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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天路的教会-博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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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5 12:41: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序言

    《走天路的教会》,最初在一九三一年出版。读者们公认这本书是对基督教历史长久以来为人所忽视或误解的一面,作了首先开拓性的研究。此书面世后不到两个月,已故述慈教授(PROFESSOR A.RENDLE SHORT)就跟我提起,认为这是该书商所出版的书籍中最有价值的一本。

    作者博饶本(EDMUND HAMER BROADBENT)(一八六一——一九四五),花了先后差个多五十年的工夫,遍游欧洲中部及东部,认识了不少的基督徒团体,都是脱离当地所认为正统的教会组织的,因此有时他也受到相当大的迫害。他与这些信徒来往相交多年,引起了要追溯他们历史渊源的念头,于是展开了广泛的探讨,《走天路的教会》就是他研究多年的成果。他在此书的绪言、目录、和注释中,逻列了他所引用的资料来源,其中有已出版的,也有从没有发表过的。在《福音季刊》(THE EVANGELICAL QUARTERLY)的书评中,评述者说:“在绪言中所列出来的书目,为人提供了最具启发性的研究途径。”接着的几年,也有其它的人在这方面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例如维杜恩(LEONARD VERDUIN)研究重浸派所著的“THE REFORMERS AND THEIR STEPCHILDREN”(1964),可是仍以此书开了倡导的先河。

    有人批评,这本书把一部份立场不明朗的团体也包括在内,例如仁士曼爵士(SIR STEVEN RUNCMAN)在“THE MEDIEVAL MANICHEE”(1974)所论及的。但是作者一开始已经说明,有关这些信徒团体的资料,泰半是来自与他们敌对的人所拥有的文献,而他们在提及这些信徒们的信仰和生活的时候,免不了会加以恶意的渲染。我们也要记得,这些信徒,出于自愿也好,或出于被迫也好,是与当时的文化主流疏离的,就不免会在态度和行为上与常人迥异。作者虽然胸襟宽大,却也给自己划定了界线,没有把杜科波派(DUKHOBORS)包括在那走天路的行列中。

    书中所提及的各处信徒的聚会,不但在这走天路的行列中配占得一席位,也应该可以包括在继承使徒传统的系列中,因为其中记载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出悲剧。

    写福音书的四位历史著述者,有一个独特的名称,叫作“四位传福音的人”,也就是把好信息传扬出去的人。

    这部历史所记载的,说到神如何借着神迹降生,与人成立了—种关系,甚至是在人被创造时也没有的一种关系;又说到祂如何牺牲受死,借着大能的复活,败坏了死权,除掉罪孽,彰显祂的荣耀——祂不但是造物的主宰,更是拯救世人的救赎主。

    这段历史的根源和预备阶段,甚至有关它的实际预言,和它的真实性的证据,都写在圣经中旧约的书卷内,而其中以色列人的历史,与它相互交错不可分离,因而蕴涵着普世性的意义。

    教会的历史,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因信接受基督并跟随他的人群的历史,这段历史仍正在发展中,尚没有终结。因这个原故,又因所涉及的范围太广,教会历史虽然极度重要,但能记述下来的,仅限于其中的一些部份,或某段时期而已。首先有人把他所看见的,或从可靠的记录中所获悉的,记叙下来,然后又有别人把他所知的,也接着记述下来;就是这样不断地接续下去,照着所走过的这漫长的天路,一个阶段接着另一个阶段地延续记载下来。

    下面所写的,正是论及这些在开展中的史实;遍采前人的研究所得,加以整理,兼附作者本人的评论见解,汇编成书。作者在书中列明所引用的参考材料,是希望读者们也会参阅这些资料丰富的著述,更多分享这些作者们的辛勤研究的成果,参考这些精辟的论评。

    本书的目的,是要为那些没有太多工夫去阅读或从事研究的人,提供—些《神的教会》的历史数据。这些教会,曾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努力尝试在他们的聚会、组织、和见证中,持定圣经,相信这是神的话语,照着遵行,并认定神的话足以供应他们在任何环境下一切的所需。

    这些教会一直都存在着;大部份的史料虽已遗失,但所留存下来的,数量也不少,本书所引用的,只能从其中选用一部份。

    书中论到某些教会的经历时,除了必须要提及当时有关的历史背景外,本书对一般的历史,并没有提及。本书所记叙的主要对象,是那些专一遵行圣经教训的信徒们的教会;因此若不是涉及这些信徒们的聚会,一般人所知的所谓“基督教历史”,也没有包括在本书内。

    书中提及—些属灵运动;虽然这些运动没有全面接受圣经为独一的指引的原则,但因为它们本身也能对奔走天路这方面有所启发,因此也列为本书的内容。

    除了下面所详列出来的书籍以外,作者也尽量引用了一些方便参阅而内容丰富的参考书,例如《大英百科全书》,和哈斯丁斯(HASTINGS)的《宗教伦理百科全书》。

    开始从事研究的人,可以先在这类标准的参考书中,找到研究的对象;参考书中通常会将一些具权威性的有关著作列明出来。参阅过这些有关的著述后,就能转而参考原作;多半时候,原作不易找到,那么就可以参考可靠的评述。本书所引用的参考书,多是人所熟知,而且也方便查阅的。作者宁愿舍弃渊博的巨著不用,转用其它较通俗的,好叫有志研究者,能更方便的获得更全面的数据。非英文的参考书,如有英文译本,则予以采用;否则将原作列明,让懂得该种语文的读者得以参阅。

    (为方便读者查索,下文中所提及的参考书籍的作者姓名及书名全部照录,未加翻译。译者按。)

    历史的开头部份,泰半资料采自《THE ANTENICENE CHRISTAN LIBRARY》,到了玛西安(MARCION)的时期,本书参考了AD. V. HARNACK所著的《MARCION DASEVANGELIUM VOM FREMDEN GOTT》;有关罗马帝国的史实,则参考BR. GENL. G. F. YOUNG所写的《EAST AND WEST THR0UGH FIFTEEN CENTURIES》;关于奥古士丁(AUGUSTINE)的事迹,由J. C. PILKINGTON,M.A.所翻译及注释,并由PHILIP SCHAFF编纂的《A SELECT LIBRARY OF THE NICENE AND POST NICENE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成了主要参考材料。

DEAN MILMAN所著的《LATIN CHRISTIANITW》,为好几个时期都提供了数据。我们很感激GE0RG SCHEPSS把培利司里安(PRISCILLIAN)的真实历史和教训写了出来;他在一八八六年在武殊堡(WURZBNURG)大学,发现了这位西班牙籍宗教改革者的重要手稿,当时的经过,在《PRISCILLIAN EIN NEUAUFGEFUNDENER LAT·SCHRIFTSTELLER DES 4 JAHRHUNDERTS》一书中,详述出来;这份手稿,并经FRIEDRICHPARET加以研究及解释,书名:《PRISCILLIANUS  EIN REFORMATOR DES VIERTEN JAHRHUNDERTS ElNE KIRCHENGESCHICHTLICHE STUDIE  ZUGLEICH EIN KOMMENTAR ZU DEN ERHALTENEN SCHRIFTEN PRISCILLIANS》,本书引用了其中不少珍贵的注释。有关保罗派(PAULICIANS)的重要资料,都是来自亚美尼亚(ARMENIA)教会的中心EDSCHMIATZIN副主教KARAPET TER—MKRTTSCHIAN所作的《DIE PAULIKIANER IN BYNANTISCHEN KAISERREICHE.ETC. 》。论及这时期另一本无价的参考书,是F.C.CONYBEARE所编译的《THE KEY OF TRUTH A MANUEL OF THE PAULCIAN CHURCH OF ARMENIA》,他在一八九一年在EDJMIATZIN神圣议会的图书馆中发现这份文献,他在著述中所加上的铨释,甚有价值;这份文献公开以后,挑起了对说明这些弟兄们的信仰和教训的文物发现有更多的希望。有关巴尔干半岛上的波各米勒(BOGOMILS)派弟兄们的资料,大部份来自J.DE ASBOTH(匈牙利国会议员)所著的《AN OFFICIAL TOUR THROUGH BOSNIA AND HERZEGOVINA》和著名的旅行家及古物收藏家A.J.EVANS(日后封为爵士)所写的《THROUGH BOSNIA AND TERZEGOVINA ON FOOT,ETC. 》,也有部份资料出自WILLIAM MILER的《ESSAYS ON THE ORIENT》。至于谈及东方教会那一章,尤其是论到聂斯托利派(NESTORIAN),则有赖于下面三本参考书:J. LABOCRT的《LE CHRISTIANISME DANSL-EMPIRE PERSE SOUS LA DYNASTIE SASSANIDE》;J. W. ETHERIDGE的“THE SYRIAN CHURCHES》;和F.C.BURKITT,M.A.的《EARLYCHRISTIANITY OUTSIDE THE ROMAN EMPIRE》。悉劳西亚(SELECCIA)会议的一段记载,是根据《OSCARBRAUN的DAS BUCH DES SYNHADOS》;而有关聂斯托利(NESTORIUS)的事迹,则根据J.BETHUNE-BAKER所著的《NESTORIUS AND HIS TEACHINGS》和《THE BAZAAR OF HERACLIDES OF DAMASCUS》;这两本书对聂斯托利本人作出生动的描述,读者应该在可能范围内将这两本书全本过目。HAKLUKT SOCIETY所印行的《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作者SIR HENRY YULE),详述聂斯托利派的信仰远扬中国的经过,很值得留意;这本参考书也提供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资料。

    写到瓦勒度派(WALDENSES)和亚勒比根斯派(ALBICENES)的那部份所需的资料,大量出自G.S.FABER的《THE ANCIENT VALLENSES AND ALBIGENES》和S.R.MAITL AND的《FACTS AND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DOCTRINE AND RITES OF THE ANCIENT ALBlGENES AND WALDENSES》,但最大部份的材料却采自DR. LUDWIGKELLER的著作,尤其是有关瓦勒度派的历史和教训那些方面;他身为国立文物馆主任,常有机会翻阅这些重要的文献,他藉此专心钻研所谓“异端份子”的事迹,把研究的成果公诸世人,消除了不少人对这些信徒的误解;本书所引用的著作,包括《DIE INFORMATION UND DIE ALTEREN REFORMPARTEIEN》,《EIN APOSTEL DER WIEDERTAUFER》,和其它的几本,其中尤以前者所蕴藏的材料最丰富,能读的人都该去读这本参考书。论及宗教改革的时候,以下几本着作给我不少帮助:J.A.FROUDE的《LIFE AND LETTERS OF ERASMUS》;J0HN RICHARD GREEN的《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的《ENOLAND IN THE AOE OF WYCLIFFE》;和LECHLER所翻译的《J0HN WYCLIFFE AND HIS ENGLISH PRECURSORS》。此外还有H.B.WORKMAN的《THE DAWN OF THE REF0RMATIN THE AGE OF HUS》;他所引用的资料来源极具权威性,甚有价值;KARL VOGEL由古捷克文翻译为德文的《DASNETZ DES GLAUBENS》(作者CHELTSCHIZKI),也供给了不少资料。有关摩利维亚(MORAVIAN)教会的描写,主要是根据摩利维亚出版社所发行的《HIST0RY OF THE MORAVIAN CHURCH》(作者J.E.HUTTON);至于有关甘美纽斯那一部份,则根据两本由波希米亚文译为德文的书籍:D0RA PERINA所译的《DAS TESTAMENT DER STERBEBDEN MUTTER》,和FRANZ SLAMENIK所译的《STIMME DER TRAUER”。其中一本曾广泛引用过的参考书,是TH0S.M.LINDSAY所著的《A HISTORY OF THE REF0RMATION》·J.WARNS所作的《DIE TACFE.

       GEDANKEN UBER DIE URCHMRSTLICHE TAUFE-IHRE GESCHIChTE UND IHRE BEDEUTUNG FUR DIE GEGENWART》,贡献也很大,尤其是说到重浸派的历史这方面,和所引用的重要资料。提到奥大利国境内的重浸派那些要紧而又有意思的记载,多是取材于DR.J.BECK和JOH.LOSERTH所写的《FONTES RERUM AUSTRIACARUM》及其它著作;在本书有关的篇幅内,对这些引用的材料有详尽的报导。有关俄国境内的门诺派(MENNONITES)的记述,主要是根据P.M.FRIESEN的《GESCHICHTE DER ALT-EVANGELISCHEN MENNONITEN bRUDERSCHAFTIN RUSSLAND》-FRIESEN是《MENNONITEN—BRUDERGEMEINDE》所委任的编史员,可以自由参阅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档档案;在这些史料方面,我也参考了JOH.DEKNATEL所写的《FUNDAbCENTE DER CHRISTLICHENLEHRE U.S.W. 》。马贝克(PILGRIM MARBECK)所著的《VERMANUNG ETC. 》的摘要,现存只有两本,其中一本存放于大英博物馆。KARLECKE所写的《SCHWENCKFELD-LUTHER UND DER GEDANKE EINER APOSTOLISCHENREFORMATION》,极有价值,本书也多次的引用它。在法国发生的史实描述,是取材J。H。MERLE D AUBIGEN所著,由H.WHITE所译的《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OF THE SIXTEEN CENTURY》。至于有关法勒尔(PAREL)那段写实,却是以FRANCES BEVAN所写的《LIFE OF WILLIAM FAREL》为蓝本;这位作者曾写了好几本同样性质的书籍,颇堪注意。片外一本引用过的MERLEDAUGIGNE.的著作,是《THE REFORMATION IN EUROPE IN THE TIME OF CALVIN》。SAMUEL SMILES的《THE HUGUENOTS THEIR SETTLEMENTS CHURCHES ANDINDUSTRIES IN ENGLAND AND IRELAND》,为预格诺派(THE HUGUENOTS)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数据。《UN MARTYR DU DESERT JACQUES ROGER》,是DANIEL BENOIT所写的,论及南特勅令(EDICT OF NANTES)废除后的“沙漠中的众教会”。

    回到英国的那一部份,我曾引用GEORGE OFF0R的《MENMGOIR OF WILLIAM TYNDALE》。至于提及英国的不奉国教者的那些报导,下面几本书都给了我不少的帮助:HERBERTS·SKEATS所著的《A HIASTORY OF THE FREECHURCHES OF ENGLAND》;C.SILVESTER HORNE的《A POPULAR HISTORY OF THE FREE CHURCHES》,RICHARD HOOKER的《THE 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JOURNAL OF GEORGE FOX》。提供了他一生最完整的数据。论到德国和附近国家的属灵运动,尤其是在宗教革命发生以后那段时期的历史,见载于下面三本参考书,颇为详尽:《GESCHICHTE DES CHRISTLICHEN LEBENS IN DER RHEINISCH-WESTPHALISCHEN KIRCHE》(作者MAX GOEBEL);《GESCHICHTE DES PIETISMUS UND DER MYSTIK IN DER REFORMIRTEN KIRCHE U.S.W. 》(作者HEINR HEPPE);和《GESCHICHTE DER PIETISMUS IN DER RFORMIRTEN KIRCHE》(作者ALBRECHTRITSCHL)。《JOHN WESLEYS JOURNAL》内有他本人生平最详尽记载。本书提到克里威廉(WILLIAM CAREY)的事迹时,引用的材料,不少出自《THE LIFE OF WILIAM CAREY SHOEMAKER END MISSIONARY》(作者GEORG SMITH)。论到哈尔登(HALDANE)弟兄俩的部份,则得力于ALEXANDER HALDANE所作的《LIVES OF ROBERT AND JAMES HALDANE》。至于要参考关乎俄国和斯顿德教派(STUNDISTS)的历史材料,我主要是靠这两本书:P.M.FRIESEN的《GESCHICHTE ETC》 ,和J.WARNS的《RCSSLAND UND DAS EVANGELIUM》。论到德国浸礼宗的兴起经过,主要参考书是JOHN HUNT HOOK所著的《JOHANN GERHARD DNCKEN.HIS LIFE AND WORK》。我又找到不少论及英国后期的各种运动的手稿,也参考过W.BLAIR NEATBY的《A HISTORY OF THE    PLYMOUTH BRETHREN》。葛若弗斯(GROVES)太太,为亡夫的事迹编撰了《MEMOIR OF THE LATE ANTHONYNORRIS GROVES CONTAINING EXTRACTS FROM HIS LETTERS AND JOURNALS》,记载他在新约教会样式的教会的建造上所作出的贡献和教导,我从这本参考书中引用了很多资料。《A NARRATIVE OF SOME OF THE LORDS DEALINGS WITH GEORGE MULLE》记载了穆勒有力的见证。W.H.BENNET的“ROBERT CLEAVER CDAPMAN OF BARNSTAPLE”详细报导了车曼(CHAPMAN0的生平,作者是他生前的密友。WILLIAM KELLY在所编纂的“COLLECTED WRITINGS OF J.N.DARBY”中,报导了达秘(DARBY)的教导。《NAZARNEES IN JUGOSLAVIA》是在美国的“拿撒勒教派”(NAZARENES)信徒所编印的,还有其它各种小册,都是论及这些信徒的工作。

    《走天路的教会》所遭遇的难处和她的荣耀,就只能这样简略地描画出来,她那完整无遗的经历,却只能等到主的话成就的那一天方得以显明。那时“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太10:26)。现今,虽然往往出于无知和误会,时有模糊不清的情况,但我们实在看见了这个走天路的教会,如何敌挡黑暗的权势,如何在地上为她的主作见证,又如何因着跟随祂的脚踪而受苦。这些信徒永远是走天路的,并没有在地上成立任何属地的组织,因为他们看见了天上的一座城。因为像基督的原故,他们也可以给称为“匠人所弃的石头”(路20:17),并且因信,指望有一天当他的国度显现的时候,他们必与他在国度中一同得份。

译序

    三年多前,在教会中和弟兄姊妹一同阅读这一本书,众人都在交通心得中大得帮助。那时,就有好几位弟兄有意把这书译成中文,只是因着一些条件上的限制,迟迟没有实行。去年秋天,我们感觉中国的教会在这方面的需要比前更迫切,就决心开始作翻译的准备,由内子把全书译成初稿,我亲自作校译,全书定稿以后,再由两位弟兄分别作全书的审阅。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心意,盼望主使用这书,使许多神的儿女从其中看见神所要得着的教会,能以越过人间的习惯而追求活进神的心意中,叫神得着满足,神的儿女也满蒙祝福。

    这书虽是在三十年代写成,近几十年的历史资料并没有收集在其中,但这并没有影响这书的属灵价值,它的属灵意义仍旧是那样的强烈。这书与其说是一本教会历史,倒不如说它是透过神在历代的圣徒中所作的工,向神的儿女传递神关于教会在地上的见证的实意,这正是本书与一般的教会历史不同的地方。写作教会历史,很容易把神在人中间所作的眨低成为人的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结果,新派的人固然是采取这种观点,就是称为信仰纯正的基督教学术工作者,也常常在不自觉中向这方面看齐。

    使徒行传是教会见证的原则,书信是教会见证的真理基础,离开了神的话,教会见证的路是闭塞的。基督教的现况是偏离神的话的结果,从使徒行传的日子开始,已经出现了人的见解代替了神的话的事实,要使神的儿女偏离神的见证,但在历世历代中,神不停止的吸引人,兴起人,单纯的根据神的话去站立,作当代的神的见证人,他们没有只在口头上标榜神的话是权威,而是实在的活出神的话,以行动去见证神的话的权威。人偏离神的心意,使基督教变成了西方的文化。但是体贴神心意的基督徒,认识了神的定意,他们持定神的话,从各种的偏离中出来,回转到神的见证去,他们不承认教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教会的历史在某一方面说来,可以说是人偏离神的话的记录,并不能作为教会见证的正面参考的数据。主自己是中心,一切都得以正意分解出来的真理之道为根据。恢愎神所要的见证就是本书的主题。

    为了本书的中译名,我们等候了许久也决定不下来,起初曾选定为“爱慕神的教会”,但这名的含意有点不明确;又想过用“爱慕神心意的教会”,可是又觉得在行动上的表达得不明显;有弟兄提议作“寄居的教会” ,但这名也不够全面的表达本书的讯息,最后,我们看定了“走天路的教会”,也确定了以它为本书的中译名。我们十分盼望每一位阅读本书的人,都看见神在祂的儿女们身上的等候,因而使自己也投身进入这一群行走天路的人的行列中。

    因为在已有的中文书籍中都没有统一的名字译名,为了使读者容易查阅书中的人物,我们编制了一个中文的中英文名字索引,是依照该名字第一次在本书的那一章出现而编制。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有不少弟兄姊妹们用祷告给我们作扶持,在爱心中给我们鼓励和关心,我们也在此致谢,深信主必纪念他们向着祂所作的一切,那些因阅读本书而生发对神的见证的想往的人,也就是他们在主面前所得的赏赐。

    愿荣耀归给祂直到永永远远

    王国显写于旧金山
    一九八四年四月廿九日

 楼主| 发表于 2011-1-5 12:45:3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章  开端

    公元二九——三一三年

    新约圣经适合现况——旧约与新约——基督的教会和神的众教会——使徒行传为应用于现代提供了样式——本书记录后来事迹的方案——五旬节和众教会的建立——犹太会堂——犹太会堂与众教会——散居外地的犹太人传扬神的道——犹太人最早建立的教会——犹太人敌挡基督——犹太宗教、希腊哲学与罗马权势敌挡众教会——圣经的结束——以后的著作——革利免(CLEMENT)致哥林多人的书信——伊格那丢(IGNATIUS)——连上新约时期最后的环节——受浸和主的晚餐——教牧特权阶级的成长——俄利根(ORIGSEN)——居普良(CYPRIAN)——诺洼天(NOVATAN)——不同类型的教会——盂他尼主义者(MONTANSSTS)——神哲主义者(MARCIONITES)——初期教会的坚稳——迦达尔斯(CATHARS)——诺洼天主义者——多纳徒派(DONATISTS)——摩尼教派(MANICHAEANS)——给丢奈特(DIOGNETUS)的书信——罗马帝国逼迫教会——君士坦丁颁布宗教自由——教会胜了世界。

    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美好的完成,是律法和先知书自然发展的唯一结局。新约并没有废掉律法和先知,而是成全和替代,并使它更充实丰富。新约本身具备了完整的特性,它所显示的并不是一个新时代初步的开启而需要经常加以修改和加添、以期适应不断改变的世代。它本身就是一种启示,适合历世历代众人的需要。除了四福音所记载的有关基督耶稣的事迹之外,我们再无别的更佳途径去认识耶稣基督;同样地,除了新约书信所谈论关于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所引发出来的结果和教训以外,亦没有其它更正确的教导。

    旧约圣经记载以色列民族的形成和它的历史,而在基督显明之前,神就是借着以色列民族向世人启示自己。新约圣经是把基督的教会显明出来:教会是一切因信神的儿子得了重生、有份于圣灵和永生的人所组成的(约3:16)。

    这个身体——基督的全教会——是肉眼所看不见的,也不可能仅在某一个指定的地点活动,因为其中许多肢体早已离世与基督同在,其余的却散居在世界各地。既是如此,神就命定这个身体要借着在不同的地方与不同的时代的神的众教会显明出来,并要作见证。神的众教会,每一个都是由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各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奉主的名聚会而组成的,主在这些聚会中应许与信徒同在,并用各种方式通过肢体显明圣灵的工作(太18:20;林前12: 7)。

    神的众教会,每一个都直接联于主,服从祂的权柄,直接向祂负责(启二、三)。从来没有提到一个教会可以控制另一个教会的说法,也没有说及任何教会应有组织的联合而存在。而是众教会只靠个别信徒彼此亲密的交通来联结(徒15:36)。

    教会主要的任务是向普天下传福音,就是救恩的大喜信息。这是主在升天之前的命令,还应许赐下圣灵作传福音的能力(徒1:8)。

    使徒时代的教会历史事迹,在使徒行传中给摘要地记录了下来,作为众教会永远的样式。教会的发展离开了这样式,就产生过惨痛的后果,而以往每次教会的复兴和恢复,都是回转到这样式和圣经的原则所带来的结果。

    本书以下所记载的事迹,乃是搜集了不同作者的记录;这些记录,都显示出一个由一班决心遵照新约教训的信徒所组成的贯连不断的教会的连续。这些连续,不一定局限于某一地区,因为这样的教会往往会被分散,或甚至堕落变质了,而在别的地区,却又有持守真理的教会兴起。圣经将这个教会样式清楚地描写出来,使教会不难有所依循;就算对以往曾经有信徒走过这条路的事实毫不知情,或甚至不晓得在其它地方同时有人亦持守这样的心意,都全不碍事。读普通历史的记载,若留意到一些关涉到教会的史实时,那些史实会帮助我们更明白上面所描述的众教会。

    本书也会提及一些属灵运动,这些运动虽未导致根据新约教会样式而建立的教会的产生,但却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认识其它产生这种样式教会的运动。

    从五旬节开始,福音迅速传扬各地。在耶路撒冷参加节期而听到福音的人,把这信息带回去各处犹太人故居的地区。新约只将使徒保罗的传道行踪详尽地记录下来,事实上其它使徒亦曾周游四方传道,并在各地建立教会。凡信主的人,都成了基督的见证人。“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徒8:4)只要有人接受福音归信主,不论人数多寡,便都成立教会;这样的做法,使教会的事奉有了一定的永久性。又由于教会从开始就学习直接倚靠圣灵行事,尽忠于基督,因此不久就成为传扬生命之道的中心。圣经提到帖撒罗尼迦新成立的教会时,指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帖前1:8)。虽然每个教会本身都具独立性,不受任何组织或教会联合组织形式所管束,但各地教会彼此间的紧密联系一直在维持着,而且因为传道的弟兄们经常到访而不断的兴旺起来(徒15:36)。聚会都在家中,或其它可以容纳多人的房子里,或在户外举行,所以无需特别形式的建筑物。这种所有肢体一同参加的聚会,活动自如;虽无组织,却仍是一个整体;只强调在基督里分享同一的生命和同一位圣灵的内住,不拘形式,使教会能经历逼迫而屹立不动,将救恩的信息向世人宣扬。

    最初的时候,福音是由犹太人传给犹太人,经常利用当时犹太人的会堂传福音。会堂的制度,是犹太人在分散各地数百年来仍能保持民族意识与宗教统一的简单而有效的机构。会堂主要传讲旧约圣经。犹太人散居外地多年,没有被外邦所压服或同化,可见圣经与会堂维系力量之大。设立会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念诵圣经,讲解经文、和祈祷;其源始于上古时代,诗篇七十四篇记着说:“你的敌人在会中吼叫,……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诗74:4、8)。( “会”与“圣所” ,原文与“会堂”一字相同。译者按。)据说犹太人被掳归回后,以斯拉进一步强化了会堂的组织。

    主曾说:“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18:20)。主也以圣经作为教会永不更改的引导;各处教会不至于消灭,原因亦在此。如果在某一地方教会遭破坏,在别的地方就会兴起另一个教会来。

    散居外地的犹太人,在外邦人中热心宣扬真神。因着这些见证,许多人归向真神。在主后第三世纪,希伯来文的经卷给译成了希腊文,就是所谓“七十士译本”。希腊文是当时和以后多年来在不同语言的民族彼此间沟通的主要语言,所以在“七十士译本”圣经面世以后,外邦人也可以阅读旧约经卷;有了沟通的工具,犹太人就利用会堂的集会和商务上往来的机会去作那美好的工。主的兄弟雅各曾说:“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渎。”(徒15:21)。希腊人和其它的人就给带进会堂去听律法书和先知的话。他们在罪的重担和异教之风的重压下,正感混乱不安,而哲学又不能满足他们,会堂就使他们认识这位唯一的真神。因为商业上的关系,犹太人接触到不同阶层的人物;他们就利用这些机会努力不懈的去传扬真神的道。有过这样的记载:有一位寻求真理的外邦人,决定不参加当时风行的一种哲学派别,因为他幸运地邂逅相遇到一个来自罗马的犹太布贩,那布贩以很简单的方法就使他认识了这位唯一的真神。

    在会堂里,人们可以自由地事奉。耶稣经常在会堂里教训人。“耶稣……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路4:16)。巴拿巴和保罗周游传道时,来到彼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甚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徒13:15)。

    当救主基督来到地上,要应验以色列人的盼望和见证时,大批犹太人和信奉犹太教的虔诚人,都归信了祂,初期的教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基督是亚伯拉罕所蒙的应许的后裔,是大卫最伟大的子孙,但当时的统治者妒恨祂,又见外邦人蒙恩,一同聚集,正如福音书听说的,心中就更嫉忌,拒绝不信他们这位君王和救主,逼迫主的门徒。他们没有救主,只好继续走他们那满了悲惨愁苦的路。救主原是神向人所显出的大爱和拯救的大能。

    最初教会在犹太人当中建立起来的时候,犹太人是最先敌挡教会的人。但不久以后,教会纷纷在各地成立,而当外邦人也蒙恩归信基督时,教会就受到希腊哲学思想和罗马帝国权势的冲击。在主被钉的十字架上面,用希伯来文、希腊文、和罗马三种文字写上给祂的控罪(参约19:20),就在这些文字所代表的思想和政权的领域内,教会开始受逼害,受苦,但后来却是在这些权势下首先得胜。

    犹太教给教会的影响,并不止于有形的攻击;带来更长远影响的,却是把基督徒带回去律法之下。保罗在给加拉太教会的书信中,就大力抨击这种开倒车的论调,说:“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加2:16)从使徒行传和加拉太书的记载,可见教会最初遭遇的严重危机,就是把自己囿限于犹太教派的范围内,以致失去了向所有的人宣扬神借着基督所拖行的拯救大工的自由和能力。

    希腊哲学所寻索的,不外是一些关乎神的哲理、自然的阐释、和行为的准则,尽量取材于各种宗教和各类思潮,不拘是来自希腊的或罗马的,甚至是非洲的或亚洲的,于是产生一种所谓神秘的直觉领会,各种哲学系统因之先后应时而生,引起一片激辩。诺斯底主义(GNOSTIC)的各种派别,多半是把不同来源的思想,冶为一炉,管它是异教、或犹太教、或基督教,一概兼收并蓄;他们所探索的,不外是那些隐藏在异教的外表形象下的所谓“奥秘”,常常标榜二元思想,主张两位神的并存:一为光明、一为黑暗;一善、一恶;又主张物质和一切属物质的东西,都是来自黑暗的权势,受这权势的管治。至于一切属精神领域的,却是源出于至高的神。这些哲理推测,形成了当时冲击初期教会的多种异端的理论基础。在新约圣经中,尤其是在保罗和约翰的书信里,早已对这些异端提出抨击。结果,教会为了保持信仰纯一,采取了反击,但这些反击手法带来给教会本身的影响,远甚于这些异端所引起的影响;主教的管治和权力,因此得以随着圣职人员制度而膨胀,很快就使教会严重地变了质。

    罗马帝国亦逐步地介入对教会的逼害,至终要倾其全力去粉碎毁灭教会。

  约在主后六十五年,使徒彼得殉道了。几年以后,使徒保罗亦遭受同样的际遇。在主后七十年,罗马帝国攻毁了耶路撒冷,这事实说明了一件事:为众教会,神并没有安排肉眼可见的领袖,或在地上的中心组织。接着,使徒约翰把约翰福音、书信、和启示录写下来,作为旧约与新约圣经的结束,其意义与其它在这以前所写成的书卷同等重要。

    在新约圣经和同时期的作品,与后来出现而未包括在圣经正典内的著作,两者之间有显明的差异。后者虽然亦有使人击节赞赏的妙文,但其内容显然远比不上前者。它们虽然也阐释圣经、为真理辩证、指斥谬论、劝勉信徒,但是同时却也慢慢地偏离了自使徒时代便已明示并日渐明确的新约原则。

    在使徒约翰尚在世的时候,革利免(CLEMENT)写信给哥林多人,书信的第一卷,写出了在使徒时代末期教会的光景。革利免是在罗马的教会的长老,见过使徒彼得和保罗,在书信中就提及他们殉道的事。书信开首这样说:“在罗马神的教会,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在述及当时教会所经历的逼迫时,他用得胜者的平静口吻说:“受迫害的众妇女,忍受了无法形容的折磨,坚定地走完了她们信心的路程,虽然身躯软弱不堪,却接受了无比荣耀的赏赐。”作者也用满了谦卑的口气说:“我们写信给你们,不但是劝勉你们当尽的责任,也是提醒我们自己。”作者并多次引用旧约,提及其中的意义,亦引用不少新约经文。    他不断用主再来的盼望,来激励读书信的人,提醒他们,救恩之道不在乎自己的智慧或善行,而是因信得救;人因信称义,也绝不会叫人在善工上怠慢。但书信中所写的,已开始把圣职人员和普通信徒明显地划分清楚,这一点是深受旧约条例的影响所致。

    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听说的话,提及他们是圣灵所立作全群的监督(参徒二十)。在这段记载里,可见“长老”和“监督”两种不同的称谓,实际上是指同一群人;在同一教会内可以有多位长老(亦即监督)。在革利免之后数年,伊格那丢(IGNATIUS)也写了书信;虽然他也认识好几位使徒,但他却高举监督的地位,主张给予他们的特权,远超革利免所主张的,也是新约圣经所未见提及过的。论及使徒行传二十章时,他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监督和长老来,硬把同一的称谓分为两种不同的衔头,还说他们是从以弗所和附近的城市来的,抹杀了他们实际是来自同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的事实。

