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03 中西宣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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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703 中西宣教史 苏文峰、刘智钦
自从主耶稣颁布大使命，宣教已成为二千年来教会历史的主轴。认识中西宣教史，可以帮助每一位有心参与宣教者，借着了解古今的史实，建立高瞻远瞩的史识，从而反省现今的宣教模式，并思考如何响应这时代福音的需要。这是每一位关心宣教运动者都应先读的通识课程。
教材内容正文 前言
第一课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作业：第一课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第二课 孩子别哭！匈奴人来了！  
作业：第二课 孩子别哭！匈奴人来了！
第三课 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  
作业：第三课 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
第四课 在我们这一代把福音传遍世界  
作业：第四课 在我们这一代把福音传遍世界
第五课 他们走进中国  
作业：第五课 他们走进中国
第六课 从中国的“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  
作业：第六课 从中国的“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
第七课 现今是中国教会给的时候了  
作业：第七课 现今是中国教会给的时候了
第八课 从海外到普世
作业：第八课 从海外到普世

前言
自从主耶稣颁布大使命，宣教已成为二千年来教会历史的主轴。认识中西宣教史，可以帮助每一位有心参与宣教者，借着了解古今的史实，建立高瞻远瞩的史识，从而反省现今的宣教模式，并思考如何响应这时代福音的需要。
在这本宣教培训材料中，前四课先简述福音如何由耶路撒冷传到地中海沿岸，并由罗马帝国进入当时的蛮族；再叙述经改教运及属灵复兴的冲击，褔音如何由欧美遍及世界各地。在十九世纪这伟大的宣教世纪中，学生运动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本书的第四课也特别述及。
后四课是中国宣教简史，作者先归纳截至十九世纪之前，波斯及西方来华传教士五种主要的宣教策略，并从宣教学的角度加以评析。接下来介绍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内的宣教工作，包括布道团、布道家、文字宣教、小区宣教、教育事工等。第七课叙述 1949 年之前，中国教会几个具代表性的国外宣教团体。第八课则简述 1949 年以后，海外的华人教会及差会如何前往普世各族各地各方宣教。
这是每一位关心宣教运动者都应先读的通识课程。

第一课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初代教会的宣教
首先，让我们一同回到教会历史的源头，探究初代教会的发展。我们要进入主后313年之前的历史轨迹，看看在罗马帝国重重迫害下的教会如何成长。
话说教会的起源始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在耶路撒冷被建立，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初代教会信徒彼此相爱的见证、门徒的宣讲，与神迹奇事，在当时成了活生生的见证。
苦难与逼迫随着教会的增长而来，使徒彼得、约翰在公会前被审时的宣告“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徒4：12），成了两千年来历代见证人对世人的宣告，十字架的信息永不改变。整部宣教史正是这宣告的记录。
一、宣教的本质
当我们思想“宣教史”时，需要先了解“宣教”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经常引用的马太福音廿八章十九至二十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段被称为“大使命”的经文，所强调的不只是我们熟悉的使万民作主的门徒，还强调要教训他们遵守主所吩咐的。
另一段经文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段经文的重点是圣灵的能力与作主的见证。
从上述的经文中可以得知，所谓“宣教”包括：
＊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圣灵降临的能力
＊到地极作耶稣的见证人
二、最早的宣教差会
耶路撒冷的教会虽是教会之母，但教会向外传道却是从安提阿的教会开始。从使徒行传十三章一至四节，我们清楚明白向外传福音是神主动的作为，宣教是神的心意。
从跨越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段圣经，我们比较能够明白，神为何使用在海外的犹太基督徒向另一个民族宣扬福音，因为相对于在本土的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更具有跨文化的经验。就向外族宣教所需的语言与文化体验而言，神使用一个在外国长大，却热爱祖国的“犹侨”保罗，两千年之后我们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实在只能赞叹是神伟大奇妙的作为。
这段时期的发展，您可以查考使徒行传，会更帮助您明白使徒时代是如何宣教，保罗与巴拿巴的两组宣教队伍，成了教会历史上最早的“宣教差会”。本文就不多作叙述，而把重点放在接下来的历史。
三、初代使徒的宣教
初代使徒的宣教除了圣经有记载的之外，据较可信的传闻，多马也是从安提阿出发，往东到达帕提亚王国（Parthia）宣教，再往东到达印度。让人兴奋的是，初代教会的宣教模式早就是跨越国界、种族、文化、语言的，他们向东或东北行进，跨出了当时罗马帝国的版图，在不熟悉希腊语的民族中宣教。
伊德萨（Edessa）是当时由小亚细亚前往亚美尼亚（Armenia）必经之地，福音由安提阿传到这个主要的贸易孔道，再往东传到美索不达米亚，直到今日伊朗的边境。
相传主耶稣在世时，伊德萨国王写信求主耶稣前往该国，去医治他的病，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后，立刻差门徒前往为国王治病，因而全国归主。无论如何，到第二世纪末，基督教的信仰已经成为他们的国教。而在两河流域今伊拉克的区域，到250年左右也已建立了二十多个教区，有二十多位主教，至今该地区还约有3％人口是基督徒。
福音是由伊德萨北传到小亚细亚的加帕多家。第三世纪时，一位后来被称为光照者贵格利（Gregory the Illuminator，240-332年）的亚美尼亚年轻贵族，前往加帕多加读书时认识了主。他返国后不畏逼迫，向其它贵族传福音，最后带领国王信主，接着带领了全国人民归主。直到如今，亚美尼亚人的文化、历史与爱国意识，仍然与信仰紧密连结。
小亚细亚的宣教是建立在保罗所奠定的基础上。因着福音的传扬，许多异教的寺庙破落，在110年巡抚皮理纽（Pliny the Younger）写给罗马皇帝的信中就表示，当地基督徒人数的增长，使得神坛、庙宇乏人问津。
根据第三世纪教会史家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约260-340年）的记录，马可及亚波罗将福音传入埃及，并在当时的文化重镇亚历山大港建立宣教与训练的基地，截至235年，仅在该城就至少有二十位主教。而北非的迦太基在初代教会的发展中更是重镇之一，初期教会许多重要的教父都在这里事奉，如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年）等人。根据记录，220年教会召开迦太基会议时，北非只有七十二个教区的主教与会，但是到了300年时，北非竟有约二百位主教，这数字意味着当时北非有近二百个教区。
在意大利半岛，教会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到220年单是意大利南部就有近一百位主教，当时罗马的教会约有三万人。就我们所知，在250年左右，全罗马帝国境内基督徒人口的比例大约是12-15％之间；而且在信主的人当中，中上层人士信主的比例也日益增高。
四、初代教会宣教成功的因素
或许您会很好奇的问到，是什么因素促成初代教会的宣教发展如此快速？我们根据所知的史料与史实可归纳出如下的重点：
1.生命的见证与爱的团契：
初代教会摒弃犹太人狭隘的民族思想，将福音传扬到外族、外邦。但是在跨越文化宣教的同时，他们并没有改变信仰的本质，向异教文化妥协。罗马皇帝奥热流（Marcus Aurelius）就认为基督徒的可憎、可怕，即在于他们对当时的异教文化不妥协。
“悔改”这种生命本质上的改变，在当时的文化中是不存在的，基督徒信主归正后，带来了社会价值观的重整，进而改变了当代的社会。
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知道，教会对孤儿寡妇穷疾的照顾一向十分看重。就250年左右罗马教会的记载，当时教会抚养了约一千五百位寡妇。因基督徒有永生的确据，在263年的亚历山大瘟疫中，他们无畏死亡，担任抚伤收尸的工作。
当时许多人羡慕教会内富人、穷人一同坐席，奴隶与主人在教会内一律平等。因此在早期教会里，奴隶及中下阶层的基督徒居多，但他们的信心与盼望，渐渐吸引了较中上层的人信主。面对外来的逼迫，外人的论断，反倒使他们更加同心。
2.逼迫使教会成长：
初代教会的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约160-225年）曾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在数次的大逼迫中，无数基督徒视死如归，坦然赴义，有被丢于狮子坑的，有死于火刑柱的，甚至一些在刑场围观者，因为看到基督徒在行刑前的信仰宣告而归信基督。安提阿主教伊格那丢（Ignatius）在被解往罗马行刑的途中，留下七封书信，存留至今，成为那段大逼迫时期极美的生命见证。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基督徒的逼迫，正是由于教会增长太快，引起罗马皇帝的恐惧而导致的。基督徒敬拜独一真神，因而不向皇帝跪拜，引起效忠国家的危机。基督徒的彼此相爱，与教会内的慈惠工作远胜过政府，引起政府对此一小团体的疑虑。中上阶层人士因基督徒的见证，或因阅读护教书籍而信主者日众，亦是罗马皇帝所不愿见的。例如303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下令对基督徒进行空前残酷的迫害，究其原因，竟是他担心基督徒的势力渗入罗马军队的高级将领，及政府高级文官当中。
3.回应大使命的宣扬：
如保罗般有组织的宣教队伍，与当时基督徒全体动员人人布道同时并进。福音透过移居、求学、经商，以及有组织的宣教团队，在当时罗马帝国的各大城都建立据点，成立训练学校培育人才或宣扬福音。革利免（Clement，约150-215年）、俄利根（Origen，约185-254年）都曾在埃及亚历山大负责过“门徒训练学校”。
就我们所知，从保罗一直到第二世纪，城市宣教与家中聚会一直是教会重要的工作模式。要到第三世纪，教会才比较向乡下宣教，但是其宣教的方法不详。但从俄利根的记录中，可以得知当时有不少人终身以宣扬福音为职志，从一城到另一城，从一村到另一村领人归主。爱任纽主教（Irenaeus，约130-200年）为了向不同民族的人宣教，毅然学习多种语言。
4.个人布道与文字护教：
个人布道一向是传福音的基本功，教父居普良（Cyprian）是与一位教会长老见面谈话而归信，教会史上伟大的护教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约100-165年），是在以弗所因着一位教会长老的个人布道而信主。
游斯丁后来在罗马一间公共浴室的楼上开班授课，在那个受到大逼迫的时代，他写了两卷《护教》（Apology），向当时罗马皇帝皮雅斯（Antoninus Pius）清楚表达基督徒信仰的本质，吁请皇帝不要逼迫教会。游斯丁本人也于165年为主殉道。
关于类似的护教学著作，许多教父都留下文字记录。如在西方用拉丁文写作的特土良，在他的著作中首先提出宗教自由的要求。在东方用希腊文写作的有俄利根。由此可知，当时基督徒因为生命美好的见证，已经吸引了不少社会中上阶层的知识分子，为信仰而委身。
经由上述的史实与分析可看出，即使不是康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306-337年在位），在313年发布了“米兰谕令”（Edict of Milan），宣布停止对教会的逼迫，并宣告良心的绝对自由，允许教会在罗马帝国境内和其它宗教一样，可以享有法律前平等的地位；事实上以教会宣教的快速发展，带来帝国境内基督化的日子其实也不会太远了。
就信仰的见证与福音的宣扬而言，在313年之前，罗马帝国时宽、时紧、时逼迫的日子里，造就了信徒的恒忍，以致最终有《米兰谕令》的颁布，这是教会的胜利；但使得腐败日渐进入教会的，竟也是《米兰谕令》！
在那之前，基督徒需要为信仰付上生命的代价；在那之后，基督徒之名成为进入政治、军事、经济各个领域的护身符，大量挂名的基督徒涌进教会。
作业：第一课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作业（讨论题目）：
1. 亚美尼亚因该国留学生信主后将福音带回国，几经波折与努力至终全国归信，对每一位外出读书或工作的游子，无论您是“海外归国学人”、或是前往其它城市就业，或是返乡，在传扬福音的事工上您可有什么回应吗？
2. 初代教会对孤寡的照顾，以及富人、穷人同席，主人与奴隶同工的见证，对处身现代的我们，在宣教上有何提醒？
3. 当年在罗马帝国统治下，教会历经逼迫，信主人数不但增长，而且知识分子信主日众。目前在国内或海外，知识分子寻求认识主渐多的情况下，您个人觉得教会应当有何回应？
4. 初代教父写了不少护教书籍或文章，向当时人对福音真理的谬误认识提出答辩。在这个电子化、数字化的世代，教会可以如何更有效地响应今日的挑战？

