪南德一世    Ferdlnand I    （7）

  斐德幅    Bedford    （12）

  斯巴勒丁    Spalatin    （7）

  “斯皮得威特号”   'Speedwell'    （11）

  斯克比    Scrooby Manor    （11）

  斯拉夫民族    Slav    （7）

  斯拉瓦达    Slawata    （7）

  斯拜尔    Speyer    （8）

  斯提领    Jung Stilling    （12）

  斯顿得    Stunden    （15）

  斯顿得教派    Stundist    （15）

  斯弥特    John Smyth    （11）

  普坐茅斯    Plymouth    （11）

  普芬达    Pfander    （16）

  普鲁士    Prussia    （7）

  普鲁旺斯    Provence    （3）

  棣克    Take    （4）

  森依伯    John Cennick    （12）

  湛福伦斯    Chanforans    （10）

  汤马士摩亚    THomas More    （11）

  犹他米    Euthymius    （3）

  犹西比乌    Eusebius    （3）

  犹努密派    Eunomians    （5）

  犹流二世    Julius II    （6）

  犹斯底年二世    Justinian II    （3）

  疏尼亚    Saunier    （10）

  登克    Denck    （9）

  笔名雷玛    Pseudo－Reimer    （5）

  给恩列治    Cane Ridge    （14）

  腓力波甫利斯    PhilippopoUs    （3）

  腓白    Faber    （9）

  腓特烈    Frederick    （7）

  舒次    Schuch    （10）

  菲沙尔    Fisher    （6）

  贵格里    Gregory    （7）

  贵钧利一世    Gregory  I    （2）

  买音慈    Mainz    （6）

  费卞安    Fabian    （1）

  费拉德尔菲城    Philiadephia    （14）

  贺弗曼    Hoffman    （12）

  量尼派    Leonist    （5）

  闵次尔    Muntzer    （9）

  闵斯特    Munster    （9）

  雅布伦斯基    Daniel Ernst Jablonsky    （11）

  雅若斯拉夫    Yaroslav    （15）

  雅格    Kascha Jagub    （15）

  黑克    William Hake    （16）

  黑森    Hessen    （9）

  十三画

  塔尔    Tepl    （6）

  奥克里    James O'Kelly    （14）

  奥拔仑    Oberland    （6）

  奥斯托洛（俄罗斯地名）  Ostrog    （15）

  奥斯曹洛（波兰地名）    Ostrorog    （7）

  微内    Vient    （17）

  爱安拿岛    Iona    （2）

  爱任伊    Irene    （3）

  爱任纽    Irenaeus    （1）

  爱耶多利安    Anatolian    （3）

  爱因斯沃夫    Henry Ainsworth    （11）

  爱莎宝    Isabeau    （10）

  爱案林里奥    Leo the lsaurian    （3）

  爱德华六世    Edward Vl    （11）

    敬虔派    Pietist    （12）

    新柏拉图主义    Neo－Platonism    （2）

    新碧里    Seynbury    （11）

    杨孙    Francis Johnson    （11）

    溥西    Pudsey    （12）

    瑟斐尔    Schafer    （12）

    瑟维都    Servetus    （10）

    福音联盟    Evangelical Alliance    （17）

    福尔湼克    Fulneck    （7）

    绥威人    Suevi    （2）

    圣卡勒门    St.Felix de Caraman    （5）

    圣加伦    st·Gallen    （9）

    圣安纳    st·Honore    （9）

    圣各陀勒    st·Gertrude    （6）

    圣衣会    Carmelites    （12）

    圣杯派    Calixtines    （7）

    圣林拔    st·Lambert    （9）

    圣书公会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6）

    圣莫甲斯    St·Maurice    （9）

    圣基利司    St·Gilles    （5）

    圣经协会    Scriptural knowledge Institution

    for Home and Abroad    （16）

    圣乐署    St·Roch    （5）

    圣苏菲亚    St·Sophia    （3）

    万士窝特    Wandsworth    （11）

    落革铁利    Rogatitza    （3）

    叶洛哈三世    Yabh－alaha III    （4）

    詹姆士一世    James I    （7）

    葛若弗斯    Anthony Norris Groves    （16）

    路西坦尼亚    Lusitania    （2）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0）

    路迦士    Cyril Lucas    （15）

  路浦尔德    Leupold    （9）

  路维尔    Leutweil    （15）

  达此尔    John Darbye    （11）

  达秘    John Nelson Darby    （16）

  达斯    Dax    （9）

  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17）

  雷尼里亚    Reinerius    （5）

  雷尼劳撒干尼    Reniero Sacconi    （3）

  雷门六世    Raymond VI    （5）

  预格诺派    Huguenot    （9）

  十四画

  慈运理    Zwingli    （9）

  汉堡    Hamburg    （11）

  尔揑特    Isaac Errett    （14）

  琐罗亚斯德    Zoroaster    （1）

  玛利皇后    Queen Mary    （11）

  玛西安    Marcion    （1）

  玛西米良    Maximilian    （7）

  玛嘉丽    Margaret    （10）

  碧尼    Merle D'Aubigne    （17）

  窝泰城堡    Waltba    （12）

  粹斯伯尔革    Zeisberger    （12）

  维杜恩    Leonard Verduin    （序言）

  维吾尔族    Uigur    （4）

  维特    Jan de Witt    （12）

  维朗    Veron    （10）

  维琴尼亚州    Virginia    （14）