    最后一位直接认识使徒的是波利卡普(POLYCARP),是士每拿的监督,后来在主后一五六年在当地殉道。他一直在使徒约翰门下受教,也和那些与主同行的人交往甚密。另一位是爱任纽(IRENAEUS)他是波利卡普的门生,也是直接连上基督的时代的一个人,他在主后一七七年被立为里昂的监督。

    信徒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便可受浸。这个教训早已在新约圣经里有例证可循,以后教会亦照着遵行。但明指婴儿受洗的事例,最早是见于特土良(TERTULLIAN)在主后一九七年的著作。其中他指斥当时的人开始为死人及婴儿施行洗礼的错误。引起这种陋习的原因,乃由于偏离了新约的教训里关乎受浸的教导,因为在第二世纪时已经出现“受浸使人重生”的错误观念。此外,当时又有人认为由神职人员执行纪念主的受死(亦即信徒擘饼饮杯纪念主)的仪式时会有奇迹发生。这个谬论,加上上述对受浸的误解,更加深了圣职人员和普通信徒间有高下之分的说法。主教(监督)负责管理一切教牧圣职人员,而在广阔地区内所有的主教,又听命于该教区的大主教;如此,不久便演变成一种人为的宗教性组织,替代了教会中圣灵的大能运行和圣经的指导原则。

    这种演变是循序渐进的,许多人并未立时受影响。起初的时候,一处教会从未有意要辖管另一处教会;虽然人数较少的教会,间或会请人数较多的教会派遣“被选上的弟兄”在必要时去协助一下;而同一地区的监督们,有时亦会聚集开会商讨,但直至第二世纪末期所见到的情况,显示出唯有在必要时,为了方便商讨大家共同关心的要事,才会偶然召集开会。特土良说过:“宗教从来不勉强人接受信仰,只会任人自由决择,不能出于勉强,或施以压力。”

    俄利根(ORIGEN)是当时最伟大的教师之一,也是教父中思想最属灵的一位。他曾为教会的属天性质作出辩证。他在一八五年生于亚力山大城,父母均为基督徒。他幼年时便经历过圣灵的工作。他父亲利欧尼达斯(LEONIDAS)蓉智而敬虔,是他研读圣经的启蒙老师,父子情深。当父亲因信仰而下狱时,他年仅十七岁。他爱父心切,要到狱中陪伴老父,幸亏母亲心生妙计,把他的衣服藏起来,以致他不能出门。他写信给在狱中的老父,鼓励他坚持信心。后来父亲殉道,家产全部给没收。年青的俄利根就肩负起供养母亲和六个弟弟的责任。他作教师的特殊恩赐,不久就使他声誉鹊起。他自律甚严,但对受逼迫的弟兄,则极为体贴,甚至与他们一同受苦。他曾逃到巴勒斯坦避居一段时期,在那里从事著作。他渊博的学问,吸引了不少主教(监督)来聆听他对经文的讲解。亚力山大城的监督底米特里斯(DEMETRIUS)获悉后,甚为震怒,指斥他没有资格教导主教,因为他本身只不过是个平信徒,于是召他返回亚力山大城。俄利根听命回去,但最后仍不免被逐出教会(主后二三一年)。他那特殊可爱的人格和渊博深邃的学问,吸引了不少人跟随他,并且在他去世以后,仍遵行他的教训。在罗马德修王逼害基督徒时,他被囚禁在推罗,受尽酷刑,五年后由于刑伤复发而身亡,时在二五四年。俄利根认为教会是所有在生命里经历过永生神大能的人所组合而成,这就是属灵的真正教会,与一般所谓教会组织有别。他思考敏锐,能深入探讨常人所不能领会的,所以有好些人认为他的主张是异端,其实他在阐释的时候常作审慎的分辩,他指出有些教训必须明确地说出来,一点也不能含糊,但另外一些教训,他要人慎思明辨,不要胡乱接受。关于后一类的教训,他说过:“将来必成的事,只有神确实知道,也只有在基督里因圣灵而能与神为友的人,才能领会。”他一生勤奋,全心专注于圣经的讲解,其中一本伟大的著作就是HEXAPLA。与俄别根的主张迥异的,乃是迦太基的监督居普良(CYPRlAN)。他生于主后二OO年左右;他常应用“大公教会”这名称(大公教会是指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还没有分裂前的教会组织,译者按。),且认为一切在大公教会门外的人都不能得救。由此可见,雏形的“天主教会”,在他当时已形成,大公教会是在君士坦丁时代之前教会所采用的名称,而且排斥凡不肯加入大公教会的人。他批评诺洼天(NOVATIAN)的论著和一切拥戴诺洼天和与他表同情的人,并那些为致力于教会的纯洁的信徒,指斥他们“是反对大公教会的不合法组织” ,又说凡支持诺洼天的信徒,不能加入大公教会,因为他们目的在“分裂大公教会所代表的一个身体”,又指责他们不敬拜马利亚,与大公教会的合一背道而驰,因此他们必须悔改回转。他又说:“虽然麦子当中掺杂了稗子,但我们不该退出教会,而必须努力作麦子,作大户人家里的金器银器。”如果有人质疑,他就叫人读他所写的小册子;而当提到诺洼天的主张时,他就说:“凡不在基督的教会里面的,就不是基督徒……。教会只有一个,……主教也只有一个。”

    当教会数目日渐增加的时候,教会也慢慢的失去了起初的热心,渐渐跟从了世界的样式。这个趋势并非没有引起责难。当天主教形式的教会组织日渐发展,当中就兴起了一小部份提出改革的信徒,同时亦有教会离开了天主教形式的组织,也有一些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坚持原来新约圣经教训的,他们自己也逐渐地发觉受其它教会所摒弃而被孤立起来。大公教会系统后来成为最有权势的宗派,至今存留下来大批有关他们的文献,至于涉及那些和大公教会不同看法的文献记载,则被删除掉,所以现在所仅知道的,都是搜集自那些抨击他们信仰的论著,所以很易叫人产生错觉,以为在第一至第三世纪期间,只有一个联合的大公教会和其它一些零星而无关重要的传异端的团体,事实恰好相反,当时就正如现今一样,有为数不少的各种不同见证的派别,各有其特点,而有些甚至是彼此相互排斥的。

    在大公教会中力图改革而又恋栈不去的无数小团体中的人,统称为孟他尼主义者(MONTANISTS)。一种广泛而又有深远影响的属灵运动,多冠以某名人的名字,不免容易引起误会。虽然有时为了方便的缘故而沿用这名称,但在引用时总得要记着:不管那人物是一位如何伟大的领袖和倡导者,总不能与那影响深远且意义重大的宗教运动相比。

    因为教会属世的倾向日深,宗教领袖们都以学问来替代了属灵的能力。许多信徒深受圣灵内住与运行大能所吸引,渴望得着灵性的复兴,回复当初使徒们的教导和实践。主后一五六年孟他尼(NONTANUS)在非利济亚(PHRYGIA)开始教导人;他和附从他的人对当时教会与世界同流合污,大表不满,其中还有人自命有圣灵特别的启示,尤以两位妇人彼莉思嘉(PRISCA)和马西米亚(MAXMILLIA)为甚。罗马皇帝马可奥利流(MARCUSAURELIUS)在一七七年逼迫信徒,引起更多信徒迫切等侯主再来,于是盂他尼主义崛起,希望设立聚会,带领人回复起初的敬虔,因等侯主再来而敬虔度日,迫切要让圣灵可以在教会内自由运行。虽然他们当中有人夸大所得的启示,但是他们究竟还是提倡和实行当时亟须的改革。一般来说,他们接受天主教会的组织方式,还尽可能保持彼此交通。当时的主教主张教会尽量收容皈依的人,但孟他尼主义者则认为皈依的信徒,必须有真正的生命经历。大公教系统规定加强主教对教会的管治,但主张孟他尼主义的人表示反对,坚持只有圣灵的权柄才是教会的依归,因此必须让圣灵自由运行。这些歧见,不久便引致在东方形成许多分离的教会。但盂他尼教派继续在西方的天主教圈子里活动,经过多年以后才被排斥,另一说是他们自行脱离大公教会。在迦太基(ARTHAGE)帕皮图亚(PERPETUA)和弗里西塔(FELICITAS)在主后二O七年殉道时,虽然信奉盂他尼主义,但他们仍保留着大公教教友的身份。(他们殉道那可歌可泣的史    实,令他们名留千古。)但在第三世纪初,非洲教会伟大的领袖、著名作家特土良接受孟他尼主张时便离开了天主教。他说过:“即使只有三个人,而且都是平信徒,那仍然是教会。”

    另一种截然不同而又蔓延迅速、与大公教系统分庭抗礼的运动,称为玛西安主义(MARCIONITES)(亦称神哲主义,译者按)。特土良抨击这种主义说:“玛西安(MARCIN)宣扬的异端,已经充斥了全世界。”玛西安在公元八五年生于黑海的西诺彼,在本都省的教会中长大。本都正是使徒彼得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彼前1:1),也是亚居拉的本乡(徒18:2)。玛西安的主张是经年累月地发展出来的,但在他年六十岁时才发表出来,在罗马掀起一片激辩。

    当他目睹世人犯罪日趋严重,深感不安。他感到在旧约圣经中神的启示,与新约所启示的,大不相同;又认为一方面是公义的审判和愤怒,另一方面却是慈爱和怜悯;一边是律法,另一边是福音;这两者间的表面冲突,他无法领会,又不晓得根据圣经和当日教会所领受的真理去加以调和,结果他就采纳了一种二元论去解释,认为世界并非至高真神所创造,而是出于一个较低级的神,就是犹太人的神。至于基督所显明的,就是这位救赎的真神,他原与世界无分无关,但因为出于爱心要拯救世人脱离痛苦的原故,亲自来到世间;世人不认识祂,结果祂被那自称为创造者的世界的主宰,和犹太人,并一切跟随这世界的王的人所迫害。玛西安因此教导人,真正的基督徒的责任,是对抗犹太教,反对一般的基督教;他认为基督教亦不过是出于犹太教。他不赞同诺斯底主义,不认为救恩是靠“奥秘”或知识而来的,而是因信基督而得着救恩。他的初衷是要改革基督教会,但结果附从他的人后来也和基督教会彼此敌对。

    玛西安因为不能在圣经里找到支持他的主张的论据,结果摇身一变成为最激烈的圣经批评家。他把自己的主张应用到圣经里,而将其中与自己主张冲突的经文全部摒弃,只保留了他认为能支持他理论的部份,还以自己的观点加上解释,而不根据圣经的大要;甚至他认为必要时,可以加上自己的意思。如此,早期他虽然接受旧约,后来便全部拒绝,认为旧约不过是论及犹太人的神和犹太人的弥赛亚,而不是有关至高与救赎的真神和基督的启示。他认为当时门徒错认基督,以为他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认为只有保罗获得真正福音的启示,所以只接受新约圣经内的保罗书信和路加福音,但后来他还是将其中与他私见砥触的部份任意删改。至于新约其它书卷,他说是出于信奉犹太教的人,旨在摧毁真正的福音,而且还将其中部份经文加以窜改,来迎合犹太教的信仰,正如他自己的手法一般。玛西安将这本给删减得七零八落的新约圣经,还加插上自己所写的一卷对照录(ANTITHESES),代替使徒行传。

    玛西安狂热信奉自己的福音,声称这是奇迹中最大的奇迹,无可比拟的感人、充满活力,叫人惊奇。当人批评他的主张是异端时,他就自己着手另外建立教会,迅速发展。他们也行浸礼,守主餐,仪式远比大公教会的简单,也阻抑教牧阶级的特权和趋向世界潮流的倾向。根据他们对物质世界的理解,主张极端的禁欲;禁上婚娶;受浸的人都一定要发誓终生守童贞。他们认为耶稣并没有物质的肉身,只是一个形像,但他有感官的知觉,和我们的肉身一样。

    如果将圣经断章取义,任何的错谬都可以找到论据。但是真理的根基是完整的圣经。玛西安所犯的错误,在于他只接受合乎自己心意的经文,而拒绝其它的部份。

  教会偏离新约教会原来样式的倾向,很早便遭遇厉害的反对,结果教会内有少部分人结集起来对抗歪风,希望能挽狂澜于既倒。这些人一部分被逐出了大公教会,自己另立聚会;另一些人在不能再忍受下去的情况下自动离开,也另立聚会。这些分别出来的信徒,自然地加强了从起初便坚守原则的阵营。接着而来的几个世纪,常见提及这些坚守使徒信条的众教会;他们声称是直接继承使徒时代的见证。在君士坦丁时代的前后,人把他们称为迦达尔斯派(CATHARS)、或清教徒,但他们却从不这样自称。

    亦有人称他们为诺洼天主义者。其实诺洼天并非创始者,只不过是当时他们的领导人。当教会遭遇逼迫时,产生了一个使教会常受困扰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有人在信仰上后退,亦即在受浸以后又拜祭偶像,教会能否再收纳他们?诺洼天对这问题持很严厉的意见。按立诺洼天而后来殉道的罗马教会监督费卡安(FABIAN),有一个门生叫哥尼流(CORNELIUS),他主张可以再收纳这些软弱失败过的信徒。少数人不同意他的主张,于是另立诺洼天为监督;诺洼天欣然同意,结果他和拥护他的人同被罗马的大公教会开除(二五一年);后来诺洼天殉道,但跟随他的人,(有人称他们为迦达尔斯人,亦有称之为诺洼天主义者,名称不一而足),日渐增多,遍布各地,公开否定大公教会和他们的教条。

    在北非的多纳徒派(DONATISTS),深受诺洼天的影响。他们主张节制自律,强调主持圣礼的人的品格,但大公教徒则只强调圣礼的本身。这一派教徒的名称,来自他们两位同称多纳徒(DONATUS)的领导人物;这一派早期的教徒,与大公教徒迥异;他们的人品清高,行为检点。在北非一带地方,成为各种不同派别的教会中人数最多的教会。

    当教会演变成各种不同形式之际,另外又兴起一种新的诺斯底主义教徒,称为摩尼教(MANICHAEISM)(在中国称景教,译者按。)蔓延迅速,与基督教分庭抗礼。创立人摩尼,约在公元二二八年生于巴比伦;所主张的三元教,取材于波斯、基督教和佛教。他自称蒙召作挪亚、亚伯拉罕、琐罗亚斯德(Z0ROASTER)(波斯拜火教源始人,译者按)、佛祖和耶稣的接棒人,完成他们的善工。他周游列国,四处传教,足迹远及中国和印度,对当时几位波斯君王的影响至大,但最后被钉十字架处死。后人继续信奉他的主张,教徒遍布巴比伦和中亚区域的撒马尔罕(SAMARCAND),虽然遭受极厉害的逼迫,教徒还是布散到西方去。

    在此各派争鸣、混乱不清的情况下,仍有持守正道的教师,耐心地把救恩之道教导人,循循善诱。其中有一位不名经传,在第二世纪时曾写信给一位名叫丢奈特(DIOGNETUS)的慕道者,指出基督徒敬拜神的方式、对神的专一信仰、和信徒彼此相爱,还解释为什么基督徒不跪拜希腊人的神像,也不信从犹太人的宗教,并说明这敬虔的新信仰到那时代才显出来的原因。

    他说:“基督徒与世人的分别,不在乎国籍不同,也不在乎语言有别。他们各人按着命定在自己的地方居住,随从当地人的服式、饮食习惯和一般行为举止,但同时也活出一种美好、叫人印象深刻的生活样式。他们以作客的身份居住本土,与当地人分享一切,但又有如寄居作客者忍受一切。对他们来说,异邦尤如本土,而祖国又尤如异地。……他们在地上过活,却是天上的国民;他们遵守当地法纪,但生活行为所表现的,却远比法律的准绳更高超。……他们受人辱骂,却回报以祝福。”然后论及神的时候,他说:“神是全能的,是万物的创造主宰,……从天上差遣祂(真神的儿子:译者按)来,住在人中间。祂是真理,是那神圣不可言喻的真道。神把祂牢牢地放在世人的心里。神并非如人所想象的,差遣……天使或统治的君王来;……神是差遣万物所本的主宰来,天地都是借着祂造的,祂也划定海水的界限。——众星宿也听从祂的命令。”神差遣这位使者,……就如坐宝座为王的差遣儿子,而儿子也是坐宝座的;这被差遣来的,亦有如神自己,也是救主。”神差祂来,不是为了审判,虽然“神有一天会差祂来审判世人,祂显现的时候,谁能站得住呢?”神迟延未差救主再来,只因祂长久忍耐。祂的旨意永不改变,“祂的心意极其高深难测,唯独祂的儿子知道。”当祂把智慧的谋略隐藏起来时,我们就以为祂离弃了我们,其实是要显明我们凭自己不能进神的国,但到了指定的日子,“祂亲自背负我们的罪孽,赐下祂的儿子,为我们赎罪;圣者代替了罪人;无可指摘的代替了恶人;义的代替不义的;不可朽坏的代替可朽坏的;永存的代替必死的。因为除了他的公义以外,还有什么可以遮盖我们的罪呢?我们这些不虔不义的人,除了靠神的独生子以外,怎能称义呢?啊,何等甘美的替代!啊,何等奥秘的工作!啊,远超过所想所求的福气!众人的罪污被那位独一的义者所洗净,因一人的义竞令无数罪人得称为义!”

    当教会与罗马帝国接触时,便马上爆发冲突。全盛的罗马帝国倾其全力企以征服教会。教会并没有反抗。

       这个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意外地结束了这场历时长久而又残酷可怖的斗争。在当时罗马帝国内关所引发的权力倾轧中,君士坦丁(CONSTATINE)渐占上风,他于三一二年大获全胜,挥军进驻罗马城,马上颁布谕旨,停止对基督徒的迫害。跟着在一年之后,颁布所谓“米兰谕旨”准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

    这样,罗马帝国终于被跟随主耶稣的基督徒的至死不屈的忠心所征服了。他们那种坚忍毅力和包容忍让的表现,把罗马人的敌对仇恨化解了。罗马人对基督徒先是怜悯同情,后来转为敬佩钦羡。

    当时异教并末受到迫害,但因为失去了国家的支持,就逐渐衰微了,而基督教信仰却大受欢迎;国家的法律禁止欺压弱少民族,反进一步的施行保护,因之帝国空前繁荣起来。众教会一旦从外面的压迫下得解脱,重获自由,便进人另一个新阶段。许多教会仍坚守起初的单纯,但不少却因内部组织深入的改变而受影响,改变发生了以后,教会的样式和使徒时代的新约教会,便大不相同了。以后更大规模地进行改易,其引致的后果就越发明显了。
 楼主| 发表于 2011-1-5 12:52:4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  基督教国的基督教

    公元三一三——四七六年  三OO——八五O年  三五O——三八五年

    教会与政府联合——众教会坚拒与政府合一——多纳徒派被定罪——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AEA)——亚流主义(ARIANISM)恢愎得势——亚他那修(ATHANASIUS)——信条——圣经的正典——罗马世界与教会——西罗马帝国的分裂——奥古士丁(AUGUSTINE)——伯拉纠(PELAGIUS)——教会地位的变化——假教训:摩尼教派,亚流主义,伯拉纠主义,祭司圣职制度——寺院制度——仍以圣经为指导——差传工作——离开圣经差传的原则——爱尔兰和英格兰差人往欧洲大陆传道——英国和罗马的差传工作间的冲突——培利司里安(PRISCILUAN)

    天主教的主教势力抬头,加上大主教教区的兴起,使天主教会和政府机构间更易于沟通。君士坦丁本人,除保留以前所拥有的异教大祭司的无上权威外,兼揽基督教众教会的统治大权,因此政府和教会很快便密切地联系起来。不久以后,国家大权更转而听命于在教会组织中那些执牛耳的人,使政令更利于施行。这样,本来是受迫害的,却摇身一变而成为迫害人的。

    在接着的一段日子,那些忠于紧守神话语的教会——就是当年饱受国家教会逼迫及被指为是异端的——,都在他们的著述中不断地指出:他们绝对不同意在君士坦丁在位和西利维斯特(SYVESTER)任罗马大主教时教会和政府的联合。在不少其它教会与属世的权势联合的时候,这些忠心的教会并未受玷污;他们当时对真道的持守,可直追溯至新约教会使徒时代的榜样,相沿不绝。就是这个原因,逼迫又复起,但这一回的逼迫,并非来自信奉异教的罗马帝国,而是来自这个皈依基督的国家里掌握大权的教会组织。

    当时北非的多纳徒教派人数众多,他们当中保留了不少天主教的组织形式,但为了与天主教的歧见争持不下,上诉于罗马君王。君士坦丁便下令召聚双方主教开会商议,结果裁定多纳徒教派不合。这些人便马上受到迫害和惩治,但这场冲突并未因此止息。两派一直互相争论,直到第七世纪回教徒入侵时期才告消弭。

    天主教会第一次会议,由君士坦丁于主后三二五年在毕斯尼亚(BITHYNIA)的尼西亚(NICAEA)召开。主要讨论事项是有关亚历山大教会一位长老亚流(ARIUS)所提出的主张:他认为神的儿子是被造的,是首先被造而且也是最伟大的。但既然是被造的,就不能与父同等。当日会议有三百多位来自帝国不同地区的主教出席,每人随行都带同不少的侍从,会议开会仪式由君士坦丁本人主持,隆重其事。出席的主教中,有一部份人身上还带着在过去遭逼迫的日子里受酷刑而留下来的伤痕。会议结果,除两人附同亚流的主张外,其它众人认定亚流的见解错误,与教会从起初所教导的真理不符。尼西亚会议的议决案成了教规,确定了  神儿子的真正属天性和与父神同等地位的真理。

    虽然这项议决正确无误,但要经由君王和主教们的共同努力,始得达成协议,还要由国家出面执行,这种程序无形中显示天主教会已离开了圣经的原则。尼西亚会议举行后两年,君士坦丁又改变看法,把放逐了出去的亚流迎回来。到了他儿子君士坦梯亚士(CONSTANTIUS)继位后,全国的主教职位,概由追随亚流的人出任,而政府亦转而向天主教会迫害,就像以前迫害亚流主义信徒一样。

    当时身居高位而不趋炎附势,亦不为威武所屈的人中,有一位名叫亚他那修(ATHANASIUS)的人。他年青时曾出席尼西亚会议,后来成为亚历山大的主教。五十年来他虽然屡遭放逐,却始终如一坚持地为基督的神性力辩,不屈不挠。他虽屡受毁谤,又要逃难至旷野藏身,后来又回到城中,经历一切的艰苦,他却坚守所信的真道,毫不摇动。

    亚流主义风行了三百年之久,且成为好几个国家的国教,尤以在北方新兴的国家为甚。意大利的林巴德族(LOMBARDS)是最后放弃亚流主义作为国教的民族。

    天主教最初举行的那六次会议,(第六次是在主后六八O年召开),主要都是讨论“神性”问题,涉及父、子、圣灵三者的关系。在不断的争论中,教会拟就各信条教义,并加以颁布,希望从此止息争端,确立真理,传予后人以为明训。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圣经并没有采用这种清除争论的方法。从圣经中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光有字句,并不能传达真理,因为真理只能透过心灵去领会;真理亦不能透过人的传达去领受,必须每一个人直接去领会吸收,并按照自己内心向神的心意去取用,还须在日常生活的争战中不断持守,这才能使人在真理中站立得稳。

    有人以为教会光有圣经,仍不足为准绳,最低限度还得加上早期教会的遗传,因为圣经的正典也不过是初期教会会议订明出来的规条教训。说到这一点,当然只能指新约圣经而言。以色列人独特的民族性和与众不同的经历,使他们更易领受从上而来的启示,明了受感于圣灵而写出来的经文,并且能以百折不回的能耐去保存这些经卷。至于新约圣经,其中的教训亦非经由教会会议决定出来的,因为圣灵早已明显地把这些教训启示出来,只不过是后来再经教会会议承认,以后又为众教会所接纳。这些启示和被人接纳的真理,无论在价值方面,或所显出来的能力而言,显然都凌驾于其它非正典的著作之上;此后,在每一次与圣经的正典比较之下,这些伪经次卷总是相形见拙。一再证明正典里真理的高超。

    从君士坦丁在主后三一三年颁布容忍宗教自由的谕旨开始,教会就进入历史的第二阶段。这阶段意义重大,因为教会与政府的联合作了大规模的试验。究竟教会能否依靠与政治联合来挽救自身呢?

    当时罗马帝国的势力已达全盛时代。除了对神的认识暂时撇开不提之外,人类文明当时亦已到达很高的地步,但世人的痛苦却极端沉重;富人穷奢极欲,而人民大部分沦为奴隶。在公众场所所见的各种不道德的残酷的竞技表演,成为大众化的娱乐,使人日趋堕落。纵然罗马帝国表面的国势,在与四邻为敌的当儿,仍能兴盛不衰,然而罗马内部的腐败邪恶,正威胁着整个国运,使帝国难逃灭亡的命运。

    当教会和世界保持分离的时候,教会就能一直为基督向世人作出有力的见证,不断地吸引通道者进入教会中。但当人的权力冒出来代替圣灵的管理时,教会就开始软弱,加上突然与国家政权由接触而连上关系,于是便开始败坏,日走下坡。教会圣职人员居然为高官厚禄而明争暗斗,甚至和政府官吏一样厚颜地争权夺利。而在教会充斥着属世的风气下,愿意入教的人都得到物质上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教会渐渐失去当年受迫害时的纯真,日渐沦落,失去能力,无法去挽救日趋败坏的文明世界,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了。

    意味着审判的乌云,在此时已在天际密集。在遥远的中国,因着人口向西迁移,引致匈奴(HUNS)大量外徙,横渡伏尔加河,迫近即今在苏联国土上的哥德人(GOTHS),把他们驱赶到罗马帝国的边界。当时帝国已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亦称拜占庭(BYZANTINE)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西部则称西罗马帝国。日耳曼(GERMANS)和条顿(TEUTONS)民族亦纷纷由祖居的森林地带向外移居,他们因蒙古游牧民族由东方迫近,又睨视罗马帝国的财富,加上已洞悉帝国的脆弱,于是哥德人起来,(其时已分为东哥德(OSTROGOTHS)

  和西哥德(VISIGOTHS),与及日耳曼人(包括法兰克 (FRANKS),范鞑儿(VANDALS)、勃艮第(BURGUNDIANS)、绥威(SUEVI)、赫劳里(HERULI)等民族),势如洪水泛滥,涌入罗马国境;不到一年,大片幅员如西班牙和高卢(SAUL)等省份,先后落入外族手中。罗马人民平日过惯了太平盛世的日子,聚居在城市中养尊处优,但一旦遭外族犯境,边境的防军竟然迅速土崩瓦解,人民惨遭城陷家毁的命运,平时从来不注重军事训练而只重文明享受的罗马人,大遭屠杀,也有被掳去给异教蛮族为奴的。主后四一O年,罗马城被阿拉利克 (ALARIC)所领导的哥德人攻陷,这名城备受蹂躏浩劫,主后四七六年,西罗马帝国终于倾亡,它所管辖的大幅国土上,蛮族纷纷立国。东罗马帝国则仍苟延残喘,差不多一千年以后,君士坦丁堡才落入回教土耳其人的手中。

    在这时期出现了一位伟人——奥古士丁(AUGUSTlNE)(三五四至四三O年),给后世留下不能磨灭的训诲。他著作甚丰。在这些著作中,尤其是在《忏悔录》一书中,他亲切地把自己生平娓娓道来,使读者感受如见其人一般。他生于努美地亚(NUMIDIA),在著述中他详述自己幼年生活的环境、思维和感想。他母亲慕尼卡(MONICA),为人敬虔。她为儿子的祷告、早年对儿子的期望、并后来儿子生活堕落时心里为他的忧伤、与及她对儿子至终得救的信心等等事迹,都在这些著作中跃现纸上。当时她因见异象而得以信心坚固,并得助于米兰(MILAN)主教安波罗斯(AMBROSE)的明智忠告。奥古士丁的父亲则较关心儿子的物质生活和属世享受。

    奥古士丁虽然竭力要寻求亮光,本身却沉溺于放纵犯罪的生活中不能自拔。有一段时期,他以为在摩尼教中能寻得解脱,但不久便发现这派教义的弱点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他的思想深受安波罗斯影响,但内心始终没有平安。他年三十岁在米兰出任修辞学教师时,内心极其痛苦;他的自述如下:“我在一棵无花果树下,不知怎地全身仆倒在地上,眼泪如泉涌出来,……大声哀叹说:‘我还要等多久呢?要多久呢?明日复明日?干吗不就在现在呢?为甚么不能就在这一刻除去我的污秽不洁?’当时我一面说,一面从心底痛悔地狂泣着。突然,我听到从邻居的房子里传来男孩子也许是女孩的声音,(我一时也分辨不清是男孩还是  女孩的声音),那声音不断重复地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当时我脸上都变了色,脑海中竭力在思索孩子们在哪个游戏里唱歌时所说的这句话,但没法可以想起和这句话相似的句子。于是,我强忍着淌下来的泪水,站起来,心里开始领会这必定是从天上来的命令,要我把圣经翻开,翻到那儿就读那一节经文。……我把圣经牢牢地拿在手里,翻开了,把视线首先接触到的那一节经文,默默地读出来:‘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没有再念下去,也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当我把这两节经文读完的时候,心里的感受就像有一线满了平安的亮光直射进心里一般,所有的疑惑不安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就是他悔改归主的经过,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喜乐。但那恒常为他代求的母亲,却全不感到意外。一年以后,他们母子两人返回非洲,不久他母亲亦安然去世。三八七年,米兰主教安波罗斯为他施浸;三九五年,他出任北非洲希坡(HIPPO)即今之波拿(BONA)教会的主教。后来他因西罗马帝国的沦亡而写成那本名著《神的城》(CITY OF GOD),该书的全名标志了该书的主旨:“世上最大的名城虽倾亡,神的城却永存。”但可惜他对神的城的看法,引出了其它错误的教训,造成了无法形容的遗毒,而他的盛名竟使这些谬误造成更深的祸害;他的看法,比其它作出同样谬论的人的见解更激烈,极力主张救恩纯然出于教会,人得救亦只能靠各种圣礼。这种谬论,把救恩从基督手中挪移到人的手中,又在罪人与基督之间强插进人为的制度,这实在刚好与救恩的福音背道而驰。基督说过:“到我这里来。”不论神父或教会,都无权从中干预。

    奥古士丁为教会合一大发热心,不能容忍任何在形式上的分歧或教义上的差异,结果反而忽略了教会那属灵活泼而不能摧毁的合一性质,没有认识到所有分享神的生命的信徒,因得救重生而联于基督的身体这个事实,因此他无法领会神的众教会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地方存在,个别教会可以直接与主及圣灵连系,同时亦与其它教会彼此有交通。事实上,各教会亦可能因人的软弱,在圣经真理的了解和实践上有各种程度上的不同的领会;对于这些事实,他也无法接受。

    他既然认为教会是个地上的组织,为了要顾全它的完整性,便不惜采用各种外在及物质的方式,甚至用强迫的手段,来维持这个眼见外在的合一。他在和多纳徒教派争辩时,曾经这样说过:“人因教导受吸引来敬拜神,当然远比那些因惧怕刑罚或痛苦而被迫归信的好得多。但是,虽然前者远比后者优胜,却不等于就此可以放弃后者那批人。事实上,有不少人起初都是出于恐惧和痛苦才来亲就主。(我们有过这种事实的验证,而且这种事实天天在发生),以后他们才因受教导而慢慢改变,进而在行为上活出他们所学习的真道。虽然那因受主爱吸引而归信的会较理想,但事实上因惧怕而信主的人数更多。有谁比基督更爱我们呢?祂曾为羊舍命。但祂用话语呼召了彼得和其它使徒以后,当祂呼召保罗时,……祂不但开口拦阻他,还甚至用大能把他推倒在地上;为了要强迫这个正在不信的黑暗中疯狂迫害信徒的人来找寻心灵中的亮光,祂甚至不惜弄瞎他的眼睛。既然如此,教会为何不能用武力来使失丧的人归回呢?”