第二课 孩子别哭！匈奴人来了！──蛮族的归信
本课我们将继续谈到欧洲蛮族的归信基督。说来您不信，欧洲各个蛮族间的迁徙与入侵罗马帝国，最终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竟与咱们中国有关？
话说主前121年，我国汉武帝于元狩二年命霍去病伐匈奴，结果大败匈奴，造成匈奴西迁。此一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历经数百年，有如推挤效应般的冲击当时欧洲各个民族，由东而西，由东北进而推向西南各民族。靠近罗马帝国北境莱茵河、多瑙河的西哥特人（Visigoths），为逃避比他们更野蛮的匈奴人，于376年越境渡过多瑙河寻求更好的生存空间，410年他们侵入罗马城。其后汪达尔人（Vandals）也经由西班牙到北非渡海攻入罗马城。
匈奴人在长时期压制日耳曼部族（Germanic peoples）后，于迦隆（Chalons）战役败北，在首领阿提拉（Attila）的带领下转而进攻罗马城，452年，在罗马教皇利欧一世（LeoⅠ）带领罗马贵族的请求下，罗马城免遭一劫。“孩子别哭！匈奴人来了！”据传成了当时大人哄小孩别哭的一句口头语，匈奴人给当时人们带来的恐惧感由此可知。
在进入本次宣教主题之前，我们也需对当时政治及教会情势略有一些了解。
一、当时罗马帝国的政治、教会情势
当康士坦丁取得罗马帝国皇位后，他将当时帝国首都迁到康士坦丁堡，也就是今日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名义上西方领土仍在康士坦丁堡的统治下，但事实上罗马帝国从此东西分治。在蛮族入侵之际，东罗马帝国的军力屡败入侵的东法兰克人，因此东、西法兰克人（Franks）连手改由西部入侵罗马帝国。东方军力无法有效支持西方领土，最终西罗马帝国亡于476年，东罗马帝国则苟延残喘了约一千年，直到1453年亡于土耳其人手中。
就教会情势而言，在教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所谓的五大“宗主教区”，是为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康士坦丁堡以及罗马。除罗马外，其它四个宗主教区都在东罗马帝国境内，以希腊文作为主要沟通文字。在长期的神学论战中，他们忽略了宣教的重要性，内斗消耗过多精力。他们为取得神学论战上的优势，不断分别拉拢罗马宗主教以寻求支持，为往后的教皇制立下基础。
一般而言，教皇制的形成，除了罗马宗主教宣称他继承使徒彼得的权柄之外，上述两点也是构成教皇制的外在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罗马教会在蛮族入侵时，对帝国境内战乱后的社会、经济重建，扮演了政府的功能，强化了民众对他们的信服。另一方面，他们对外派出不少宣教士进入蛮族宣扬福音，因此，罗马教会实质上成了许多教会的母会，其神学思想、教会制度与礼仪，透过宣教在许多民族中被建立。以致于日后当罗马宗主教宣称他是教会之首时，纵然是皇帝所在地的康士坦丁堡总主教抗议，但由于罗马教会宣教所带出的影响力，使当时在西方的主教们一致支持罗马的论点。至终在1054年双方互相开除对方教籍，西方罗马大公教会，与希腊东正教会从此分道扬镳。
二、当时的宣教挑战
蛮族的入侵与罗马帝国的覆亡，将罗马大公教会推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大公教会面对双重使命的挑战，一方面需要向蛮族宣教以建立教会，一方面需要教育他们以重建文化。
东哥特（Ostrogoths）、西哥特人在入侵罗马帝国之前，就因着乌非拉（Ulfilas，约311-383年）的宣教而归信基督，他将圣经的大部分经卷翻译成哥特文，并成为哥特人的主教。哥特人进入今意大利的境内与罗马人混居，教会除了要继续教导他们认识圣经真理，还需要帮助他们从迁徙的生活方式，转移为建立农业生产的定居社会，让破坏了的农田水利重建，荒废的土地有人耕作。
但同为罗马帝国境内，在高卢即今法国北边，及不列颠的各个民族，就全为异教徒。法兰克人住在今法国北部、比利时及荷兰南部，弗立斯兰人（Frisians）住在荷兰西北部，撒克逊人（Saxons）在荷兰东部，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则渡海征服了不列颠。
在罗马帝国境外，除了在爱尔兰的塞尔特人（Celts）之外，则住了一些更为野蛮的民族，如北欧的斯堪地那维亚人（Scandinavians），在莱茵河以东住了许多日耳曼部族，以及由中国西北流窜到欧洲的匈奴人，他们都是异教徒，也成为罗马大公教会极大宣教的挑战。
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意指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基本公路交通线的连接通畅。初代教会保罗的宣教团队，就充分运用了当时安全又通畅的交通系统来宣教；战争会破坏公路交通线的通畅，公路交通线的维修也相当不易，但基本上宣教士还是可以容易的到各地宣教。
但相对于原罗马帝国境内方便的公路交通，在帝国境外的宣教，就需要宣教士们披荆斩棘，在原始的黑森林中冒险前行，向那些散居在各地的不同部族宣扬福音。
三、各蛮族中的宣教事工
1.法兰克人归信基督
法兰克人是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后，第一个归信基督的日耳曼部族。他们在国王克洛维（Clovis）的带领下进入高卢，从此高卢改称法兰西。据说在一次抗拒阿列曼尼族（Alemanni）的激烈战斗中，克洛维看见天空中有十字架显现，因此他发誓在战争胜利后要归信基督，在496年圣诞节他与三千部属一同受洗。此后，群体归信成为一种宣教模式，只要国王信主，全体臣民就同时归信。
不过法兰克人的归信对罗马大公教会是十分重要的，他们的教会被尊称为“教会的长女”。因法兰克人所接受的，是根据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的正统信仰，所以一开始就与罗马大公教会保持信仰的一致性，这一点与其它民族有所不同。哥特人或汪达尔人、布根地人（Burgundians），所接受的是当时虽然势力较大，但信仰有偏差的亚流派（Arianism）。
2.不列颠人的归信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就有基督徒士兵将福音传给了原居住于不列颠的塞尔特人，并在被称为“爱尔兰的使徒”的圣帕提克（St.Patrick，约390-460年）领导下，建立了坚强的教会。461年当他去逝时，因着宣教士们的努力，爱尔兰修道院成为当时重要的宣教与文化中心。其后因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塞尔特人被迫退到了爱尔兰及不列颠西南一隅，他们继续在爱尔兰建立教会、修会，盎格鲁撒克逊人几乎将不列颠完全变成一个异教的世界，不列颠也至此改称英格兰。
在圣帕提克死后约一百年后，爱尔兰的一位修士柯伦巴（Columba，约521-597年）前往苏格兰宣教，在当地建立了一所修道院，从其中差派出许多宣教士在苏格兰中建立教会，并且进入欧陆，在巴伐利亚及莱茵河以东向日耳曼民族宣教。
在教会史上教皇制的形成经过不少争议，597年被称为首任教皇的大贵格利（Gregory the Great，约540-604年），所差派的第一组宣教队伍，由修士奥格司丁（Augustine of Canterbury）带领其它四十位宣教士来到英格兰。
因着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阻隔了位于英格兰西南的爱尔兰与欧陆间的联系，以致于爱尔兰的塞尔特教会，形成了有别于罗马大公教会的教会礼仪与特色。虽然因着奥格司丁的努力，使得当时十二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中的三个归信基督，服在教皇的权柄下，但由于对入侵者的不信任，使得塞尔特教会对罗马大公教会所提出共同向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宣教，要到约一百年后才有新的进展。
在第七世纪的下半世纪，因着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宣教的成功，使得塞尔特教会与罗马大公教会的关系渐趋和缓，至终他们也成了罗马大公教会的一员。他们宣教的热情，也带动了新兴的英格兰教会，并从其中差出不少宣教士前往北欧宣教。这些英格兰宣教士与爱尔兰宣教士大为不同，他们除了有热情并有纪律之外，一开始就充分尊重罗马教皇的主权，并将新建立的教会完全放在教皇的权柄下。
罗马大公教会透过与塞尔特教会一同宣教，至终使得塞尔特教会成为他们的一员，也透过使新归信的英格兰教会向更北的蛮族宣教，藉此发挥他们的潜力。这使得罗马在与康士坦丁堡相互争取教会领导权中，奠定了更加稳固的教会群众基础。
3.日耳曼人与荷兰人的归信
我们用了较多的篇幅来叙述不列颠的归信，因为在对西、北欧的宣教中，英格兰人成为伟大的宣教士群体。
波尼法修（Boniface，约680-754年）由英格兰教会差出，先向荷兰北部的弗立斯兰人宣教，但不为弗立斯兰人所接受。他因此气馁地到了罗马，当时教皇贵格利二世任命他前往日耳曼宣教，在他的努力下，不但信异教的日耳曼人归信，并且将原先在奥地利、瑞士、德国南部弱小又彼此不和的教会整合成功。因为他个人认为中央集权对教会有最大的福利，波尼法修后来不但被任命为美茵兹大主教，就整个历史来看，他也是教皇制形成的幕后大功臣之一。
有人认为他是继保罗以后中世纪最伟大的宣教士。他待人处事温柔，是一个有冲劲又能体恤别人的宣教士。在他年老的时候，决定重回弗立斯兰人中间宣教，同行的还有五十三位宣教士，却被弗立斯兰人以残暴的手段全部杀尽。他被尊称为“日耳曼人的使徒”。
威利勃罗（Willibrord，658-739年）690年由英格兰教会差派到荷兰，与他同行的还有十多位宣教士。在他们的努力下，现今的荷、比、卢皆归信。他们并且在乌特列赫（Utrecht）建立大主教区，时至今日该城仍为罗马大公教会在荷兰的中心。
4.北欧民族的归信
北欧蛮族的归信，在时间上要比西欧、中欧约慢两个世纪以上，到1000年左右才完全归信。
当时西欧、中欧已渐渐进入一个稳定社会，也因着修士们的努力教化，有长足的进步。但此时却是北欧蛮族斯堪地那维亚人、诺尔曼人（Normans）乘着“长船”，沿着北海、法国、西班牙半岛，进入地中海沿途烧杀劫掠的时代，“主啊！救我们脱离斯堪地那维亚人的手”，取代了“孩子别哭！匈奴人来了！”成为许多人的祷词。
安斯卡（Anskar，约801-865年）被称为“北方的使徒”，他被差到丹麦、瑞典宣教。挪威则是在哈拉得孙（Haraldson，995-1030年）的努力下归信基督，福音并因此传到格林兰、冰岛、芬兰。
5.斯拉夫民族的归信
斯拉夫民族的归信，主要是由希腊的东正教会所差出的宣教士来完成。区利罗（Cyril，826-869年）与美索迪（Methodius，约815-885年）兄弟被派遣前往莫拉维亚宣教。他们为宣教的需要创造了斯拉夫字母，福音并因此而传入波西米亚、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宣教期间他们虽受罗马大公教会一些主教们排斥，但得到罗马教皇的扶持，罗马反而成为他们宣教事奉中，需要休息、静养时的退修之地。也因为如此，从罗马所差出的宣教士也进入斯拉夫族人中，所以除了保加利亚外，其它地区的教会都转入到罗马教皇的领导下。
虽然希腊东正教会失去了东欧的斯拉夫族，但对俄国的宣教却是成功的。基辅公国的国王弗拉地米尔（Vladimir，956-1015年）的祖母奥尔加（Olga），在945年丧夫之痛当中，在基辅一小群基督徒的带领下，经历了神的安慰，所以决志信主。罗马大公教会应她的邀请，差派了宣教士进入，却无功而返。反倒是从希腊东正教会差出的宣教士取得了俄国人的信任。
988年弗拉地米尔与东罗马帝国皇帝巴西流二世（Basil Ⅱ）的妹妹结婚，同时也接受洗礼，许多俄国人也同时受洗。当时教士不足，所以在基辅河边，数千人在教士们的祝福下将自己浸入水中完成洗礼。至此俄国近一千多年的文化、文学、思想皆与俄国东正教会密不可分，他们也成了希腊东正教的最忠实信服者。
作业：第二课 孩子别哭！匈奴人来了！  
作业（讨论题目）：
1. 对于法兰克人与日耳曼人的两种不同的归信模式，您个人有何看法？您认为在现代，群体归主适用吗？
2. 塞尔特人因遵从宣教的大使命，可以渐渐突破对侵略者的历史情结，与罗马大公教会一同合作，派出宣教士向盎格鲁撒克逊人传福音。这对我们中国基督徒有何提醒？
3. 在波尼法修一生宣教的事奉上，最令您佩服的有哪些点？
4. 俄罗斯人至终还是放弃罗马大公教会的神学、礼仪、体制，接受希腊东正教会成为他们的信仰。就您看，此结果是否有地理、文化、语言等的因素？