  维尔努    Jean Vernou    （10）

  肃玛    Zuma    （4）

  豪斯查恩    Haussehein    （9）

  宾廷克    Bentinck    （15）

    盖因尼    Guyenne    （12）

    盖恩夫人    Madame Guyon    （12）

    赫司哥维那    Herzegovina    （3）

    赫曼    Hermann von Wied    （8）

    赫劳里族    Heruli    （2）

    赫德修斯    Hydatius    （2）

    赫德琐    Hetzer    （9）

    赫维士    丁homas Helwys    （11）

    十五画

    墨兰顿    Melanchthon    （9）

    德文郡    Devonshire    （16）

    德勒芬哥    Travancore    （4）

    德尔马舒亚    Dalmatia    （3）

    德乐赫尔    Drucker Thomas von Imbroek    （9）

    德兰斯斐尼亚    Transylvania    （10）

    慕尼卡    Monica    （2）

    慕连士

    慕莲    Louise Moulin    （10）

    慕尔那    Mullner    （9）

    慕尔堡    Muhlberg    （7）

    摩市    Meaux    （10）

    摩尼教派    Manichaens    （1）

    摩尼教    Manichaeism    （1）

    摩利维亚    Moravia    （6）

    摩若尔    Georges Morel    （10）

    撒拉哥沙    Saragossa    （2）

    撒拉逊人    Saracens    （3）

    撒拉涯伏    Sarajevo    （3）

    撒伦巴伯爵    Count Zaremha    （16）

    撒马尔罕    Samarcand    （1）

    撒特拉    Michael Sattler    （9）

  撒尔司堡    Salzburg    （9）

  撒复伊    Savoie    （10）

  乐特茅斯    Lutterworth    （7）

  模利诺斯    Miguel de Molinos    （12）

  欧文思    John Owens    （10）

  欧顿巴克    Odenbach    （9）

  欧德克劳斯突    Oude Kloster    （9）

  欧曹鲁思亚    Euchrotia    （2）

  蒙特可维诺    Monte Corvino    （4）

  蒙撒勒特    Montserrat    （8）

  邓克尔    Denkel    （15）

  锐赤林    Reuchlin    （6）

  锐斯    Eduard Reuss    （17）

  锐斯布若克    Rysbroeck    （8）

  鲁道士二世    Rudolph II    （7）

  鲁滨孙    John Robinson    （11）

  黎律兄弟    Leclerc，Pierre & Jean    （10）

  黎塞留    Richelieu    （10）

  十六画

  儒埋敖    Pierre Jurieu    （10）

  侪拉    Abbe du Chayla    （10）

  垦普斯    Kempis    （8）

  学列哈    Shliha    （4）

  朴麦斯    Pomaks    （3）

  历盛顿    Lexington    （14）

  卢文密思允    Rulman Merswin    （6）

  卢百令    Reublin    （9）

  穆罕乳德    Mohammed    （3）

  穆勒    George Muller    （16）

  穆勒尔    Muller    （9）

  韦斯利    John Wesley    （12）

    亲岑多夫    Zinzendorf    （12）

    诺立赤    Norwich    （11）

    诺弗哥若    Novgorod    （15）

    诺伦堡    Nffremberg    （5）

    诺斯底主义    Gnostic    （1）

    诺福克    Norfolk    （7）

    诺洼天主义    Novatian    （1）

    赖夫努布尔    RiveNoble    （10）

    霍次努    Hochmann von Hochenau    （12）

    鲍顿    Bowden    （16）

    十七画

    “优吉里亚”    'Eukleria'    （12）

   “检验员”    'Triers'    （11）

    联邦循道宗    Republican Methodist    （14）

    薄勒    Peter Boehler    （12）

    薛乐天的查尔士    Charles of Zerotin    （7）

    赛纳河    Seine    （10）

    赛华    Savoy    （5）

    迈可三世    Michael III    （3）

    迈耶    Meyer    （9）

    锺斯    Abner Jones    （14）

    隐蔽教会    Privye Church    （11）

    韩斯纥    Hans Hut    （9）

    饼酒同领派    Utraquist    （7）

    十八画

    简尼修    Canisius    （8）

    聂斯托利（景教）    Nestorian    （2）

    魏窝特    Wieuwerd    （12）

    十九画

    罗拉德运动    Lol1ards    （2）

    罗彻斯台恩    Van Lodensteyn    （12）

    罗彻斯特郡    Leicestershire    （11）

    罗耀拉    Loyola    （8）

    庞每拉    Palmyra    （4）

    庞麦雷尼亚    Pomerania    （6）

    庞培    Pompey    （6）

    二十画

    宝福    Beaufort    （10）

    二十一画

    苏丹    Sultan    （15）

    苏立南    Surinam    （12）

    苏西尼    Sozini    （10）

    苏西尼上义    Socinianism    （10）

    苏坦尼亚    Soltania    （4）

    苏所    Suso    （6）

    苏稚埃    Soviet    （15）

    苏黎世    Zurich    （9）

    兰士    Paul Lenz    （9）

    兰各铎    Languedoc    （5）

    兰伯特    Francois Lambert    （10）

    兰格直    Hansen Langegger    （9）

    兰振曼特尔    Langenmantel    （9）

    兰贵夫    Landgraf    （9）

    铁夫烈斯    Tiflis    （15）

    饶素    Gerard Roussel    （10）

    二十三画

    变体说    Transubstantiation    （7）

    二十五画

    观窝特    Kuenwald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