    这样的教导,出自这么一位权威的口中,很快就促成罗马天主教会不惜采用高压迫害手段来引人入教的作风;这些手段的残忍程度,不下于昔日信奉异教的罗马帝国。就这样,一位充满强烈感情、对人温柔同情的人,一旦离开了圣经真理,尽管用心良苦,到头来就给牵连到这项影响广大、冷酷无情的迫害运动中去。

    和奥古士丁始终格格不入的,有伯拉纠(PELAGIUS)。他出生于不列颠岛,五世纪初叶前往罗马,那时他年不过三十。他虽然身为平信徒,却被人公认为满有能力的圣经学者。他为人严谨正直:虽然奥古士丁后来成为他在教义争辩上的死对头,也不得不承认他为人严谨正直。以后耶柔米(JEROME)所发表诋毁他的报导,看来并不全然根据事实,倒是受当年彼此激辩、争持不下的影响因素居多。伯拉纠在罗马认识了色勒斯丢(CELESTINUS),后者成为拥戴他的教训的最活跃份子。伯拉纠提倡改革。当时不少自认基督徒的人,生活放荡不羁,他深以为憾,极为伤痛,因此竭力主张实行公义和圣洁的生活。

  他过份强调公义和圣洁,反而令他只着重人意志上的自由,而忽略了圣灵恩惠的运行。他认为除非人效法亚当所为,否则不会受亚当犯罪的影响。他认为亚当就算没有犯罪,总归还是要死亡的;他又认定没有所谓原罪:每人所作的事,都基于自己的抉择,因此人可能绝对的公义。他又主张婴儿出生时,并没有带着罪,与天主教的见解,适得其反;他也主张为婴儿施洗,但否认这是令婴儿重生的方法,只下过是能使婴儿进入蒙恩的地位,得以进入天国,并因此可以得救重生、甚至成圣,和基督联合。奥古士丁为了反对这种论调,曾在聚会中宣读了一段引自一百五十年前居普良的著作中的教训,指出婴儿必须受洗,才能使罪得赦;他因此呼吁伯拉纠放弃这种基本上与教会教义和实践相砥触的见解。伯拉纠在祈祷时,从来不说“赦免我们的罪” ,认为这句话与基督徒身份不相称,因为他认为基督徒无必要犯罪。假如我们犯罪,那只不过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和拣选;所以如果祈祷时说这句话,就等于是假谦卑。

    奥古士丁为了伯拉纠和色勒斯丢所持的见解,和自己所见大大冲突,而且影响所及渐渐扩大,于是耗费不少精力和时间去谋求对策,出版了不少著述,教会亦召开了不少次会议。东方天主教会宣称伯拉纠并没有犯错误,但西方天主教会因受奥古士丁的影响,直斥其非,当时西方天主教会,对神的旨意和人的意志两者间的关系的探讨,比东方天主教会较易接受一些肯定但武断的定义,这一点明显地也是深受奥古士丁的影响所致。当时天主教会向罗马教皇英诺森(INNOCBNT)请命,英诺森正乐得炫耀一下自己的权威,于是宣布把伯拉纠和他的追随者逐出教会。但不久以后,他的后继人佐息末(ZOZIMUS)教皇,又恢复他们的地位。后来西方教会主教们在迦太基开会,赢得了政府的支持,结果把伯拉纠及他的追随者驱逐出境,又没收他们的家产,此时教皇佐息末望风转舵,随而宣布他们的罪名。但其中有十八位意大利的主教,拒绝附从这项谕旨,其中有一位益格兰南(ECLANUM)的主教祖利安(JULIAN),以非常冷静的态度,有力地继续和奥古士丁辩论,指出借助武力,又利用教皇改变主意的时机,去消弭教义上的争论,决非善策。

    伯拉纠所教导的,内容多属真实和有益的,可惜他的基本教义基本上与圣经真理有违,而且亦与人的天性不合。人根本上自知本性堕落败坏,被罪恶所捆绑,现实的生活更将此显明出来。我们分享了一人(就是首先的亚当)的生命和本质,也就分承了他的罪,和他一样受死亡的辖制,因此我们亦可以因着各人的拣选和信赖,真正联于另一人,就是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而藉此分享他的永生和属天的性情。

    最初三百年的教会历史,证明了一件事:没有任何一种属地的权势,可以摧毁教会;亦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从外面攻击教会而令她崩溃。不少目睹基督徒受苦的人,甚至亲自迫害基督徒的人,后来都归信基督。教会不断壮大,远胜过世人所给她的伤害。接踵而来的二百年,教会与政府联合。教会虽然掌握了强大帝国的实力,却不能把日趋灭亡的国家挽救回来。“教会”这名字的意思,正是“从世人中呼召出来” ,分别出来,归于基督。因此当教会一旦放弃了这个地位的时候,她就失去了因顺服基督而得来的能力,换来归地的权势,而自取败坏。

    基督教会不但要忍受外来暴力的残害,和属地权势的吸引,还要抗拒异端教训的侵蚀。自第三世纪至五世纪期间,兴起了以下四种异端,它们的本质对基本真理影响至大,直至现在不但不少教会仍深受其影响,且亦波及世人。

    ㈠摩尼教派对圣经的教训,和宇宙万物明明显出神是创造主宰这两点真理,一并加以抨击。但圣经开章明义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创1:l)。又说:“神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创1:27),显示人是在神所创造的一切中为首。神察看了一切被造之物以后,便说:“一切……都甚好”(创1:31)。摩尼教却把一切肉眼可见的属物质的创造,推说是出于一种黑暗邪恶的势力,认为只有属灵的一切,才是出于真神,这一点说法,直接攻击圣灵启示的根源,包括神的创造、人的堕落,和主的救赎,这一连串的事实,都是基本而又不能分割的真理。由于这一点对人肉身的错误认识,一方面产生了极端的禁欲主义,认定肉身邪恶,一无是处;另一方面,因为认为人的肉身尤如其它动物的身躯,只能作出卑劣的行为,就否定了人属灵的本质,也否定了人能被挽回,恢愎与神儿子的模样相像的可能性。

    ㈡圣灵荣耀的启示的极峰,就是指出耶稣基督是神在肉身中显现,成为人的样式,使人认识祂。又因着祂牺牲受死,为世人赎罪,使人与神和好。但亚流主义的主张,却否认基督的神性,认为基督不过也是被造的,虽然是首先的及最高的被造,却始终是被造之物。这样的见解,只有使人无从亲近神,无从认识耶稣作为救主,结果人就只剩下虚渺的祈望,指望有一天能改善自己,提高自己的品格。

    ㈢伯拉纠学说,否认圣经中论及世人都给圈在亚当的罪过中的启示。他认为亚当的罪的影响,只涉及他本人和他与神的关系,又认为人出生时原本都没有罪。这么一说,就把人急需一位救主的必要性大大削弱了,也拦阻了人真正的认识自己,令人以为可以靠自己得救。事实上,从圣经中可见:认识自己在人的堕落上有份,是与人在基督(末后的亚当)的救赎大功上可以有份的这个事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自然也强调个人的责任和自由意志,但不等于就不提及神的旨意和世人密切的关连,这两者必须相提并重。这样,既然世人都被定罪,也就同被圈在救恩里。

    (四)祭司僧侣制度,引致一种歪风,就是认定人只能在教会内凭神甫所施的圣礼下才能得着救恩,这里所说的教会,当然是指罗马天主教而言。但在许多其它组织内,或多或少也有这种观念,以前如是,现在也如是。事实上,主和使徒们的教导是再清楚不过地坚定指出:罪人得救,全在乎他对神儿子的信靠,相信祂替死赎罪,而且从死里复活。若有教会或团体认为只有在他们那里才有救恩;若有人僭称拥有接纳人入天国或把人驱出天国的权柄;又如果自己认定某种圣礼方式才是得救之道;这一切一切谬论,都给人带来了说不尽的灾害,掩蔽了那向所有世人敞开的,通到基督救恩的真正途径;这途径原是只要人凭信心就可以进入的。

    教会在属灵方面日渐衰败,远离新约圣经教会的样式,必然的趋向世俗化,随从世界的样式,纵容罪恶,结果不但引起了多次的改革,信徒另外建立教会,例如当年的孟他尼主义和多纳徒教派等;同时亦令不少追求圣洁和爱慕与神相交的信徒,相继自动的离开了天主教会,不再与他们有交往。当时欧洲各地正惨遭蛮族蹂躏,教会又失去了向世人应有的见证,这些爱主的信徒,不能维持每日与神正常的交通,亦无法与众教会的圣徒相交,结果他们只好远走旷野,过隐居的生活,期望能脱离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困扰和引诱,借着安静默想,以求达到心灵内所渴求的与神面对面的相交。他们深受当时流行的“物质尽恶”这观念所影响,所以主张生活极度简单,实行禁欲,以期克服因肉身的限制而得不着属灵丰盛生命的种种拦阻。

    第四世纪时,埃及的隐士安多尼(ANHONY)因离世独居而出了名,许多人纷纷效尤,还搬到他住的地方附近蜗居,学习他那种生活方式,还请求他为众人定下一些生活准则。隐居者人数日增,其中有些自律甚严,有一位西免施泰拉(SIMEONSTYLITES),就因在一根柱子的顶上独居了多年而名留后世。隐士的风气不久又引起另一种新运动:在埃及南部,帕科缪斯(PACHOMIUS)在四世纪初期创立了寺院,凡愿离世隐居的人,一起聚居,不再个人单独行动。这种寺院生活,在东西方教会蔓延开去,不久就成为当时社会生活里相当重要的一面。到了六世纪初叶,意大利努西亚(NURSIA)的本尼狄(BENEDICT),大力推行这种运动,而他给寺院生活所立下的规矩,比其它人所立的更具影响力。他指令僧侣们减少对克苦己身的注重,而把精力转移至主持各种宗教仪式和服务人群方面,尤重农事。七、八世纪期间,基督教得以传遍条顿族国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本尼狄派的寺院兴起。同时,爱尔兰的科伦宾(COLUMBAN)寺院,也差遣了传教士,取道爱安拿岛和苏格兰,进入欧洲北部及中部。

    当罗马的主教们垄断了天主教会内的大权,且正在与属地的权势互相勾心斗角之际,那些属灵追求亲近神,亟欲过圣洁生活的人,就渐渐被寺院生活所吸引。可惜寺院究竟不是教会,与新约教会的样式相去太远,因此虽然这些人被迫离开属世的罗马天主教,加入寺院修道,但在那儿,他们仍然找不到真正的教会,反而多受了一重组织的捆绑,经历不到圣灵自由运行的工作。

    各种不同的寺院僧侣组织的发展经过大致相同:起初修道者都自甘淡泊,克己禁欲,但慢慢地他们富裕起来,渐渐拥有势力以后,纪律性就松懈了,开始过放纵的生活,贪爱世界,渐渐成了歪风。有人就离开寺院,自立门户,决心绝对克己,自甘卑微,但不久也重蹈覆辙。从事这种改革的人中,有十世纪初期在克吕尼(CLUNY)地方的伯尔拿(BERZARD),和十一世纪中在西托薛(CITEAUX)的司提反哈定(STEPHENHARDING)。贝拿达早期在西托薛的雪司突西安(CISTERCIAN)寺院内修道,后来被按立为克雷华(CLAIRVAUX)寺院的主持。当时的君王和主教,都深受他的影响。但留存更长远的,是他所写的几首圣诗。

    当时亦有不少妇女在女修道院内避世而居。在那一段黑暗混乱的时期,这些宗教组织,就成为那些软弱的人之避难所,也是在蛮族入侵下,学术和古籍得以保存的地方,圣经书卷也在此被人抄缮、翻译及念诵。但在修道院中,人变得终日无所事事,并且更落在教皇手中,被他利用,逼迫那些企图把神的众教会恢愎原来应有的样式的信徒。

    新约教会渐渐由原来的样式,改变成为一种组织,面目全非,几乎叫人难以追溯到当日使徒时代的样式,情势看来似乎这种改变可能继续下去,直至不可收拾。当时想凭借主教和神甫以挽救教会从分裂的危险和异端中回转的努力,不但一败涂地,而且引起不少恶劣的后果。原来以为可以借着与政府联合,帮助那些受迫害的教会,但这些希望亦告幻灭。寺院制度的兴起,要替代教会的地位作为逃避世俗的避难所,结果也是不成功,寺院本身也受了世俗污染。但是,在那时还存留了一样东西,叫人藉此得以在灵里复苏的,这就是——圣经。圣灵借着圣经,大有能力地运行在人心内,攻破一切谬论,领人归回真道。同时真正的教会,一直维持聚会,以圣经为信心及信仰的依归,也是个人行为和教会秩序的准则。这些真正的教会,虽然是隐藏不露,不为人所见,亦未受重视,但所引出来的影响,至终结出了果子。

    在当时的混乱世代,传福音的活动不但没有中止,反而日益蓬勃。传教士既热心,亦忠心耿耿。事实上,在十一世纪十字军兴起,激动起天主教国家的热心之前,基督教的见证,一直未有中断,而且更把那些蛮族征服者慢慢感化过来,将基督的真理,远扬各地。聂斯托利派(NESTORIAN)(即景教,译者按),教士的足迹,远及中国及西伯利亚,并且建立教会,遍布撒马尔罕至锡兰一带。从君士坦丁堡来的希腊教士,经过保加利亚,并深入俄罗斯国境;而从英国及罗马各地教会来的教士,则纷纷往中欧及北欧传道。在北非及西亚,信奉基督的人,比今日的还要多。

    但是,最可惜的,是传教士们的工作也蒙上了各人信仰上的各种谬误的色彩。昔日纯粹传扬基督、建立教会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教会中虽仍保留一部份真理,但也掺杂了对礼仪和律法的墨守成规。当君主皈依基督教时,在政教合一的原则下,大量人民被迫归依各种新国教,还要参加那些以罗马或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庞大宗教组织;不像以往的情况,信徒在各城各乡自立教会,直接联于基督,不受任何中央组织的控制,正如使徒时代的情况一样。这种转变影响所及的范围,无远弗届,甚至祸及个人。罪人不再是给引到基督面前来,学习以圣经的教导为准则,而是被迫加入由外国传入的宗教公会组织,不然就是转向那些外国差会求助,结果在信徒中间圣灵恩赐的显明大受拦阻,而他们向本国同胞传福音的工作,也受到抑制。

  此外,有一股传福音的活动,比以罗马为中心的传教活动更为纯全。这活动发源于爱尔兰,经苏格兰,开展至欧洲北部及中部。远自第三、四世纪,首先由商贾及军人,把福音传到爱尔兰;到了第六世纪,爱尔兰奉基督教为国教,传福音工作亦已由北海及波罗的海峡,传到康士坦思湖(即今瑞士北部,译者按)。

    从爱尔兰来的修道土,要觅地避世而居,于是在爱尔兰及苏格兰之间的岛屿上,设立了寺院;其中有爱安拿岛(I0NA),众称“圣徒岛”,正是科伦巴(COLUMBA)隐居之地。传教士自这岛出发前刚往苏格兰。后来这些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僧侣,到英国各地传教,还横渡海峡,到欧洲大陆向异教徒传道。

    他们传教的方式一般是这样:传教士到了某地,如果认为合宜,便动手建造村舍。村落中心是一座用木料盖造的简陋教堂,周围盖课室和僧侣们住宿的茅舍。僧侣们一身兼数职:盖房子、传道、教书。如果有需要的话,在这中心四周,也为学生们盖房子,使他们安心读书;以后,学生们的家人,也会陆续迁来聚居。整条村落用墙围起来,但居民的活动范围,往往展伸至墙外。僧侣们出外传教时,十二人成为一组,由一位主持率领,分往四方开辟福音工厂。留居村落的,便负起教学任务。当他们学会了当地的语言时,便着手翻译那份圣经,滕写下来,也编写诗歌教导学生们唱。憎侣们可自由决定成家立室,但大多数宁愿独身,方便工作。有人归信以后,传教士从他们当中挑选有才干有作为的青年加以训练,尤重手艺技术和语文学习;也教导圣经,教他们如何向人讲解,使他们能在同胞中层开传福音的工作。信主的人,通常要等到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导,且能表现坚稳的信心以后,才能受浸。传教士都避免抨击当地人民的异教信仰,宁愿专一宣扬真理;他们认为这样作,效果要远胜于给异教徒揭疮疤。他们承认圣经是信仰和生命的根源,亦传扬因信称义的真道。他们不过问政治,也不向政府求助。这些活动的基础和开展,虽然在某些方面与新约的教导和使徒时代的样式有异,但他们却能脱离罗马天主教会,自成一家,而且在某些重要的教义上,也与罗马天主教会所主张的,大不相同。

    在公元五九六年,罗马教皇贵钩利一世(GREGORYI),差遣奥古士丁和四十位本尼狄派僧侣,前往根德(KENT),向英国的异教徒传教,成绩十分美满;但不久就和原来在该地旧有的传教团体发生冲突。教皇封立奥古士丁为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全权统管全英国的主教,包括在该地原来的那一批,于是引起冲突;但这场冲突,因为加上了民族因素,更形复杂。不列颠人,凯尔特人(CELTS)和韦尔斯人,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罗马天主教会坚持该国境内只能容许罗马控制的系统存在,但不列颠派的教会,坚决反抗,到了十三世纪,这些份子才被吸收纳入罗拉德(LOLLARD)运动潮流中。

    爱尔兰和苏格兰的传教士,在欧洲大陆的传教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也遭遇到罗马天主教会的攻击。当时由一位来自英国的本尼狄派教士波尼法修(BONIFACE)发起攻击,主张强迫所有在英国传教的教士们服从罗马教皇,并指出最低限度表面上也要做到这一点,否则要被除灭。他受了罗马的指派,又取得政府的协助,开始进行他的阴谋,但在主后七五五年他为法勒斯人(FRIESIANS)所杀害;他所发动的行动,慢慢消灭了早期的传教团体,结果却反而更坚固了不少接踵而来的改革运动。

    约在主后八三O年左右,出现了一本四福音合编,书名叫海利晏(HELIAND),(意思就是“救主”),是一本押头韵的史诗作品,用古撒克逊文字写成,显然是出于欧洲大陆上不列颠派传教士的手笔。书中内容,是把福音书的记载,以一种为当地居民易于接受的文体写成。其中完全没有提及对圣母马利亚和众圣徒的敬拜,也没有当时罗马天主教教义中的其它特色。

    在四世纪中叶,兴起了一位改革者;他所提倡的改革运动,在西班牙影响至大,且及于路西坦尼亚(LUSITANIA)(即今葡萄牙)和法国的阿奎坦尼亚(AQUITANIA),甚至波及罗马。

    培利司里安(PRISCILLIAN),是个有钱有地位的西班牙人,他满腹经纶,能言善辩,成就非凡。他也像其它同阶级的知识分子一般,无法接受旧社会的异教信仰,但亦未受基督教所吸引。他宁愿研读经典古籍,却雅不欲翻阅圣经,所以曾经尝试在当时流行的哲学思潮中,诸如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和摩尼教义等寻求心灵的慰藉。后来他结果归信了基督,受浸以后,开始过奉献给神的生活,远离世俗,热心钻研圣经,爱慕神的话语,过严谨克己的生活,务使己身成为更合乎圣灵内住的居所,与基督更紧密地联合。他虽然身为平信徒,却常常讲道,殷勤教导人,不久更成立聚会地方,经常聚会,教导信徒在行为上活出信仰的实际,吸引了不少人加入,尤以知识分子为甚。后来他成为阿维勒(AVILA)的主教;但不久他遭受一部份西班牙天主教教士们的敌视,其中为首的是路西坦尼亚城的赫德修斯(HYDATIUS)。主后三八O年,在西泽奥古斯德(CAESARAUGUSTA)(即撒拉哥沙SARAGOSSA)举行的圣教会议中,控诉培利司里安奉行摩尼教和诺斯底主义等异端,但过程并不顺利,此次以无结果而告终。到了罗马皇帝马塞麦斯(MAXIMUS)的时候,他因谋杀了格拉齐安(GRATIAN)而纂位,极力拉拢西班牙天主教的教士们;因而到了三八四年,在勃迪加拉(BURDGALA)(即波尔多BORDEAUX)举行的圣教会议中,声名狼藉的益太古司(ITHACUS)主教,加入抨击、控告培利司里安和跟随他的人——(他们给人家起了个“培利司里安主义者”的名号)——指他们行法术和有伤风化的事,于是被控的人,给带去直里维斯(TREVES)(即直拉亚TRIER)受审,被教会定了罪名,交由地方政权执行处决(三八五年)。当时有几位著名的主教,如都尔TOURS的马丁和米兰的安波罗斯,群起极力抗议无效。培利司里安和其它六人被斩首示众,其中包括一位声誉出众的贵妇欧曹鲁思亚(EUCHROTIA),是一位已故著名诗人和演说家的遗孀。这是天主教会第一次公开迫害基督徒的事例,以后各地纷纷效尤。此事发生以后,马丁和安波罗斯拒绝与赫德修斯和其它有份参与迫害的主教们来往。到了马塞麦斯皇帝倒台以后,众人对这次迫害信徒的行动,都感到痛心疾首,而益太古司亦因此被免除了主教的职位。培利司里安和他的同工们的尸首,亦给运返西班牙安葬,且被奉为烈士。但无论如何,当时直里维斯圣教会议表示同意这事件的执行,等于是正式批准罗马教会迫害信徒。一百七十六年以后,伯勒格(BRAGA)会议更进一步肯定了天主教会处决这些所谓培利司里安主义者的事实,还指斥培利司里安和与他持定同样信仰的人奉行摩尼教和诺斯底主义异端,行为不当,作为史实记录在案,以后几百年相传下来,为一般人所公认。

    虽然培利司里安著作颇丰,但一般人认为这些著作均已失传,因为当时天主教教会对烧毁他的作品,不遗余力。但在一八八六年,乔治雪比氏(GEORGSCHEPSS)在武殊堡(WURZGURG)大学的图书馆,发现了十一篇他的著作,“藏在一本珍贵的安色尔字体(UNCIAL)手稿内,……一直未被人发现。”这些作品都是用古拉丁文写成,是现存已知的最古老的拉丁文手稿。该份手稿共有十一篇短文,(其中部份残缺),头四篇详细记载当时他受审的经过,其它七篇就都是他本人的著述。从这些短文所见,相传下来有关培利司里安的评论,实在全不正确。他的为人事实上十分敬虔,教训亦无懈可击。他热心致力改革,而和他一起聚会的人,都是真诚忠心跟随基督的信徒。当时天主教会把他们或杀害,或放逐、或将他们的家业充公,还嫌不足,竟仍要不断诋毁中伤他们,使他们遗臭万年。

    培利司里安的写作手法活泼生动,报导详尽,经常引用圣经支持他的论调,无疑地他熟念新旧约圣经,但他并不反对基督徒阅读其它经卷记载,因此有人诋毁他,指他把伪经也纳入圣经的正典内,其实他并没有这样作。他为自己和同工们辩护,解释为何在查经聚会中,平信徒和妇女们都可以参与交通分享;他也解释为何要反对与玩世不恭和恋慕世界的人一同守主的晚餐。对他来说,教会中一些对神学问题的争论,意义不大。他本人深识神的恩赐,用活泼的信心接受下来,所以从不辩论有关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理,他认为只要认识在基督里可以藉圣灵得着那位唯一的真神,那就够了。他教导人说:救赎的目的,是叫我们归回转向神,因此人必须极力远离世界,否则与神的交通就会受阻;不错,教会负责向人宣扬忏悔之道,给人施浸,传讲神的话语和命令,但是信徒本身,每人都必须作出自己的决定,自己相信并接受。假如信徒和基督的交通断绝,信徒本人必须悔改,才能恢愎与主的交通。他指出:没有任何人是预定承受某种特殊的恩赐,每一位平信徒都可以接受圣灵,与圣品人所接受的无异。他评论摩尼教派的谬误;他那些根据圣经写出来的著作,亦与摩尼教谬论大相径庭。他又认为禁欲本身并不重要,只不过为了人可以与神及基督完全联合,人的肉身就必须接受节制,因为身体是圣灵内住的居所;如此,人才能在基督里享受安息,经历圣灵的大爱和引领,这实在是永不朽坏的无比福气。神已经把自己彰显出来,信祂的,必须是出自个人    信心的行动,包括把他自己整个生命和一切,都投靠在神里面;有了信心,好的行为就随之而来,因为信徒接受了新的生命以后,在他里面就有了行善的德性。圣经不仅是历史性的真理,同时也是得恩惠的途径。人的灵以圣经为食粮,所以人能从其中发掘出所蕴藏的启示、教导和对日常生活的指引。人要明白圣经中的比喻含意,无须先受任何技术训练,只要凭信心就成。旧约圣经指着弥赛亚所写的话,和新约圣经一切历史记载,都不是为了人的知识而写的,而是指出所有圣徒,(不是单指一部份圣徒),都必须全然成圣。

    就是因为以上的教训,就引起了与罗马大主教会的冲突,尤其是在当时天主教教会里为首的正是那诡计多端、好弄权术的赫德修斯主教。那些教士们,认为平信徒所活出的圣洁生活,会构成对他们本身特殊地位的威胁;他们自称是“使徒的传人”,享有祭司职份的特权;而培利司里安极力主张信徒要圣洁,藉圣灵与神相交,不断叫生命更新;这种教训,会使教士们的特权地位大受动摇,而他们和平信徒间的分野就会消失,对他们本身大为不利,尤其是在圣礼的魔力被攻破以后,代之而兴的是因信而活活泼泼地得着救恩这事实。

    这两批人中间的分裂,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基本上大家对教会的见解截然不同。问题已不仅限于要压制不同见解的聚会,或反对一种脱离罗马天主教而独立的教士体系,而是主要的症结在于彼此在原则上的完全分歧。赫德修斯主教的政策,重在加强代表罗马教廷的大主教区的权力,目的在促成以罗马为中心的组织系统;但当时西班牙教会,并不欢迎这种组织制度,有部份名声不大的主教们,更极力反对,培利司里安那批人的主张,在原则上正好与这种以罗马为中心的制度背道而驰;他们专心研读圣经,在凡事上完全信赖圣经的指引,因此他们所致力的,是个别教会的独立;他们就是依照这原则去实行的。

    培利司里安和他的同工们受害以后,追随他的信念的那些人的小圈子,迅速扩大,信徒日益加添。可是基督徒受迫害的事件迭起,都尔的马丁主教虽然协助抑制了这些迫害,但逼迫并不因此终止,反而变本加厉。一直在二百年以后,持守培利司里安教导的聚会,才逐渐星散。
 楼主| 发表于 2011-1-5 12:55:3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保罗派和波各米勒派

    公元五0——一四七三年

    教士权势增长——初期教会坚守信仰——初期教会历史文献被毁——小亚细亚的初期教会——亚美尼亚——使徒时代小亚细亚的早期教会——被敌对者诬为摩尼教派——保罗派(PAULICIAN)和桑历克(THONRAK)——新约教会的延续——康斯坦丁西拉(CONSTIAN SILVANUS)——西缅提多(SIMEON TITUS)——敬奉古物和崇拜圣像——反对崇拜圣像的君皇——大马色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希腊天主教恢复圣像崇拜——法兰免福会议(COUNNIL OF FRANKEURT)——突伦主教克劳底斯(CLAUDIUS BISHOP OF TURIN)——伊斯兰教(或称回教)——森伯(SEMBAT)——士求(SERGIUS)——小亚细亚众教会的领袖——提阿多拉(THEODORA)时期的迫害——《真理之钥》——卡备斯(CARBEAS)和屈梭卓(CHRYSOCHEIR)——圣经与可兰经——小亚细亚教会的特色——信徒由亚洲迁移至欧洲——保加利亚教会的后期历史——波各米勒派(BOG0MILS)——比索(BASIL)——对保罗派和波各米勒派的意见——波各米勒派传入波斯尼亚(BOSNIA)——古林宾(KULIN BAN)与罗马——波各米勒派与海外信徒的交往——敌人入侵波斯尼亚——回教徒进侵——波各米勒派受逼迫——土耳其人侵占波斯尼亚——在波斯尼亚的“神之友”(FRIENDS OF GOD)教派成为托勒斯山脉和亚尔卑所山脉间的一环——波各米勒派信徒的墓地  

   跟随主的信徒,一直认定教会与政府的联合违反主的教训。但教会一旦掌握了左右政府的权力,就不惜向一切与自己的政策相左、或反抗教会命令的敌对者,施以高压手段,迫令他们归顺。许多人或是出于无奈,或是出于好奇,或是出于恐惧,都只好作出表面上的依顺,可是,有一群信徒始终不为利诱,亦不为势所迫,一直忠心跟随基督,坚守他的吩咐和使徒的教训;这些信徒就成了不断受迫害的对象。

    君士坦丁时代以后,接着的几百年历史,暴露了东方和西方的天主教会教士的腐化;他们渐趋世俗,野心毕露,竭力要完全控制人的一切所有和人的良知,为此不惜诉诸武力,并用各样诡计以求达到目的。这段历史,给我们看到无数圣徒在不同地区受到这个极权的大公教会残害,他们走上满了苦难的路途,宁愿受迫害,也不肯否认基督,坚决不肯背弃主。

    这些信徒的史实记录,已被迫害他们的人倾其全力,千方百计的加以毁灭,而他们的著述,也和作者本身同时遭到毁灭的命运。非但如此,那些定意造谣诋毁信徒来表示自己清白的人,更揑造出各种史料,歪曲事实。在这些史料中,信徒给形容为旁门左道之上,信奉异端邪说;其实事情正好相反,这些异端邪说正是信徒们所极力反对的。信徒又被诬称为“异教派”,还加上各种名号,都是他们本身所不能接受的。他们通常自称为基督徒、或弟兄,但其它的人故意给他们加上各种不同的称呼,目的是要扰人视听,使人以为他们代表许多不同的新奇教派,互不相干;还给他们冠以种种可耻不雅的名称,目的在使他们声名狼藉。因此,若要追溯这些信徒的过去历史,实非易事。他们的仇敌所写的资料,不能尽信;他们在酷刑下被迫供出来的供词,亦毫无历史价值。但尽管有这许多的困难,在不断的发掘考证下,积存下来可用并可信的数据仍然甚为可观。我们由此得知他们的为人,事迹,信仰和教训。这些记录才是可靠的指南,帮助我们去探讨他们的信心和生活。

    在公元后最初三个世纪内,早已有不少的基督徒团体,对当时教会内部的道德堕落和贪恋世界的趋势,表示不满,并抗议教会日渐远离圣经的原则。结果复兴运动迭起。虽然有时各次运动之间彼此并无显著的关联,但推动这些运动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回复实践新约圣经真理的心志。打从最早的几个世纪以来,这些运动多在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一带孕发,而从起初就坚守纯正信仰和敬虔生活的教会,也都在这些地区寻求庇护。

    最早的时侯,福音由安提阿向北方传扬出去。使徒巴拿巴和保罗,并许多其它的使徒,都曾在小亚细亚一带传道并建立教会。从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和歌罗西书的记载中,可见当时使徒的教训,给这些初期教会带来有力的启发和净化,亦可看见当时教会所必须反抗的一些对立论调的势力是如何利害。天主教系统中(亦可称为“大公教”,因它自认为唯一的总教会)的教士权势,虽然亦在当地迅速膨胀,但反对天主教的信徒,从没有终止过活动。第三世纪时,亚美尼亚国预期君士坦丁大帝必定施行政教合一,于是宣布采用基督教为国教;但持定新约圣经原则的教会,却仍能继续存留下去。

    打从摩尼的时期开始,不少教会的信徒,为了与罗马天主教徒分别出来,称自己为基督徒,他们一直被人诬为摩尼教派;但这些信徒极力否认,更指出他们根本反对摩尼教派的主张。别人虽然不停地如此指斥信徒,但是反复的指斥,并不等于是事实,尤其是因为这些基督徒遗下的著述,都丝毫不带摩尼教派的色彩。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并非奉行摩尼教。这些信徒不但不接受别人加在他们身上的各种名号,个别来说,他们叫自己是“基督徒”或“弟兄”,而整体来说,则是“主耶稣基督的圣洁的普世使徒教会”。当属世的教会——无论是希腊的、罗马的,或者是亚美尼亚的——离开圣经原则的趋势愈来愈明显的时候,这些基督徒就索性不称它们为教会,指出:它们与政府联合、因接受婴儿受洗而容纳了不信的人、接纳不信的人一同守主的晚餐、还有其它种种谬误;这一切的弊端使他们已老早失去教会的地位。基督徒的聚会给人称为保罗派(PAULICIAN)的原因不明;也有人因为在桑历克(THONRAK)曾有不少基督徒聚居,而以该地的地名称之。这些基督徒屡受迫害,有关他们的记载,亦曾受到有计划的破坏,因此能存留至今的文献,可算凤毛麟角。但是,这些幸存的数据,已足以证明在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一带,及亚拉腊山四周和幼发拉底河以北的一大片广阔地区内,当时确实有受浸的信徒的教会存在,他们都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信徒,遵守使徒从基督领受的教训和圣经内一切的教导。他们的见证,从起初就一直未曾中断过。

    这些为数不少的基督徒聚会,都自称是使徒时期教会的真正继承者,虽然我们目前只拥有部份残缺的史科,但这—点事实,并不会因此而不能成立。(所谓继承者的意思,不一定是指父传子那种血统的关系,虽然有时或有此可能性。所谓“继承者”真正的意义,是指属灵特色的延续。)当年信奉异教的罗马帝国,和后来的国家天主教会,决心把基督徒和有关的史料,全部消灭,因此现存资料自然是残缺不全了。这些破坏,大部份已达到预期的效果。在许多地区内,在不同的时期中,这些破坏的行动显然已达到目的,因为这些圣徒和教会的珍贵见证,都已给全部毁灭,我们只能等到审判的日子,才可以获悉真相。然而,叫    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不少史料仍给保存下来。这许多一心遵守初期教会教训的基督徒,所以能存在的原因,不外是一如他们自己所提出来的解释,那就是因为他们坚守新约圣经的教训,绝不偏离。他们中间并没有任何组织的形式,也没有任何属地的控制中心;他们只承认每个聚会的独立性,因此不免引致各地教会间的一些分歧。又因为各时代在他们当中的杰出的领袖,各有不同的特殊作风,以致不同时代的教会,在属灵气质上或某些强调的教训上,亦各有差异。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直接从圣经领受教导,而且继续使徒的遗风。我们既找不到驳斥他们的充份理由,又不能证明上述的事实有何谬误,那么我们就只能接受这些事实了。