第三课 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澎湃的宣教世纪
在进入本课主题前，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古世纪的教会。上一课题及许多宣教士在蛮族中为主殉道，也因着宣教，罗马大公教会逐渐取得教会的领导权。但在中东及北非的教会，认为当时的“世界”都已是所谓基督教的领域，北欧、东欧福音的需要和蛮族的呼声，对他们而言不但太远也太危险，他们也少有被蛮族侵扰的切身体会。在他们的南方，是当时世界的地极与天险──撒哈拉沙漠与阿拉伯沙漠；就他们看，这世界已没有宣教的对象。
东方的四个宗主教区，长期陷于神学论战，更因此失去和睦的见证，信仰失去活力与动力，成为一潭死水。当回教从阿拉伯的沙漠兴起时，带来热情与粗犷的“萨拉丁”文明，在他们“可兰经与剑”的征伐中，不到两个世纪，中东与北非的教会在历史舞台完全云消烟散。时至今日，我们再临此地，无法相信，这里曾是伟大的教父奥古斯丁、革利免、俄利根等人用生命耕耘过的土地！
东罗马帝国在康士坦丁堡与土耳其回教徒的战争，互有胜负，但领土也失去不少。好几次东罗马帝国向西方各国求救，罗马教皇想趁机与希腊东正教会消弥1054年双方彼此开除教籍的嫌隙，并让基督徒可以不受困扰的前往巴勒斯坦“朝圣”，也藉此凸显教皇的权威，所以在1095年由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Ⅱ）发动了前后长达约200年的“十字军东征”。
从此，回教徒对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的旧仇无法释怀，再加上2003年3月起美伊战争的新恨，所以对回教徒宣扬福音，建立见证基督的群体，就成为当代宣教最大的挑战。
一、改教运动后天主教的宣教事工
就教会内部而言，从十一世纪到十六世纪，长达约五百年的时间，处在一种停滞与腐败的光景中，要求改革的呼声与努力不断。英国的威克理夫（John Wycliffe，约1330-1384年）和波西米亚的胡司（John Huss，约1372-1415年），都是当时信心的伟人。
到了1517年，时候满足，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在德国威登堡教堂门上，贴出95条他对“赎罪卷”带来社会弊病的看法，从此揭开了改教运动的序幕。
罗马天主教会（注）在这一波的改教运动中，失去了在德国中北部、英国、荷兰、瑞士以及整个北欧教会的主导权，信义会、圣公会、长老会取代了罗马大公教会的地位。
然而罗马天主教会在改教运动中，也进行了内部改革。耶稣会的建立，为罗马天主教会在美洲与亚洲的菲律宾等地的宣教立下汗马功劳。
1492年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约1451-1506年）发现新大陆。根据史料，他们1539年于墨西哥设立印刷所，1551年设立两所大学，他们也建立以宣教士为首的社群，成为提供印地安人逃避人口贩子的庇护所。
被称为“耶稣会东方使徒”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1506-1552年），1542年到达印度，1549年到达日本宣教。当时日本人问到“上国”的人可知耶稣否？若他们都未知此真道，日本人何以归信？沙勿略遂转往中国，但不得其门而入，1552年客死于澳门外海的上川岛，死时仍遥指中国道：“巨石啊！巨石！你何时为我主而开？”
二、改教运动后基督教（新教）的宣教事工
改教运动后的基督教会，从1517年到1648年的“西发里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之间，每个新兴宗派都处在巩固内部信仰，并面对其它外来挑战的处境中。海外宣教暂时成了罗马天主教会的“专利”。
1.殖民地的宣教
基督教会的海外宣教要到十八世纪初期才开始。当时丹麦国王想到印度的殖民地建立宣教据点，而任教于哈勒（Halle）大学的富朗开（August Francke，1663-1727年），十分看重宣教却苦无机会。因此当丹麦国王找到他们时，从哈勒大学所差出去的宣教士至少有六十位。其中一位宣教士名叫史瓦兹（Christian Schwartz，1726-1798年），1750年去印度宣教，直到1798年见主面为止。
莫拉维亚弟兄会（The Moravians）在亲岑多夫（Count Zinzendorf，1700-1760年）的带领下，是整个改教运动后，第一个遵循大使命的教会。他们于1732年开始在亚洲、非洲、北美洲、格陵兰各地宣教。其中一位名叫蔡斯伯格（Zeisberger，1721-1808年），他在印地安人中间宣教长达六十三年之久。
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宣教士基本上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他们的敬虔、热诚与委身，却值得我们这些活在现代的人学习。他们以面包师傅、工匠等身份，一组一组的被差派出去宣教，甚至有人自愿被卖为奴隶，为了要向奴隶传福音。宣教士在外事奉，位于撒克森的赫仁护特小区（Herrnhut，意为主的居所）是他们为宣教士祷告守望的中心，在那个信息流通极其缓慢的世代，在神施恩宝座前的祷告与守望，紧紧的维系他们与每一个宣教士的关系。
在此让我们回头看看差会的成立。其实在1701年，英国已经成立了“英国海外传道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起初目标是为了要牧养、造就分散于各洲殖民地的教会，到了1710年他们重新调整宣教策略，开始向殖民地内的原住民传福音。基本上他们的宣教策略是配合殖民政策，特别殖民地教育都是以英文为主，因此他们的宣教士虽然飘洋过海，也需体尝思乡之苦，经历些许文化的冲击，但毕竟英文还是他们事奉传讲时的语言，一般宣教士需要面对学习新语言的挑战，相对而言这种压力对他们是小的。不过我们也知道有些宣教士，为了向没受过教育的当地人宣教，仍然花了时间学习语言，这种宣教精神值得敬佩。
约翰 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年）和他的弟弟查理（Charles，1705-1788年），在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接受圣公会的按立差派，于1735年10月远航前往美洲殖民地宣教，与他们兄弟同船前往的还有二十六位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宣教士。在横越大西洋的汹涌波涛中，莫拉维亚宣教士的不畏死亡，对主的信心与内心的喜乐，震撼了两位韦斯利兄弟的心灵。他们发现这些没受过太多高深教育的莫拉维亚宣教士，竟拥有更多对主的认识，绝非拥有高等教育、受过许多训练的他们所能及的。这个经历影响了韦斯利以后的事奉与宣教策略。
基本上他们兄弟在美洲殖民地的宣教是失败的。1736年查理一到美洲就病倒，当年就回到英国，到了1738年约翰韦斯利也心力交瘁地回国。他们兄弟两人是在回到英国后，在一次莫拉维亚弟兄会的聚会中，听人宣读马丁路德所写的《罗马书注释》的序言，才清楚重生得救。
从此他们组织“循道会社”，是今日卫理公会的前身。他们四处讲道，受到教区牧师的抗议，因为他们破坏了英国圣公会的教区制度。他们在矿区、乡间传讲，他们也让没有受过正式神学训练的人上台宣讲，这一切都打破了当年教会牢不可破的观念。“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成了约翰韦斯利的名言，日后卫理公会的宣教士踏出英国殖民地的范围，普世宣教踏入另一个领域。
2.全球性的宣教
改教运动后整个基督教会的宣教虽有进展，但是全球性宣教的扩展，却是来至一位鞋匠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1761-1834年）。他靠自学而通晓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法文。1779年他成为一间浸信会的传道人，1792年他筹组了“浸信会差会”。来年他举家前往印度宣教，在三十年间他翻译了二十六种方言的圣经，建立教会、学校、印刷所。
威廉克理的妻儿都逝于印度，他的一生完全奉献给印度的宣教。他在印度宣教的报告与见证，引发了基督教会对海外宣教的重视，刺激了当时所有英、美的教会陆续成立海外跨文化宣教差会，因此威廉克理被称为“现代宣教之父”。
1807年差派第一位来华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于1795年。她是由公理会、圣公会、长老会、循道会的一些领袖，基于同一加尔文神学的立场，所共同成立的一个不分宗派的差会。他们彼此有个默契，在宣教工场上所建立的教会，其教会体制与礼仪，按宣教士其原来所属宗派的背景，或让会众自行决定。我们从廿一世纪来看，在当时这实在是一个伟大且不容易的决定，因为这个决议让较不注重礼仪与体制的公理会占到优势。
1810年美国公理会成立国外宣教部，在短短三十年内一共有694位宣教士被差派到世界各地。其中被派往印度宣教的两位宣教士莱司（Luther Rice，1783-1836年）与耶德逊（Adoniram Judson，1788-1850年），在航行途中接受了浸礼派的原则，于到达加尔各答后重新受浸礼。莱司回到美国组织了浸信会差会，耶德逊则到了缅甸宣教。时至今日，在缅甸约有7％的基督徒，且大多数是浸信会的系统，而美南浸信会差会也是当今最大的宗派差会之一。
可惜的是公理会因为太不注重体制，后来慢慢的受到自由神学的侵入，失去了传福音与宣教的热诚。绝大多数属于伦敦会，但是实行公理会体制的教会也不能幸免，伦敦会渐渐失去圣公会、长老会、循道会的支持，到了廿世纪初期，伦敦会至终被并入到公理会的系统。今日反省此事，对每一个宗派与非宗派的信心差会都可以有许多的学习。
3.内地宣教
非洲这块被称为“黑色土地”的大陆，在宣教史里曾被称为“白人的坟场”，有不少西方宣教士初到非洲，还没来得及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就在瘟疫、疟疾、霍乱中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1817年英国宣教士莫法特医师（Robert Moffat，1795-1883年）到达南非，他的一生长达五十多年都在非洲宣教。1841年莫法特的女婿戴维?李文斯敦医师（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年）在伦敦会的差派下来到非洲。世人对他的伟大探险事迹念念不忘，1858年他沿赞比西河而上进入非洲内陆，发现了“维多利亚”瀑布并为之命名。但是在日记中他写道：“我不重视我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东西，除非它和基督的天国有关──我现在和永恒的希望都是神的恩赐。”
李文斯敦一生致力于于福音的宣扬，他探险的目地是为了在非洲宣教，同时也努力对抗势力强大的贩奴集团。1873年他在非洲内陆的宣教站过世，他的非洲同工将他的遗体带到沿岸，英国将他的遗体运回伦敦葬于西敏寺。但是李文斯敦的非洲同工们，在送回他的遗体前，先取下他的心脏，将心脏葬于非洲的土地上，以表示非洲同工怀念他一生在非洲的贡献。
进入内地，对当时的宣教士而言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在那个交通、通讯、医疗都极其艰难的时代，离开沿岸一百公里，就表示需要五至七天的行程才能回到宣道站。像李文斯敦一样能够深入内陆的宣教士并不多见，一方面他有福音的使命，另一方面因为他的宣教报导，引发了英国人对非洲的兴趣，因此在后期的一些探险行程中给予资助。内地宣教对所有的宣教士都是不容易的事，何况一些国家在官方或民情上根本就敌视西方，进入内地在人看来是件死亡的任务。
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当1807年马礼逊来华宣教时，还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1853年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年）来华宣教，1860年他因为健康问题回到英国，并完成他的医疗训练。1865年他凭信心成立了今称为“海外基督使团”（简称OMF）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这是教会史上第一个真正跨越宗派的差会，也是十九世纪“信心差传”的典范。中国内地会也是第一个将总部设于宣教工场的差会，将宣教工场上的重大事奉与决策，交由宣教士们组成的委员会来执行，而非由千里之外的另一群人来代决。时至今日，当年戴德生的属灵远见真是值得敬佩。
中国内地会的成立，激起了其它差会对内陆广大福音需要的重视。一些以内陆为宣教目标的差会也陆续成立，如“非洲内地会”（Africa Inland Mission），及今已改称“国际事工差会”（Serving In Mission，简称SIM）的“苏丹内地会”（Sudan Interior Mission）。在这波内地宣教的行列中，学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会在下一课中详谈。
在结束之前，我们略微回顾近代的宣教史，大约可区分为几个发展的阶段。一开始是海外殖民地宣教，而后西方各国宣教士跨越殖民地，在非殖民地国家宣教。当时中国是最大的宣教工场，直到中英“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割让香港并开放五口通商，内地宣教才因着中国内地会的成立，加快了从沿海进入内地宣教的步伐。
注：本书中所用的罗马大公教会，指改教运动前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广义教会。十六世纪改教运动后，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教会改称罗马天主教会；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新教（Protestants），称为基督教会。
作业：第三课 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  
作业（讨论题目）
1. 当基督教会在改教运动后仍处在神学论战中，罗马天主教会以耶稣会为首的宣教士，迅速地在中南美洲及菲律宾开拓宣教工场。这对我们当今基督教会面对广大宣教禾场，有何提醒？
2. 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宣教模式，如何运用在现代的宣教策略中？
3. 对于被称为现代宣教之父的威廉克理，他的自学能力与宣教事奉，如何运用到本世纪的宣教？
4. 中国内地会为解决后方与宣教工场上沟通不易的困难，将差会总部设于宣教工场上。就您看目前交通与通讯科技十分发达，还需要把总部设于海外宣教工场吗？

第四课 在我们这一代把福音传遍世界──学生福音运动与宣教
在上一课中，当我们提到十九世纪宣教趋势是从沿岸进入内地时，学生们对宣教的热情与委身，在普世宣教的行列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近代各国宣教的历史中，都可以发现学生们的身影。
基督徒大学生最早从事宣教的是七位德国学生，他们到法国巴黎攻读法律学位时，蒙召一同献身海外宣教。其中三位前往埃及，只有一人生还，此人名叫彼得海陵（Peter Heiling）。他于1634年继续前往伊索比亚，在当地宣教达20年，并将圣经译成当地文字，最后为主殉道。
我们曾经提到哈勒大学的学生，在富朗开的鼓励下至少有60人前往印度宣教。该校的毕业生亲岑多夫，后来成为莫拉维亚弟兄会的领袖。在他的带领下，莫拉维亚弟兄会成为普世基督教会第一个遵循大使命的教会，他们所差出的宣教士虽然教育水平不高，却深深地影响了后来循道卫理运动的领袖韦斯利兄弟。
韦斯利兄弟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与一些同学组织了一个学生团契，取名“圣洁会社”，并以“实际经历奉献的人生”，为他们团契事奉的目标。这影响了他们兄弟后来成为宣教士，及后来他们推动循道卫理运动时，在宣教中跨越殖民地的围篱，迈向普世宣教。
直接影响到十九世纪的学生宣教运动，分别来自英、美两国。两股宣教运动有合有分，合的目的是为了回应普世福音的大使命，分的原因是因为自由派神学侵入了教会，相对也影响宣教士对所谓“福音与宣教”本质的看法不同。这是一段值得我们这一代中国基督徒仔细思想的主题。
一、剑桥团契与宣教
1782年查理西门（Charles Simeon，1759－1836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他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并同时担任剑桥三一堂的牧师直到年老。1804年在他的带领下，剑桥的学生成立了“英国与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这个团体的学生都受海外宣教极大的影响。在此要附带一提的是，因着海外宣教圣经翻译的需要，各地圣经公会的成立，常是与宣教同步发展，学生福音运动扮演了极重要的推力。
1827年查理西门成立了一个查经班，从其中带领出许多位著名的圣经学者，也为往后剑桥大学团契的发展，及日后两个世纪的学生福音运动，奠定了极为稳固的信仰与神学基础。直到廿世纪剑桥团契的毕业生，约翰司托德（John Stott）在福音派教会及学生福音运动中，仍然具有影响力。
1836年查理西门逝世后，查经班仍然继续并四处传扬福音。1848年他们成立一个专为宣教士祷告的团契。1857年李文斯敦访问剑桥大学，传递海外宣教异象，他们为此成立了“剑桥中非宣教差会”。1877年他们正式成立“剑桥基督徒学生联会”（Cambridge Inter-Collegiate Christian Union），这是现代大学团契的先驱。类似的大学团契很快的在英国本土及殖民地的大学兴起，并迅速传到了其它国家。
1882年美国著名奋兴布道家慕迪（D. L. Moody，1837-1899年）访问剑桥大学，在长达一个星期的聚会后，带来许多学生对拯救失丧灵魂的负担，有许多在毕业后加入圣公会的差会“英国海外布道会”。
与此同时，因着戴德生成立中国内地会，他的信心与见证激励了许多剑桥的基督徒学生，1885年有七位剑桥毕业生同时申请加入中国内地会。在当时这事轰动英国，因为过去少有大学生同时加入一个差会，而且是一个初创必须凭信心仰望神的供应，且需进入内地的差会，他们在宣教史上被称为“剑桥七杰”。在前往中国之前，他们巡回全英各地，在许多教会和大学，激励学生立志献身海外宣教。
二、干草堆运动与宣教
“干草堆运动”始于1806年美国麻州的威廉斯学院。塞缪尔米勒（Samuel J. Mills，1783-1818年）与一群同学每周三、六有两次在户外同为宣教祷告。在一次暴风雨中，他们躲进大干草堆中祷告，圣灵在这次干草堆的祷告中大大的充满他们。1808们他们成立了一个称为“弟兄会”（The Society of the Brethren）的小团契，以推动宣教成为他们的事奉异象。在往后的六十年里，这个小小的团契有527位加入，约有半数蒙召前往海外宣教。
米勒后来进入耶鲁大学读神学，认识一位来自夏威夷的同学Henry Obookiah，因此他们鼓励同学前往太平洋各岛宣教。
1810年在公理会的年会上，米勒与一些同学要求公理会成立差会，并将他们差到海外宣教。该差会在十九世纪的宣教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大家采其英文名称“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音译，称他们为“美部会”，在中国教会的发展历程中，公理差会的宣教士有其卓越贡献。
干草堆运动影响了公理会的海外宣教，也渐渐融入公理会中，但同时该运动也影响了宣教史上极其重要的学生自愿运动（Students Volunteer Movement）的形成。
在我们进入学生自愿运动这个主题前，需要先明白，自从1792年威廉克理推动宣教，直到1878年为止，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人数约只有两千人。但是当学生自愿运动于1880年代开始推动宣教以后，在二十世纪的初叶，全世界的宣教士人数已达一万五千多人，就量的角度来看，可见其影响之大。
三、学生自愿运动与宣教
基本上，学生自愿运动的发展除了受干草堆运动的影响，另一股力量来自基督教青年会（YMCA）。1844年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在伦敦成立青年会，很快就在1851年传到美国，并迅速于东岸及一些大学建立工作。美国的青年会在慕迪和卫夏德（Luther Wishard）加入后，学生工作的发展更加快速。
有一位干草堆运动“弟兄会”团契的毕业生罗义尔（Royal Wilder），被“美部会”差往印度宣教，三十年后因身体健康问题回美疗养。他的儿子罗伯特（Robert Wilder）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期间，因着父亲的鼓励在校内成立了“普林斯顿海外宣教团契”（Princeton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他们的誓约是“若出于神的许可，我们愿意并渴望被差到福音未得之地”。
1886年青年会在麻州的黑门山举行研经夏令会，大会讲员慕迪挑战学生献身宣教，一共有来自普林斯顿海外宣教团契的89校251名学生，参加了此次夏令会，并且有99人签下了“普林斯顿誓约”献身海外宣教。在聚会结束后为了跟进工作并推动宣教异象，有一年的时间罗伯特等人巡回全美国162间大学或神学院，全年共有2106个学生签名献身海外宣教。
为了更加有效的推动此一学生宣教运动，青年会、女青年会及神学院校际宣教士联会（Inter-Seminary Missionary Alliance）在1888年共同组成了“学生自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这个组织，简称SVM。他们的口号是“在我们这一代把福音传遍世界”，穆德（John Mott，1865-1955年）担任首任总干事，罗伯特担任巡回干事。
1891年学生自愿运动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举办首次宣教会议，共计有来自151所大学的558位学生，及31位宣教士和32个差会代表出席，会中并做成每四年举办一次宣教大会的决议。与此同时，也有40所大学及32所神学院，允诺在经费上支持他们献身宣教的校友。
受到美国学生志愿运动的鼓励，在英国、南非、北欧各国的学生团契也纷纷跨越校际，成立类似美国学生自愿运动的组织。有鉴于此，卫夏德于1888至1892年之间巡回各国，并于1890年来到中国。他鼓励共同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基督徒学生组织，为“在我们这一代把福音传遍世界”而奋斗。1895年世界基督教学生运动（The 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简称S.C.M.，正式在瑞典成立为一个组织（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穆德担任首任总干事。
穆德上任后迅速前往日本、印度、澳洲、纽西兰等亚太各国，在上述各国成立了七十个学生组织及四个全国性的基督教学生运动，也在穆德的努力下，学生自愿运动、世界基督教学生运动、青年会，成为一个三合一的宣教网络，彼此在事工与人力上相互支持。
当时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宣教工场，因此1888至1919年从学生自愿运动差往海外的宣教士共计8140位，其中2524位来到中国宣教。1886年青年会在中国成立，1890年卫夏德来访中国，并出席中国青年会的第二次大会。会中大家提议请美国派遣青年会干事来华，因此1895年他们派出了第一位干事，1896年穆德来华。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他组织了22个学校青年会。他招聚了原有的五个学校青年会，于上海召开第一次的全国青年会的学生会议，会中有76位学生决志献身事奉主，1910年中国学生自愿运动成立。
就在学生们热情响应海外宣教的同时，自由派神学却悄然的占领了西方许多的神学院，在学术的领域中透过理性渗透进学生自愿运动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问题、种族问题、经济大恐慌席卷世界各国，同时许多宣教士在学生时代受自由神学的影响，错把教育、医疗、社会运动取代了福音救赎的本质。他们的宣教其实和与信仰本质无关的海外人道工作无异，因此他们被冠上了社会福音派的称号，而上述的三个团体却接受了的自由神学的立场。
1920年是学生自愿运动的高潮，当年有6890位学生参加大会，2783人决志宣教，1921年637人踏上宣教工场。但自此之后，该运动因为失去传福音的动力，就日渐萎缩，1940年以后学生自愿运动停止宣教计划，1969年宣告解散。
在学生自愿运动或世界基督教学生运动日益萎缩，青年会于各国的工作也日趋向于社会教育或社会福利机构的同时，在剑桥大学的基督徒学生联会，却在滋生另一波影响直到廿世纪的学生福音运动。
四、剑桥基督徒学生联会的影响
成立于1877年的剑桥基督徒学生联会，于1910年退出他们共同参与，在1895年成立的世界基督教学生运动。当自由神学思想日渐侵入世界基督教学生运动时，他们仍秉持忠于圣经的立场，不赞成基督教学生运动对于圣经、十字架，甚至基督的神性与位格妥协的立场。1911年，后来担任圣公会澳洲总主教的哈沃莫维尔（Howard Mowll）成为剑桥基督徒学生联会的主席，协助他们建立稳固的福音神学立场，从此未曾动摇。
1918年第一次大战结束，当时的剑桥基督徒学生联会在规模与人数上与基督教学生运动不成比例，但是他们却向剑桥基督徒学生联会示好，希望他们可以重新加入基督教学生运动，以补足基督教学生运动日益欠缺委身基督，以及在海外宣教的热诚。
代表剑桥基督徒学生联会的迪克（Daniel Dick）及谷柏（Norman Grubb），在与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委员会，在他们秘书长拉罗（Rollo Pelly）的办公室见面。讨论时谷柏留下这段宝贵的文字记录：“经过一个小时的讨论，我一针见血的问拉罗：“基督教学生运动是否以耶稣基督的救赎宝血为中心？”他略微犹疑，然后说：“嗯！我们承认这点，但不一定以此为中心。”迪克和我便说，我们不会加入一个不以耶稣基督宝血为中心的组织，我们从此分道扬镳。”
剑桥基督徒学生联会的同工们意识到，如果剑桥大学必须有一个基督徒学生联会，那么世界上每一所大学也都当有一个类似的学生团契，因此在1919年12月第一届的大专校园团契会议（Inter-Varsity Conference）在伦敦召开。
从1934年起，英、美两国的学生福音工作就定期每年举办学生福音会议。1939年二次大战爆发前，该年有800余人参加会议。大战的爆发，使得国际学生福音运动组织的成立延迟到战后。1946年在牛津大学召开战后首次国际学生福音会议，各国代表深觉时机成熟，于1947年在美国波士顿成立“国际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简称I.F.E.S.。
英国大学校际基督徒团契（University and College Christians Fellowship）在成立IFES之前，就成立全国性的宣教团契。影响亚洲各国学生福音运动至深的艾得理（David Adeney，1911-1994年）曾是学生宣教秘书。他们的团训是“广传福音、不完不休”。美国的大学校际基督徒团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每三年于依利诺州尔班拿（Urbana）举行宣教大会，目前每次约有两万人与会，更为二次大战后的宣教注入一股新的动力，影响直到如今，至2000年已经是第十九届。在台湾，自1979年校园福音团契每三年举办一次青年宣教大会，每次约有两千人与会。目前I.F.E.S.于全世界约170个国家有其正式或非正式的学生工作群体成立。
“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于1945年7月成立于重庆，当I.F.E.S正式成立时，学联是当时极为重要的成员，直到1955年“北平学联”停止聚会为止。但是目前在台湾的校园福音团契，及香港的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却仍承接了该运动的精神继续于学生福音运动中，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回应普世宣教的大使命。
作业：第四课 在我们这一代把福音传遍世界  
作业（讨论题目）
1. 在教会史中您是否发现，当宣教士向前宣教时，其后方的基地却失陷了，如北非、中东陷于回教，欧洲陷于自由神学、理性主义。面对本世纪的宣教挑战，您觉得当如何因应？
2. 就学生自愿运动及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兴与衰，留给我们甚么可资学习与警惕的？
3. 剑桥基督徒学生联会的信仰特质是甚么？他们如何影响普世宣教？
4. 就您看，几次学生运动在普世宣教上有何优、缺点？