    留存下来的史料中,曾经记载一些周游各地专一传福音,并探望及坚固各地教会的信徒,他们都大有使徒之风,刚强、忍耐、谦卑、和满有百折不挠的勇气。其中有一位叫康斯坦丁,后来改名叫西拉(SILVANUS),在主后六五三年,有一名亚美尼亚人,曾被撒拉逊(SARACENS)人掳去囚禁后获释,返家途中,在康斯坦丁家中受到热情的接待。那名亚美尼亚人颇擅观察,从交谈中,深知康斯坦丁才识过人;既见他对两人一齐翻阅的圣经深感兴趣,为了表示谢意,这位眼光远大的过路客,在将要离开的时候,就把这份珍贵的礼物赠予家主,就是一本载有四福音和保罗书信的圣经。康斯坦丁专心研读这本圣经,孜孜不倦,至终使他里面的生命起了剧烈的变化。不久他就开始为他所领受的真理,到处作见证,改名叫西拉,就是使徒保罗同工的名字,又加入了当时的一处聚会,是拒绝敬拜圣像和源出于拜占庭教会的一切迷信的,因而引起当地掌权人土的愤怒。他当时在亚美尼亚的基波沙(KIBOSSA)居住,向周围各地的人民传道,三十年之久,引领不少人归信主,其中包括有原来信奉天主教的人,还有异教徒。他传道的脚踪,远及幼发拉底河平原一带,更越过托勒斯山脉,深入小亚细亚西部,影响至大,连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博各纳德司(CONSTANTINE POGONATUS)也注意到他的活动了。

    六八四年,拜占庭皇帝下谕旨,攻击这些信徒的聚会,还指名道姓的抨击康斯坦丁,派出一名叫西缅 (SIMEON)的官员去执行死刑。当时为了要突出迫害康斯坦丁的事例,西缅特地吩咐给康斯坦丁几名较亲密的朋友,每人一些石头,命令他们用石子打他们所敬爱的老师;但这些人宁死也不肯这样作,还把石头统统扔在地上。但其中有一个青年人,素来是康斯坦丁所特别疼爱的,还收了他作干儿子,名鸣查德斯(GUSTUS);他把石子掷到康斯坦丁身上,把他打死,一时极得统治当局的称许和赞赏,把这件事大肆喧染比作大卫杀死歌利亚一般的轰动。然而当时殉难的情景,使那行刑官西缅大受感动。他后来和基波沙的信徒交谈,大为折服,深信这些信徒的信仰,果真是真理,他们的行为,也中规蹈矩。后来他回到君士坦丁堡,在宫廷中继续任职,但内心一直没有平安。经过三年内心的挣扎,结果决心放下一切,逃到基波沙,易名叫提多(TITUS),继续那位由他执行处死的殉道者的传道工作。但过了不久,他也参加了其它殉道者的行列,因为过了两年,查德斯运用他对信徒行踪内情所侦得的资料,向大主教告密,大主教随即报告给当时的皇帝犹斯底年二世(JUSTINAN II),引致大批的信徒被捕。为了要使这些“异端”教徒害怕而投顺,皇帝下令要把他们一齐焚毙,西缅也在其中。可是,殉道者的坚强不屈,使皇帝的毒计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信徒的信心和勇敢,反大得激励,如火挑旺起来;信徒越发热心,到处作见证。有更多的传道人和教师兴起,聚会人数也大增。他们勇敢地忍受了一切逼迫,未加以反抗。后来,当时天主教教会圈子内发生了别的事故,给信徒带来了一段喘息的日子。

    教会历史初期,早就有了敬奉古物的陋习。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HELENA),曾从耶路撒冷带回来一些木片和废钉,据说木片是从十字架上剥下来的,而钉子是用来钉耶稣的;接着人就开始重视画像、雕像、图像之类,又盖造教堂,用以保存古物,或为了纪念殉道者。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地,把原来在简陋的房子或房间聚会的形式,就开始完全改变了:所有的人,不论情愿与否、真心相信与否,都一起挤在一些纪念童贞女或所谓圣人的圣堂内崇拜;堂内还摆满了各种雕像、圣像、或古物,这些东西也成了膜拜的对象;向神发出的祷告,转而改向了童贞女或圣人。渐渐地形成了对有关圣像、神甫、和宗教圣礼的迷信,其情形有如拜偶像的异教的翻版。但尽管在天主教会中正充斥着这种拜偶像和迷信之风,其中仍不乏深信救恩的指望全在基督的信徒,并坚持过敬虔的生活,这正是圣经中所载的基督启示的大能所致。可惜这些信徒在当时的宗教范围内,只属于少数份子,而且厕身在那些受蒙骗、拜偶像、任意犯罪和无知的教徒中,隐藏不露;他们所发的抗议,也无人理会。

    那些被称为保罗派、或冠以其它称谓的团体,极力反对向偶像崇拜,因而受到厉害的逼迫。后来在托勒斯山脉一带,保罗派信徒聚居之地,里奥(LEO)出生了;他日后成为东罗马帝国(或称拜占庭帝国)的君王;人称他为爱索林的里奥(LEO THE ISAURIAN)。他是所有拜占庭君王当中最好的、也是最成功的一位,他从撒拉逊手中,把君士坦丁堡抢救回来,又同时在国内励行明智的改革,巩固帝国的势力。他因见及当时的东、西罗马帝国腐败衰微的原因之一,是在于当时流行的偶像崇拜和迷信,他就以身作则,首先铲除这些邪恶的陋习。七二六年,他首次下令废除偶像崇拜,接而雷厉风行地执行破除偶像,并下令处决一切  拜偶像的人。这政策引起了反抗;这些反抗延续了一个多世纪,不久更兴起了一大群和他对敌的人,其中最能言善辩的,是那位大有学问的大马色的约翰(J0HN OF DAMASCUS)。

    他曾说过下面的话:“……既然有人批评我们崇拜救主和马利亚的圣像、并其它圣人和基督仆人的图像是不合理的,那就请他们别要忘记一件事:起初神是照着祂自己的形像造人。……在旧约圣经中,形像的使用,并不常见。但到了神因怜悯的心肠,又为了要拯救我们,因而实实在在地成为人……住在地上,行神迹、受苦害、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又被接到天上去。既然这些事实实际上已发生过了,又为众目所睹,事实就给记载下来,为了要我们纪念这些事,也为了叫我们得教训,因为我们当时并未在场目睹这一切。但是因为有了这些记载,我们现在仍可以听得见,并且因着信,接受了主的祝福。但可惜不是人人都是识字的,也不都有时间读圣经,因此我们的列祖允许人用图像把这些轰轰烈烈的大事,描绘形容出来,作为简要明显的纪念品。毫无疑问的,当我们心中并未存着主的大爱的时候,只要目睹基督被钉的形像,我们就能马上联想起祂那救赎的大爱,我们就会因此俯伏敬拜。但我们并不是敬拜那物质的形像本身,而是形像所表明的事实。……但这一点是未见载于文字的遗传,就如向东方膜拜,向十字架跪拜,或许多其它相类的传统一样。”

    差不多所有的神甫僧侣都群起反抗里奥。那位年老的君士坦丁大主教,就因反抗而被革职,由别人代替;罗马教皇贵钩利二世,和后继者贵钩利三世,也极力反抗。后来反对的人,在希腊另外选立一位君王,与里奥抗衡,但结果不敌。在意大利的天主教会,亦公开谴责里奥,表示反对。里奥因为积极破除偶像,给人起名为“反对崇拜偶像者”(IC0NOCLAST)。他儿子君士坦丁和孙子里奥四世,先后继位,比他更大力贯彻执行这种政策,不遗余力。但在里奥四世去世以后,皇后爱任依(IRENE)一反作风。但接着经过几代君王的统治,冲突一直未有停止,直至八四二年,反对偶像崇拜的提阿非罗皇帝(THEOPHILUS)驽崩,儿子迈可三世(MICHAELIII)尚年幼,由皇后提阿多拉(THEODORA)摄政,她本来深受神甫的影响,私下膜拜圣像,所以一旦当她掌握了政权,马上恢愎圣像崇拜,还在君土坦丁的圣苏菲亚(ST·SOPHIA)教堂内,隆重举行重光仪式;多年来给收藏起来的圣像,又重见天日。教会和国家的显要人物,亦纷纷去膜拜。

    七九四年,查里曼(CHARLEMAGNE)大帝在法兰克福召开的会议中,圣像问题成为主要议案之一。当时政府官员和教会领袖都有出席,所以一切通过的议案,都算是正式立法的。当时教皇亦派代表出席。以前尼西亚第二次会议,曾批准圣像的崇拜,这项决定,事后亦得教皇同意,亦为东罗马帝国所接纳。但在法兰克福会议时,这项议决遭受否决。那些赞成膜拜圣像的狂热份子,不但称那些对立者为“反对崇拜圣像者”,甚至诬蔑他们是回教徒。可是,法兰克福会议的结果,一致同意废止圣像崇拜,包括对圣像的仰慕、供奉、尊崇,跪拜等等,或向圣像燃点香烛,或亲吻圣像等;就算圣像代表童贞女或圣婴,也不能跪拜。但议决中允许教堂内保留圣像作为装饰之用,或作纪念敬虔的人物或事迹之用。此次会议也推翻了以前只准用三种语文(即罗马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教导圣经的规定,强调“可以采用任何一种语言祷告”。至此,甚至教皇的代表要提出抗议,也没有用了。法兰克人与信奉异教的撒克逊人,连年争战,又有教士多年来向他们传道,因此法兰克人一般都不赞成崇拜圣像。

    查里曼大帝第三个儿子路易,原是阿奎亭(AQUITAINE)的分封君王,后来继其父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他一向心意西班牙人革考丢(CLAUDIUS)的教导。革考丢研究圣经,甚有心得,所著有关圣经的注释,十分著名。路易登基后,立刻就封立革考丢为突伦(TURIN)主教。这位新任主教爱慕并谙熟圣经,还立即趁着法兰克福会议所引出来的有利情势,推动对圣像崇拜的破除,把突伦市教堂内所有圣像统统拆除,他还索性称这些圣像为偶像,连十字架的形像也不幸免。当地教会人士多表拥护,因此这些行动未受阻挠。革考丢还公开指出,所谓彼得的使徒地位,已随他的离世而中止,而“天国钥匙的权能”,亦已传给整个主教集团(EPISCPAL ORDER),罗马大主教若有使徒生活的实际,才能享有使徒的权能。这样的说法,自然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其中著名的有尼米斯(NIMES)附近寺院的主持;但他虽然反对,却不得不承认,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的主教们,都大多数同意突伦主教的说法。

    就在此时,和圣像的争论有关的另一件大事,正在阿拉伯开始萌芽。五七一年,穆罕默德(NOHAMMED)生于麦加。当他死于六三二年时,他所创立的伊斯兰教,已遍传阿拉伯大部份地区。他自命为该教的先知。“伊斯兰”一字,意指“顺服神的旨意”;其教条声言:“除神以外,没有别神;而穆罕默德是神的先知。”回教绝对拒绝跪拜任何圣像或图像。回教的可兰经内,载有不少圣经曾提及的人物和事迹,但记述相当混乱。亚伯拉罕被誉为神的朋友;摩西代表神的律法:而耶稣是神的灵。这些人物均受回教徒敬重,但穆罕默德身为神的先知,凌驾其它以上。回教徒一手持剑,一手拿可兰经,为要传扬回教,不择手段;就是因为这股不可抗拒的传教狂热,穆罕默德死后不到一百年,他的门徒就把回教势力范围扩大,东至印度,西迄西班牙。人们在接触回教的时候,就只有两种选择:皈依回教或处死。这种传教方式,大大加强了回教的阵营。但无数基督徒,宁愿死也不肯否认主。特别在北非,教会众多,以前在信奉异教的罗马帝国时代,曾有不少信徒为了信仰殉道,现在碰上回教徒,该处信徒结果大部份都牺牲了。回教是偶像崇拜带来的审判,不管这种偶像是出于异教还是天王教。

    反对崇拜圣像的运动,给小亚细亚受逼迫的弟兄们带来了一段喘息的日子。但到了八四二年,提阿多拉皇后掌权时,拥护崇拜圣像的人又大大得势;他们决定要把拿些所谓“持异端者”完全消灭。因为那些人坚信圣像和古物毫无意义,并且一直维持属灵的敬拜,深信所有圣徒都享有祭司的职份。

    为了叫忠心的信徒在面对试炼的日子能站立得稳,一些充满能力的人曾劳苦作工,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森伯(SEMBAT),他生于八世纪末期亚美尼亚的贵族家庭。他的传道工作甚为出色,因此在他死后多年,天主教还认为他是保罗派的创立人。

    其它一位名叫士求(SERGIUS),(亚美尼亚文语音是“沙吉斯”)。他说过:“从八OO年至八三四年,我从东至西,由南到北,为了传福音,四处奔波三十四年,直至双膝发软。”他强烈的确信自己是蒙召传道,说话满带权能,常常帮助弟兄们止息他们中间的纷争,教导信徒要同心合一。他能存清洁的良心,向那些认识他的人,问他可曾欺压过任何人,可曾傲慢待人。他虽只是个木匠,但足迹遍及小亚细亚中部高原的各地。他因为被人劝服,细心研读圣经而明白真道,悔改信主。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有一位女信徒曾经问他为何不读那神圣的福音书卷。他就答说,那只是神甫才能读的,平信徒不能读。那位妇女便告诉他,神并不看重人的身份,祂只盼望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甫故弄玄虚,不叫别人在福音上有份,好让自己能享有读圣经的特权。士求听了她的话,拿起圣经细读,结果信了主,还多年为基督作了有力的见证。他所写的书信,在信徒中传阅,并备受敬重,他的事奉一直持续到他被逼害他的人用斧头把他斩为两段,气绝身亡时才止息。

    这些敬虔的圣徒们所作的忠心事奉,使他们名留千古。士求是这些著名的圣徒中之佼佼者。其它包括康斯坦丁、西缅、真尼西柯(SENSSIOS)、约瑟、撒迦利亚、白奈斯(SAANES)森伯等。这些圣徒经过苦难以后,名字永留青史。他们满受使徒行传和新约书信的精神所感染,渴慕能把新约的传统精华,原封不动地持续下去。他们为了纪念使徒们曾经在那一带地方劳苦作工,建立起初的教会,特别喜欢采用圣经中的人物或教会的名字,蔚然成风。康斯坦丁改名为西拉;西缅自称提多;真尼西柯改称提摩太,而约瑟采用的名字是以巴弗提。这些名字,与敌对他们的人所给他们起的名号,显然大异其趣。他们称撒迦利亚是 “为金钱受雇的牧羊者”;称白奈斯为“污秽之子”,那些“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如此自称,是为了有别于“罗马天主教徒”。)又给作为聚会活动中心的教会起一些叫人永志难忘的名字:例如康斯坦丁和西缅工作的地方基波沙,成了他们的马其顿;真尼西柯作工的马拿挪列(MANANALIS)村,称为亚该亚;其它教会有名为腓立比、老底嘉、歌罗西等等。

    这些圣徒在七世纪中叶至九世纪中叶期间,作工二百年之久。就在这个时期,有人写了一本书,书名《真理之钥》。作者可能是上述圣徒中的一位。书中生动地把他们的事工,记载下来。这段时期快要结束时,提阿多拉皇后正大事残害基督徒。接踵而来的争战,使信徒们纷纷逃往别地,不少南下至巴尔干半岛。当时教会内有纷争,外有攻击。真尼西柯就曾为了这些争端,给召去君士坦丁堡提出报告。当时同情圣徒的爱索林里奥皇帝,并未认为真尼西柯的见解有何不妥,最高主教日耳曼奈(GERMANUS)也同意他,结果他们打发真尼西柯回去原地,还带了皇论,命令保护保罗派的信徒。但是,当时的政府,并非一贯同情教会,对圣像崇拜的遏抑,亦未令政府放弃对教会的控制,而且政府的行动,常因政治因素而改变。因此,亚美尼亚利奥皇帝(LEO THE ARMENIAN),本身虽然反对崇拜圣像,但为了取悦希腊天主教会,下令准许人民攻击“保罗派”的信徒,大大削弱了那原该是他强大的后盾力量。

    提阿多拉皇后摄政时期,她对基督徒施以有计划的残杀,滥用斩首、焚烧、溺毙等残酷刑罚。可是,这一切并未能动摇信徒坚定不移的信心。据说在八四二至八六七年间,因为提阿多拉皇后和教廷裁判官的狂热行为,当时死了十万多人。这个纪录,反而是格哥利马哲司推劳(GREGORY MAGISTROS)所揭露的。他是二百年后,在同一地区执行对同一类信徒迫害的负责官员。他记述说:“在我们以前,有许多将领和裁判官,把他们用刀剑杀害,毫不留情,不分老幼,一律处决。这样的处理,可谓十分恰当。还不止此,教廷裁判官还把狐狸形象的烙印烧红,烙在他们的额上,……还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对他们说:‘既然你们看不清属灵的事物,就让你们也看不见感觉性的东西好了。’”

    上文所提的这本在第七至第九世纪期间以亚美尼亚文写成的《真理之钥》一书,把当时在桑历克的“保罗派”信徒的信仰和实际生活,都记载下来。虽然当时这许多分散各地的教会彼此间略有不同,但当时其它众教会的情形,由这些出自他们自己手笔的记载中,可见一班。无人知道这书的作者是谁,但他的文笔有力,文体流畅,而且充满深厚的感情和真诚。这本书,是为了给主耶稣基督的普世使徒教会内才生的婴孩,供应灵奶,好叫他们在信仰上得供养。作者说:主向人首要的要求,是悔改相信,然后才受浸,因此我们也理应如是,不可受别人虚谎的争论所影响;他们连不信的、无理取闹的、和未曾悔改的人,都一概于以洗礼。当婴儿出生以后,教会的长老就该教导为父母者,应如何以敬虔和信心,教养孩童,同时还要读经,祈祷,并给婴儿起个名字;如果有人要受浸,那必须是出于那人自己的心愿;施浸应该在河里面,或在户外有水的地方;受浸的信徒要双膝跪在水里,在众人面前承认他所信的,还要充满对主的爱慕而流泪;施浸的人,应有无可指责的品德;施浸时要祷告和读经。还有,选立长老的事,要十分谨慎,不要随便选立不配作长老的,一定先要查明他是否有完备的智慧、爱心(这是最主要的)、慎重、温柔、谦卑、公义、勇敢、节制、口才等。祷告和读经以后,在按手时,教会要先问那受按手的弟兄下面的问题:“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么?我所受的浸,你们能受么?”受按手的弟兄所该回答的话,可以表明他愿意承担的危难和责任,是何等的大;只有真诚爱主,为了跟随基督看守羊群而甘愿受苦的信徒,才会肯承当这样的后果。那回答是这样的:“我甘愿受鞭打,被囚,忍受痛苦、辱骂、十字架的苦难、击打、祸患和世界一切的试探,正如我们的救主和中保,并那普世使徒的圣教会所曾甘愿忍受的。我这主耶稣基督无用的仆人,照样以莫大的爱,立志情愿忍受这一切,直至最后一息。”接着诵读过许多经文之后,长老们就严肃诚恳地把他交托给主,并对主说:“我们谦卑地祈祷、切求、恳请主,……将你圣洁的恩惠,加给这位弟兄。他现在到祢面前来,为要得着祢圣洁权能的恩惠……求祢使他脱离一切恶念,全然圣洁,……求祢开启他的心灵,使他明白圣经。”论到圣像和古物,作者又说:“……至于默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非甚么其它圣人,或是已死的,或石像,或十字架,或甚么图像,)有人竞然拒绝向神的爱子思念和祈求,反而随从没有生命的对象,尤其是那些图像、石像、十字架、河流、树木、泉水,或其它虚妄的东西;他们承认并跪拜这些东西,烧香燃烛,还献上祭物,这一切都是与神的性情不相合的。”

    这些在托勒斯山脉附近地区的教会,和在君土坦丁堡逼迫他们的人的冲突,影响当时的教会去特别强调圣经内某部份的真理。当时庞大并自称教会的天主教会,因为慢慢引入了对童贞女马利亚的崇拜,而掺杂了异端,又因为给婴儿施洗的习例,而把世界的样式,也带入了天主教会内;因此初期真正的教会,极力强调基督降生时的完全人性,要表明马利亚并不能称为神的母亲,虽然她是主肉身的母亲。教会又强调耶稣受浸的重要性,因为当耶稣受浸时,圣灵降在他身上,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至于关乎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的许多争论,经过了一切解释的努力,既然始终是个奥秘,他们就运用了某些帮助表明的字句,却让敌对者误会他们不相信耶稣在受浸前所保有的神性。事实上,他们似乎认为基督的神性,在他降生后到受浸的那段日子之间,并未发挥作用;他们认为主耶稣基督在三十岁时受浸那日子,才接受了权能,得着大祭司的位分和天国的权柄,然后他被召,获得作主的荣耀,才成为罪人的救主,为父神所充满,被立为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活物的上宰,正如他自己在马太福音廿八章十八节所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这些教会,在真理上大部分都能遵照新约圣经的原则,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在遵照的程度上,无异亦大有出入;敌对他们的人,管叫他们为摩尼教派、保罗派、或其它不同的称号。他们长时期坚忍地受苦,忍受加诸他们身上各种可怕的逼害,并未反击。在反对圣像崇拜的拜占庭帝国君王统治的时候,这些信徒虽有一段喘息的日子,但提阿多拉皇后所发动的厉害逼迫,结果使其中—部份的人,走头无路,愤而武装起来反抗。

    当时宫廷的行刑官,在一次执行皇后的残酷命令时,把—个人用尖钉刺死。那个人的儿子卡备斯(CARBEAS),是在宫廷中任高级官职的;他获悉父亲惨遭杀害的噩耗后,怒火中烧,立刻宣称不再效忠拜占庭帝国,有五千多人跟随他反叛。他们随即在接近特利彼桑(TREBIZOND)的突法利司(TEPHRCE),设立总部,兴筑防御工事,又和回教撒拉逊人的卡立夫(CALIPH)(穆罕默德死后继承人的统称,译者按)结盟,四处袭击小亚细亚的希腊人的国家;借着回教人的帮助,他们击败了提阿多拉的儿子迈可皇帝的军队,攻陷的城镇,远及以弗所,并把这些城镇内的偶像全部毁坏。

    卡备斯死后,由屈梭卓(CHRYSOCHEIR)继续领导,战火蔓延至小亚细亚的西部,甚至迫近君士坦丁堡。安基拉(ANCYRA)、以弗所、尼西亚,和尼高米底亚(NICOMEDIAG)等城市,先后落入他们手中。在攻陷以弗所城后,义军将其中的教堂用作马廐,并对里面陈列的圣像和古物,极尽抑眨轻蔑之能事,视教堂如偶像的庙宇一样。当时的君王巴书一世(BASIL I),只好求和,但屈梭卓提出希腊人全部撤离小亚细亚为条件,巴书不肯接纳这条件,无奈只好再串兵反抗,结果出乎意科之外,大败敌人,屈梭卓阵亡,全军溃败,拜占庭军队攻陷突法利司,其中居民四散逃难,以后避居到山上去,继续坚守他们的信仰。这些揭竿起义的保罗派信徒,一方面身受崇拜圣像的人最残暴的压制,另一方面却有不沾染偶像的回教徒向他们伸出救援之手,在此情形下,一时要决定那一方是较接近(或较远离)在基督里的神圣启示,实非易事。回教徒因为拒绝圣经,规范于出自人手的可兰经,自然就没有可能在真理上再进一步;对真理的探索,亦只能止于原来创教始祖所发明的限度。而当时的希腊和罗马教会,虽然离开了真理,但究竟还保有圣经,因此在他们当中,结果有人借着圣灵的大能,带来了复兴。

    敌对者所写有关这些信徒的记载极尽谗骂污辱之能事,叫人不但难以接受,且觉其荒诞不合情理。如果就是根据这些记载而对信徒加以迫害,无疑是等于妄信一些全不可靠的证据。这些记载曾提及信徒们所行的善工,显然这些善工是他们所不得不承认且无法推翻的事实,尤其是因为记载中指控信徒是心怀不轨而行善工,那就更叫人深信这些善行的真实性。他们经常诬蔑信徒奉行摩尼教,可是信徒们不断加以否认,而且为了坚守与摩尼教教义相反的圣经教训,经常受苦,那就可见这些诬蔑全不可信。还有,信徒们保存了完整的,(或大部份完整的),纯全而未加修改的圣经原本,而且勤读钻研,更可以证明他们本身不可能是摩尼教派,因为只有拒绝接受全本圣经、或欢喜肆意窜改圣经的人,才能接受摩尼的主张。此外,敌对者还硬说信徒们的行为极度邪恶,却又不得不承认他们行为敬虔,品德清高,这样的报导,虽然互相矛盾,而且叫人难以相信信徒的好行为,只不过是假冒为善。这些诋毁信徒的记载,可说是汗牛充栋,而出自信徒手笔的记述,却寥寥可数,这样的情况,更叫人不得不推翻各种指斥信徒是摩尼教派或旁门左道的说法,而相信在这些受迫害的教会中,实在有一批属主的信徒,在当时以无比的信心和不屈不挠的勇敢,始终如一坚守耶稣基督的见证。

    拜占庭帝国,把这些勇敢虔诚的信徒,驱赶到山上去,以致他们与世隔绝,至终迫于无奈而与回教徒结盟,这样的做法,可谓自毁帝国的天然防线,使帝国无法与威胁本身的回教势力抗衡,终而引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在八世纪中期,君士坦丁的儿子爱索林里奥,同情基督徒因拒绝崇拜圣物而招致的危机,于是把一部份信徒迁徙至君士坦丁堡和特拉斯(THRACE)居住。后来到了第十世纪,另外一位君王约翰占密实司(JOHNZIMISCES),又把一批信徒继续向西迁徙;他是亚美尼亚人,曾从俄罗斯人手中把保加利亚救出来,后来又把它拼入自己的帝国版图。西迁的信徒就这样来到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人远在九世纪时,因着来自拜占庭的教士区利罗(CYCIL)和麦托丢(METHODIUS)的传道工作,早就接纳了基督教;当地教会,属于希腊正教。

    来自小亚细亚的信徒,很快就带引了不少人悔改归主,而且建立了教会。在那片广泛的地区里,人称他们为波各米勒派(BOGOMILS)。“波各米勒”是斯拉夫文,意思是“神之友”,由“波各”和“米勒”两词组成,意思是:他们是亲近神的,或指是蒙神悦纳的。

    在这一大批已被人遗忘的信徒中,有几个名字给流传下来。其中一人叫比索(BASIL),在他一生的四十多年中(一O七O年至一一一一年),不辞劳苦传道教训人;他本人一直以行医维持生计,为那些好吃懒做、专靠宗教混饭吃的人,留下了好傍样。

    比索传道多年,未受到骚扰;后来有一天他收到亚勒克修皇帝(EMPEROR ALEXIUS)的函件,信内表示钦佩之情,并说对他的教导,深感兴趣,甚至说自己愿意归信基督;来函中还附请柬,邀他前往君士坦丁堡,与皇帝私下会谈。比索依约前往,在皇宫内备受款待,然后与皇帝畅论信仰问题;比索面对这位显然心里切慕的问道者,正在侃侃陈词之际,忽然皇帝将他座位后的幔子拉开,露出藏身在幔子后面把两人的对话速记下来的官员,(后来这些对话记录,就成了起诉比索的证据),皇帝当时吩咐把客人上了锁链,关进监牢。比索在牢内关了多年,至一一一九年,因他拒绝宣布放弃信仰,就在君士坦丁堡的竞技场上,公开焚毙。皇帝的女儿,多才多艺的安娜干慕拿公主(ANNA COMMENA)当时亦在场,还心安理得地把当日的情景描述出来,报导了竞技场那大日子来临前的一切筹备工作,还描写比索给带到场上时的情形:说他是个“又瘦又高的人,长了稀疏的胡子”,当时火堆劈劈啪帕烧起来,比索把视线从火堆移开,然后四肢颤动地走近火堆;在这时候,一大群被“搜捕”的“神之友”,有的当场被火烧死,有的给判终生监禁。公主还出言取笑这些人出身寒微,毫无教养,又取笑他们垂下头,两唇间喃喃细语的怪模样。(在这个情景下,他们实在须要祷告呀!)公主认为他们的信念,十分恐怖,又对他们鄙视教会和轻看教会仪式的态度,表示震惊。当时计诱比索而拟成的档,事实上并没有多大的价值,因为公布文件的人在内写了些甚么话,从来未经过验证。

    外人对于这些在小亚细亚和保加利亚的信徒聚会,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虽然一般人指斥他们和他们所奉行的教义,认为邪恶得无以复加,但同时亦有人持相反的意见。最早期的作者,把这些事记载下来,当时所持的态度,似乎并不如历史学者那样不偏不倚,而是以天主教会支持者的口吻,所以他们指责这些所谓“持异端者”的生活可耻,行为反常,充满罪恶,又把一些道听途说的讲论,也转载过来,而且把摩尼自己的主张,和别人抨击他的文字,也加插进去。死于一一一八年后的犹他米(EUTHYMIUS),写过下面这些针对当时信徒的话:“他们吩咐听道的人,要守福音所载的命令,要顺服,要存怜悯的心,要爱弟兄。他们教导这些善事和有益于人的教训,藉此诱人入教,然后慢慢地毒害他们,至终领人往地狱去。一位保加利亚的长老柯斯慕司(COSMAS),在十世纪末期,曾形容这些波各米勒派信徒“比魔鬼更坏、更可怕”;又说他们不信旧约圣经,也不信四福音;又指责他们不尊崇圣母马利亚和十字架,侮辱教会礼仪和教会中在高位的,称东正教的教士为“瞎眼的法利赛人”,批评教会并未遵照神的诫命来守主餐,还说那饼并非神的身体,只是普通的饼而已。他认为这些信徒提倡苦行禁欲,是因为他们相信所有的物质都出自魔鬼。他说:“你会看见这些异端教徒,如羔羊一般安静平和,……假装虔诚禁食,以致自己脸色苍白;他们说话不多,也从不高声谈笑。”又说:“当别人看见他们谦卑的模样,以为他们是信奉真道的,就会趋前就教有关灵魂得救的事,他们就如快将攫食羊羔的狐狸一般,垂下头来,低声叹气,然后声音谦和地回答问题,装出一副满以为自己对属天的事十分在行的模样。”又有一位教父,名叫拿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AREK),批评这些桑历克信徒思想过于自由,不服权柄;他倒没有指责他们生活不检点。他说:“这些人反对(天主)教会,但对一切事都采取积极的态度,还积极探讨问题的根由,从圣经中寻求纯净的道理和道德生活的完美准绳。”在第十世纪,又有一位学问渊博的作家,叫麦施查(MUSCHAG),对桑历克信徒的教训,印象深刻;认为一味指责他们,实非基督徒所应有的态度,事实上基督徒也不屑去这样作。他相信他们当中确实保留了真正的使徒时代基督教的样式;有一次,当他获悉他们受迫害的一个事例时,他还说:这些受害的信徒所遭遇的处境,实在叫人钦羡。

    不管人称这些信徒为保罗派也好、或桑历克派,或保加利亚派、或波各米勒派、或是其它的称号都好,批评他们行为卑劣的指斥,其实并无任何支持的论据;敌对者所写有关他们教义的论著,亦不足为信。这些论著,一般还承认他们无论在生活行为、道德修养、或工作态度上,都远较别人强,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在国家教会内找不到心灵满足的人,就都深受吸引而加入他们的行列。

    拜占庭帝国对基督徒大事迫害,把他们向西驱赶到雪比亚(SERBIA),但他们不为当地的东正教会所容,只好继续向西迁移,至波斯尼亚(BOSNIA),活跃在小亚细亚和半岛东部一带。一一四O年,在君士坦丁屈索马勒斯(CONST ANTINE CHRYSOMALUS)的著述中,亦发现有所谓波各米勒派的谬误,后来在君士坦丁堡一次宗教会议中受到谴责。以下就是他们所指斥的见解:教会施浸,并没有任何特殊灵验效用,未悔改的人,就算受了浸,也毫无意义;此外,虽然按手能叫人承受神的恩惠,但还须视乎各人信心的程度。一一四三年,君士坦丁堡会议,议决开除两名格柏多慈恩(CAPPADOCIAN)的主教,罪名是他们属于波各米勒派。接着的下一世纪,最高主教日耳马狄艾(GERMADIUS)诉说这些人的信仰,在君士坦丁堡迅速传扬,传入许多人的家里,有不少人归信;在保加利亚,他们的聚会继续维持下去。

   “保罗派”的聚会,在腓力波甫利斯(PHILIPPOPOLIS)和保加利亚其它地区,一直存留到十七世纪,甚至遍布至多瑙河以北。东正教指斥他们是“地道的异端份子”,而他们却谴责东正教会拜偶像。当时有来自波斯尼亚的方济各会(FRANCISCAN)教士,在他们当中殷勤作工,并不理会因东正教僧侣们的愤忌而招致的危险。这些教士眼见保罗派信徒屡受东正教会所迫害,便利用此时机,慢慢劝导他们转去接受罗马天主教会的荫庇,结果使他们归顺罗马教会。但过了多年,他们中间仍保存一些习俗,特别喜欢在一起进食后聚会的惯例。可是他们结果还是逐渐被罗马教会所同化,把圣像安置在教堂内。近人称他们为保加利亚天主教徒,以别于一般信奉东正教或称为仆麦斯(POMAKS)的保加利亚人;后者是以前被迫改信回教的保加利亚人的后裔。

    这些信徒的工作,最大的开展还是在波斯尼亚。十二世纪时,当地信徒数目,已属不少,后来还散居在西巴拉图(SPALATO)和德尔马舒亚(DALMATIA)等地,与罗马天主教会正面冲突起来。波斯尼亚的统治者,通称为宾(BAN),其中最出色的一位,名叫古林宾(KULIN BAN),一一八O年,罗马教会曾称他是教会的忠心附从者,但到了一一九九年,教会人士却承认他和妻子、家人,及一万多波斯尼亚信徒,已加入了当地的波各米勒派,或所谓柏太伦(PATARENE)的异端邪说,其实即是当时信徒的教会。后来赫司哥维那(HERZEGOVINA)皇子敏努斯拉夫(MINOSLAV)也参加了这些信徒聚会,连波斯尼亚的罗马天主教主教也不例外。就因为这些人的改变,整个地区顿时改观,不复奉行天主教,一时极其兴旺,至今传为美谈。他们当中并不设神甫,所有的信徒在一起,就表明了祭司的职份。每个教会有几位长老,用抽签方式选出;各教会就由长老、监督二位,又称祖父),及一些称为领袖和长老的服事弟兄所带领。聚会可在任何房子内举行。普通聚会的地方都很平凡,没有钟楼,也没有圣坛,只有一张铺了白布及上放圣经的桌子。弟兄们的奉献,一部份拨作帮助生病或贫苦的信徒之用,并供应出外向未信的人传福音的弟兄们应用。

    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得匈牙利王的协助,向古林宾施加压力,结果在二一O三年,主教差帕特使到拔叙鲁布之(BJELOPOLJE)(亦即古林宾宫廷所在的“白色大平原”),与古林宾开会商议,波斯尼亚的权贵们亦同时出席。会议结果,波斯尼亚的领导人,同意顺从罗马天主教会,应允不再奉行邪教;同意在聚会的地方,摆设圣坛和十字架;又只许神甫主持弥撒和告解;一年两次举行圣礼,还同意遵守禁食和圣日的规矩,不许平信徒插手属灵的职事,只有教士才能主持圣事,也只有他们才得称为弟兄;他们身穿僧袍,以别于平信徒;选出的修道院院长,亦须经教皇同意;以后亦不再许可异教徒在波斯尼亚活动。在武力威胁下,古林宾和当时的统治阶级,签约表示同意遵守以上的一切条件。可是,当地人民置之不理,没有人遵守这条约。

    波斯尼亚的弟兄们,和意大利、法兰西南部、波希米亚、莱茵河一带、和其它远在法兰第(FLANDERS)及英国的信徒,都有交往。后来教皇向亚勒比根斯派(ALBIGENSES)出兵讨伐,普鲁旺斯(PROVENCE)大受蹂躏,人民逃难至波斯尼亚。双方的长老们开会商讨教义问题,于是一时谣传波斯尼亚有一位“异教教皇”,并说在意大利、法兰西、和波希米亚等地一切的宗教运动,都与这“教皇”有关。其实这些都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因为当时并没有这么一位“教皇”存在。但由此可见波斯尼亚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在古林宾统治时期,有一位意大利宗教法庭的裁判官,名叫雷尼劳撒干尼(RENIERO SACCONI),他自己本身正是被人称为所谓“异端份子”;他对这些人的信仰,自然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他称这些人为迦他利(CATHARI)教会,(意即生活圣洁)。这个名称,其实远在君士坦丁皇朝时便已采用。他又指出这些信徒,当时已遍布由黑海以至大西洋岸一大片的地区。

    古林宾因降顺罗马而换来的和平,并未持久,因为他无法强迫人民去遵守那些条约。他死了以后,(一二一六年),教皇便指派了一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宾”(统治者),还派出传教团去使波斯尼亚人民改变信仰。他因见以前普罗旺斯之役,大收奇效,于是决定动用武力,吩咐匈牙利皇帝出兵讨伐,波斯尼亚人群起反抗,废黜了那位罗马天主教统治者,另立了一位波各米勒派的信徒,名叫尼努斯拉夫(NINOSLAV)。战事延续多年,双方各有胜负。后来尼努斯拉夫慑于情势,改奉罗马天主教,但人民并未因此改变信仰。虽然国家备受蹂躏,但每当入侵的军队撤退以后,信徒照常聚会,勤奋的人民也很快的重建家园,恢愎繁荣。入侵者在各地兴建要塞,目的是为了“保护罗马天主教会和信仰”。教皇将该地拨归匈牙利统辖。后来匈牙利统治多年,但人民继续保持原有的信仰,教皇终于发动了一次“全地基督教势力”对该地的征讨,设立宗教法庭(一二九一年),多明俄会(DOMINCAN)和方济各会的教士,争相向这些忠于基督的教会,实施恐怖统治。

  在此同时,欧洲正面临回教势力日渐增长的危机,而匈牙利正首当其冲。可惜天主教国家,仍未觉悟,仍旧继续逼迫那原该是他们与回教势力间的天然屏障的信徒。一三一五年,教皇致书波斯尼亚的统治者说:“我深知你忠于教会,因此命令你,要灭绝国内的异端份子,协助我所委派的裁判官费卞安。因为有为数不少的异端份子,由各地各方纷纷前往波斯尼亚定居,并散播可憎的谬论。这些人满怀魔鬼的诡计,用虚谎的谬论,毒害天主教徒。他们外表都装出纯仆的模样,还盗用基督徒的名号;他们说话缓慢,如蟹爬一般,行动谦卑,但暗中却要杀害人,就如披了羊皮的狼,把他们野兽般的凶残,掩盖起来,要蒙骗跟随基  督的驯良小羊。”

    在左劳高(TVRTKO)执政时,在波斯尼亚,掀起了一次政治复兴的高潮。左劳高是第一位称帝的统治者,与古林宾齐名,同为波斯尼亚最著名的统治者,左劳高容纳波各米勒派信徒;他们有不少在军队中服役。当时国势兴盛,版图拓展不小。在左劳高执政后期,经过了一场哥数伏(KOSSOVO)战役(一三八九年)以后,雪比亚陷入土耳其人手中,使欧洲所受回教势力的威胁,顿时大增。但天主教并未因此中止对基督徒的迫害,教皇又再度怂恿匈牙利皇帝出兵,并许以从旁协助,对抗土耳其人和那些所谓“波斯尼亚的摩尼教派及亚流主义者”。左劳高死后,匈牙利皇帝西淇门(SIGISMUND)终于击溃波斯尼亚军队,并将俘获的一百二十六名权贵要人斩首,尸身从多博(DOBOJ)岩投下波斯拿(BOSNA)河中(一四O八年)。

    波斯尼亚至此走投无路,只有投向土耳其人。其中一位主要大臣荷复贾(HRVOJA),警告匈牙利皇帝说:“我从来没有寻求任何庇护,因为皇上是我唯一的庇护;但如果情势维持不变,那我就只有别图生路。只要能提供保护的任何一方,我就会去投靠,不问后果了。波斯尼亚人现在正要向土耳其人伸手求助,而且已经在进行了。”不久,土耳其人和波斯尼亚的波各米勒派人,就首次连手,在距离多博数哩的乌索拉(USORA),击败匈牙利人,使他们伤亡惨重。

    天主教势力和回教势力,在绵长的接触战线上彼此抗衡,相持不下。但每当教皇军队得胜,对波斯尼亚信徒的迫害便又告开始。因此,结果迫使四万多信徒,连同他们的领导人,越过边界,逃去赫司哥维那(一四五O年)避难,当地史提芬伏克咨(STEFANVUKTCHITCH)皇子予以庇护。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落入穆罕默德二世手中,希腊、阿尔巴尼亚、和雪比亚,亦相告陷落,但天主教对付波斯尼亚波各米勒派信徒的阴谋和部署,并没有须臾停息。有时波斯尼亚的统治者投顺罗马,但该地人民始终不肯归服,结果不久,波斯尼亚的君王向教皇求救,以对抗土耳其人,但罗马提出的条件,是要杀害波各米勒派信徒,因此到了一四六三年,当后撤的土耳其人又卷土重来时,波斯尼亚人民拒绝联合起来对敌,宁受土耳其人统治,也不愿受宗教法庭审讯。结果不到一个星期,土耳其的苏丹攻占了的城镇和要塞,不下七十处。波斯尼亚地本富天险,但到头来不免仍被回教人所侵占。在那毁坏生命与长进,叫人麻木不仁的制度下,波斯尼亚景况萧条,达四百年之久。

  这些居住在波斯尼亚的“神之友”,几乎没有遗下任何史料,因此后人必须加以发掘,才能把有关他们的信仰和实际生活公诸后世。这些人的信仰和生活,想必因时因地而异,但他们明显地同有一个心志,就是积极反抗当时基督教势力范围内的流毒,竭力持守圣经所载的初期教会的教导和典范。他们与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地方历史较长的教会,与法兰西的亚勒比根斯派信徒,与意大利的瓦勒度派(WALDENSES)和其它信徒,及与波希米亚的胡司派信徒HUSSITES)等彼此间的关系,显示他们之间的信仰基础相同,实践一致;这一个事实,就把分散各地的信徒联系起来。四百年来,他们忍受苦难;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虽然没有全部记载下来,但相信已给后世留下了不少信心和勇敢的典范。他们对主那至死忠心的爱,实在是举世无双。这些信徒,成了把小亚细亚托勒斯山脉的初期教会,和意大利及法兰西的亚尔卑斯山脉一带的信徒联系起来的一环。在基督教世界内,这些信徒曾居住过的土地,早已因为当时他们所受长期的磨难而埋没了。

    在那古老的波斯尼亚帝国遗址上,发现了不少散落各处的石碑,多是体积庞大的波各米勒墓石。这类石碑并未在世上任何其它地方发现过。这些石碑,有个别屹立的,亦有合成一大组的,有时数目不下几百之多。有人估计,这类石碑总数约有十五万,人称之为“麦拉么”(MRAMOR),意即大理石;或称为“史特石”(STETSHAK),意即“竖立之物”;或称为“比历克”(SILEK),意即指示牌或路标;或称“各密尔”(GOMIL),意即古墓或土墩。石碑上面仅有的一些铭文,都是用加拉各列文(GLAGOLITIC)写成的;碑上未见有十字架、或任何与基督教或回教有关的标志。假如偶然发现有些碑石,上有这类标志的话,那显然都是后人加上去的。大部份的碑石上,都没有铭刻任何文字。少数的石碑,上有铭文,亦不过是葬身该处的死者姓名;又有少数的碑石上,刻出当时人民的生活情况,有战士、猎人、动物、和一些装饰点缀用的图案。碑石以撒勒遮伏(SARAJEVO)附近最多,在通往落革铁刹(ROGATITZA)路上的要塞内,有为数甚多的一组石碑。最大的一块石碑,矗立在帕斯乐维兹山(PRSLOVATZ),离开哥托斯高(KOTORSKO)的遗址不远,是用整块凿出来的白石灰石制成的一副大石棺,下面还与一块更巨大的石雕旗帜相连,远看就像一幢完整的建筑物。

    波斯尼亚信徒长期对抗希腊和罗马教会,但其中不少人后来归顺了土耳其人,(土耳其人曾经援救过他们,亦曾战败他们。)并改依回教。其中有人还在土耳其人中攀升到高官职位。现在居住在波斯尼亚的回教人的姓氏,还保留原来的样式,证明他们祖先如何逐渐向回教势力屈服。在该地的店子橱窗上,观光客不难发现一些冠以阿拉伯文或土耳其文的波斯尼亚或“南斯拉夫”的名字。在他们日常应用的语言中,“土耳其”和“回教”二词,截然不同;前者代表真正土耳其裔、或爱那多利安裔(ANATOLIAN)的回教徒,后者是指皈依回教的斯拉夫民族。
 楼主| 发表于 2011-1-5 13:08:1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章东方

    公元前四年——公元一四OO年

    东方的福音传播——叙利亚和波斯——波斯帝国众教会脱离罗马帝国天主教会——东方教会持守圣经原则比西方教会维持得更长久——巴伯宾阿给(PAPABEN AGGNI)把教会联合——琐罗亚斯德(Z0ROASTER)——舍普二世(SAPOR II)执政时期的逼迫——阿失勒赫(AFRAHAT)的讲章——悉劳西亚会议(SYNOD OF SELEUCIA)——逼迫复燃——聂斯托利(NESTORIUS)——“荷勒克拉斯(HERACLIDES)的市集”——容忍——西方主教大量涌入——权力逐渐集中——叙利亚教会散布亚洲——回教入侵——主教长由悉劳西亚移迁至巴格达(BAGDAD)——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在中亚细亚景教与回教之争——帖木真(TAMERLAANE)——方济各会和耶稣会教士在中国发现景教工作遗迹——十六世纪时期圣经部份译成中文——景教势力在亚洲大邻份地区泯减——失败原因

  从东方来的博士,得星光指引,来到伯利恒,朝见那刚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婴孩,献上“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然后“回本地去”(太三章),以后不免会向人传讲他们的见闻。五旬节的那天,在耶路撒冷聚集的人中,有“帕提亚人、玛代人、以拦人、和住在米所波大米……的人”,他们目睹当时的神迹奇事,和圣灵浇灌下来的情景,并且亲耳听见彼得见证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徒三章)这些人在很早的时期就把福音传往东方的犹太会堂。

    犹西比乌(EUSEBIUS)在记录第二世纪所发生的事迹时,指出当时许多信徒“因着圣经的话,大受感动,心中充满智慧和强烈的爱慕,要遵守我们牧主的命令,首先向那些有必需和受困迫的人,分享他们所领受的真道,然后远走外地,向未曾听见过信仰要道的人,传讲福音,盼望多人归信基督,并将福音书分送出去。这些人在遥远和未开化的地区,奠下了信仰的根基,选立了牧者,将所领来归信的人,托付给他们牧养,然后自己便离开,往别处继续传福音。”就是这样,教会陆续在各地纷纷建立起来,而这些传道人的脚踪亦愈走愈远,不但遍及罗马帝国广阔领土的每一角落,甚至进入强邻波斯帝国的领土,还远及波斯以外的地区。第三世纪时,另外一位作家记述说:“因着主和他的使徒所行的事工而兴起的一股力量,已经征服了人的感情,使许多不同种族、不同国家、各种形式的人,诚心诚意地接受了同一的信仰。据我们所知道的,在印度,在悉吕人(SERES)、波斯人、和玛代人当中;在阿拉伯、埃及、亚洲和叙利亚;在加拉太人、帕提亚人、弗吕家人当中;在亚该亚、马其顿、和埃比勒(EPIRUS)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并且远在日出或日落之地,及众海岛,也不例外。”

    这些在叙利亚和波斯帝国境内迅速开展的众教会,并未受当时西方教会所感受的冲击所影响,原因是彼此语言不通,政治情况亦不同。当时在巴勒斯坦和庞每拉(PALNYRA)通行的语言是亚兰文,也是幼发拉底河平原一带商业贸易上通用的语言。同时,在罗马和波斯这两个大国间彼此的猜忌,亦成为彼此沟通的进一步障碍。

    东方的教会,在持守教会的纯正和坚持圣经原则这两方面,远比西方教会持久,到了第三世纪,众教会仍保持分立,并没有任何统一的组织,国内亦未有划分教区,(有些教会在同一时间内会有几位长老);众教会并且十分活跃,不断地把见证继续传往新的地区去。

    早在第四世纪,巴伯宾阿给(PAPABENAGGAI)提出将波斯境内众教会结成联盟的方案,并拟把叙利亚和米所波大米亚的众教会,亦包揽在内,由当地首都悉劳西亚——实士方(SELEUCIA-CTESIPHON)的主教统治。这方案引起激烈的反对,但支持方案的人继续大力鼓吹,终于在四九八年,东方的大主教制度成立,最高的主教称为主教长。

    当时波斯的宗教,是由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早在主前八世纪所传入的。那时他极力反对拜偶像和一切歪风,指出神只有一位,就是那位创天造地的主;祂全然良善,并且只有祂才配得敬拜。琐罗亚斯德在宗教的事情上,从来不勉强人,他相信自己所教导的真理,能使真道远扬;他以火和光代表神的作为,却借用黑暗和烧焦的木炭譬喻罪恶的权势;他相信神能成就一切善工,又用下面的话把行为的总纲概括出来:“要行善事,远避恶行”。主前六至三世纪期间,琐罗亚斯德学说,在波斯盛行一时,但后来慢慢衰落,直至本章所提的沙撒聂(SASSANID)王朝时期才又告复兴。

    在君士坦丁宣告定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波斯王就开始怀疑境内的基督徒,(他们被称为拿撒勒教派NAZARENES),认定他们是同情和倾向罗马帝国,而罗马帝国正是波斯帝国又恨又怕的死对头。在波斯王舍普二世(SAPOR II)统治的那一段长时期,这种猜疑演变成暴力的迫害,琐罗亚斯德派的憎侣们,浑忘了他们的先祖(就是那受星光指引到伯利恒的博士)的教训和见证,大力煽动这些迫害,四十年之久,基督徒备尝煎熬,遭杀害的基督徒达一万六千多人,凡承认主名的人,都遭受莫名的痛苦和莫大的损失。但他们以无比的坚忍与信心,经过了这些漫长可怕的试炼的日子,至终胜了一切,经历了由三三九至三七九年一段受苦的日子,后来教会终于重获宗教自由。

    当年留存至今的著述中,有一本叫《波斯哲人》的书,是把阿夫勒赫(AFRAFAT)的讲章,收集成书面世。书中论及教义与实行,但居然对当时因西方教会争辩教义而举行的尼西亚会议,只字不提,亦未见提及亚流和亚他拿修两人的学说辩证,可见当时罗马帝国与外地彼此疏离的情形。书中第一篇讲章,论及信仰,内说:“什么是我们的信仰?信仰就是:相信神是万主之主,也是天地海洋及其中所有活物的创造者,并相信祂曾照自己的形像,造了亚当;又将律法传给摩西,将圣灵分赐先知,甚至差遣基督到地上;且相信人死后复活,相信浸礼的奥秘。这就是神的教会的信仰。还有,人要脱离下面的事,就如:对日子、安息日、月份、节期等的墨守,和各种迷惑、占卜,星相学、巫术等,且要禁戒奸淫、醉酒荒宴和世俗虚谈,因为这一切都是邪恶者攻击人的武器;不要用甜言蜜语奉承人,不可说僭妄亵渎的话,不可淫乱,不可作假见证,也不可欺骗人。一切出自信心的善行,都是建造在那真正的盘石上;那盘石就是基督,是一切建造的根基。”阿夫勒赫还批判了玛西安和摩尼的教训。他指出,有许多事是我们所不能明白的;他并且承认神是三而一的奥秘,但反对人提出质疑的问题。“诸天之上还有什么?谁能回答这问题呢?地底下又是什么?这问题亦无人能解答。穹苍在何处铺开?诸天悬于何处?大地以何为枕?深渊以何为界?我们这些属于亚当的人,凭自己的理性,根本无从领会这一切,但我们准知一件事:神只有一位,基督只有一位,圣灵亦只有一位,一信,一浸。再说下去,我们就无从探索;若勉强谈下去,就会显出我们的愚昧;若要进一步探索,我们就委实有心无力了。”阿夫勒赫研究预言的结果,使他相信波斯如要侵犯罗马帝国,就必定会失败。

    当罗马帝国以基督教为国教的那段时期,波斯境内的基督徒大受逼迫,使两国关系趋于紧张。三九九年,波斯王耶士德格一世(YEZDEGZ I)登基,罗马皇帝差遣马卢达(MARUTA)主教前往斡旋,以求基督徒免受残害。马卢达主教的外交手腕果然不凡,他与当时首都的主教长以撒克(ISAAK)连手,征得波斯王同意,在悉劳西亚召开会议(四一O年),重组大部份因迫害遭受破坏的波斯教会。在此项会议中,有两位出席的官员,称以撒克为“基督教的元首”。

    马卢达亲自带来西方主教们的联名函件,经翻译成波斯文,呈波斯王审阅后,获准在主教的集会中宣读。其中所提各项条件,立即获得全体的同意。当时波斯的信徒刚从大患难中出来,对任何能许以和平的方案,自然均欣然接受。根据会议记录,会议是在那得胜而伟大的耶士德格王执政第十一年中举行,其时基督的教会,巳恢复享受安泰平和的日子,王亦已颁予信徒有集会的自由,使他们不论或生或死,均能荣耀神,并将迫害的威胁和阴影,从他们身上挪去。他又曾下令,吩咐将所有曾受毁坏的教堂重建,粉刷一新,圣坛重新开放使用,使经历各种试炼、击打、捆绑的信徒,重获自由。会议记录又写着:在会议中,悉劳西亚主教长以撒克,那备受敬重的伟大教父,被选为东方教会众主教的元首,他在神面前,配得权柄统管全东方的众教会,为众民和神的教会,引进和平与安息。他的谦和与尊荣,远超东方众教会的各主教之上。……这次协议得以成功,亦有赖来自西方教会的和平使者马卢达主教,他亦满有智慧和尊荣,为东方和西方的阵营,带来和平与团结,他为了建造神的教会,不辞劳苦,使西方教会众主教所订立的律例和信条,得以在东方教会内施行,启发真理,并使神的子民得教诲。虽然两地信徒在肉身上彼此远隔一方,但因着罗马地众主教的关注,东方众教会亦大蒙眷爱。

    当时教会已脱离了一切的逼迫,信徒大大喜乐,感谢神所施行的大工,并为王祈求,愿他长寿,甚至愿他长生不老。他们当日在会议中那荣耀的一刻的感受,据说尤如在心灵中亲自觐见基督荣耀的宝座。记录上还写着:“我们一共四十名主教,来自各地,现今聚集一起,留心聆听西方众主教们的来函。”函中指示每一城市只能设立一位主教,无须多设。(这一个声明,实在多余。)按立主教,必须由大主教教区所委出的三位、或三位以上的主教联合主持:函中又指定各宗教节期的日期,而君士坦丁时期举行的尼西亚会议所通过的信条,在会议中亦当场宣读,并即获全体出席者签署通过。以撒克说:“反对这些值得赞扬的律例和绝妙的信条的人,愿他受神所有子民的唾弃,并愿他以后不能再在基督的教会中立足。”记录中还说:“当时所有主教们均同声说阿们,同意他(以撒克)所宣告的。”接着马卢达说:“所有这些律例和信条,一一腾写下来,末了我们将一同签署,以立永约的方式,表示同意。”以撒克接下去说:“我领先在众人之前签名。”然后从各地来的主教跟着说:“我们亦欣然接受,同意以上所写的,并在末页一同签署。”档呈交皇上过目后,以撒克和马卢达又一次转向主教们说:“以前你们备受苦害,只能暗中行动,但现在皇上已为你们取得和平,他亦已乐意指派以撒克作全东方教会之首,在皇面前出入。自从马卢达主教为你们带来和平,皇上对他更是恩宠有加。”随后会议更订明选立以撒克和马卢达的继任人的规则,继任人选须经皇上同意。关乎元首的地位,会议记录上说:“不准有人结党反对元首。如果有人起来反对或背逆,其它的人必须立刻举报,并向皇上请示,由皇上裁定他的罪名。”以撒克和马卢达两人,又向主教们再一次保证这些有利于天主教教会的教条,各人表示欢迎,并同意开除反对的人的教籍,使他万劫不复,并交由皇上处以极刑。

    会议中还定出许多其它教规,诸如僧侣们必须独身,终生不娶;因路远而不能出席会议的主教,亦须接受会议中所通过的规条。此外,有些从起头就反对以撒克的主教,则定以叛教罪名:在信徒家中的聚会,一律禁止;教区范围划分清楚;每教区内只准设立一个教会。

    就是如此,东方和西方教会宣告合一,主教们分头住各地去,排除一切异己的主张,不再容许表示相反意见的团体存在。

    可是,以上一切安排和部署,到以撒克死后,就无从实施,事情就落在皇帝手中;当时不少权贵参加了教会,引起教士们的疑忌,而皇帝始终仍是保留旧有信仰,深受部份神甫所影响。当时以撒克不复在人世,无人从中排解纠纷,结果其中一部份教士,持着权势,公然反抗皇帝,皇帝一时无法可施,索性就地处决了好几位反对他的教士,后来皇帝驾崩,先后继位的耶士德格二世和巴涵五世(BAHRAMV)的时期内,便爆发了对信徒广泛及厉害的迫害。在西方发生了一些事,日后为叙利亚和波斯境内的教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聂斯托利(NESTORIUS)是安提阿的传教士,生于叙利亚境内托勒斯山麓的小村。在四二八年,被拜占庭帝国提阿多修二世(THEODOSIUS II)封立为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托利能言善辩,精力过人,一时声名鹊起。他深受莫甫索斯亚(MOPSUESTIA)的提阿多(THEODO RE)的学说影响,反对当时日渐流行的崇拜圣母马利亚之风,极力指斥称马利亚为“神母”之不当。当时提阿多的学说,并未引起广泛的反对,但当聂斯托利提出同样见解,同样地对抗崇拜马利亚的歪风时,立刻就被人指责,申斥他否认基督的神性。亚力山大城和君土坦丁堡两地主教势力的争持,由来已久,加上亚力山大学派和安提阿学派彼此间的抗衡,使亚力山大的息利尔(CYRIL)主教得以乘机大力抨击聂斯托利。当时为此在以弗所召开大会,但大会落在息利尔的操纵之下,他不待其它同情聂斯托利的主教们抵达会场,就展开掹力抨击,引起激辩,当时皇帝为了息事宁人,一反起初与大会决议对立的态度,转而下令开除并放逐聂斯托利。聂斯托利后来在贫困与危难中,渡过余生。他并被迫放弃了在君上坦丁堡那种活跃并风头十足的生活,迁至埃及旷野中的一个小镇,受尽孤苦。

    事实上他并未宣扬什么“聂斯托利”主义。名义上他是为了一点教义上的争端而被放逐,实际上却是他那同侪息利尔主教,因忌成恨,不能容他。后来不少同情聂斯托利的主教,也相继被黜,纷纷逃往波斯避难,结果大受当地教会欢迎。这些大量涌人波斯境的教士,兼备才能与经验,为当地教会带来不少的复兴,且成了福音更向外传播的新动力。从此,东方教会给人统称为“聂斯托利派”,(虽然他们本身对这称呼并未同意,甚至表示抗议。)原因是他们拥护聂斯托利的主张,(其实他本人亦没有持什么特别主张。)然而东方教会实际上并未接受这些见解。他们与拜占庭及罗马两地的教会,均截然不同,甚至立场亦各异。其中有人这样说过:“人称他们为聂斯托利派,委实没有什么根据,也太冤枉了,他们也未奉聂斯托利为鼻祖,甚至连他用以著述的拉丁文,也一窍不通。他们不过是支持与他相同的见解,相信在那位独一的神子、独一的基督内,有双重性格与双重位格同时存在的真理,因为他们本身也是这样的领会。因此,若说是他们随从聂斯托利的见解,那倒不如说是聂斯托利受他们的影响。”

    聂斯托利在被流放期间,把自己的信仰,编着成书出版,以《荷勒克拉斯的市集》(THEBAZAAR OF HERACLIDES)为题,对作者的姓名隐而不宣,避免该书遭受烧毁的可能,下面是录自该书的内文。论到基督的顺服,聂斯托利说:“祂取了奴仆的样式,自甘卑微,完全卸下了神的形像。祂并未得着尊荣与权能,也未受人敬拜。虽然祂本来是神子,但成了奴仆的样子,站在人子的地位上,全心顺服神的旨意,不照自己的意思,也放弃了自己的定意,完全遵照那就是“道”的神的心意。这正是“神的形像”的含意,好叫奴仆的样式不再有自己的意思和拣选,只有那原来形像的旨意,这就是神的本体要取了奴仆形像的原因。祂也没有逃避任何属于奴仆的卑微样式,反而把这一切全盘接受下来,好使”属神“的样式能充满其中,而且毫无保留地承受了一切出于奴仆的样式,因为唯有如此,祂才能除去那首先被造的人的罪愆,并且将那因罪而丧掉的本来形像,偿还给人。因此,他取了那招致罪恶并受罪所辖制与奴役的形像,而且蒙受了各种的羞辱,这原是合宜的,因为除了祂的本体以外,不可能有属神的、可敬的、或自主的本性。”……当人脱离了一切叫人不能顺服神的因由后,他就能真真正正地、毫无疑问地脱离了一切的罪。因此神子取了那犯罪的模样,并没有运用那不能犯罪的本性,免得有人以为祂没有犯罪,并非出于顺服,而是因着祂的本性,使祂不能犯罪。祂虽然有了属于我们本性的一切——就如怒气、要求、思想等,而且在祂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这一切性情也随之而生,但祂那顺服的心志,却愈过愈坚定。……而祂的顺服,不是显在一些叫人可以赢得尊荣、权能或名声的事情上,而是显在一些叫人感到可怜、难堪、可耻、和软弱无能的事上。这种情况下,最易叫那愿意顺服的心志受挫,因为这些事完全不能吸引人去顺服,反而会令人松懈,甚至逃避。而同时、祂亦未得着任何鼓舞,祂的顺服,纯粹出自祂内心对神的顺服的爱慕,因此祂实在是一无所有。虽然祂身处逆境,祂却从未在思念神的事上后退,撒但千方百计要使祂离开神,不纪念神的事。撒但又见祂毫不焦急,只一味顺服、遵从神的命令,并不急于施行神迹奇事,也似乎并非专以教导为事,因此更倾其全力要败坏祂。祂与人一同出入,处处受制于各种诫命律例,祂本可以背逆不听命令,但祂没有这样作,反而在人中间,事事显出祂的果断勇敢。祂并末取法任何与别人迥异的方式来支持自己,祂所取法的,也不过是与普通人所用的一般无异,这样就表明祂不被罪所玷污,原因不是祂有任何特别的帮助;祂也决不会因为没有这些帮助而致被罪玷染,因此祂或吃或喝,都遵照一切诫命去作,祂虽然疲惫乏累,汗流满脸,仍然坚定下移,一心依照神的旨意而活,没有任何事物能使祂离开神的旨意,因为祂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祂所属所本的而活;为此,他保守了自己毫无玷污,因此祂能叫人靠着祂胜过一切。”论及基督受浸和受试探的事以后,聂斯托利接着说下去:“祂并没有用死亡的方式,来解决人的败坏,却是使人爱慕更美的事,并说明他。” 祂又指出撒但要除减人,引诱他们置基督于死地,使人彻底沦亡,然后接着说:“祂为我们这些犯罪的人而死,祂要进入死地,就如人必须毁坏一样。祂并没有退后,却甘愿死亡,为要败坏死亡的权势。……为此祂以无比的大爱,全心顺服,不是为了要祂自己无可指摘,而是要担当我们的罪;不是为了祂要得胜,而是要使人人得救,因亚当一人的过犯,众人就都被定罪,照样,因基督一人的得胜,众人也都蒙赦免。”

    当东方众教会在罗马帝国势力范围外蒙受“聂斯托利”的污名而被人诬为异端份子的时候,波斯的统治者知道这些教会不可能与君士坦丁堡或罗马的教会联合,于是乐于多给他们一点自由。这个自由的机会,加上由西方流放而来的教士们所引发的动力,使东方教会顿然生气勃勃,火热兴旺,将福音广传给四周的异教徒。同时,另外一股要把教会统一组织起来使归属一位元首统治的势力,亦正在增长中。所以,当教会正纷纷在远地各处建立起来的时候,主教管辖区亦随之形成。在新设的教会中,各有主教,但均与中央组织紧密联系。因此,当福音使者为了爱主和爱异教徒失丧灵魂而几经艰苦、长途跋涉将福音传扬出去的时候,圣灵显出拯救灵魂的大能,但同时渐渐形成的中央组织,亦在新建立的教会中慢慢显出控制的影响,使教会日渐离开圣经原则,以致教会一开始就有了软弱,至终自食其果。