第五课 他们走进中国──来华传教士的宣教策略和评析
在本书一至四课中，我们已介绍了福音由耶路撒冷传到地极的历程。在本课中，我们将先回顾第七世纪至十九世纪，波斯及西方传教士的来华宣教事工。第六课至八课将报导廿世纪的中国教会如何由国内宣教扩展至国外。
一、唐朝的景教（635-845年）
景教原属于基督教的旁支聂斯托留派（Nestorians），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由波斯传入中国。
景教在唐朝传教约二百年，最隆盛时与佛教相当。但经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排外禁教后，就一蹶不振。
1.宣教策略
(1)译经：译出几十卷新旧约单卷及诗歌。译名与佛教、道教颇多相似，例：天尊（上帝），蒙度（得救），天宝藏经（诗篇）等。
(2)从事医病、社会救济。
2.评析
(1)本土化：将圣经及信息套入佛、道教术语，过份的依附（Adaptation）本地文化。结果失去了福音特色，被本地文化同化。
(2)结交权贵：仰赖朝廷支持，未能扎根于民间，未培养本地人才。因此当政权衰落或禁教时，传教工作也深受影响。
二、元朝的也里可温教（13-14世纪）
景教在元朝称为也里可温教，大多在蒙古族及边疆民族中传扬，虽然内地也相当普及，但汉人信徒很少。元朝灭亡后，也随之衰落。
1.宣教策略
(1)向王公贵族传教，争取政府支持。
(2)在各地广建“寺院”（教堂）。
2.评析
(1)也里可温教并没有长远具体的传教计划，主要采取自然发展（Natural Development）的宣教方式。
(2)与佛、道两教互争地位，引起排斥，颇为不智。
(3)与唐朝的景教一样，宣教差会的总部远在波斯，又未能培植本地圣职人员，因此未能在中国生根建造。
三、明末清初的天主教（1552-1838年）
天主教早在元朝时期，已帕特使来华通好，并有传教事工，但未持续。
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运动之后，天主教力图扩展宣教事工，1534至38年成立的耶稣会（Jesuit Order）最具代表性。
明朝末年，天主教尝试再入中国，1552年葡人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到过广东上川岛，但无法入内地。1582年，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ele de Ruggieri）到达广东肇庆，随后传道、建堂，是天主教正式入华第一位传教士；而最成功的则首推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
利玛窦1583年到广东肇庆传道，以廿年时间精研中国古籍文化，并传授天文、地理、历算。1601年入北京讲学，领士大夫多人入教。他著述廿几种，饮食起居服饰与中国人完全相同，1610年死于北京。
天主教务在他入京后大有发展，1605年天主教徒只有二百多人，1635年增至全国神父二十四人，修士五人，在十二省设十七个传教站。1651至1664年间教徒有十万四千人。
1.宣教策略
(1)切入点：介绍中国所需的西方科学技术。
(2)著书立说：除介绍科学外，也说明教理，写圣经批注及灵修课程、教规。
(3)力求与中国文化融合：耶稣会主张可以祭祖祀孔，并提出“合儒→补儒→超儒”的宣教步骤。
2.评析
(1)耶稣会（Jesuits）：
利玛窦传教的策略中，“道成肉身”和“精通国学”这两项都成为后来宣教的榜样。但他们力求由文化层面影响中国时，采迎合（Accommodation）当地习俗的方式。此作法虽可减少抗拒，但又落入混合主义（Syncretism）的危机中。
(2)“合儒→补儒→超儒”的宣教步骤，圣经中确有类似的榜样。但补儒及超儒必须有圣灵的大能，超越的信息和有效的传讲方式，否则就如明末清初天主教一样：合儒有成，补儒有限，超儒无功。
(3)道明会（Dominicans）和方济会（Franciscans）：
当时天主教其它差会对中国文化习俗采对抗（Confrontation）态度。传教士内部因而产生礼仪之争，结果遭政治力量干涉，禁止传教约达一百年。
四、清朝及民国时期的基督教（1807-1949年）
1807年，基督教（Protestants，即改教运动后的新教）第一位传教士马理逊（Robert Morrison）到广州，开始了基督教来华近二百年的宣教史。
●预备时期（1807-1842年）
1.宣教策略
(1)翻译圣经、编字典、文字印刷、办学堂、医疗传教。
(2)培育本地人才，从基层扎根结果。
2.评析
(1)这段时期尚无传教自由，传教士所预备的事工极具长远价值，令人敬佩。
(2)此时期西方宣教士已注重培育本地同工，并为后来的传教士建立基础，值得效法。
●五口通商（1842-1860年）及自由传教时期（1860-1900年）
1.宣教策略
(1)在沿海设立宣教中心，进行社会关怀，兴建学校、医院，出版书刊。
(2)这时期的宣教主要采戴德生（Hudson Taylor）（深根民众，直接布道，由下而上）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年）（影响菁英，福音预工，由上而下），两种宣教路线。
2.评析
(1)这段时期因有传教条约的保护，可以自由到沿海及内地传教，宣教事工迅速扩展。但也因此招致中国人排斥，到义和团事变时达至顶峰，传教士及华人信徒受到极大的迫害。
(2)戴德生和李提摩太所代表的这两种宣教路线，都属改造（Transformation）策略，各有其优点及难处；两者必须相辅相成，各按神所赐给的负担。彼此配搭合作。
●自立时期（1901-1949年）
1.宣教策略
(1)义和团事变后，大部份传教士体认培植中国人自立、自传的重要性，逐渐交出领导权，居于辅导性地位。
(2)许多传教士致力于高等教育及圣经学院，并参与圣经翻译（如和合本、新旧库译本）及学生工作，对于日后中国教会人才的建造有极大的贡献。
2.评析
(1)西方来华的宣教事工，至本时期已超过一百年。此时中国教会已有不少自立教会，也开始了自己向国内及国外的宣教工作。西方宣教差会在这时期能调整策略、逐渐交棒的，就能够继续在中国教会有长远的贡献。
(2)这段时期，神在中国兴起许多受过宣教士影响，或在西方受教育的中国传道人，成为承先启后的教会领袖，如：宋尚节、石美玉等。神也兴起许多土生土长的传道人，向基层信徒布道。再加上廿年代的非基督运动及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历史性角色，逐渐告一段落。
作业：第五课 他们走进中国  
作业（讨论题目）
1. 综览来华传教士从唐朝至民国之后的宣教事工，其传教策略主要是：依附（ Adaptation ）、自然发展（ Natural Development ）、迎合（ Accommodation ）、对抗 (Confrontation) 、改造（ Transformation ）。你认为这五种宣教策略中，哪一项最适合中国的处境？
2. 请根据你对本课的学习，草拟你们教会（或团契）对某一个群体的宣教计划。例如：针对本城市的外地人、大学生、工人、儿童、贫民；或针对某个未听闻福音的地区。

第六课 从中国的“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1949年以前中国教会的国内及近邻宣教
廿世纪初至抗战期间，中国社会及教会均饱经内忧外患。教会外有“五四运动”以来“非基督教运动”的猛烈攻击，内有自由神学、“社会福音”的困扰。但二、三十年代却也是中国教会属灵复兴的时期，全国各地弥漫着复兴的氛围。这时期神所兴起的仆人，主要将福音传给本国同文化、近文化、异文化群体；也渐渐将福音带到邻近的“撒玛利亚”，即韩、日、东南亚及南洋群岛。
一、布道团
在这段时期，有几类布道团在国内同文化及近文化的宣教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1910年，山东潍县）
1910年由山东潍县广文学校发起的“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推丁立美为干事，唤起了基督徒学生立志终身传道的心志，团员有1170人，决志传道的有530人。
2.地方性的布道团
1911年“湖南逐家布道团”由长沙内地会的葛荫华（F. A. Keller）和萧慕光两位牧师发起，共有团员二十八人。他们游行布道，携带单张、小本圣经，逐家分送；五年之间，曾进十万七千余家布道。
此外，地方性的布道团也在各地组成，如1912年广东珠江以南的“河南布道团”，1913年“上海车夫听道处”及“福州旗族布道”，“上海基督徒布道团”，“回民布道”等。后来香港也有“香港基督徒布道团”成立。
3.中华国内布道会（1918年，云南）
1918年，联合全国基督徒力量的“中华国内布道会”，是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个布道会先由云南开始，1922年推广到黑龙江，1923年进到蒙古。他们的事工拓展了国内布道的范围，由沿海逐渐远至边陲地区。
4.伯特利布道团（1927年，上海）
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大复兴时期，许多布道团点燃了福音燎原之火。1927年在上海由伯特利差会组成的“伯特利布道团”，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这布道团由计志文任团长，聂子瑛、林景康、李道荣、时约翰为团员，1931年宋尚节加入。通常计志文和宋尚节讲道，其余四人司琴、领唱和翻译。1931至33年，三年内他们的足迹达十三省，聚会千次以上，听道四十万人，决志信主约一万八千余人。
宋尚节1934年离开后，此布道团仍在山东、陕西及西北带领奋兴布道会。1936年进入贵州、云南山区，向少数民族宣教，并与当地学生共同组成四个小布道团。后来伯特利布道团成立了十个分团，走遍全国及东南亚。
二、文字宣教
1.中文圣经翻译
古今中外宣教士最优先的工作，是翻译适合当地当代语言的圣经。这时期有三种中文圣经译本是文字宣教的典范：
（1）和合译本：1890年上海第二次来华传教士大会中，决定推选代表合译通用的译本，分三个委员会出版：1904年出版浅文理新约，1906年出版文理新约，1907年出版国语新约，1919年出文理合并旧约，及国语新旧约，后者乃今日最通行之和合本（Union Version）。和合译本的出版，对宣教的贡献是无以伦比的，也可以说是宣教士对中国译经最重要的贡献。
（2）新旧库译本：由中西人士如陆亨理（H. Ruck）、郑寿麟等小组，在北京译成。1939年出新约。新约附诗篇于1958在香港出版。特色为：强调忠于原文直译。
（3）吕振中译本：1946年由燕京大学出版新约，1952年香港圣书公会出版新约修正稿。此版本参考多种原文译本，有七处直接译自亚兰文。旧约至1970年始译成，由香港圣经公会代印出版。
2.书报刊物
这段时期基督教的出版机构有六十九处。较著名的是：广学会、宣道书局、青年协会、圣教书会、浸信书局……等。刊物有1926至28年出版的《基督教文社》、《金陵神学志》、《圣经报》……等。总计1936年中文基督教杂志有211种，英文27种，书籍在1936年就出版了549种。这些书刊对文字宣教及信徒造就都有很大的帮助。
三、文化使命
1.教育事工
此期教育着重于高中及大学，基督教及天主教的十六所大学大多以中国人为校长，成绩斐然。基督教在1934年有十三所大学（学生5718人，约占全国百分之十五），三所医学院，七所神学院；男中学115所，女中学102所，男女同校中学43所；高小约一千所，初小约六千所，全国各教会学校学生总数超过廿万人。此外教会对平民教育的推动，也有极大的贡献。这些学校培育了许多基督徒及传道人，较著名的如：计志文、蔡苏娟、石美玉等。
2.小区宣教
以医院，禁烟，妇女工作，青年会，孤儿院，红十字会，赈济会最为著名，尤其内战及抗战期间之贡献最为国人称道。
四、本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布道家
在这段时期，神使用许多布道家燃起国内宣教的火炬。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都在信息上坚持基要信仰，对真理的态度绝对而不妥协。他们大多善用诗歌与信息配合，都满有灵力。他们的恩赐和风格或有不同，但都“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弗四12）。
1.石美玉（1873-1954年）
江西省九江县人，父亲是美以美会牧师，母亲是女校校长。1892年与女同学康成同赴美国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医学院，1896年毕业，是第一对留美接受西方医学教育的女性。回国后，她成为著名的女医生、教育家，1925年献身成为女布道家，并组织了伯特利差会（Bethel Mission），设立教会、医院、学校等。计志文曾跟她出去布道，受她影响极大。
2.丁立美（1875-1936年）
山东省胶州人，是清末到三十年代中极杰出的奋兴布道家，对青年学生影响极深，尤其教会学校中因他讲道而决志献身宣教者不知凡几。中国近代著名人物的传记中，常提到他的影响力。简又文说他宣道时“讲辞动人，声泪俱下，感我至深”。谢扶雅说“他的祈祷，词句和声音真是美丽，‘立美’名不虚传”。丁立美曾任“学生立志布道团”首任巡行干事及“云南布道会”的拓荒牧师。晚年在山东及天津的两个神学院任教。
3.王载（1898-1975年）
福建省福州市人，1921年自动由海军退伍献身传道，是国内所谓“自由传道人”“走方宣教者”的第一人。初期常露天布道，随走随传。方式是在大树林或路边，手拿摇铃，身背木箱，发单张，唱诗，讲故事，作见证，讲福音。后来与倪柝声、王峙、缪绍训、陆忠信、王连俊等同工配搭，点起了福州复兴的火炬。他在1925年主领的复兴聚会，深深影响了后来被神重用的计志文、赵世光、石美玉、周志禹、蓝加溪、胡美琳等，他们成为中国宣教火炬的传递者。1928年后王载常到中国各地及南洋布道，此后四十多年任中国第一个差会“中华国外布道团”负责人。他的兄弟王峙说“他讲道每次不超过三十分钟，但甚有趣，又极感人。”他布道奋兴会中总请决志信主的人走向台前。布道时，他擅于讲简单的信息，适合的比喻，并有极佳的歌喉把救恩传唱得加倍清晰，并且出版了《复兴布道诗》。1975年王峙在王载的葬礼上说：“主拯救他、主选召他、主使用他、主保守他”，可说是他一生最佳的写照。
4.宋尚节（1901-1944年）
福建省莆田县人，是三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奋兴布道家。他父亲宋学连是美以美会牧师，宋尚节少年时期已协助教务，甚至主领晚间礼拜。1926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Ohio State University）得化学博士学位，1927年2月10日在纽约经历圣灵浇灌，成为他“灵性的生日”。1927年11月回国，次年开始在闽南传教，并渐到各地讲道，以“十字架、重生、宝血”等为主题。1931年起专讲“罪”的问题，满有圣灵能力。1931至33年加入伯特利布道团，1934年起独自传道，足迹达全国及海外南洋、台湾。他被形容为“一个两头烧的蜡烛”，竭尽心力抢救灵魂；虽然英年早逝，但其奋兴、布道的信息和独特的方式（大声疾呼，跳上跳下、实物教材，又讲又唱），都被神重用。
5.赵世光（1908-1973年）
上海人，1925年上海大复兴时献身事奉，是这段时期的中国布道家中行程最广远的一位，也是第一个以堂会为基础，创设中国人全球性宣教团体的牧师。
1936年与1938年赵世光两次去南洋布道后，决心开拓宣教事工及团队。1942年3月，他先创办《灵粮月刊》，6月成立上海灵粮堂，并确立了由近而远，由同文化到近文化，再去异文化的宣教策略。1945年灵粮世界布道会在上海成立后，先在附近城市设分堂，继而推展至华南、华北、华西。1947年差派两位宣教士去印度和印度尼西亚。1949年中国政权改变以后，赵世光的足迹遍及美、欧、亚世界各地，也设立各地的灵粮堂及神学院。
综览赵世光一生中所结的果实，国外多于国内。他不仅个人有眼光、有远见，且能带动众信徒和同工共同投入宣教事工，为中国教会留下了极宝贵的属灵榜样。
6.计志文（1901-1985年）
上海人，父亲是私塾教师，家境贫寒，曾辍学去布店作学徒。1923年读伯特利中学时重生得救，1925年英国人魏克思（Paget Wilkes）在上海主领的布道会中，计志文与赵世光、周志禹等同时蒙召献身，由王载为他施浸。
1925至1946年的廿二年间，计志文在中国各地宣教的行程及时间，超过其它传道人。他1927年成立的伯特利布道团，是促使中国教会大复兴的先锋，共有约三百位同工一起配搭事奉。
1947年离开伯特利差会的事工后，计志文在上海另成立中国布道会，并在杭州设立了中华圣经神学院。他一生中，除了游行布道外，亦建立教会、办神学院、学校和孤儿院，在抗战期间设招待所收容难童、难民，为教会的社会关怀立下好榜样。
综览计志文牧师的一生，与赵世光牧师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是上海人，同在1925年蒙召，同是游行布道家，同在国内布道及海外世界各地宣教，并同样先建造堂会、神学院、教会学校，再建立差会。
作业：第六课 从中国的“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  
作业（讨论题目）
1. 请比较这段时期的中国布道家，与 1807 年以后西方来华的传教士，有何相同及不同之处？