    因为信主的人日渐增加,主教管治区亦纷纷成立,远布密辅(MERV)、侯勒特(SERAT)(即今阿富汗西北,译者按),撒马尔罕(即今阿富汗以北,译者按)、和中国及其它各地。在马德里附近,和德勒芬哥(TRAVANCORE)的克泰荫(KATTAYAM)地方,曾发现了一些七、八世纪的上面刻着铭文的石碑;其中一个镌了下面的文字:“这一位曾在十字架上受苦被害的,祂是那位真正的基督、独一的神、永远纯全的指标。”在印度各地,亦有不少教会。在八世纪时,有一位名叫大卫的人,被委为统理中国几个主教管治区的大主教。在九世纪时,有一份主教名单,内列出印度、波斯、密辅、叙利亚、阿拉伯、侯勒特、撒马尔罕等地的主教姓名,其中还列出一些因路远而获准无需参加每四年一度大会的主教名字;他们只须每六年呈交报告,并要按时把收集到的奉献金,送去供给大主教管治区的需要。这些满腔热血的传教士,足迹遍及亚洲大陆、甘巴乐(KAMBALUK亦即彼艮PEKIN)、克殊格(KASHGAR)、和锡兰等地,各处均设教区,甚至深入鞑靼瑞(TARTARY)和阿剌伯;教区范围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和哥莱珊(KHORASAN)等地大部分居民,在某些地区甚至与里海毗邻,其中还有蒙古族人,他们把圣经翻译成几种文字。有一份第九或第十世纪的手稿,内载他们曾把新约译成一种印度与伊朗通用的文字。在中国西安府,发现了一块碑石,(即普通称为“景教碑”,译者按。)上有颇长的碑文,以叙利亚文及中文写成,日期当在唐太宗时代(七八O—七八三年);碑顶刻有十字架,并镌刻着:“自大秦传至中国的要义,立碑为志。”其上并记载了  一位名叫阿罗本(OLOPUN)的传教上,在六三五年自大秦国东来,带来圣经与圣像;又记着当时圣经如何译成中文,并获皇上钦准,得以公开传教;又记叙了当时教义如何传扬至各地,并在玄宗时期(七一三至七五五年),又来了一位佶和(KIHO)传教士,以后虽有佛教兴起,但教会仍得以复兴;碑文内提及圣像,可见当时传至中国的基督教,已从原来纯正的福音堕落了,信仰离开了圣经的原则,结果给后来兴起的回教预先铺好了路。此外,当时信徒人数日增,但聂斯托利派教徒(在中国称景教徒,译者按)的道德与见证,亦渐败落。八四五年左右,中国唐武宗拆毁了许多景教与佛教的教堂,强迫教徒恢复俗人平常生活,强调他们必须重新回到纳税人的行列中,重操在各人家中应尽的本份;外籍教徒则悉数遣返原地。

    当回教势力席卷波斯地时,大量的迦勒底人(CHALDEAN),又称聂斯托利派教徒,或分散各地,或改信回教;此情形尤以阿拉伯及波斯南部为甚。后来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以后,亚伯筛(ABBASIDE)成为卡立夫统治巴格达时,叙利亚的基督徒在宫廷内,或任御医,或任大学士,教授哲学、科学、及文学。七六二年,悉劳西亚被毁后,主教长移至新首都巴格达任职,此时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崛起,东征西讨,所向披靡,蒙古人卒于一二五八年攻陷巴格达。但这些政治形势改变,并未给叙利亚教会很大的影响。那些蒙古异教徒,对宗教采取宽大态度,当时他们亟欲与西方连手对抗回教势力,还派出聂斯托利派信徒,负责与西方势力进行政治谈判,担任重要角色,其中有一位中国景教教徒,名叫洛合三世(YABH-ALAHA III),出身寒微,但很快擢升为叙利亚教会的主教长(一二八一——一三一七年)。

    在七至十三世纪期间,东方的叙利亚教会,与西方的罗马及希腊教会,等量齐观。叙利亚教会势力所及,幅员广阔,人口甚多,向波斯与叙利亚的四方伸展,远达印度及中国。这些突厥语裔的民族,大部份的人,包括他们的统治阶层,都皈依了基督教;在亚洲的重要城市中,教堂与异教庙宇和回教寺院一样多。

    在俄罗斯突厥族的高山上,在炎热的盐湖以悉究(ISSYKKUL)附近,发现了两处墓地。其中数以百计的墓石上,均刻有十字架;其上铭文表示葬身该处的都是聂斯托利派教徒,都是十三世纪中叶至十四世纪中叶时期的人物。从这些姓名所示,他们都是属鞑靼族人(TARTAR),正好是现今在该地区居住的大多数民族。铭文是叙利亚文和土耳其文。除了大多数是当地的聂斯托利派信徒外,亦有来自其它地方的,其中有—个中国妇人,一个蒙古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个维吾尔族人(UIGUR),可见当时在中亚细亚各地的信徒,彼此均有交往。墓碑上还记着某人的学问;某人的恩赐;某人殷勤服事教会等等,姓名前多冠以“信徒”二字,笃爱及渴望之情,溢于文中。其中碑文之一二如下:“此为柏实(PASAK)之墓,一生为耶稣我主而活。”——“此为可爱少女茱丽亚(GULIA)之墓。”——“此为肃玛(ZUMA)之墓,身为教士会长,得享高寿,备受敬重,出身贵族,为纪峩哲(GIWARGIS)将军后人。愿我主以其灵联于诸圣父老在永世之灵”——“此为教会访客柏蒙谷(PAG-MANGKU)之墓,为人谦和笃信。”——“此为雪列哈(SHLIHA)之墓,生前注释及教授圣经,负盛名,嘉惠士林,声名响亮,乃父彼得,为尊严智慧之圣经注释家。愿我主使其灵魂与众义人及诸先祖同得安息,同享天上福乐。”——“此为隶克(TAKE)神甫之墓,极其热心服务教会。”

    为了争取蒙古可汗的欢心,聂斯托利派教徒与回教教士间,彼此钩心斗角,结果回教徒渐占上风,叙利亚基督教势力日渐没落,十五世纪初期,帖木儿(TIMUR)亦即(TAMERLANE)王朝兴起,建都撒马尔罕;他虽身为回教徒,但在攻陷巴格达后,照样扫荡一空,亚洲大部分地区遭受这空前的浩劫,毁坏净尽,从此一蹶不振,亚洲西部的基督教亦迅速埋没。

    在十三世纪以后,方济各会和耶稣会的教士,远涉万水千山,向东方传教,抵达中国境内,发现已有不少来自叙利亚的基督徒。方济各教士约翰蒙特可维诺(G0HN OF MONTE CORVING),于一三二八年死于中国。他曾经记述下面的经历:“我在主历一二九一年离开波斯的陶烈斯(TAURIS),前往印度,在该地逗留了十三个月,为约一百名信徒施洗。……后来继续前往中国,也是鞑靼皇的国土,人称元世祖(GRAND CHAM)。我向他呈递我主教皇的函件,劝他改依天主教,信奉我们主耶稣基督。但他迷信偶像,积习难改。但他向教徒态度宽容宏豁,我得以住在宫中,达两年之久。其时有景教,自称基督徒,其教义却违背基督教真理。他们人多势众,不容任何其它的基督教派存在,其它的教派要建小教堂,或印行与景教信仰相砥的教义,亦遭禁止。”苏坦尼亚(SOLTANIA)大主教,于一三三O年,曾记述过有关蒙特可维诺的事迹说:“他为人正直,蒙神喜悦,受人爱戴。……如果当时没有那些假冒基督徒之名、实际却奉行异端邪说的景教徒诸多阻挠,他大概能把全国人民带领归信天主教。……他与景教教徒极力争辩,劝导他们信奉罗马神圣教会,又告诉他们,非如此不能得救。为此原故,那些景教‘分裂教会份子’,对他极度憎恨。”据说当时在中国信奉景教的人,约有三万,财雄势厚,教堂华丽庄严,其内摆设十字架及纪念神和圣人的各种圣像。“相信如果他们肯与少数教派的教士合作,又和国中其它善良的基督徒和平共处的话,他们很可能使全国人民,包括皇上在内,都皈依真道。”约翰蒙特可维诺本人,在论到他工作的方法时,曾诉说他的弟兄们久疏通信,而他甚为渴望能获悉来自欧洲的消息。他提及有一位周游四方行医的人,说:“他在此地各处故播谣言,诽谤罗马,我们教会和西方社会,有关这些事,我十分希望能获得可靠资料。……”他又去信要求多派人协助他,并说他已将新约和诗篇翻译成中文,又吩咐人“以最佳书法誊写出来,就是这样,借着抄写、诵读、和讲解各种方式,我为基督的律法作了公开的见证。”

    当罗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被伦敦会差往中国从事翻译圣经的艰巨工作前,他在伦敦研习中文。有人将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一份中文手稿给他参考。手稿包括四福音合编、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还有一部份是拉丁文——中文字典,据说全部出于一位十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教士的手笔。在中国的编年史记载中,说及在元朝倾亡后,明朝开始(一三六八年)的时候,“有人从大西洋彼岸来首都,宣扬天主耶稣生于犹太地,亦即大秦(罗马)古国;又声称本国在史中早有记载,在世界被造之始就已存在,已有六千年历史;因此,这地无疑是历史圣地,世界文物的发源地,而且应该是天主创造人类的摇篮。这些叙述未免夸大其辞,不足为信。……”

  除了在南印度马六巴(MALABAR)沿岸,及他们祖家附近乌律迈亚(URUMIAH)一带,还残留一些叙利亚基督徒以外,以前分布在亚洲各地的波斯和叙利亚教会,早已消散。

    一直到三世纪,这些教会在处理教会事务上,都能保持以圣经为根据的纯正作风,他们亦未卷入当时西方教会在神学上的争论,因此,那些跟随使徒遗风的福音使者,被这些教会差遣出去,都能专心尽力传道,在亚洲、甚至在最远的角落,将福音传开,建立教会。四世纪时,罗马帝国内的基督徒所受的逼迫稍告缓和的时候,在波斯和东方的信徒,就进入火一般试炼的日子,那痛苦的经历,委实是前所未有的,但他们忍受了,并且靠着信心和忍耐,胜过了试炼。事实上,当时教会因巴伯宾阿给所发动的联盟而失去的元气,远比在逼迫试炼中所丧失的为大。这个联盟运动,就为五世纪初叶悉劳西亚会议铺路,引进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制度。但是,因为波斯帝国和亚洲其它地区的统治者,始终未有信奉基督教,所以这种天主教制度在东方要施行的时候,就不见要加以修改,以求适应,而因此政教合一,在东方成了不可能的事实;在君士坦丁时期教会因与政府联合而导致的腐化情形,亦因此而不可能在东方重演。为此之故,按理来说,东方教会的情况,应该不会更坏,可惜罗马教会一切组织制度,就如教区组织、僧侣、主教和大主教的制度等,带给教会的影响至大。东方教会舍弃了圣经内有关教会和长老的原则,反而抄袭了罗马教会的体制,结果众人为争夺主教或主教长的高位,不断引起结党分争,争权夺利,分化了教会的力量,以致虽然也有一些复兴,但对当时教会日走下坡的颓势,始终艇力挽回。教会中有权势的教士,只顾巩固自己的势力,   无心寻求圣灵在众人当中运行的明证,亦无心借着神的话,把人领回来一心归服主。

    聂斯托利派,曾要把东方教会脱离西方主教的势力,如果他们在当时能使教会恢复依从圣经的样式,按理他们是可以给教会带来复兴的。但可惜的是,虽然他们曾一时激发起传道的火热,却未能挣脱教士的权势,亦未能破除人对圣礼有救恩效验的迷信。当时教会虽未与政府联合,然而受封立的主教长,依旧可以向政府求助去强施教令,所以亦未见政教分离之利;政府亦可以透过主教长去使教会就范。教会听命于悉劳西亚或巴格达,而不是持定元首基督,亦不学习仰望那位“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主;教徒亦只听命于主教,而不是倚靠那位把诸般恩惠厚赐与众人的圣灵,藉此成圣,并把福音广传。结果,崇拜圣像的风气就有了机会传开,大大削弱了在拜偶像的异教徒中为福音作见证的能力,以致无法抵挡回教势力的狂潮。这本是基督的真理可望发扬光大的地区,至终却完全落在回教的控制之下,时至今日,仍未能脱离它的掌握。
 楼主| 发表于 2011-1-5 13:09:3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章  瓦勒度派和亚勒比根斯派

    一一OO——一二三O年  七O——一七OO年  一一六O——一三一八年  一一OO——一五OO年

    彼得波路(PIERRE DE BRUE YS)——执事亨里(SENRI THE DEACON)——拒绝宗派含意的名称——亚勒比根斯(ALBIGENES)——来自巴尔干半岛的弟兄——“完全人”——进占普鲁旺斯——宗教法庭成立——瓦勒度派(WALDNESES)——量尼派(LEONISTS)——名称——谷地的传统信仰——彼得瓦度(PETER WALDO)——“里昂(LYONS)的贫民”——传教活动日增——亚西西的弗朗西斯(FRANCES OF ASSISI)——修道士制度——教会扩展——弟兄们的信仰与实践——瓦勒度派谷地被袭

    在波斯尼亚和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弟兄们,取道意大利,迁移到法兰西南部,所到各处,都遇见和他们同一信仰的人。他们的教导立刻受到欢迎。罗马天主教的教士称他们为保加利亚派、或迦达尔派、或柏太伦派、或其它名称的教派,还沿用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国家几百年来的习惯,硬指他们是属摩尼教派。

    除了上述的团体外,在罗马教会内自成小圈的一些信徒们也自己聚会起来,这些现象都是一些属灵运动的结果;一些名义上是天主教徒的信徒,离开了他们习惯上所熟识的宗教礼仪,转去追随其它向他们讲解神的话的传道人。这些传道人,比较著名的有彼得波路(PIERRE DE BRUEYS),他满有才干,勤奋不懈、不顾危险,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走遍多芬尼(DAUPHINEY)、普鲁旺斯、兰各铎(LANGUEDC)、和格司恭尼(GASCONY)等地传道,劝导众人离开从小承受下来的迷信,返回圣经真理。后来他在圣基利斯(ST·GILLES)被焚殉道而死(一  一二六年)。他根据圣经,指出人必须等到长成,能自由运用理智时才能受浸;又指出兴建教堂并无济于事,因为神接纳所有出于真心诚意的敬拜,与环境无关;又力指不应跪拜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令我们的主受苦的刑具,所以我们应该对它极度厌恶才是;又说明饼和酒不能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这些都不过是他的死的表记之物;他还指出人的祈祷和善行,并不能令死人得好处。

    在克吕尼地方,一位担任执事的僧侣亨里(HENRI),追随波路左右。他仪表不凡,声音洪亮,口才出众,在传教时大力抨击当时的邪风恶俗。他讲解圣经,说服力甚强,满腔热诚,专心事主,因此吸引不少人悔改归信,其中不乏恶名昭彰的罪人。他们悔改归信以后,整个生命全然改变。反对他的神甫们,摄于他讲道的能力,又因为信服他的人很多,不是大为惊恐。亨里并未因与他情同手足的同工波路被害而畏缩,继续为主作见证。当时天主教会指帕克雷华修道院院长伯尔拿出面与亨里对抗。伯尔拿当时在欧洲,德高望重,只有他才有希望能驳倒亨里。伯尔拿发现教会极其荒凉,大批信徒背离教士,后来虽然亨里被迫暂时远走他方,避开他强大的对手,但伯尔拿的雄辩与努力,亦仅能对当时人心背向的趋势,起一点暂时阻遏作用。这个趋势亦非由于任何一个人所引起,而是所有信徒都受到影响的一种属灵趋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亨里幸免被捕,继续以无畏的精神作工,但至终落在教士们手中,被下在牢内。一一四七年在狱中去世,是病逝还是被处死,都不得而知。

    当时的人,长期以来习惯给这些要回转到圣经的原则的信徒加上各种名称,就如甚么彼得波路派(PET ROBRUSSIANS)\或亨里派(HENRICIANS)等。其实这些名称,从来没有给这些人所承认。克雷华的伯尔拿对此甚感不满,认为他们应该接受以他们教派的创立人姓名为号的名称。他说:“如果你问谁是他们那教派的创立人,他们都说不出是谁。其实哪一门异端是没有自己的创始者的呢?摩尼是摩尼教的皇子与导师;沙彼理派(SABELLIANS)是沙彼理创立的;亚流主义的提倡者是亚流;犹努密派(EUNOMIANS)是犹努密创设的;聂斯托利派亦当然是聂斯托利开始的。照样,这一类的教派,都各有它们的鼻祖;教派的根源和名称,都是来自教派的鼻祖,但对于这些异端份子,(指随从亨里的信徒,译者按。)你们能称他们是甚么呢?委实提不出甚么合宜的名称。事实上,他们的主张,并非得自任何某一个人,也非经由某人来推动。……”结果伯尔拿所得的结论是:他们的主张,是出于鬼魔。

    直到十二世纪中叶,教会大会在亚勒比(ALBI)附近的伦拔斯(LOMBERS)举行之前,还没有人听过亚勒比根斯这名号。当时在大会接受审讯的人所承认的信仰,事实上与一般罗马天主教徒所奉行的无异,但因为他们决志不肯为他们所供认的发誓,结果就被定罪。他们所承认的信仰,亦包括了奉行婴儿受洗,可见受当时宗教运动影响的信徒,在与天主教信仰的分歧上,亦有程度上不同的差别。当时的宗教情况相当混乱,各式各样的思潮不断地产生,结果引发出来的,有真理,也有谬误。有一些受盘问后被定罪的人,似乎是神秘主义者;又有一些虽然被控是摩尼教徒,但事实上和那教派全无关系。只是与一些奉行摩尼教的混在一起,无法辨别。

    这些弟兄们,人多称他们为“善人”,并且都承认他们的生活行为,确实足为众人的模范,尤其是他们简朴虔敬的生活,与当时教士们的放纵萎靡的行径,成了强烈的对比。

    一一六七年,在陀流(TOULOUSE)附近圣卡勒门(ST·FELIX DE CARAMAN)  ,举行了一次这些教会的传道人会议,由来自君士坦丁堡一位长者主领聚会。他带来了有关他本地教会大有进展的好消息,并提及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德尔马殊亚等地的教会,亦相当兴旺。在一二O一年,另外由亚尔巴尼亚来了一位探访的长者,给法兰西南部的聚会带来了广泛的复兴。

    在这些弟兄们当中,有一部份是专心周游四方传道;他们统称为“完全人”,是套用主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廿一节所说的:“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们身上不带分文,四海为家,切切实实遵照主的吩咐去行。但他们亦领会到,不是每个人都蒙召走这样的道路,其它大部分的信徒,虽然他们都承认自己和自己所有的,全都属乎基督,但他们各人仍留在家中,继续尽自己的本份去干活。

    在法兰西南部的兰各铎和普罗旺斯,文化发达,远比其它国家先进。那地区的人,从来就反对罗马天主教僭夺权柄,亦从来对罗马教会的命令,置之不理。当时自行在天主教会外成立聚会的信徒相当多,而且人数日益增加,人称他们为亚勒比根斯派。这名称来自这些信徒聚居的亚勒比,但他们自己却从来没有采用过这个名称,而且过了许多年以后,别人才采用这名称来称呼他们。他们与邻近各国的弟兄们来往很密切——这些弟兄们,或称瓦勒度派教徒,或称里昂的贫民(POOR MEN OF LYONS),或称波各米勒派信徒,或其它名称的信徒——。当时教皇英诺森三世,指令统治普罗旺斯的陀流伯爵雷门六世(RAYMOND VI),和法兰西南部其它统治阶级和高级教士,要扫灭境内所有的异端份子。这命令如果执行起来,就等于是毁坏全国的人民,因此雷门故意拖延,敷衍着去应付。但不久他和教皇发生了龃龉,教皇于一二O九年宣布派遣十字军征伐,依照以往十字军冒死东征要从回教撒拉逊人手中夺回巴勒斯坦圣地时的规矩,所有参加这一场不费吹灰之力便一举攻克法兰西南部的战役的十字军,人人都可获赐各种特别恩惠,如免罪等。这些恩惠,加上掳掠战利品的指望,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应征。十字军就在西勉蒙德服(SIM0N DE MONTFORT)的率领和高级教士监管下出征;蒙德服是个大有才能的军事领袖,富野心,性残酷,他带领十字军克服了这一片风景秀丽、农事发达的地土后,大肆蹂躏达二十年之久,结果人民历尽残害,满地疮痍。当军队招    降比雪尔(BEZIERS)的居民时,声言如果拒降,城中将片瓦不留,但其中的天主教徒和拒奉天主教为国教的信徒,一齐联合起来对抗,结果城陷后,藏伏城中数以千计的居民,无一幸免。又当十字军攻陷另一城市绵奈辅(LAMINERVE)以后,发现其中有一百四十名信徒,男女分别集中在两幢房子内祷告,静候他们的噩运。蒙德服吩咐人堆起一大堆木头,命令信徒改依天主教,否则就要推上木堆上;信徒们都回答说:他们不会接受任何教皇或主教的命令,只顺从基督和他的话语,结果人将木堆燃起火来,信徒们一点不迟疑地坚定的走进火焰中去。

    在一二一O年,宗教法庭,(或称异端裁判所,译者按),就在这地点附近,邻近拿邦(NARBONNE)的地方成立,由多明俄会的创立人多明湼克(DOMINIC)监督。后来天主教大会在一二二九年于陀流举行时,宣布宗教法庭成为永久性的组织。当时又通过了提案,只准平信徒读拉丁文写成的诗篇,不能翻阅圣经其它的部份;又决议不准将圣经译为其它文字。宗教法庭的使命,可以说是完成了十字军所未能完成的任务。后来弟兄们纷纷逃往巴尔干半岛,亦有不少四散到邻近的地区。普罗旺斯经此浩劫后,文化荡然无存,而这些南部自立的省份,不久亦合并归大法国的版图内。

    在皮特芒(PIEDM0NT)的阿尔卑斯山谷一带,几百年来都有自称弟兄们的信徒在此聚会。后人称他们为瓦勒度派信徒(WALDENESES,或作VAUDOIS),但他们却不承认这些称号。他们的根源,可追溯到使徒时代。他们就如那些所谓“迦达尔”信徒、或“保罗派”信徒,或其它名称的信徒一样,绝对不是甚么“改革宗”,因为他们无需改革,并非如罗马、希腊、或其它地方教会那样,腐化堕落,离开了新约教会的样式;他们自始至终,都或多或少保存了使徒时期教会的内容。自君士坦丁时期相沿下来,那些专心传讲福音,建立教会的信徒,一直没有中断过,也没有受当时的教会与政治联结的关系所影响。就是这个原因,在托勒斯山脉和亚尔卑斯山谷一带,得以存留为数不少的基督徒;他们熟谙圣经,而且没有沾染当时得势又自命为教会的天主教会拜偶像及其它的歪风恶俗。

    在亚尔卑斯山谷地的信徒,在群山环抱中离世独居,全未受罗马天主教会的发展所影响,深信圣经是他们当时的信仰与教会秩序的准绳,也坚信圣经的权柄并未受时移世易的影响而减弱。他们所有的思想和行为,可说都是基于他们坚守原来的基督教会所该有的纯正的决心。他们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态度,比较上是相当宽容,可见他们并非属于“改革宗”,因为一般改革者为了要表明自己立场的正确,不免会把改革的对象尽量丑化,揭发对方丑恶的一面,但从这些信徒对退出罗马教会的人的态度,和日后他们与改革宗信徒的交往所见,证明他们绝不讳言那迫害他们的教会的长处。

    死于一二五九年的宗教法庭裁判官雷尼里亚(REINERIUS)曾经这样说过:“据统计所示,古时异端教派,多至七十种,其中除了摩尼教派、亚流主义、伦卡利教派(RUNCARIANS)和影响德国至大的量尼派之外,其它教派均已全部消灭,感谢神恩。在这一切教派中,包括现存的和以前出现过的,对教会遗害最深的,莫过于量尼派,原因有三:㈠量尼派历史由来已久,有人说是在西利维斯特任教皇时期就已存在,亦有人说他们源出于使徒时代;㈡量尼派教徒分布较广,几乎各地都有他们的聚会;㈢其它教派恣意亵渎神,不免叫听道的人反感恐慌;但量尼派的教徒,外表敬虔,在人面前生活正直,笃信教义,敬畏神,只不过他们毁谤罗马教会和天主教的神甫,这一点缺德是许多信徒都乐意指证的。”后来有一位名叫皮里道夫(PILICHDORF)的作者,他本身也是反对这些信徒的,他说这些自称由西利维斯特教皇时代就开始存在的教徒,正是瓦勒度派信徒。

    有人说:突伦主教革老丢,是皮特芒山区瓦勒度教派的创始人。他与这些信徒在信仰上,有不少相似之处,相信他们一定曾经彼此扶持,彼此激励。但称为瓦勒度派的信徒,历史更为悠久。突伦的圣乐署(ST·ROCH)修道院副院长马可奥吕利乐伦高(MARCO AURELIO RORENCO),在一六三O年受委编写瓦勒度教派的历史和主张。他说:瓦勒度教派的渊源,古老得没有人能说出他们始于何时。总之在第九及第十世纪时,他们已不算是新兴的教派;而且在第九世纪时,当时的人还认为他们不过是鼓吹和推动前人的一些学说;乐伦高还说:突伦主教革老丢可算是这些鼓吹推动者之一,因为他也反对崇拜十字架,反对敬拜圣人,也极力主张破除偶像。革老丢在他所著的加拉太书注释中,明言因信称义的真理,并且指证当时教会离开这真理所犯的错误。

    居住谷地的弟兄们,从来就没有忘本,也深知自己这教派存在的由来而久。后来在十四世纪以后屡遭外人侵犯而须与强敌谈和时,他们亦经常强调这一点。当时和他们有过长时期交涉、统治赛华(SAVOY)的皇侯们,也证明他们从来可以坦言自己所持的纯一信仰,自父传子,没有任何掺杂,而且直追远古时代,甚至可以追溯到使徒时期。一五四四年,这些信徒对法国的法兰斯一世说过下面的话:“我们所奉行的信仰,并非如敌挡的人所诬告我们的所谓现代宗教,也非近年新兴的学说,而是我们的父执、长者、以至更远古的先人们所信奉的,也是诸圣者、诸殉道者、和众使徒所信的。”当他们在十六世纪与改革宗发生接触时,他们这样说:“先祖常向我们细述自使徒时代以来的历史,但我们仍同意你们的主张;事实上,我们从使徒时代开始,就一直持守这信仰。”后来瓦勒度派信徒在一六八九年重返谷地时,他们的领袖亨利亚诺(HENRI ARNOLD)指着他们说:“他们的信仰纯朴自然;他们的名声叫人起敬。这些特性,连敌对他们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宗教裁判官雷尼里亚,在向教皇提出研究这教派信仰的报告中,说:“他们实在是源出于无法追忆的远古时代。”亚诺还补充说:“这群可怜的信徒,在皮特芒山谷一带,已存在了四百多年;要证明这一点事实,并非难事。当时,那些著名的人物如路德(LUHER)、加尔文(CALVIN)等,均未出现,改革宗亦未萌芽。他们的教会亦从未经过任何的改革,因此他们得称为‘福音派’。瓦勒度派信徒,事实上是从意大利来的信徒的后人,他们在意大利接受了圣保罗所传的,就离乡别井,远走他方,就如启示录中所记载的妇人。他们来到这一带山地,把福音由父传子、子又传孙地一代一代的相传下来。所传的福音纯正真仆,就如当日保罗所传的一般。”

    里昂的彼得华度,原是个事业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但有一次在宴客时,目睹一位客人猝然去世,蓦地醒悟自己对救恩的需要。后来他研读圣经,愈读愈感兴趣,终于在一一六O年,雇文士把圣经部份翻成罗马方言。他读到圣亚勒克修的生平,其中记载他变卖所有家产,然后往圣地朝圣的事迹,深受感动;后来有一位研究圣经的学者,给他指出主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廿一节所说的话:“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于是在一一七三年,他把产业给了妻子,把其余的全部变卖,分给穷人,接着花了一段日子专心研读圣经,然后出外传道(一一八O年), 并依照主的话去作:“主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罢,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人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后来其它信徒陆续参加,与他作伴,周游四方传道,这些信徒就是人所称“里昂的贫民”。一一七九年,他们向由教皇亚历大三世主持的勒特兰(LATERAN)会议请求承认,但受到奚落和拒绝,而且还遭皇上敕令予以驱逐出教(一一八四年)。他们分散到附近的国家,继续传道,效果甚宏,而“里昂的贫民”这个称呼,也就成了给这些跟随基督并坚守祂的教导的信徒许多称号中的一个。   

    又有另外一位裁判官,奥斯堡的大卫(DAVID OF AUGSBURG)说:“这些里昂的贫民和他们的同类愈艰险,就愈能装出敬虔的外貌。……从外表看来,他们的生活表现得谦卑庄重,但内心却充满骄傲。”他又说:他们自以为多有敬虔,却不知道“我们当中的敬虔人,比他们的更多、更好,也不像他们那样仅有敬虔的外貌;在这些异端份子身上,所有都是给假冒为善遮掩起来的恶毒。”有一本编年史中还提到,早在—一七七年,“彼得华度由里昂来到法兰西,在法兰克幅和诺伦堡(NUREMBURG)开始传道,但在努仁堡所举行的宗教会议,很早就获得教廷的警告,并受命要捉拿他们,烧死他们,因此这些信徒就转去波希米亚隐藏起来。”彼得华度和瓦勒度教徒往来密切,因此人称他为这教派的创始人;但亦有其它人称他们为华伦斯教徒(VALLENSES),是以他们所聚居的亚尔卑斯山谷地为名。不错,华度在他们中间,备受敬重,但他不可能是创设教派的人,因为他们的信仰和行为,都是以圣经为依归,而且是跟随更早时期奉行圣经的人的脚踪。外人以他们中间的名人的名字来称呼他们,不外又是仿效敌对他们的人的手法,又不肯承认他们是自称“基督徒”或“弟兄”。彼得华度往各处传道,至终来到波希米亚,劳苦作工多年,播下佳美的种子,结出来的果子,就是日后的胡司(HUSS)和以后时期所收获的属灵庄稼。华度在波希米亚死于一二一七年,追随他的人,成了瓦勒度派信徒传道活动的非常动力。以前这些信徒一直隐居在这些偏僻的谷地,不问世事,但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就纷纷前往各地传道。

    在罗马天主教教会内,有不少人的心灵,因着教会爱世界的歪风,深感痛苦,极力想寻求灵性的复兴。但他们又不愿意脱离天主教的体系,也不想加入当时教外其它寻求遵守圣经吩咐的信徒聚会。一二O九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派遣十字军征伐法兰西南部,同年冬天,廿五岁的亚西西的弗朗西斯,在一次早晨弥撒中,听见主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打发十二个门徒出外传道时对他们所说的话,恍然领悟这正是他所渴望得着的更新,感觉他必须撇下一切,谦卑接受主差遣去传道。方济各会就是如此诞生了,不久即传遍世界。弗朗西斯传道感人,他的真挚、忠诚、和喜乐的天性,吸引了大批人来听道。一二一O年,他由一小群跟随者陪同下,往罗马请求教皇准许他们传教。教皇勉强在口头上批准了。后来志愿加入的人日多,其中有人又想同时维持自己的工作及事业,结果第三级教士(THIRDORDER)应运而生,(亦叫TERTIARIES)。这些会员,一面从事俗务,一面恪守教规,作为生活准则。这些准则,都是根据主耶稣吩咐使徒的教训。他们决志将讹诈人的东西退回;与仇敌和好;与世人无争;专心以祈祷和行善为事;励行禁食和彻夜祷告;向教会作十一奉献;不发誓;不随身带武器;不说粗言秽语;纪念先人。弗朗西斯灵里迫切寻求外教人和回教徒悔改归信,也巴不得他本国意大利人早日信主;有两次为了要向巴勒斯坦和摩洛哥的异教徒传道而几乎丧命。一二一九年,方济各会举行第二次大会时,派出许多教士往各国去,由德国以迄北非,甚至以后还到英国去。当时有五个教士奉差遣到摩洛哥,结果殉道。方济各会组织日益膨大,弗朗西斯无法再由自己一个人去管理,大权落在其它的人手中。这些人并不完全同意弗朗西斯的主张,修改了有关教徒要甘处贫穷的教规,使弗朗西斯甚感痛心。在他死了以后(一二二六年),很早就存在于各执一见的两派间的裂痕,更形尖锐。这两派,一主严谨,一主放宽;主张严谨的一派,又叫属灵派,渐渐失势,且受到迫害,其中有四位教士在马赛(MARSEILLES)被焚死(一三一八年),同年教皇正式宣布,凡认为基督和他的使徒是身无分文的,均属异端。

    这些教士的新组织,就如多明俄会和方济各会,所持的心意,与旧有的修会一样,志在脱离当时充斥世界和教会的一切叫人无法容忍的罪恶,心灵内迫切追求亲近神。但旧有的修会,主要着重个人得救和成圣,新兴的修会则较着重帮助困苦的人。以上两种组织,虽然一时颇能引人向善,但因为都是以人的思想为基础,很快就败坏,且成为作恶的工具——积极抵挡那些以奉行圣经和传讲圣经来寻求复兴的信徒。

    这些修士和日后的教士的景况,表明了一件事:属灵的运动,如果只限于罗马天主教会或其它类似组织的范围内,就注定失败,而且无可避免会沦落到一个地步,与他们原来想改革或振兴的情况相似。为了要免受迫害,他们就竟连属灵的生命也牺牲了。

    亚西西的弗朗西斯和彼得华度,同样地受主的话语感动,同样地完全忠心的向主摆上自己,结果他们所摆出的见证和教导,同样地得着多人拥戴,同样地使人的生命完全改变,但是,两人却有一点不相同的,那就是:其一受罗马教会所容纳,而另外一个则不见容于罗马教会。两人在灵里向主的心也许相同,但两人所活出来的生活见证,却大有分别。方济各会后来结果为罗马教会所同化,成了罗马教会的帮凶,而华度和跟随他的人,却带领了不少人归回圣经真理,直接从“救恩的源头”支取新鲜活泼及取之不竭的生命供应。

  一一六三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都尔召开教会会议,会中议决禁止教徒与瓦勒度派有任何交往,又申斥他们“奉行可咒可诅的异端,而这些异端早就在陀流地区流行。”在十二世纪末期前,在米兹(METZ)有一个瓦勒度派教会,信徒甚多,还有翻译好的圣经应用。在科伦COLUGNE)的教会,远在一一五O年前便存在;当年他们当中有些信徒被处死刑,裁判官当时还说:“他们不但从容就义,而且还满腔热切去面临死亡。” 一一九二年,西班牙皇帝阿勒芬所(ALFONSO)下论眨斥信徒,声称他是照前人先例去行。当时信徒遍布法兰西、意大利、奥地利、和其它许多国家。一二六O年,在柏梭(PASSAU)主教管区内,已有四十二个教区存在,其中一位神甫这样说过:“在伦巴第(LOMBARDY)、普罗旺斯、和其它地区,异端份子的学派比正式神学的教派更多,听从他们的人也不计其数;他们公开辩论,又在市集和户外地方召集圣徒严肃聚会,没有人敢拦阻他们,因为大家都慑于他们人多势众。”在一二一二年,史塔司堡(STRASSBURG)的多明俄会,逮捕了五百名属于瓦勒度派的信徒;这些信徒来自不同的阶层:有贵族、有教士;贫富不一,有男有女。这些下狱的信徒供认在瑞士、意大利、德国、波希米亚等地,有不少与他们信仰相同的信徒;其中有八十人,包括十二位教士和二十三名妇女,结果被焚死。带领他们的长老,名叫约翰,他临刑前说:“我们都是罪人,但不是因为我们的信仰问题,我们亦未犯任何诬告我们僭妄的罪。但是,我们满心相信  自己的罪必得赦免,却非出于人的帮助,也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这些给处死的信徒的财产,就由罗马教会和政府瓜分,当时政府对罗马教会亦唯命是从。一二六三年,教皇贵钩利九世颁下教令,吩咐“将所有异端份子,包括迦达尔斯、柏太伦、里昂的贫民、巴实给尼(PASSAGINI),约瑟彼尼窜(GOSEPINI)、亚诺廸司德(ARNOLDISTAE),士昆隆尼斯德(SPERONISTAE),和一切不论任何名称的教派,全部逐出教会。他们各派名称不同,但事实上暗中彼此勾结,臭味相投。”裁判官奥斯堡的大卫还承认以前“这些教派属于同一教派”,现在则在他们的仇敌面前,联成阵线。从这些来自不同来源的零碎报导中,可见这些原始教会在十二和十三世纪期间,遍布欧洲。在某些地区,人数颇多,势力亦大,因此享有相当自由;但在其它地方,却受到极残暴的迫害。这些教派虽然名称不同,所持意见亦可能各异,但基本上他们都是持定同一的信仰,而且彼此间经常有交通与联系。

    这些称为瓦勒度派或其它名称的弟兄们,在教义上和行为上所显出的特色,表明他们并非是罗马和希腊教会酝酿改革的成果,为使他们回转到圣经原则而努力;相反地,他们的表现,显示他们本身并未受罗马和希腊教会的任何影响。反倒是一个古老传统的延续,就是坚守圣经和初期教会的样式。他们的存在,证明了自古以来,都有一些凭信心而活的信徒,满有属灵的能力和悟性,在教会中坚持使徒时代的样式,根本上与后来发展出来的国家教会,大不相同。

    除了圣经以外,他们并没有其它特殊的信仰、或宗教、或教规。对他们来说,人的权威不管如何突出,都不许超过圣经的权柄。数百年来在各地,他们一致奉行同一的真理和实践。他们以福音书中基督自己的话语为最高的启示。如果偶或不能把他的话语和圣经其它教训协调起来,那么他们就会把两者都接受下来,都会依照他们在福音书中所能领会的明显意思去行。他们主要的目标,就是跟随基督,遵守祂的命令,效法祂的样式。他们相信基督的灵在人身上大有功效,然而功效的大小,就视乎人顺服祂话语和甘愿跟随祂的心愿有多少。只有基督才能叫人明白祂的话;人若爱祂,就必遵守祂的话。对于有关交通的建立,他们提出一些要紧的真理,但除此以外,对众人有疑惑或歧见的细则,他们都容许相当的自由。他们强调基督的灵内住在人里面的明证,认为最高真理必须先由心灵去领会,然后才转到思想方面。这并非指有新的启示而言,而是指着对基督的话有更清楚的领会。他们最爱引用的经文,是山上宝训,认为这些教训正是神儿女生活的准则。这些弟兄反对流血,反对死刑,反对在信仰的事上施武力,也反对向伤害自己的人提出法律控诉。但他们大多数赞成自卫,甚至武装自卫,因此居住谷地的信徒,在遇到侵犯时就起来自卫。他们绝不轻易发誓,不妄称神的名,也不随便借用属灵事物的称呼,但他们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同意与人立誓。他们不同意罗马天主教所自诩的掌管救恩之门的权柄,亦不相信救恩要靠圣礼,只承认救恩是出于相信基督的信心,而这信心自然会显在爱心的行为上。他们相信在拣选的事上,神有绝对的权柄,配合人自由的意志。他们又相信教会内随时都有认识神的人,因此他们也引用安波罗斯、奥古斯丁、屈梭多模(CHRYSOSTOM)、克雷华的伯尔拿,和其它人等的著述,但并非全部接受这些内容,只是采用其中与那古老更纯正的圣经教训符合的主张。他们并不像其它教派那样热忠于神学问题的辩论,可是却随时准备拼死为真理辩护,极力强调实际的敬虔和安静的行善并事奉神等善行。

    在处理教会的事务上,他们主张简化,绝对不是罗马教会所发展出来的那一套。但教会长老们对承担责任所采取的态度,十分严肃郑重。在选立长老和其它的安排上,全教会与其它的长老一齐参予其事。在守主的晚餐方面,两种方式都采用。所有的信徒一起守主的晚餐,纪念主的身体为他们摆上,激励他们也将自己摆上,为主破碎,倒空自己。有一个反对他们的作家,笔名叫雷玛(REIMER)(一二六O年),这样说过:“有些人对浸礼完全误解了,以为小孩子并不能靠水礼得救,因为他们相信主所说的那句话:‘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而小孩子是还不会相信的。”

    这些信徒坚守使徒的传统,为那些确实蒙恩召的人按手,指出在教皇西利维斯特接受政教合一时,罗马教会就已失去了继承使徒的地位,而这些信徒则仍保存了这地位,虽然有时因环境的关系,他们不能运用这个地位,但神仍然给他们所需要的恩典。

    在这些信徒所作的见证上,那些称为“使徒”的信徒,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经常周游传道,探望各地的教会,而教会的长老和监督,则留在原地照顾教会。在所谓“完全人”和其它跟随基督的信徒中间,彼此有别;因为从福音书中所见,有人蒙召,变卖一切所有的跟随基督,但亦有人保留原来的身份,蒙召事奉祂。瓦勒度派的使徒身无长物,也没有自己的家;就算是有家人的,他也离开他们好专心服事主,完全舍己,甘愿忍受艰苦和危难,他们的行装极其简单,也不带分文,衣服也只有身上所穿的,他们所到之处,那地方的信徒就供给他们生活的所需。他们常是两个两个的出去,其中一个是长者,另外一个是较年轻的,就学习服侍长者。他们在所到的各处,备受尊重;各地教会都尽力以爱心接待他们。当时因情势险恶,他们多扮作商旅上路,年轻的一个便背起轻便的货色,或刀子,或缝针之类,到处兜售。他们从来不向人乞讨,其中不少使徒熟习医术,以便可以一面传道,一面给人医病,因此不少人称他们为“神之友”。教会要选立使徒服事主的时候,都先经过十分慎重的考虑,因为他们认为一个真正全心奉献的人的事奉,要比一百个并未清楚蒙召的人的工作,要有价值得多。

    使徒们甘愿过贫困的生活,但教会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照顾贫困的人,所以每当聚会用的家庭不敷应用而须要盖简陋的会所时,他们就多盖一些房子,接连会所,以便接待和照顾贫穷或年老的信徒。

    这些教会为了供应信徒属灵生命的需要,鼓励各人经常读经,经常每天在家里聚会,保持彼此间紧密的交通,这一切都是他们十分注重的。

    这些圣徒从不过问政治,使徒们或许常要出席仲裁的场合,但他们自己从来不但任裁判。

    他们注重教育,就如注重灵性一样。他们当中负责讲道的信徒,许多都有大学的学位。教皇英诺森三世(一一九八——一二一六年),指出在瓦勒度派中,有学问的平信徒,取代了神职人员的地位;又说他们只听有神内住心中的人的传道;教皇这一席话,无形中为这些信徒作了双重的见证。

    在瓦勒度派信徒居住的谷地一带的安宁,到了一三八O年就给粉碎了。那年教皇克力门三世(CLEMENT III),派遣一位当裁判的僧侣到该地对付异端份子。接着来的十三年间,大概有二百三十位信徒被烧死,家产被裁判官和当地政府瓜分,到了一四OO年,迫害范围扩大,许多信徒只好逃到较高的山地上去避难,结果大部份妇孺和许多男丁,在饥寒交迫下相继死亡。—四八六年,教皇英诺森三世下令授权喀利孟那(CREMONA)的副主教,灭绝所有异端份子,于是派出八万人进侵谷地。谷地中的农民只好起而反抗;他们熟谙该区山地的情况,占尽地利的优势,终于把入侵的军队击退。但双方的冲突,持续了一百年之久。

    打从十三世纪开始,就出现了一些收容穷困或年老体弱的人的组织。受收容的人各尽所能的分工合作,但生活费用由一些富有的慈善家捐助。这些被收容的人无须许愿,亦无须出外乞讨,因此有别于一般的修道院。但是这些组织也是属宗教团体的,称为济贫院(WORKHOUSE),其中所收容的人,自称“基督的穷人” (CHRIST'S PAUPERS)。济贫院多附设疗养院,由一些女信徒护理病人,男信徒则为他们开设学校。他们自己喜欢称这些组织为“神的家”,后人却称他们男的叫伯赫人(BEGHARD),女的叫伯翰人(BEGHINE)。这些组织开始成立不久,人就怀疑他们有异端的倾向。事实上,在信徒受迫害的日子,不少弟兄曾在这些济贫院中藏身,因此渐渐被人认为是传播异端的团体,结果其中的一部份人被处死。十四世纪后期,由天主教会下令接收这些济贫院,将大部份移交给方济各会的第三级教士接管。
 楼主| 发表于 2011-1-5 13:10:5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六章  中世纪末期的教会

    一三OO——一五OO年

    弟兄们给其它地方的影响——巴都亚的马尔西革流(MARSICLIO OF PADUA)——同业工会——建筑大教堂——市民和工会的抗议——科伦的华尔德(WALTER IN COLOGNE)——多马阿奎拿(THOMAS AQUINAS)和阿尔韦聿伯拉纠(ALVARUS PELAGlUS)——弟兄们的文献被毁——伊克哈尔特(ECKHART)——图勒尔(TAULER)——“九块石”——来自奥拔仑(OBERLAND)的“神之友”——逼迫复燃——记载众教会坚守信仰的史塔司堡文献——在塔尔(TEPL)发现的古卷——古时译成德文的新约圣经——狂热的盲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发明印刷术——新事物的发现——印刷圣经——柯列持(COLET),锐赤林(REUCHLIN)——伊拉斯母(ERASMUS)与希腊文新约圣经——和平改革的希望——罗马教会的反抗——施道比次(STAUPITZ)发现路德(LUTHER)

    瓦勒度派使徒们和弟兄们的见证,影响所及的范围,远超出他们生活工作的圈子,在十四世纪的上半期,他们给别的地方带来的影响是空前的。

    一三O二年,教皇波尼法修八世下令,宣告人人都必须服从教皇,否则灵魂不能得救,从这命令演译出来的结论就是:除了教皇以外,神没有在世上赐下别的权柄。巴维利亚(BAVARIA)的勒威格(LUDWIG)皇帝率先提出抗议,结果教皇在巴维利亚大部份地区施行褫夺教权的禁令。

    这次冲突的主要起因,是因为巴都亚(PADUA)的马尔西革流(MARSIGLIO)的论著。教皇宣称他是前所未有最恶毒的异端份子,但巴维利亚皇帝却信任他,保护他。他出生于巴都亚(一二七O年),在巴黎大学攻读,成绩超卓。一三二四年,他发表了“和平的保卫者”(DEFENSORPACIS)一文;在文中,他根据圣经,明显指出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他说:今人以教会的牧师、主教、神甫和执事等,代表教会,这是与使徒的教导,大相违背。使徒所指的教会,就是全体信徒,因此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信徒,是“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林前1:1-2)。他又指出:人误用了这个名词,并不是出于疏忽,而是经过周密的考虑,认为有利于教士的特权,才故意加以歪曲;这样作,实在是给基督教带来了极坏的影响。故意歪曲教会的意义,再加上误用的经文,就产生了整个教士统治的体系,违背了圣经和基督的命令,僭夺了属灵和属世的最高裁判权威。事实上,主教和神甫所享有的权力,应该是来自基督教会的,而一切教师或牧者,都没有强迫人顺服或惩戒人的权力。那么,谁有权力选立主教、牧师等神职人员呢?以使徒而言,基督是一切权柄的源头;以使徒的后继者而言,选立的权柄是在于使徒;使徒离世以后,选立的权柄就归到全体信徒身上。使徒行传所记载有关拣选司提反和腓利的经过,就是个例子。在使徒时期,尚且是教会才有这个权柄,何况在使徒离世后,岂不是更应该只有教会才有选立的权柄?

  在大城市中,基督教会迅速发展,多人参加了教会,尤其是各种工会或商会的会员。在意大利和法兰西,人称这些弟兄们为“织布者”,意思指他们多是手艺工人,连身任教师的也不过是织布者或制鞋匠,含行讥讽之意。这些行会势力颇大,在各国还有分会,分布极广,由葡萄牙以迄波希米亚,又由英格兰至西西里。工会各有精密的组织,彼此间的关系密切;组织不但是技术性的,也属宗教性的。在他们的活动中,读经和祷告都占了重要的地位。行会中势力最大的,首推石匠工会,会员包括各种建筑工人。这个工会的势力和重要性,由当时的无数大教堂、教堂、会堂和房屋建筑上的瑰丽雄伟,可以窥见一斑。这些华丽的建筑物,都是建于十二、十三和十四世纪,直到今天,这些建筑使欧洲别具风格,迷人之处,无与伦比。在建筑大教堂时,工地盖起临时房屋,供工人住宿;在这些房子内,工人聚集,听师傅读圣经,而当时在其它的地方,如果人拥有圣经,可以招致杀身之祸。有好些与建筑行业毫无关系的人,例如妇女、店员和其它人士,只须付一笔微不足道的会费,甚至一罐蜜糖或一瓶酒,就可以加入成为会员。有时这种会员人数比工人会员更多,他们也乐得在工会荫庇下逃过迫害,而且又有机会听神的话。当时手艺品的精美,可以说是归功于辛勤耐劳的工人们内心里火热的灵性。

    当时帝国大城市内的人民和工会,都支持勒威格皇,与教皇极力争辩。结果在教皇所施的褫夺教权的禁令下,大受磨折。一三三二年,有几个城市联名上书直里维斯的副主教,宣称在地上所有君王中,勒威格皇是最真诚随从基督的教训而活的,在信仰和谦和的态度上,也足为众统治者的模范。他们又说:“无论何时,我们都乐意坚定效忠祂,虽死不辞;我们愿意真诚的跟随祂,信服祂,以祂为我们真正的君王和顺理成章的主宰,不管是苦难、或环境改变,都不能使我们与祂疏离。”他们往下说的时候,又举出太阳和月亮,比喻教会和政府两者间的正常关系,世人因要得着地上的荣耀,不惜破坏这个正常关系,使他们痛心疾首。他们不承认教皇拥有无上的权威;他们甘心作个“穷苦的基督徒”,祈望人不再伤害基督教的信仰。

    几百年来,史塔司堡和科伦是弟兄们的主要集中地,神的教会在那里极其兴旺,也影响到信徒生活圈子外的人。有一本编年史指出,在一三二二年,有一位名叫华尔特(WALTHER)的弟兄,从买音慈(MAINZ)来到科伦。编年史中记着说:“华尔特是弟兄中为首的,是个危险的异端倡导者,多年来隐匿起来,还引诱多人跟从他的谬误;后来他在科伦附近被捕,经法庭判决用火烧毙。他内心充满魔鬼,才干过人,但常犯错误,巧言善辩,信仰败坏,不论威迫利诱,甚至酷刑,都不能令他供出其它的同党。这个罗拉德党人华尔特,来自荷兰,不懂拉丁文,用德文写了不少有关他那错谬信仰的著作,还暗暗地把这些著述分送给那些受他勾引误入迷途的人。他不肯悔改,又不肯放弃信仰,一味维护自己的荒谬言论,结果他被扔入火中,只剩下一堆灰烬。”

    多马阿奎拿(THOMAS AQUINAS)的著作,大有助于申张教皇的权威。他辩说:既然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基督,而教皇是代表基督,因此教皇亦理所当然地拥有这些权柄。阿尔韦聿伯拉纠(ALVARUS PELAGIUS),是个西班牙籍的方济各会教士,也支持这个见解,他的著述亦备受推崇。他说:“人若以属灵的眼光看教皇,他就是神,不是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自由决定是非善恶;若有人怀疑这宇宙间的大能,等于是自取灭亡。教会最大的仇敌,是那些异端份子;他们不肯顺从。这些异端教徒在意大利和德国为数不少,在普罗旺斯,他们是称为‘伯赫人’和‘伯翰人’。有人称他们为‘弟兄’,或‘生活贫困者’,或‘使徒’。”他又接下去说:“使徒和伯赫人,都居无定所,上路时不带分文,不求乞,但又不作工。在他们的情况来说,这是最坏的现象,因为他们以前是建筑工人、石匠等。”另外一个作家(一三一七年)说:当时的异端在神甫和僧侣中,散播迅速,整个阿尔塞斯(ALSACE) 都充满了异端。

    当时的人要消灭这些所谓异端书籍,可说是不遗余力。一三七四年,史塔司堡出了告示,谴责这些散播异端的出版物和作者,命令凡拥有这类书籍的市民,都得在十四天内将全部收藏交出来,否则要处死。一三六九年,查埋士四世指派几个裁判官,把平民或教士所交出来的书籍逐本检查,当时一般人都不准翻阅任何以德文写成的评论圣经的书籍,因为教廷恐怕他们会受伯赫人和伯翰人的异端所迷惑。

    一三O七年,萨克森(SAXONY)的多明俄会副会长,正是著名的伊克哈尔特(ECKHART)。他在巴黎大学时,就已被人公认为当代最有学问的学者。他言论激进,结果使他丢了显贵的职位。但过了一段销声匿迹的时期后,他再度在史塔司堡出现。他讲道时那撼人心弦的能力,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听众跟随他。史塔司堡的伯赫人常常引用他的话,结果他也被指为异端份子,被迫迁往科伦,在该处传道多年,据说后来他在该地大主教面前以异端份子罪名受审判。后来案件转呈给教皇亲自处理,结果他被定罪,作品不允许刊印。但他本人圣洁的生活和高尚的性格,继续留下深远的影响。苏所(SUSO)就是从他获悉平安的福音;还有,在科伦他认识了年轻的固勒尔(TAULER),也给他引导和影响。

    在巴维利亚王勒威格与教皇的争辩中,著名的多明俄教士图勒尔博士,勇敢地为国王辩护。图勒尔不但在史塔司堡吸引了大批信徒跟随他,备受爱戴推崇,同时在其它许多国家中,他的传道工作亦早已享誉载道。一三三八年褫夺教权的禁令实施后,大部份的教士都离开了史塔司堡,但图勒尔仍留在城中不走。当时的人正处在水深火热中,使他有更多机会作工。他也走访其它落在同样难处中的地方,就如巴色(SASLE)和科伦。过了十年,史塔司堡的信徒备受折磨,图勒尔坚守本位,还与两位信徒合作,一同为这些备受痛苦惊吓的人服务。他们三人联名列出公开函件,为在禁令下煎熬的人民请命,指出基督既为众人死,教皇就没有权可以拦阻人进入救恩之门,这些人不过是不顺从他,只顺服那位真正的君王基督。函件公开以后,这三个人就被逐离开史塔司堡,他们移往邻近一间修道院继续写作,然后将这些公开信分发出去。以后图勒尔迁往科伦居住,在圣各陀勒(ST·GERTRUDE)教堂讲道,然后又有机会返回史塔司堡,最后死于该地,享年七十岁,死前患上痼疾,由他一位在修道院当修女的姊妹料理他。

    在他的一生中,屡次被人指控为异端教徒;在自辩时,他说自己是属于“神之友”。他说:“这世界的王正在把野草杂种在玫瑰丛中,玫瑰都给挤住了不能生长,也有被杂草刺伤的。孩子们,你们必须逃避,或分别出来,不管是在修道院内还是在院外,都要分隔开来。神之友不过是要与世界之友有别,这一点事实,不能构成他们就是异端教徒的根据。”当人指斥他的教训是属伯赫派的时候,他就警告说:那些“在寒冷和沉睡中的人”,一心相信他们已经完成了“那神圣教会所命令”要履行的一切,可是,“当他们完成了这一切以后,心里仍旧没有平安,一定要等到天父永生的道临到他们,叫他们里面更新,使他们成为新造,那时才会得着真正的平安。可惜他们没有这样的等侯,反而自欺欺人说:”我们属于一个神圣体系,有神圣的交通、祈祷、读经。“于是自以为平安无事。这些瞎眼的人,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和祂宝贵的血为寻常,也不为主结果子。孩子们,这是不行的,绝对不能如此。……当有人警告他们,指出他们身处的危机和他们所要面临的恐惧战兢时,他们就会反唇相讥说:“你们说话就像伯赫人一样。”他们竞如此反驳那些关心他们、要把正路指示他们的人。图勒尔又指斥那些教士自以为义,委实是“法利赛人”,是他们想毁坏“神之友”。耶稣会的会长(一五七六年)曾下令不许人阅读图勒尔的著述,而教皇西克斯都五世(SIXTUS)曾以这些不许刊印的书籍的索引为题发表讲章(一五九O年),图勒尔的著作中被天主教教会认为异端成份特别重的,统统给烧毁,其余的就全部给人加以修改。此外,有些书根本不是伊克哈尔特或图勒尔所写的,但都上在他们的帐上,因为当时对信徒普遍的迫害,许多书的真正作者都隐名埋姓。从目前保存下来的书籍中,我们可以见到图勒尔对弟兄们和基督教会的深切关怀。

    有一本书名叫《图勒尔悔改的经过》,通常附在图勒尔的讲章后面,该书流传甚广,但显然并非出自图勒尔手笔。书中内容记叙一位著名的传教神甫,从一位虔诚的平信徒得着指引而悔改归主,这书与另外一本影响当时信徒颇深、书名叫《九块石》的书,颇有关联,后者据说是苏所著的,但这版本是来自卢文密思允(RULMAN MERSWIN)的一份手抄稿。密思允是个有钱的史塔司堡市民,也是图勒尔最亲密的朋友。苏所把抄稿内一段删除了,以免引起罗马天主教会人士的怀疑;这段内容,正好是当时弟兄们意见的写照,大意是如下:“我告诉你们,你们求神施恩给可怜的基督教会,这是对的,因为好几百年以来,基督教会从来未有如今天这么可怜和堕落。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说:那些可恶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失丧的,那又不对了;我告诉你们:今天,一部份外邦人和犹太人得神的悦纳,还远胜于一些徒负基督徒的虚名而实际上违背基督真理的人。……犹太人和外邦人,不论在世上何处,他们的内心起码还有一点良善和敬畏鬼神的心;在他们的纯真和判别的理解力上,他们除了与生俱来的信仰外,并不知道别的,但当他们有机会获悉真正被神悦纳的信仰时,便会留心,而且乐意放下原来的认识,顺服神,甚至牺牲生命和财产,亦在所不计。我告诉你们,既然犹太人和外邦人能有如此真诚的表现,他们岂不该多得神的爱顾,胜于那些可恶的虚假的所谓基督徒吗?这些基督徒居然还受了水礼,行事却与神相违,明知故犯。”苏所还修改了另一段记载犹太人受迫害的原因,原文是说:他们受迫害,是因为基督徒的觊觎,但苏所把意思改为是出于犹太人的忌恨,这也正是一般读者较易接受的说法。

    与图勒尔经常接触的许多敬畏神的人物中,最有趣的,莫如一位姓名已失传,外号叫作“来自奥拔仑的神之友”(FRIEND OF GOD FROM THE OBERLAND)。这人首先在一三四O年出现,当时他的身份是因逼迫而隐名埋姓的“使徒”中的一个,极具影响力,也大有权能,他能操意文与德文,曾往意大利与匈牙利探望弟兄。一三五O年左右,曾到访史塔司堡,两年后又重返该地探望,在该地邂逅卢文密思允,把《九块石》交他抄缮。一三五六年,巴色地震以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基督教会,指出唯有跟随基督,才可以胜过一切罪恶。此事以后,他和一些同道走到山上偏僻的地方住下,和各地的弟兄们以书信联络。“来自奥拔仑的神之友”,本来身居要职,但当他决心舍弃世界的时候,便放下自己一切所有的。他没有一下子就把钱财全部分给穷人,而是在一段时间内,把钱财当作是神所借贷的,将钱慢慢的酌量全部用在属神的事上。他一生独身不娶;他写信给卢文密思允在史塔司堡附近建立的“神之家”时,提到在山上数目不多的信徒,都是“纯朴良善、性情谦和的基督徒弟兄”,又说他们深信神快要行事,但在事情还隐而未显之前,他们要继续在山上住下来,但一旦事情显明,他们就要分散到基督教世界各个角落去。他请求信徒们为他们代祷,因为“神之友处境相当艰难。”谈论到信徒向世界死的功课时,他说:“我们的意思并非要人离开世界,转去修道,而是指人还要留在世界上,但心思和感觉却不要受朋友或地上荣华所吸引,因为如果是受吸引的话,他就只会求自己的事,求自己的荣耀,而不是求神的事,求神的荣耀。他必须放弃世界的荣华,并要在他一切所作的事上荣耀神,这正是神每天教导人的。若能如此,神在祂至圣的智慧中,必使他能明白。他有了这从上而来的智慧以后,在一个小时内他所能领会的教训,会远超过他往日在一整年中所知道的。”当密思允向他征询关乎使用钱财的态度时,他说:“把钱财周济穷人,不是比盖造修道院更好吗?”一三八年,有十三位“神之友”,在山上秘密集会,其中有一位来自米兰的弟兄;另一位来自日内瓦,原是个为基督的原故舍弃一切财产的富商;还有两位来自匈牙利。在聚会时,他们经过长时间的祷告后,就一起擘饼纪念主,接着大家交通到日后如果再遭遇逼迫时,信徒应该如何应付的问题。交通完了,就把大家的领受通知在各地躲藏的“神之友”,例如史塔司堡的密思允和其它弟兄。最后他们分散到各地去。据所知的,他们后来都因着为主作见证的原故而遇害。

    勒威格皇帝死后,查理士四世(一三四八年)登基,带来了对基督徒聚会政策的恶化。登基的新皇深受教皇和他的同党所影响,教廷因此乘机发起全力粉碎所有异己者。十四世纪上半期,教会极其兴旺,许多平素与教会无关的人,都深受基督教训所吸引,但到了十四世纪下半期,火一般的试炼就临到基督教会。教廷派去国内各地的裁判官日益增加,而查埋士皇帝则尽量给予教皇各种方便,欧洲大部份地区的人民饱受苦害,焚毙信徒的事件不断发生。一三九一年,在宠麦雷尼亚(POMEANIA)和伯兰顿堡(BRANDENBURG)的法庭,公审了四百名控以异端罪名的人;一三九三年,有二百八十名信徒,给关在奥斯堡的监牢中;一三九五年,在土林质亚(TURINGIA)、波希米亚和摩利维亚(MORAVIA),有一千人据说“改信”天主教;同年,有三十六名信徒在买音慈被焚;一三九七年,在史太亚(STEIER)有一百名男女被烧死;两年后在诺伦堡又有六女一男被焚。瑞士城市的人也备受残害。就在此时,教皇波尼法修九世下令要用尽一切方法铲除异端遗害,他引述了一份报告,其中他所称为在德国的“亲爱的儿子裁判官”,形容那些自称为“贫苦弟兄”的伯赫人,罗拉德派(LOLLARDS),雪威司特利安派(SCHWESTRIONEN)信徒,并说这些异端邪说受禁制已达一百年之久,还说在好几个地方,这些死硬派教徒几乎每年都有人被判处烧死。一三九五年,裁判官彼得皮世道夫夸说他已能镇压这些异教徒。当时许多信徒纷纷逃往波希米亚和英格兰。英格兰的威克里夫  (MYCLIFF),和波希米亚的耶柔米(GEROME)与胡司的教训,正在这些国家内大受欢迎。

    在史塔司堡存留了一份写于一四O四年的文献,虽是出于一位敌对基督徒的人的手笔,但文中引述了一位弟兄的话如下:“两百年来,我们的聚会相安无事,弟兄人数日增,在聚会时,出席的人数达七百余人。神为这些教会行了大事,但不久神的众仆人遭受到厉害的逼迫,到处被人驱逐、残害,直到如今。自从基督教会建立以来,真正信徒的数目,从未锐减得这么利害,甚至在某些国家,基督徒几乎绝迹。因为遭受逼迫的缘故,我们的弟兄有时被迫逃到海外,在某些地方曾经遇见其它弟兄,但因为言语不通,彼此无法交往,结果弟兄们只有返回原处。教会的情况兴衰不一,就如月球表面凹凸不平一般;有时圣徒人数加增,教会就兴旺;但有时又似乎衰落,甚至似乎完全消失。但如果在某一个地方教会消声匿迹的话,那我们准知道在别的地方,教会仍必存在;就算圣徒甚少,只要他们继续活著作美好的见证,他们就仍旧能维持属灵的交通,而让我们相信教会仍会再兴起,人数又必增加,力量也必更大。我们这聚会的创立者是基督,而我们教会的元首是神的儿子耶稣。”档中指责有些弟兄破坏教会的合一,主张基督徒虽有好行为,还得要单凭信心获得救恩;又责备他们恶意批评奥古斯丁和耶柔米。这些弟兄们没有预先写好的祷文;祷告时,先由他们中间的长者领头,祈祷长短任随己意。他们又能背诵用自己文字所译成的圣经,聚会时就用自己的语言背诵出来。文中又列举当时弟兄们所信奉的七点基督教的真理:㈠三而一的真神;㈡神创造万物,包括可见的,或不可见的一切;㈢神赐下摩西的律法;㈣神叫祂的儿子成为人;㈤祂为自己拣选了没有玷污的教会;㈥祂复活;㈦祂必再来审判活人和死人。

    塔尔(TEPL),是在波麦华尔(POHMERWALD)丘陵地带附近的地方,久为受迫害的弟兄们藏身之处。在该地曾发现一本十四世纪残破的古卷,书中就出现上述七点真理,不过不是用拉丁文写的,是用德文。这书是弟兄们亲自抄缮的,显然是他们当中某一个人或好几个人所使用的。书中还将主日和其它日子所用的经文列明出来,从这些经文所见到的,他们并不遵守罗马天主教的节期,只有几个节期例外。书中又指出经常读经的重要性,又指出身为每家之主的父亲,就是他那一家的祭司。书中最主要的部份,是以德文翻出来的新约圣经;这个译本,与罗马教会所用的通俗拉丁文译本(VULGATE),大不相同,反而接近印刷术发明以后教会所采用路德所翻译的德文译本,这译者看来深受这份十四世纪的抄稿所影响;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也是深受这古抄本所影响的,就是接着一个世纪重浸派(ANABATISTS)和门诺派(MENNONITES)信徒所通用的那一本。

    当时信徒们处于动荡不定的局势,又面临种种的迫害,因此有不少人落在狂热盲从的情绪中。有些自称为“自由的灵”的弟兄姊妹,以为自己的感觉就是圣灵的引导,就作出一些极其荒谬愚蠢的事;有些本性善良的信徒,厉行绝对的禁欲;又有弟兄因屡受逼迫而离世独居,以至观点渐渐狭隘,误解平等,误以无知为美德,而反对求知。