第七课 现今是中国教会给的时候了──1949 年以前中国教会的国外宣教
1949 年以前，由中国教会自己创设的国外宣教团体，有五个颇具代表性：
一、中华国外布道团（ 1929 年，广西梧州）
中国人第一个向国外宣教的差会，是在 1929 年开创的。 1927 年，来自加拿大在广西宣教卅多年的宣道会牧师，也是梧州建道圣经学校的校长翟辅民（ R. A. Jaffray ）去南洋群岛巡视后，鼓励同工“起来，向南走”（徒八 26）。他与中国布道家王载及其它同工恳谈，建议他们去南洋旅行布道。
次年，王载等七位去过南洋布道的传道人，与翟辅民决定成立一个固定的组织，推动南洋群岛的宣教。 1929 年 3 月 26 日 在香港定名为“南洋布道团”，行政与经费完全自立，推王载为布道团主席，后改名为“中华国外布道团”（ Chinese Foreign Missionary Union ），团址由梧州搬到香港。
布道团首位宣教士是派去越南的朱醒魂（他早已在 1921 年去了越南， 1928 年转往印度尼西亚），然后是 1929 年去印度尼西亚的林证耶和练光临。布道团成立八年后，平均在工场上的宣教士有廿一位之多。 1942 至 45 年因战争，事工停顿。 1945 年事工复兴，总部设在印度尼西亚泗水。 1945 至 73 年在南洋各国设立十五个教会，带领极多人信主。 1972 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华国外布道团被政府要求更名，遂于 1973 年改差会为教会名称（基督教会合一堂），决定各堂会自立。此差会的角色至此告一段落，但各教会仍在自立中存合一之心。
二、灵粮世界布道会（ 1942 年，上海）
赵世光牧师， 1908 年生于上海， 1925 年在一次布道会中蒙召事奉，是这段时期中国布道家中行程最广远的一位，也是第一个以堂会为基础，创设中国人全球性差会的牧师。
1936 年及 1938 年，原在上海宣道会守真堂牧会的赵世光两度去南洋群岛布道后，深觉“现今是我们中国教会给的时候了……切盼中国教会能组织一宣教团体，按力量将人才和金钱献归与神，专为国外布道之用”（赵世光《宣教历程》卷一， 69 页）。
1941 年 12 月 8 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接受西方差会支持的事工陷入困难中，赵世光与同工们更决心建立不属于宗派的中国宣教差会。 1942 年 6 月一个晚上，他和五位同工跪在黄家沙花园空地上祷告后，决定取名“灵粮堂”为这个团体的名称，当年 8 月便开始主日崇拜（在协进中学大礼堂），并用几间课室作训练传道人的神学院和圣经学校。这间上海灵粮堂乃成为后来灵粮世界布道会的母会。 1942 年 9 月开始有上海会堂，接下来南京、杭州、苏州也有分堂。
1942 年 10 月，上海灵粮堂开始向虹口区因逃避希特勒而来华的二万德国犹太难民传福音。教会中有许多人参与对犹太人的救济，并有汪纯懿和李明云两位女同工用英语带领犹太人查经，赵世光也每周在本堂主日崇拜后，赶去虹口主领犹太人的聚会，此事工一直持续到 1945 年大战结束。这期间赵世光也济助被关在日本集中营的数字西国宣教士。
1945 年抗战将结束时，灵粮世界布道会（ Ling Liang 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 ）在上海成立。此差会的目标是“愿神也照样会用着我们中国立志传道的工人，向外国宣传福音，从上海（耶路撒冷）起，扩展到全中国（犹太全地）和远东各国（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宣教历程》卷一， 115 页）。根据此一目标，灵粮世界布道会从原已设立的上海附近各分堂开始，准备扩展至华南、华北、华西各大都市，再推展至各乡村。并设有幼儿园、小学、孤儿院、养老院，及训练牧会、宣教人才的华东神学院（苏州）。
1947 年秋他们按立了栾传真和周主培为宣教士，差派他们到海外宣教。栾传真夫妇到印度加尔各答，周主培则去印度尼西亚椰加达的灵粮分堂。他们都向华侨，也向当地人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不是一个宗派，乃是一个布道机关，所有在外的宣教师，我们不供给薪水，他们都是凭信心工作的。”（《宣教历程》卷二， 87 页）
1949 年以后，灵粮世界布道会往海外拓展，在香港、台湾、南洋、日本、北美、英国……设立分堂。 1955 年赵世光在雅加达创办了基督教迦玛列大学（ Gimoeiel University ）， 1956 年 2 月设立宣教师学院。赵世光本人也在东南亚及世界各地主领奋兴布道会，尤其 1965 年在韩国五大城市主领二百次聚会，共五十万人听福音，这是他跨文化宣教的范例之一。
几十年来，灵粮世界布道会主要以植堂方式拓展宣教， 2003 年洛杉矶灵粮堂在美墨边境的两个墨西哥小城，也成立了向墨西哥人传福音的布道所，就是其中一个实例。目前虽多国有灵粮堂，这些分堂又在本国及外地拓展新堂，但灵粮世界布道会并非宗派，各灵粮堂的决策、经济、行政上完全独立，因此各地的灵粮堂各有不同的教会路线，但其向外宣教的共同异象则均能持守，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三、中国布道会（ 1947 年，上海）
计志文牧师， 1901 年生于上海， 1925 年与赵世光、周志禹等，在同一布道会中献身， 1927 年成立伯特利布道团。
1946 年，计志文离开伯特利差会后，因上海有许多北方人逃难来此，乃开始了普通话的主日崇拜，这是中国布道会的雏型。二年之内，约有五百人信主，乃于 1947 年成立了中国布道会教会。
设置会堂后，中国布道会在上海西边原法国租界开始西区礼拜，又在杭州建立中华圣经神学院，在江湾建儿童乐园孤儿院。
1949 年，中国布道会（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在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美国、泰国等地建立了圣道堂及圣经学院、神学院、孤儿院、教会学校、《生命月刊》，计志文是差会的会长。此差会在 1949 年之前虽未差派宣教士到国外，但计志文牧师在国内外多年宣教事奉的果效，到了 1949 年后在海外却扩展延伸。中国布道会曾从台湾派出三百位同工去印度尼西亚。 1952 年开始的中国布道会玛琅东南亚圣经神学院，毕业生遍布印度尼西亚华人教会。直到今日，中国布道会的事工仍成为多人的祝福。
四、遍传福音团（ 1943 年，陕西凤翔）
1943 年，陕西凤翔西北圣经学院的师生们在祷告中，看见中国教会欠了各国福音的债；副院长马可牧师为此成立一个祷告会，特别为还福音的债祷告。马牧师觉得，主为中国信徒保留一条道路，就是要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后来在院长戴永冕（戴德生的孙子）主持下，每星期三有七十多位师生决志为西北五省祷告，并成立了“遍传福音团”（ The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 ）。马可任团长，后来还出版《遍传福音团报》。此团只限中国人参加，不接受外国支持。 1944 年起福音团的几位同学先后差派去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其中赵麦加和何恩证夫妇更南下至喀什。遍传福音团的志向是从西北开始，沿丝路经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回教国家，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可惜 1950 年这事工便停滞了。
遍传福音团的同工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纷纷回到事奉工场，并对当年立下的初衷丝毫不变。正如去疏勒后一辈子未回内地的赵麦加所说：“新疆到耶路撒冷的道路，铜门深锁。然而我们办不到的，总希望我们的子女可以继续承担。”
五、西北灵工团（ 1949 年，新疆哈密）
1 、山东潍县乐道院灵修院
1945 年 10 月山东潍县的乐道院教会决定成立灵修院，由咸荣辉、李石瑛两位牧师组建。这年冬天，在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教书的张谷泉牧师带领十几位学生返回潍县，这些学生都自愿参加刚成立的灵修院。灵修院有了一批神学院毕业、具牧会经验的牧师执教，同时还接收了附近县区的传道人，人数不断增加，除每天查经、培灵聚会、晨更、晚祷聚会外﹐还有少量的劳动工作。主日则分散下乡主领礼拜，生活全凭信心仰望依靠神，拒绝来自差会的经济物质供应，这在当时的教会中影响很大。
乐道院灵修院的院歌〈安提阿〉是在 1945 年暑假由张谷泉牧师写词、田立华牧师谱曲写成的。诗歌中 “ 安提阿、安提阿，基督香气从此发 …… 教会建遍地角共天涯 ” 已表明了福音宣教的方向和使命。
1946 年秋天，圣灵启示灵修院师生要差派工人面向大西北、新疆、耶路撒冷﹐张谷泉牧师廿多次传讲“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信息，于是刘淑媛（大学生）、张美英（助产士）两位年轻姊妹首先起行赴西北。
1947 年春，李佩贞、黄得灵两位姊妹及李道生、张惠荣夫妇二人先后往西北，于当年 11 月先后抵达新疆哈密，与当地教会一同配搭事奉。
1948 年春，圣灵又催促几个姊妹去西北，她们按照当时圣灵的引导，从不同方向出发到新疆，没有人的安排计划，也无经费支持。
自 1946 年到 1948 年先后六批，总共 42 人（七个中小学生除外），他们经历了许多想不到的难处、危险，同时也经历了神与他们同行的恩典。走的路线、交通工具、地方虽不相同，但目标“到新疆去”却是一致。他们的特点是随走随传，见证主所赐的“到西北﹑到新疆﹐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异象。沿途受到各教会弟兄姊妹热情的、全方位的帮助。兰州、酒泉、武汉的教会还挽留部分工人暂住帮助当地教会的事奉，直到 1949 年 6 月他们才全部抵达新疆哈密。
张谷泉牧师在 1949 年写的诗歌〈西北之灵工〉中曾写道﹕ “…… 穿山复越岭，徒步又航行，旷野和沙漠路开通 …… 神子奋起，抢救亡灵，不避艰险，甘受贫穷，踏锡安大道，面帕勒斯听，爱旗插遍心始安宁，迎主再来橄榄山顶 ……” 。这些诗句既描述了自山东到哈密艰苦的行程，也指出了时代宣教工作的目标方向。
2 、新疆哈密基督教西北灵工团的建立与差派
1948 年工人陆续到达，人员增多，就在哈密新市场租了几间房子居住。秋天首次差派工人李道生夫妇、张俊廷弟兄等﹐到天山麓巴里坤县（原名镇西）传福音﹑建立教会。
1949 年 3 月 19 日 ﹐在哈密的工人自已动手打土坯﹑和泥，自己动手盖建礼拜堂。 6 月 5 日 完工，并举行了献堂感恩礼拜。
始终关心并支持西北宣教事工的杨绍唐牧师为在哈密的工人团体定名“哈密基督教西北灵工团”，张谷泉牧师亲笔将此名写在匾上﹐挂于礼堂大门上方。 1951 年西北灵工团受逼迫时，杨绍堂牧师在上海也受到了株连。
《西北灵工》是西北灵工团出的一份不定期刊物，向内地关心边疆宣教工作的弟兄姊妹介绍宣教动态﹑真理亮光。在新疆各地传福音的工人中﹐则起着交流、传递神的话语﹑异象﹑恩典的作用﹐也做了一些生命﹑真理﹑道路方面的培灵工作。这本刊物在上海出版﹐主编是张谷泉牧师，于 1949 年 4 月 28 日出刊第一期。起初是油印的﹐ 1950 年初改为铅印，仍是不定期。参与发行编辑的有张谷泉﹑赵西门、谢模善等。 1951 年因为不准登记而停刊，最后一期是第二卷第二期。
在《西北灵工》第二卷卷首语中写道：“我们的道路在祖国的边疆──新疆和西藏。我们的道路也在祖国的西方──印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阿
拉伯、帕勒斯坦。这些地方是神托付我们所要走的道路，是祂划给我们工作的地界。”
这段话清楚表述了西北灵工团的宣教使命。他们的步骤是先在哈密建立总站，于新疆各地设教会，分派工人进入西藏，再进入中东，广传福音，直到耶路撒冷，迎接主来。
赵西门弟兄在《西北灵工》编辑部工作，他也写下了许多诗歌，如〈征人〉、〈十架归路〉、〈只要静默〉、〈骷髅地〉等，以后又写了〈凄风苦雨〉、〈成油之路〉、〈苦杯〉等。
1949 年献堂感恩礼拜之后﹐紧接着举行五旬节聚会。张谷泉牧师主讲的信息是“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唱诗“以赛亚书 43:19-21 ” 。八天聚会有二十多人奉献为主，有 45 位弟兄姊妹于六月十二日在哈密的河水渠中受浸归主，张谷泉牧师受感动写下了〈西北之灵工〉诗歌，由董淑贞配曲。这首诗歌写出了圣灵向灵工团工人说的话，也是神对事奉祂的工人“当走的路”和“当有的心志”的要求﹐。
1949 年 6 月第一次五旬节大会的消息传到内地，传到天山南北，很多弟兄姊妹前来参加聚会并决志奉献为主传福音。在南京泰东神学院学习的西门、文沐灵夫妇带领李雪华、黄爱华姊妹于 1949 年 8 月 15 日 到达哈密。从山东济南灵修院到哈密的有刘桂华、孙信民、韩守悌、娄郡南等四位弟兄。
奉献为主的人增加了，男女约有五十人，加上从潍县灵修院来的超过一百人。查考圣经，真理的训练﹑栽培十分必要，于是第一期圣经班开始。由张谷泉牧师讲四福音，李石瑛牧师讲教会历史，咸荣辉牧师讲旧约，锺玉琛讲教牧书信，赵西门讲哥林多前后书，董淑贞教唱诗、乐理等。他们也经常去街头、十字路口布道、传福音。后来﹐因为环境停止了街头布道。
同工们往天山南北各地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各人都是受圣灵的感动，彼此是在灵里的结合。再经过全体祷告印证，牧师按手祝福送行。西北灵工团差派传道工人没有钱粮、路费。一个行李卷、一个圣经书包，完全凭信心仰望神的预备。
1949 年之间，传道工人分别去焉耆、孚远、吐鲁番、阿克苏、塔城等各地教会传福音。 9 月李道生等六人到喀什疏勒县传福音，曾与遍传福音团的赵麦加同住同工。 1950 年前后，西北灵工团和遍传福音团的同工们常彼此接待访问，并共庆圣诞。
到各地传福音的工人，本着圣经建立教会，不搞什么团体 , 不宣传团体，男女都亲手劳作，自食其力，白天劳动，晚上聚会，也不允许树灵工团的牌子。
3 、经历血与火的试炼
1950 年底李道生、张美英夫妇在疏勒入狱。 1951 年 2 月李天存、姚荣天、李元奎被囚。 1951 年 4 月哈密基督教西北灵工团的负责人张谷泉牧师入狱，赵西门、李可瑛、陈孝卿、董淑贞、刘德民及仁爱医院院长龚守仁大夫也都相继被囚。
1951 年群羊的牧人被击打后，一些少壮工人就组成临时的事奉带领班子。当时形势严峻，有一部人员返回了原籍，如今 (2004 年 10 月 ) 健在仍然事奉教会的有王鸿翱牧师、戴开诚长老。
1956 年人民政府在平反昭雪冤案，入狱的同工们大都被宣告无罪释放，唯张谷泉牧师仍关在狱中。文沐灵、刘德民、孙信民殉道于狱中。
1980 年自治区公安大厅为张谷泉牧师平反，宣布“张谷泉是人民内部矛盾，恢复政治名誉，西北灵工团不是反革命组织，是宗教团体”等﹐凡受株连的宣布无罪释放，李道生、赵西门在这年也得到平反。
五十年来，这个中国教会土生土长的宣教团体仍坚守在当年神呼召他们去福音工场上，有些五十年代被分散到各地的同工又回到新疆。李道生、张惠荣夫妇在七泉湖建立教会，李天存 1999 年在库车去世。 2004 年 1 月首批赴哈密的张美英在南疆去世。田佩瑾和另三个姊妹 2004 年仍在疏勒。张谷泉师母 2005 年（ 91 岁）仍健在。
赵西门 1988 年 7 月在疏勒写的《归喀断札》中，提到 1946 年 1 月他听到神的呼召“无人去的地方你要去”，“为这声音，我将从主而来的血献与新疆……谁知四十二年后，我在这无人的地方竟成火中抽出的一根柴。”
西北灵工团就像赵西门《十架归路》诗歌中所唱：“认定十架的血路，这是我唯一归途……我愿流血奉国道，不愿偷生在斯土。”
注：本文取材自 2004 年 10 月西北灵工团三位老同工在新疆所写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一文。
作业：第七课 现今是中国教会给的时候了  
作业（讨论题目）
1. 请从领导者、人力资源、宣教步骤、信徒动员、宣教策略这五方面，看本课所介绍的五个宣教团体有何相似之处？

第八课 从海外到普世──1949年以后海外华人教会的宣教事工
1949年前后，许多中国信徒及传道人移居港、台、欧、美、东南亚及世界各地，一些原在国内的教会及宣教差会总部，也迁到海外。
这次的大移民潮如抗战时期（由沿海至内地）一样，为当地原有的华人教会带来福音的大丰收，也使得国内与海外的事奉经验、眼界、人力灵力资源交流汇聚。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整合后，海外华人教会的宣教事工也开拓了过去国内教会未能达成的境界。
● 海外华人的宣教团体（差会）
从一九五０年代至今，海外华人的宣教团体及事工可分为四大类：
一、1949年以前在国内已有的差会
例如：中华国外布道团、伯特利差会、灵粮世界布道会、中国布道会……（恕无法全部列举）。
这些差会在1949年以前，已有国外宣教的经验，并且已设立了堂会、布道所、神学院、教会学校、社会关怀等事工；1949年以后加上国内出来的人力资源，使得原有的事工更加蓬勃发展。
二、1949年以后海外华人教会的植堂宣教和移民宣教
植堂（Church Planting），是古今中外常见的宣教方式。宣教学者发现，拓植新堂对整体教会的增长最有帮助。
1949年以前，少数中国教会已有由近而远的植堂宣教；1950年以后，海外华人教会的资源更丰富，交通更方便，植堂宣教也更积极。他们先在母会所在地附近植堂，渐渐拓植到本国其它城市乡镇，再拓植到其它国家。更有一些教会进而鼓励会友以宣教的心志移民到本国偏远地区及国外，将移民宣教和植堂宣教结合起来。
为了统筹并推动教会的宣教事工和资源，这些教会（包括宗派性教会及独立教会）大多设有专人专职的差会，例如：
1954 台湾浸信会联会设立国内与国外布道部（台北）
1960 灵惠堂差传部（菲律宾）（郑果、许书楚）
1970 大喜信教会(新加坡)
1972 香港希伯仑堂差会（香港）（李非吾）
1973 真理差会（新加坡）。另有：怀恩堂（陈方）
1974 中华宣道会海外布道会（香港）。另有：港九潮人生命堂福音差会
1975 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差传委员会（马来西亚）
1978 台北地方教会联合差传小组（台北）（吴勇、郑家常）
此外，近年来台北的灵粮堂、聚会所（召会），洛杉矶的台福教会……（恕无法全部列举）在植堂宣教上，都有很大的成效。
附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教会，因种种限制，无法作海外宣教，但已有一些家庭教会系统，也进行移民宣教。国内一份教会刊物《道路》2000年6月有过一篇报导，摘录如下：
1999年9月份，某个教会系统的同工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向神要了三个凭据：(1)求上帝预备三十对夫妻；(2)求上帝预备三十对夫妻移民所需的费用；(3)求上帝预备培训地点和教材。
上帝印证了这项事工，99年11月上旬，他们特地把这些立志参加移民宣教的夫妇招聚在一起集训，聚会结束后就打发他们分赴各地。
他们大多去了福音没有开拓的地方，如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也有人去了城市。这些地方分别是西藏、青海、新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广东、海南、福建、江西和湖南等地。打发的时候，他们仅指定一个大的范围，至于具体地方则要看圣灵的带领。第一批移民宣教的主要对象是国内近文化或异文化区域。
教会在经费方面原则上支持三年，三年之后，让他们经济独立，过信心的生活。至于他们全职事奉还是带职事奉，这要看他们实际的工作和圣灵的带领。各人都可以尽量发挥自己的恩赐与特长，做好宣教工作。
头半年，他们主要是联结教会或开拓。他们有的已与当地教会联结，暂得安身之处，为以后进入少数民族或未得之地宣教预备了条件：有的开荒布道，建立了教会。在具体的工作中，他们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如语言的障碍、邪恶势力的阻拦、异端的搅扰等等。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他们的处境可想而知。但据闻，中原某教会在2000年麦收前夕，也打发了二十多对夫妇移民宣教。
在对少数民族宣教的同时，他们对国外宣教已有初步的计划，特别是对中国周边国家（诸如缅甸、印度、北韩及阿拉伯国家……）的福音事工特别有负担。虽然向国外移民宣教的事工还没开展，但是他们准备输送一些人学习阿拉伯语，为向阿拉伯国家宣教奠定基础……他们有信心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会正准备承担向世界宣教的大使命。”
除了这个教会系统的移民宣教策略外，中国教会有心向周围邻国宣教，及沿着丝路回归耶路撒冷的心愿，从未稍减。全国各地许多的信徒、传道人、大学毕业生，早已默默装备自己的语文、圣经真理和事奉，当时候到了，就开赴远方他乡。
三、跨教会的华人独立差会
1949年以后，许多不属于一个宗派或某个教会的独立宣教差会，在海外成立。
五十年代，英国的王又得牧师在伦敦创办基督教华侨布道会。
六、七十年代，移居北美的华人知识分子日增，以留学生及专业人士为对象的中华归主协会(1959年，赵君影)、中国信徒布道会（1961年，王永信）及基督使者协会（1963年，周主培、蔡锡惠）等福音机构成立。他们在推动北美华人教会的差传事工上，有很大的贡献。
其它独立差会还有1968年在台北成立的中华海外宣道协会（吴勇），1975年在香港成立的中华福音使命团（郭诚），1990年在美国成立的大使命中心（王永信），1995年成立的华人福音普传会（黄存望、林安国）及其它差会，都已差派不少宣教士到海外。
另有一些以专业和医疗、救济、扶贫事奉的华人差会成立，如国际关怀协会（1997年，李秀全）、中亚分享援助协会（2001年，杨嘉善）、美国德州的恩友国际服务社（2002年，黄善荣等）等，及差派教师去中国或其它国家的差会（恕无法全部列举）。
在联合性的差传事工上，香港于1973年成立了一个共同推动差传的“香港差传事工联会”，西马早已在1971年成立“马来西亚国内外宣教协会”， 1980年新加坡成立“布道与差传中心”， 台北于1998年成立“基督教联会差传事工促进会”，其它地区也有类似的差传联会。而最能代表全球华人教会的联会，当推1976年10月在香港成立的“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简称华福会，CCCOWE）。华福会每五年举办一次全球华人福音会议，并致力推动华人教会突破封闭的观念，把福音广传至华人以外的群体。
四、国际性差会
1963年，在中国宣教近一百年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在香港改组为海外基督使团（OMF），一方面将宣教对象扩大至亚洲各族群，一方面积极推动华人成为宣教士，加入成为新的国际性差会的成员。在此之前，远东广播公司(1945年成立)等不少机构早已成为国际性差会的一员。
八十年代起，许多原来只有西方宣教士的差会改组为国际差会，并在华人地区成立华人事工委员会，招募华人加入事奉。有些华人差会在多个地区注册，并接纳不同国家的同工加入事奉，也成为国际性差会，如更新传道会(李定武)等。
● 海外华人宣教士
总计1949年以后至今的海外华人宣教团体，应已超过五十个。1998年1月《华传路》刊登林安国牧师统计的华人宣教士数目是一千余人（新／马400人，香港250人，台湾200人，北美200人），笔者相信至2003年应已超过一千二百人。若加上目前神在中国大陆已储备的宣教人才，将来海内外华人教会可差派的宣教士，将如美国宣教学者Peter Wagner所预测的，到2050年将超过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在当今海外教会中，新加坡在差传事工及宣教士的人数上，可能是华人教会中最多的，有“华人教会的安提阿”之称。早在1960年，詹姆斯(G. D. James)已成立了亚洲布道团契，该团契1992年有一百名宣教士及当地同工在九个国家事奉。全新加坡在1992年共有321位全职宣教士，出自76间不同教会，在93个国家事奉。1991年的全国宣教咨询会议中，所定的目标是：在公元二千年前，至少培养出五百名长期的新加坡宣教士，其中二百名在福音未得之地事奉；本地半数的教会成为差传宣教士的教会；三分之一的教会各认领一个福音未及之群体；并且新加坡本身不再有福音未及的群体(unreached people)。目前相信上述目标均已达到。
香港地区，根据香港差传事工联会在网页上公布的资料，2002年12月总计香港差派的宣教士共296人。其中由堂会直接差派的有15人，由差会差派的有280人；男女比例是男性106人（35.8%），女性190人（64.2%）；已婚206人，单身男性6人（2%），单身女性84人（28.4%）。宣教对象是华人的有127人（42.9%），非华人的92人（31.1%），多元群体的65人（21.9%），无资料12人（4.1%）。事奉地区：亚洲188人（63.5%），欧洲49人（16.5％），非洲28人（9.5%），中东5人（1.7%），其它地区26人（8.8%）。事工类别中，开荒布道145人（49%），植堂97人（32.8%），牧养教会93人（31. 4%），培训领袖95人（32.1％），语言学习51人（17.2%），学生教育及神学教育各42人（各14.2%），其余尚有救援工作，医疗工作、行政及推广、小区发展、圣经翻译、识字教育、文字工作、广播等。宣教士类别：专职宣教士222人（75%），带职宣教士37人（12.5%），其它37人（12.5%）。
台湾校园团契提供了一份2003年3月的资料，总计台湾差派的宣教士是232人。差派地区：亚洲104人，独联体（前苏联）共52人，欧洲35人，非洲21人，美洲（北、中、南）13人，大洋洲（包括澳纽、新几内亚）6人，其它2人（去世界福音动员会OM的福音船）。
单由港、台两个地区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海外华人宣教士的足迹已达到世界各地，事工类别也兼容并包，且有许多宣教士已和普世差传事工及差会接轨，成为普世教会完成大使命的生力军。
若是海内外教会齐心努力，携手共进，我们深信，“廿一世纪是中国人献身宣教的世纪”，已是指日可待了。
作业：第八课 从海外到普世  
作业（讨论题目）
1. 综览第五至八课中国教会宣教简史，你有什么心得、感触或构想？
2. 请思考本课所介绍的移民宣教这种方式，有什么优点？

作业（讨论题目）答案
第一课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1. 宣教是给全体基督徒总动员的大使命，因此无论是蒙召全职事奉，或清楚一生带职事奉，每一位带着使命回乡宣扬福音的“海归”，都是参与在这大使命中的一员。身为“海归”，需要恳求圣灵一再提醒，不要因为喝了点洋墨水，而在无意间伤害家乡人的心。特别是一些已取得外国护照，以宣教士身份被差回国内事奉的人，需要有比别人更多的谦忍，因着事实上“家”与“国”已在另一个彼岸。深信每一位忠于“神国”事奉的人，必然经历圣灵的大能。
2. 就海外华人教会或个人而言，在信仰与信任的基础上，有智慧地在经济上帮助其它地区的教会或信徒，参与在扶贫、扫除文盲等事工中，都是值得我们努力的。以往我们看重直接的培训，但却忽略了在初期教会中，福音的宣扬与慈惠工作均为构成宣教不可分的主体。换言之，“福音”与“福利”就宣教而言都是教会的责任。福利带来接触福音的机会，福利与福音应同时并进，这是主耶稣留给我们的榜样（太九 35-36 ，路九 10-11 ）。
3. 教会应选派并支持像保罗、巴拿巴那样的宣教团队，致力于向知识分子传福音。
4. 以往平面文字刊物的成本，比起视讯、网络而言，较为低廉，因此教会或机构容易各自分头去做。但在这个 e （电子）化的世代中，需要众教会、机构集中人力、物力共同努力，且需有人清楚蒙召，委身于网络世界中，成为网络上的宣教士。

第二课 孩子别哭！匈奴人来了！
1. 救恩的本质是个人性的，必须每个人单独面对神，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因此，群体归信基本上只解决了拦阻人归信基督的外部因素，但容易造成所谓的“基督教徒”，空有外表却没有信仰的实质。在现代的少数民族宣教中，也常有部落归信的事，宣教士需要清楚教导真理，免得落入人性中的宗教情操转移。
2. 历史情结是人对于所属民族的一份本能的认同，也是构成一个民族国家生存的要素之一。但是若因着历史仇恨，而使得福音的宣扬受到拦阻时，基督徒就当回应十字架上基督舍己的爱，跨越仇恨的鸿沟。因此，我们要思想中国基督徒如何向日本人传福音，差遣宣教士进入日本人当中宣教，在海外向日裔宣教，或在宣教的国际团队中，学习与日本宣教士一起同工，藉此更深体验并见证神的爱。
3. 在离开英格兰迈入弗立斯兰人的宣教工场上，虽然从人看来波尼法修是失败的，但是他面对失败，继续忠于宣教的托付，至终被称为“日耳曼人的使徒”。许多时候宣教士需要勇于面对失败与挫折，也需要跳脱世界所谓成功与果效的框框，从神永恒的心意中去回应事奉。更叫人兴奋的是，在人看波尼法修成功时，他却再次回到弗立斯兰人中间宣教。这次他不但“失败”，而且连同行的宣教士都为主殉道了。他的信心与勇气令人敬佩。
4. 我们需要承认，地理、文化、语言、历史等都会影响一个民族，在诠释对上帝的认识时带来不同的神学理解与教会礼仪。希腊宣教士为斯拉夫人造字，目的是宣教，翻译圣经，但却同时透过同一组文字发展出辉煌的斯拉夫文学。在地理与文化因素方面，俄罗斯相对上比较靠近东罗马帝国，后者高度的文明，对于刚起步要进入文明的俄罗斯民族而言，更是一个诱因，促使它们接受希腊东正教会的信仰与礼仪。这一点也是现代宣教中必须十分看重的。

第三课 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
1. 从教会的历史教训中来看，内耗实在是一件极具杀伤力的事。神学立场的异同，只要是在三一真神的主轴中，无论您赞成预定论或自由意志论，只要不是那种不需信主也能得救的普救论，彼此接纳就可。无论您有否说方言的经历，大家在基督里都可同心宣扬福音，彼此尊重，主里合一。我个人认为事奉中最大的杀手，其实是自己的为人与个性的问题，却假借所谓神学或教会立场，作为虚伪、堂皇的包装。面对本世纪广大宣教禾场 ── 东南亚社会主义国家、回教国家及战后受创国家，海内外华人基督徒当放下自己的野心和成见，靠主同心迈向宣教工场。
2. 宣教传福音是基督徒的天职，不是少数所谓全职传道人、牧师、宣教士的事情。当年的莫拉维亚宣教士，有许多人是带着职业前往宣教工场，靠着专业养生，但是却不忘他们前来的目的是为了宣教。华人在寻求更好的生活方式或推展事业时，往往可以不计代价飘洋过海，可谓普天之下处处有华人踪迹。面对本世纪向极大回教世界传福音的挑战，西人或专职宣教士不易进入，但华人可以如同莫拉维亚宣教士般，以带职宣教模式进入回教国家，加上有差会、母会为后盾的关顾、指导，及透过不断在职宣教及神学方面的训练。这是本世纪华人基督徒极大的宣教机会及挑战。
3. 早期大学教育并不普遍，因此自学也是一种学习途径。今日教育普遍且多元化，只要愿意，更可以有机会进修学习。因此，清楚蒙召事奉，有爱心，谦卑学习，接纳不同文化，是宣教事奉“成功”的秘诀。英雄不怕出身低，就怕教会也世俗化，宣教差会用人过度学位化。
4. 设身处地、亲身体验、进入宣教社会与文化，在文化冲突、语言等压力下成长、成熟、承担，是宣教中极宝贵的经历。这不是知道理论，或短期生活可以取代。交通与通讯的发达，虽有助于宣教工场与后方信息交换更快速，但仍无法取代实际生活、事奉上的处境体验。因此在二十世纪末期，已经有不少西方宗派型差会将事工决策权交给各宣教工场，非宗派信心差会较没有牵绊，甚至将总部迁移到他们最重要或主力的宣教工场，如此将可以减少在宣教或人事决策上的错误，更能快速的响应当地福音的需要。

第四课 在我们这一代把福音传遍世界
1. 初代东方、北非的教会，沦于繁杂的神学思维及与信仰本质无关之教会仪式的论战中，导致信仰和生活脱节。近代的欧洲教会在理性与人文主义中，失去基督信仰的核心，沦为人文式的宗教，导致宣教士在前方事奉，后方基地却失陷的结果。今日，中东、北非及欧洲都成为再宣教区，华人教会应当从历史汲取经验，坚定持守十字架的救恩，并且认清真理以面对理性的挑战，更要在宣教工场上彼此敬重，灵里合一。
2. 这两个学生运动的成功，在于初期的发起人与领导人有清楚的宣教异象与委身，个人在主里都有真实的信仰经历与呼召，而非只有年轻人的热情。穆德一生委身在学生运动中，在他的居中协调下，三个机构彼此在事工与人力上互补，实在值得我们学习。但可惜后来为了“合一”而在信仰上妥协，导致后期有许多的“人文宣教士”，失去了传福音的热诚，实在值得我们警惕。
3. 他们信仰的特质就是持守福音的本质，以十字架为宣扬的核心，据此建立坚强的福音神学。他们有许多人投身学术界以抗衡自由神学，更有许多人实际进入宣教工场宣扬基督、带领门徒、建立教会。正因他们认定全世界每一所大学都当有一个类似剑桥基督徒学生联会的团契，以至于剑桥毕业的宣教士，在各国都十分看重学生工作，并鼓励各国的学生福音运动参与在普世宣教的行动中。基于团契的特质，国际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的各个成员国，也是在一个伙伴关系中事奉，各国学生福音运动组织彼此不相隶属，各有特色，这也是他们影响世界宣教的一个实例。
4. 学生运动的特质在于，学生们的热情会使他们跨越教会、宗派的框框，来响应普世宣教的需要，同时也促成教会、宗派为要得着学生的委身，必须快速响应。但是当一个宗派太过于介入一个学生运动后，往往使得该运动的学生失去了跨越教会与宗派的特性，而运动也就成为该教会或宗派的附属机构，以至逐渐沉寂。但另一方面，学生运动若没有大型宗派或教会长期的支持，运动本身也不太容易持久。因此在最近一波的国际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运动中，各国学生运动都尽量与教会和宗派保持良好互动，但又保有经济、行政、决策的独立自主性。

第五课 他们走进中国
1. 这五种宣教策略各有其利弊得失，宣教者必须在圣灵的引导下，因时、因地、因人而采用最合宜的策略。
原则上，采用依附（ Adaptation ）与迎合（ Accommodation ）的策略，容易被接受，但也容易变质，被当地文化同化。采用逐渐改造（ Transformation ）的策略，困难较少。但要改造，必须在圣灵大能下，有扎实的圣经信息，对当地文化深入了解，有不同恩赐、背景、年龄的传道人和信徒长期耕耘，采用合适的传播方式，才能够见到潜移默化的果效。否则，可能只改造了信徒的生活方式、礼仪、行为等外在层面（如婚礼改穿婚纱，清明扫墓不烧香改用献花），却未深入到世界观（罗十一 36 ）、价值观（腓三 7-8 ）、人生观（太十六 26 ）的内在层面。
2. 请各教会（或团契）自己草拟。

第六课 从中国的“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
1. 十九世纪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和廿世纪神在中国兴起的布道家相比，在异象、时代、策略、组织、信息重点上，有其异同之处。对这两者的比较，有助于探讨今后中国宣教的方向。
            来华传教士                                                        中国布道家

异象
1. 传给未听闻福音的中国人。                                      1. 传给未听闻福音的骨肉同胞。
2. 在我们这一代把福音遍传世界。                                  2. 承传大使命，接下宣教的棒子。
  
时代
1. 西方国势、科技，交通、制度均极强盛的时期。                    1. 中国力求革命自强，却内战频仍的时期。
2. 列强及宣教事工对外拓展的时期。                                2. 教会自立运动时期。
   
策略
1. 直接布道，设立宣教站、布道所、堂会。                          1. 在西方差会所设的教会内外，举办大型奋兴布道会。
2. 藉译经、文字，医疗、学校、关怀等工作，接触民众，预备福音土壤。2. 自己游行布道，或组织布道团，建立自立的差会、堂会、布道所。
3. 栽培本地人才。                                                3. 创办中国人的医院、学校、孤儿院、难民收容所等福音预工。
                                                                  4. 培育接棒同工及下一代传道人。

组织
1. 大多差会总部设在西方，来华传教士受总部指挥。缺点是总部不一定了解中国工场情况。1. 布道家自设差会，担任会长，直接指挥各事工。缺点是布道家须为管理行政、财务操心，可能影响专心祈祷、传道。
2. 有严谨的规章和制度。                                          2. 规章制度较不明确。

信息
1. 离弃假神，认识真神。                                          1. 认罪悔改，重生得救。
2. 高举基督，使人得救。                                          2. 灵命、灵修、灵力。

第七课 现今是中国教会给的时候了
1.1949 年以前由中国教会自己创设的国外宣教团体，至少有五个共同点：
(1) 领导者：都由一位有恩赐、有宣教异象、以身作则的属灵领袖创设。例如：王载、赵世光、计志文等。
(2) 人力资源：都以神学院或圣经学校为基地，以该校的学生和老师为宣教士主力；在人力资源上不虞缺乏，且较易同心。例如：建道圣经学校、华东神学院、中华圣经神学院、西北圣经学院、灵修院等。
(3) 宣教步骤：由本国同文化→本国近文化→国外同文化→国外近文化→国外异文化。例如：遍传福音团及西北灵工团都先在西北地区向国内回教徒宣教，再准备跨出国门向邻近国家宣教。中华国外布道团先向南洋同文化的华侨传福音，再推展至南洋近文化的当地人。这些华侨中有一部份是圣经学校或神学院栽培的传道人，后来成为国外跨文化的宣教士。
(4) 信徒动员：除了传道人、神学生之外，各宣教团体均能动员许多信徒在差钱、差人及祷告上参与。
(5) 宣教策略：这五个宣教差会，都先在总部或宣教工场建立教会；再以教会为基地（或支持中心），差派传教士出去。

第八课 从海外到普世
1. 个人写作后，与组员讨论。
例如：未来中国大陆及海外华人教会的宣教事工，一定要将海内外中国人的资源结合起来，并参考西方教会几百年来的宣教经验心得，同心合力，相辅相成，与所有国家的信徒携手合作，共同完成大使命，不宜过份强调“中国人要接最后一棒”。
2. 移民宣教不同于以往游行布道的随走随传，而是进入近文化或异文化区域落地生根，向那地方的人传福音，不是简单的口头传讲，而是更多地用爱和生命来见证基督。
通过移民宣教有利于福音在近文化或异文化地区的传播：宣教士们可与当地人朝夕相处，一起生活，用上帝的爱去感化他们，用基督的生命去影响他们。不仅如此，这些传教士也有足够的时间向他们耐心地传讲福音，好让他们更明白上帝的爱和救恩而接受福音。
通过移民宣教，可以使宣教的队伍日趋成熟、稳固。因为志愿参与移民宣教的信徒，大多是结婚多年或事奉多年的夫妇或单身同工。他们的真理装备比较全面，事奉经历丰富，生活适应力强；夫妇二人又能彼此互助，开放家庭，同心合意兴旺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