    十五世纪中叶,发生了一连串大事,使欧洲顿然改观。

    一四五三年,突厥人(即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知识分子纷纷逃往西方;他们饱受希腊文化的熏陶,带来了古希腊文学的珍贵典籍,都是在黑暗时期西方国家所早已淡忘的文化瑰宝。希腊文学的学者,不久便在意大利境内的大学讲授希腊文,正是开启这些文学宝藏的钥匙。研读希腊文之风,传到英国牛津大学,亦迅速传至其它大学,掀起了文学研究的热潮,结果带来了文艺复兴。希腊文新约圣经得以恢复原文并印刷面世,后果影响之大,远超过任何古典希腊文学研究所引发的发现。

    同时,印刷术的发明,也助长了新知识的传播。早期印刷业就首先着手圣经的印刷。

    此外,哥伦布(COLUMBUS)发现美洲新大陆;哥白尼(COPERNICUS)发现太阳系的运行。这些新事,大大扩展了人类思想活动的领域。

    无数信徒读新约圣经的结果,发现基督的教训和完全腐化的基督教会之间的强烈对比。十五世纪末叶,印行的拉丁文圣经,共有九十八种完整的版本;至于抽印部份圣经的版本,数量更多。买音慈大主教重申禁止教会采用德文圣经,但十二年后,已经印刷面世的德文圣经版本,共有十二种版本之多,而荷兰文圣经版本,亦有四种版本;这些文字译成的圣经部份抽印版本,亦有不少。这些版本,都是以塔尔寺院内发现的新约古抄本为根据。

    约翰柯列特(J0HNCOLET)是法罗棱斯(FLORNCE)的希腊文学者中之一,他后来在牛津大学讲授新约圣经;听他讲学的人,都承认他的灵命湛深。他摆脱了旧有的说法,将基督明显启示出来,又详细讲解保罗书信。有一个犹太人锐赫林(REUCHLIN),同时亦在德国致力于复兴希伯来文研究的工作,贡献良多。

    全欧洲从事学术研究和印刷的人中,最著名的,首推伊拉斯谟(ERASMUS)。他生于鹿特丹(ROTTERDAM),幼年失怙,尝尽了生活的煎熬,但他富有天才,不久便为人所赏识,誉满士林,甚至受到宫廷人士所敬仰,自伦敦至罗马,无人不知道他。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印行希腊文新约圣经,附拉丁文新译,再加上大量的批注及释义,印行以后,出了多次版本,光是在法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就出售了十万本。人人可以亲自读到那把救恩带来地上的话语,直接认识基督和使徒们,不免就看清了那长时期以来压制他们的宗教专政与腐败,与神在基督里给人的启示,大异其趣。在批注中,伊拉斯谟对照圣经教训和罗马教会所行的,使人们针对教士的批评日益尖锐。这些注释对罗马教会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在说到那些行乞的僧侣时,伊拉斯谟说:“这些假装贫苦的可怜人,事实上是基督教世界内的恶覇。”说到主教,他就指他们“毁坏福音,……随意订造律法,专横管治平信徒,以自己的尺度评判是非。……他们不是传讲福音,而是坐在该亚法和行邪术的西门的座位上,任意妄为。”说到教士,他指出“当时教士人数众多,一大群一大群,有的成了世俗人,有些只不过是平凡人,但其中真诚者甚少,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了。”至于教皇,他就说:“我目睹教皇犹流二世(GULIUS II),……在凯旋的行列前头昂首阔步,好像他就是庞培(POMPEY),或西泽大帝(CAESAR);圣彼得是以信德服人,不是靠刀枪、军队、或战术;圣彼得的后继者,若有圣彼得的精神,他也该可以像圣彼得一般,征服人心。”论到教堂的唱诗班,他说:“近代的教会音乐唱出来,听众根本听不清其中的字句,……一群该为自己的罪忧伤痛苦的人,却妄想在喉咙里含糊地发出一些音响,就能得神的悦纳。”

    在介绍他所印行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的序言内,伊拉斯谟论到基督和圣经,说:“就算我们能亲眼看见基督,其亲密认识的程度,总不能比从圣经里所领受的更大。圣经将这位向人说话、医治人,死在十字架上,后来又复活的基督,活现地启示在我们眼前。” “假如我们能看见基督的足印的话,我们岂不是会肃然起敬而下拜?但为何当我们看见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活生生的基督,反而不情愿高举尊崇祂?” “我亟望多人能读福音书和保罗书信,连最柔弱的妇女也不例外;我亟望圣经能译成各种文字,使人人都能读懂,能明白,不光是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甚至撒拉逊和突厥人都要能读得明白。但要这个理想能实现之前,首先要使圣经的文字显浅易明。我何等渴望有那么一天,种田的人在犁田时能唱出部份经文自娱;织布的人能和着织梭的节拍低唱;而上路的人也以圣经故事来消磨时间。”

    伊拉斯谟也是主张和平改革基督教的人士之一,而当时的情势亦极有利于和平的进行改革。残忍成性的犹流教皇之后的继位人,是巴奥十世,他出身著名的麦地西(MEDICI)家族,漠视宗教,但积极提倡文学与艺术,批准伊拉斯谟印行希腊文新约圣经;法国君主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宁愿招致全欧洲的仇视,不肯向祖利安教皇屈膝而牺牲法国应享的自由;英国亨利八世(HENRY VIII) 热烈赞成宗教改革,还罗致了不少与他同道、大有才能之士,如柯列特,汤马土爵士(SIR THOMAS MOORE),瓦咸大主教(ARCHBISHOP OF WARHAM),菲沙尔博士(DR·FISHER)等;其它在日耳曼帝国和西班牙的统治阶级,也都拥护宗教改革。可惜组织愈庞大,就愈难接受改革,总不能接受批评,总会反对改革。当时亦从未有人对罗马教廷恢复遵守基督的教训和样式存着任何真正的期望。

    改革如要实现,就必须要有一些新而有力的媒介,当时在教士们的范围内,就正静悄悄地进行了改革的准备,起初是由公认为改革运动领袖的施道比次(JOHANN VON STAUPITZ)所发现,他是奥古斯丁众修道院的牧师;有一次巡视众修道院时(一五O五年),在阿尔弗大学(ERFURT)发现年青教士马丁路德(MARTINR LUTHER),正为自己灵魂得救的问题,极度的受困恼,尽心克己去苦修。施道比次对他十分关怀,竭力帮助他;在获得他完全信任后,就劝勉他多读圣经,并介绍他读奥古斯丁和图勒尔的文章,又读神秘主义的论著。马丁路德听从了他的话,立刻就受到光照,而因信称义的真理,就成了他灵里实际的经历。
 楼主| 发表于 2011-1-5 13:12:3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七章  罗拉德派、胡司派、与同寅会

    一三五O年——一六七O年

    威克里夫——农民革命——英国信徒受逼迫——所德(SAWTRE),百里(BADLEY)、和哥保咸 (COBHAM)——禁止读圣经——信徒聚会——胡司(HUSS)——悉士喀(ZIZKA)——他泊(TA OR)——胡司派的战争——饼酒同领派(UTRAQUISTS)——札谷伯克(JAKOUBEK)——尼古拉(NLAUS)——其尔士威司基(CHELTSCHIZKI)——“信仰之网”——洛其该那(ROKYCANA)、贵格里(GREGORY),根和尔德(KUNWALD)——里察诺(REICHENAU),劳达(LHOTA)——同寅会(THE UNITEDBRETHREN)——布拉格的路加(LUKAS OF PRAGUE)——德国宗教改革消息传至波希米亚——约翰奥古斯达(J0HN AUGUSTA)——施马加德战役(SMAKALDWAR)——逼迫和迁徙——乔治以色列(GEORGEISRAEL)和波兰——弟兄们返回波希米亚——波希米亚大宪章——“白山之战”——甘美纽斯(COMENIUS)

    在欧洲大陆,当人们逐渐发现国家教会的流弊而进一步诘问基本教义的时候,在英国也发生了相类似的情形。那些指出改良宗教弊病的热心人,被称为罗拉德派(LOLLARDS),(意思就是“胡读者”)。运动初期,人们将政治和经济的弊端,与宗教问题混杂而谈。但最先受到攻击的是教士们的财富与腐败,但运动发展下去以后,人们就领会到教义才是基本的问题,因此教义成为冲突的中心。在英国的作风,不如欧洲大陆那样的猛烈攻击异端;但在亨利四世统治初期,即十五世纪初叶,罗拉德派势力迅速发展,以致亨利四世不得不下令将信徒处以焚烧的极刑,目的在于要讨好天主教。

    在这场冲突中,牛津大学最著名的学者约翰威克里夫(JOHNWYCLIFF)崭露头角;他抨击天主教会的腐化,结果自己卷入当时正雷厉风行的政治斗争中。但那些利用他来巩固自己政治斗争地位的人,一旦看清了他所提出的原则所要带出来的后果,便渐渐的陆续离弃他,他也就成为一群寻求返回圣经真理和基督教训以求脱离当时宗教流毒的信徒的领袖。在他所发表的“神的国度”和其它的论文中,他指出“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真正的宗教”,而且“只有圣经是真理”。他所称为“统治权”的理论,确立了每一个人与神的直接关系,和他所该负的责任。他指出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所有在位掌权的人,既然从神那里接受了权柄,就必须在他运用权力的一切事上,要向神负责。这个说法,直接否定了一般人所相信的教皇和君王有绝对权威的论调,也否定了教士阶级在神与人之间作中保的地位;当时就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尤其是在一三八一年,当威克里夫发表反对天主教的变体说(TRANSUBSTANTIATION)的时候,引起了教廷更大的震怒,因为这主张是直接攻击教士们在基督教的圈子内多年来所拥有的特殊势力。结果,在政治上支持他,和他在大学的同侪们,也放弃拥护他了。但威克里夫最伟大的贡献,是给英国人民打开了通往真正信仰的路;他所翻译的英文圣经,掀起了英国人在思想上的革新,而圣经的英文译本,也就成为有史以来伸张公义最有力的工具。威克里夫忙于著作,散发各种宣传单张,又组织周游各地传道的团体,使圣经的教训,迅速地传遍了英国。他给当时的人民影响甚大,敌对他的恶势力也无可奈何,只有将他由牛津赶逐到他后来隐居的乐特茅斯(LUTTERMORTH),他就在那儿继续教导人,劝勉人,影响所及,遍达全英国。

    在那些日子,学者们在处理宗教问题上,都相信前人教父的主张、教会会议的决策、与及教皇的谕令等等,均具有和圣经同等权威的效力;他们认为圣经的权柄,并不高于上述其它的档。但慢慢地,当威克里夫更多熟识圣经真理以后,他就领会到,唯有圣经才具有绝对的权柄,其它的主张,如果是与圣经明训一致,那才会有权力。他认为基督徒的知识分为两方面:一面是基于自己的理解,一面是出于启示,两者之间并不彼此对立。但人的理解,又可说是天然的亮光,因着人的堕落而变得脆弱残缺,因此不能发挥任何的效用,而神在恩典中,向人赐下从圣经中启示而来的真知识,这就是信徒所领会的绝对权柄。威克里夫根据圣经有无上权威的这个真理而作见证,引起各方面反对他的人的攻击,因为这些人深知,如果他的理论受到拥护,后果影响将会甚大。他在《论圣经真理》一书中,清楚阐明圣经是神的话,神的意旨、也是父神的约,而神和祂自己的话,是合而为一的。基督是圣经的作者,圣经也就是祂的律法,而祂在律法中显明自己;所以不认识圣经,就是不认识基督。如果圣经包含太多细节,在某些情况下就不易应用,但目前的圣经,却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其中并没有任何难以遵守的教训。圣经的果效,表明圣经是出于神,也带着神的权能;而教会一般的经历,也证明了圣经的丰富与功效。教会如能遵守基督纯全的律法,不掺杂人的任何传统,那么教会就能迅速的成长,可惜教会后来掺入了各种传统,以致不断的衰败。人类各种不同的智慧都会消逝,唯有圣灵在五旬节那天给使徒们的智慧,永远长存。圣经是绝对没有错误的,而教师们,甚至伟大如奥古斯丁,都可能犯错误。推崇人的传统、教条和法则,过于尊重圣经的教训,就无异于盲从附和。就算教条含意正确,又能间接引人向善,却也不能因此而证明它是正当无误,因为甚至其它教条和魔鬼自己,也有这种特性,否则神亦不会容许魔鬼有这样的权力。从教会历史所见到的,教会离开新约福音原则而掺杂人的传统的过程,起初那倾向十分轻微,几乎觉察不出来,但时日一久,教会腐败的现象就愈来愈明显。至于阐明圣经之道,我们不能靠神学博士的解释,只有圣灵才能使我们明白圣经的意思,就如基督向使徒解开圣经的奥秘一般。当然,如果有人假定他有圣灵的光照,认为只有他才能领会得到圣经真正的意思,那自然是很危险的;但事实上,我们亦只能靠圣灵的光照才能明白圣经。人若没有基督的启示,他就根本不能明白。还有,人必须要有虔诚、美善和谦卑的灵才行。要明白圣经,就必信靠圣经全部的启示,才能完整地领会整本圣经的大要;绝对要避免异端教派把圣经支离破碎、断章取义的作风。读经时,先取得经文中主要和实际的意思,然后才去深入探讨其中的喻意;用字要准确,保罗在运用文字上是十分谨慎的,连一个前置词或副词都不马虎。基督是真人,也是真神,从亘古以来便存在;祂成为人以后,以祂的位格,把神和人两个性质联合起来;祂是神与人当中唯一的中保,是人类的中心,也是我们唯一的元首,满了无比的荣耀。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借着人的悔改成圣,成全在各人里面;悔改是转离罪恶,是以相信来享用基督赦罪之恩,这就是悔改的信心。信心是不可缺的,而且必须结果子。威克里夫是把信心与成圣连在一起的,认为信心不能脱离行为。他所领会的教会,并不是那看得见的天主教会,也不是那些神职制度的组织,而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新妇,包括了所有蒙拣选的信徒在内;在地上可见得到的,只有教会那暂时的显明和所经历的过程;教会的居所、源头和终点,都在那看不见的永世里。救恩并不须靠人与国家教会的关系,也无须教士担任中间的媒介:相信的人,可以自由直接领受在基督里的神的恩惠;而且每个信徒都有祭司的职份。威克里夫又认为教会的根基在于神的拣选;人对于自己在神的恩中所站的地位,不能有把握,只能靠领会,而敬虔的生活就是它的明证。

    当教廷召他去见教皇时,他拒绝前往,说:“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是万人中最卑微的,他抛弃了所有属地的权势,由此我推论出来的见解是:教皇应该放下一切眼见暂时的权力,交还政府,也该吩咐教士们照样作,这就是我一点简单的忠告。”

    他后来于一三八四年除夕,在乐特茅斯静悄悄地去世。

    在威克里夫晚年时所爆发的农民革命(一三七七——一三八一年),使当时的属灵复兴受到阻碍,因为贵族和平民联合起来攻击神的教会,将暴动所引致的破坏与损失,归咎于他们所称的“威克里夫派”信徒;虽然这样的指控,并不合乎情理,但无可否认的,真正的基督教和被压迫的人得解脱是有密切的关系。基督在地上开始传道的时候便说过,祂是奉差遣“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路4:18)。这情景正是当时劳苦作工的人的写实,福音传到他们当中,使他们觉悟到“神是不偏待人”的(徒10:34),他们受穷奢极欲的统治者所压制,这个情况并不合神的旨意,因为这是不义的事。威克里夫在牛津那高贵学府所传讲的,学术性较重,对农民来说,反而不及约翰波尔(GOHNBULL)那带着粗旷语气的讲道那么受欢迎。波尔的出身是个农民,他那发自农民身处的苦境中的呼声,说:“我们那些所谓主人,凭什么要比我们高贵伟大?他们享有特殊的地位,究竟根据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奴役我们?既然大家都是源自同一的先祖亚当和夏娃,他们所花费享用的,又是来自我们所辛苦耕耘的,那他们凭什么能说自己比我们更优秀高贵?”他又说:“在亚当夏娃的日子,男耕女织,何来绅土?”后来农民革命被粉碎,政府重施苛政使农民就范,但经过了一段漫长痛苦的日子以后,农民渐渐获得自由,对这个转变最有力的推动,莫过于当时圣经对人的良知的影响。

    圣经翻译成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批的人接受了圣经作为信仰与行为的指标。当时信徒在不同的观点上,流行着各种不同的见解,但大致都接受圣经的权柄,痛斥国家教会变质和拜偶像。据说当时每两个人中,便有—个是罗拉德派、或威克里夫派信徒,而圣经“已成通俗化,一般的识字的男女都有机会读圣经,比教士们更热心去读。”

    异端教徒要受焚处死的法律通过以后,首先殉道的是威廉所德(WILLIAM SAWTRE)(一四O一年),他是诺福克(NORFOLK)的教区牧师。后来英国下议院上书亨利四世,请求将教会盈余的收入,挪作其它用途,又请求修改对付罗拉德派教徒的法例,但英皇的答复却是下令将一位在伊夫斯咸(EVESHAM)当裁缝的多马百里(THOMAS BADLEY)烧死;百里被控反对天主教的变体说;他先在武尔彻斯特(WORCHESTER)的主教面前接受初审,再于圣保罗大教堂内,在坎待伯雷和约克郡(YORK)的两位大主教和许多教士权贵们的面前受审,至终在史勿夫非尔(SMITHFIELD)惨遭焚毙。

    在罗拉德派中为首的是约翰古堡爵士(SIRJOHNOLDCASTLE),名字叫哥保咸(COBHAM),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人。他的城堡成了周游传道的信徒的避难所;信徒对那些重刑禁令置之不理,在城堡内照常聚会,亨利四世亦未加以干涉。但当亨利五世即位后,他立刻派兵包围城堡,城堡给攻破后,就将约翰爵士逮捕,但后来他由囚禁他的伦敦塔逃脱出来,可是其它好些信徒,包括三十九名罗拉德派的带领弟兄,都被捕并遭处决。过了几年,约翰爵士再次在韦尔斯(WALES)被捕,后来遭焚毙,是第一位为信仰殉道的英国贵族。

    他死了以后,英国通过法令,禁止人读英文圣经,违命者不但全部财产充公,还要处死,罪名是奉行异端,反抗皇室,出卖国家。这样的人,不会受到任何的庇护,假如他继续顽强抗命,或在得赦以后又故态复萌的话,他就要首先以欺君之罪判受环首酷刑,然后再以异端的罪名被烧死。

    当时的弟兄们,虽然是被迫躲藏起来,或是远走他方,却并没有全部被消灭,甚至有部份的聚会仍然如常进行,尤以在东英格利亚(EASTANGELIA)和伦敦的信徒最多。在亨利六世(一四二二年)登基后,在伯盖尔斯(BECCLES)附近,还有规模不小的教会,虽然聚会常会被迫停止,或必须改组以适应时势,但不少教会仍然存留了一段长时期。比方在白金汗郡(BUCKINGHAMSHIRE),有些教会与诺福克和塞福克(SUFOLK)及国内其它的地方的信徒,维持着彼此间的交通达六、七十年之久。伦敦主教在一五二三年写信给伊拉斯谟时说:“这儿谈不上什么新兴的异端邪说,但那拥有大批教徒的威克里夫派异端份子,却如虎添翼,大张声势。”

    来自布拉格的耶柔米(JEROME),是在牛津攻读而受威克里夫影响甚深的外国学生之一。他回到本地以后,满心火热传讲他在英国所领受的真理,指责罗马教会已离开基督的教训,并指出人要返回福音寻求救恩;当时有许多人深受感动,其中有约翰胡司(JOHNHUSS),他是住在布拉格的神学博士和传道人,也是波希米亚皇后的忏悔神父。他那真诚的信心和卓越的才能,加上动人的口才和风度,使当时已深受瓦勒度派信仰所潜移默化的信徒,大受感动。长期以来,当地的条顿族和斯拉夫族(SLAV)彼此对立,在波希米亚,这两族人民就分别以日耳曼人和捷克人(CZECH)为代表。胡司用捷克文讲道及写作,结果他所引起的宗教运动,演变成政治浪潮,日耳曼人转而拥护罗马天主教,而捷克人则支持胡司的见解。最后,教皇经由布拉格大主教下令将胡司逐出教会,并公开烧毁威克里夫的作品。但波希米亚皇、贵族们,和当地大学及大部分人士,都支持胡司和他的主张。后来在康士坦斯(CONSTANCE)的湖上举行为期三年半的宗教会议(一四一四年),召集了一大群教廷上的要员,各国皇室和政府人员,还有来自各式行业的人士。会议期间,人人奢华宴乐,放纵情欲。当时有三个彼此对立的教皇。会议目的之一,就是要澄清局面,补救教会的分裂,结果三个教皇都被罢免,另行选立马丁五世(MARTIN V)为教皇。

    当时会议另外的一个目的,是要批判与威克里夫和胡司的教训有关的教派信仰。胡司被邀出席,事前西淇门王保证说:只要他肯参加,他的安全决不成问题。凭着国王的这句话,胡司就依期前往康士坦斯,及时赶上大会启幕。他满心准备藉此机会好好地在这些权贵要员面前,把圣经真道阐明。不料会议负责人将国王的保证,置之不理,把胡司逮捕,关在湖中小岛一个恶臭不堪的地牢中。会议当局为了表示清白,马上颁布教令(一四一五年),声称“教会”无须对一个异端份子信守诺言,并力指此项决定乃得自圣灵的默示,不会失错。胡司受尽软硬兼施的恫吓,要他收回以前教导人的教训,就是指: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守律法这等主张,还有就是说,人除了敬虔度日,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无须靠人任何的帮助,不管那人有何等崇高的地位或身份。胡司当时以谦逊温和,但又果敢有力的口气,坚定地回答说:只要人能引圣经的话,证明他的教导错误,他随时乐意收回这些教导;不然的话,他决不会撤回他从神的话语中所领会而教导人的;同时他亦拒绝承认他所没有表示过的意见,指出那不过是别人所附会的。当时给他的罪名,就是传讲“受瓦勒度派毒害”的道理,也是“威克里夫”的主张。这样的控诉,表明敌对胡司的人,也承认这些教派在真理认识上是合一的。当时经过一番严肃的仪式后,胡司被当众焚死。死前两个星期,他刚写了下面的一段话:“主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着主这句话,我心里满了安慰。……这句话何等宝贝,我不敢说自己能全然领会这句话;要能活出这个实际,实在不易,但这句话吩咐我们在苦难中要喜乐。……将这句话读出来,又加以解释,对我来说并不难,难处是能把这句话的实际活出来。甚至那‘伟大的战士’,虽然他明明知道三日后必会复活,但在祂吃过晚餐以后,祂心里忧伤。……为这个原故,所有为基督争战的信徒,都要学习仰望那作元首的,就是他们荣耀的主。他们一直争战到如今,经过水火,却没有被打倒,反而得着生命的冠冕。我也深信主也必将这荣耀的冠冕赐给我,也赐给你们每一个坚守真理及专一爱主耶稣的精兵。……呵,最神圣的基督!我虽如此软弱,还求祢吸引我跟随祢;因为若果没有祢的吸引,我们实在不能跟随祢。求主使我的灵刚强起来,使我能以顺服。如果我们的肉体软弱,求祢以恩典挽回我们。求祢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否则我们不能为祢的原故接受这残酷的死亡。使我心里没有惧怕,心存正确的信仰,坚定的指望,和完备的爱,好叫我能为祢的原故,满有忍耐和喜乐,摆上自己的生命。阿们。在施浸约翰日的前夕,写于牢内捆锁中。”

    布拉格的耶柔米,不久亦惨遭焚毙。波希米亚的胡司派信徒的行动,就分为三种不同的表现:有继续反抗的;有试图妥协的,就是所谓饼酒同领派(UTRAQUlSTS),或称圣杯派(CALIXTINES);也有宁愿受苦的。

    第一种信徒,由庄悉士喀(JANZIZKA)率领,激烈反抗,节节得利。在波希米亚内地一个陡斜的山下小市镇他泊(TABOR),成了当时这些信徒的军事与宗教中心。在镇内的市集上,今天还可以看见一些石案的遗迹,就是当年成千上万的信徒围聚守主的晚餐时所用的,他们一同擘饼饮杯。当时罗马教会只许教士领杯,绝对禁止普通信徒饮杯;这杯就成了他泊派信徒的表记。在他泊山麓有一个小池,直至如今仍叫约但,是许多信徒归信后受浸的地方。悉士喀不但率领贵族争战,也统领着全国。获得自由的农民都充满了不能自己的狂热;他们的农具都改为兵器;悉士喀又教他们把装运农产品的车辆,改为交通工具,或作能移动的防御设施之用。教皇当时号召十字军对付信徒,但全军溃败,胡司派信徒挥军直捣邻近各国,人肆破坏,双方军队各有暴行。教廷被迫与胡司派议和。在巴色会议中(一四三三年),通过了准许胡司派自由传讲神的道;准许他们擘饼饮杯纪念主;准许他们没收教士的财产;又通过了取缔许多压制信徒的教令。可是战事未有因此而停息,连年的战争,结果使民不聊生,满地疮痍,国家元气大伤。烈本(LIPAN)一役(一四三四年),他泊派大败,双方订立“巴色条约” ,引起波希米亚人内部的分裂,饼酒同领派较为温和,获得罗马天主教会所认可,教皇将它定为波希米亚的国家教会,该派领袖洛其该那(ROKYCANA)被封立为大主教,结果一切权力又回复到罗马教廷的手中。

    在这一连串的冲突中,就算在胡司派最兴盛的时期,仍旧有一班为信仰与见证的原故甘愿受苦的信徒,他们不依赖武力去解决问题,宁愿效法以前瓦勒度派信徒的榜样,一心寻求圣经的引导,去处理教会的事和福音的见证,全心依靠神。

    在这些信徒中,最突出的是札谷伯克(JAKOUBEK),是胡司在布拉格当教授时的同事。早在一四一O年,他在大学授课时,就已指出违背基督真理的罗马教会与真正的教会(亦即众圣徒的全体)两者间的强烈比照,并且劝勉信徒要回转到教会的原始样式。当时又有一个德国弟兄叫尼古拉(NIKOLAUS),因被控奉行异端,而从直历司顿(DRESDEN)被逐出境;他熟读圣经,也熟识教会历史,因此他能指出使徒当年的教训和初期教会的样式,与及后来教会如何渐入迷途。他给他泊派信徒的影响至深。当时在布拉格的信徒,热烈辩论基督徒可否动刀兵的问题。他泊派的信徒相信,为了自卫,动刀兵是在所不免的,虽然会引致伤害,在环境压力下,信徒有权利反击,甚至抢掠敌人的财产。不久,札谷伯克发现自己反对诉诸武力的立场,使他和他泊派信徒成了对立。当时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最有力的人,是彼得其尔士威司基(PETER CHELTSCHIZKI)。他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用武力,甚至自卫的原故,也不该用武力。他虽同情他泊派的遭遇,但在反对他们的庄悉士喀诉诸武力的事上,也不遗余力。

    虽然弟兄们的著述,往往因作者殉道而被毁,但亦有一部份著述逃脱了厄运。其中一本是其尔士威司基所写的,书名叫“信仰之网”,写于一四四O年;内文详述当时弟兄们的信仰,影响至大。作者说:“本书的目的无他,只因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愿意借着神的帮助,寻求恢复起初的样式。我们就像一群人,来到废墟,房子已给烧毁倒塌;我们尝试要找房子原来的根基,困难重重,因为瓦砾中已长满了其它的杂物;有人就误把这些后来加上去的东西作为根基,于是说:“这是根基。”又说:“这是原来应有的样子。”其它的人就以讹传讹,找到了这些长出来的新奇东西,就以为找到根基;不料所找到的,与真正的根基相去甚远,甚至刚好相反。这情况加添了寻索的困难。如果人人都说:“原先的根基已深埋瓦砾中。”那么人人就会开始发掘,专心找寻,结果便会开始在根基上作真正的建造,就如在圣殿被毁后尼希米和所罗巴伯的建造。这个属灵建筑倒塌已有多时,现在要回复以前的样式,可说是难上加难,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但现在许多人已远离了它,转向别神,另立根基。”又说:“我并没有说以前使徒传道的时候,所有听道的人都归信主,我是说:所有蒙神拣选的人,都归信了;在某些地方人数会较多,在别的地方,人数或会较少。在使徒的日子,信徒教会是依他们所居住的城镇乡村或地区为名,但他们都是同一信仰的信徒的教会。使徒把这些教会与不信的人分别出来,我的意思不是说:在实际上信徒可以分别在某指定的街道分开聚会,而是他们在信仰上彼此联络,在该区内的聚会中,与其它信徒就属灵的事,和神的话语上彼此有交通,又根据这个在信心和属灵的事上的联合,他们得称为信徒的教会。”他又指出“在巴色,在一四三三年,教皇的代表说过:早期教会固然有许多值得称许之处,可是当时教会又穷又简单,不及后来替代它的那现代教会既华美又荣耀,这个差别,就如圣殿代替了会幕。再者,许多早期教会所不认识的事,现在教会都领会过来了。”其尔士威司基给这句话的注脚是:“这首歌果然动听,可惜是个谎话。”

    他说:那“伟大的祭司”(就是教皇),自称有赦罪的属天能力,那简直是羞辱基督。这能力是神给自己保留的。 “神曾指着自己作见证说:祂要借着为众人的罪舍身的基督,赦免人的罪,涂抹人的过犯。对于这一点,信心所作出来的见证指出: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唯独祂有赦罪的权柄,因为祂是神,也是人。为了这原故,祂成为人的样式,为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献给神,为罪献上燔祭。如此,因着祂和祂所受的痛苦,神就以此为根据来赦免人的罪,所以只有祂有赦免世人的罪的能力和权柄。因此,那所谓“伟大的祭司”,将自己抬拘高过了神,窃取了基督的荣耀,如同翦贼的行径一般。他发明  这条通往罗马的朝圣路程,夸称人可以由此使罪污得洗清,结果,从各地来的酩酊大醉的人群,趋之若骛,而那众恶之父高高在上,把祝福分赐各人,使他们的罪得以赦免,免受审判;他自称能把人从地狱救出来,还说没理由要人到地狱去,于是在各地分发售卖赎罪券,保证人能从罪恶和痛苦中得解脱,甚至不必劳烦人到他那里去,只要人把钱送上去,就可以得赦罪。这个坐在官位上的,把原来该归给主的都抢过去了,还借取了他的主所该得的荣耀,靠出售赎罪券而金银满屋。这个当官的,既然能把我们从罪恶和审判中释放出来,使我们得以称义,成为圣洁,那么还有什么剩下来的,要基督为我们成全呢?是我们的罪堵住了  自己得救的路,假如那“伟大的祭司”赦免了一切,那么,可怜的主耶稣还要作什么呢?世人为何不向他  求救恩,反将他撇在一旁不理会呢?就是这样,那满了威严的“伟大的祭司”,夺去了祂的光彩,使祂在世人面前黯淡无光,而那“伟大的祭司”自己,则在世上名声显赫,远近驰名。结果那已经被钉死的主耶稣,就成了世人的笑柄,而那“伟大的祭司”则人人争相称誉,纷纷向他寻求救恩的门径。

    属饼酒同领派(即温和派)的大主教洛其该那,在布拉格那著名的天恩(TYN)教会讲道,极力推崇其尔士威司基的教训,申斥罗马教会的不对。但他并没有照他所批评的而有所行动。可是听了他的教训的人,有不少决心把他们所学习到的原则实行出来。他们推举了颇负盛名的贵格里(GREGORY),(就是被称为“爱国者”的那一位),出来率领大家离开洛其该耶,在波希米亚东北部的根和尔德( KUNWALD)成立了自己的小区(一四五七年),当地有列铁时(LITITZ)城堡;许多人闻声涌至,其中有以前跟随其尔士威司基的,有属瓦勒度派教会的,也有来自布拉格的学生和其它的人。他们虽与温和派保持联系,但在许多方面努力恢复早期教会的样式,跟从圣经的教导。他们的牧师也属温和派,但他们亦有长老,又有沿用昔日瓦勒度派习惯的称呼称为“完全人”的,他们也放下一切家业跟随基督。可惜他们得享平安无事的日子并不长久。过了几年,根和尔德那小区被捣毁,温和派的人迫害他们,就如罗马天主教人士以前对待他们那么狠毒。贵格里下在牢中,备受酷刑;有一位叫雅各胡勒华(JACOB HULAVA)弟兄被烧死。弟兄们纷纷逃往山上和森林地区避难,人数却没有因此减少,反而日益增加,而迫害后来亦慢慢停息。

    一四六三年在里察诺(REICHNEAU)山上,和一四六七年在劳达(LHOTA),都曾有弟兄们在该地聚居,其中还有不少有权有势的人士。他们聚会重新研究教会的原则,第一件事就是给参加聚会的信徒施浸,因为瓦勒度派信徒一般是受浸的,而来自其它地方的大部份信徒亦如是,不过因为逼迫的原故,给信徒施浸的事曾中止了一段日子。这些信徒同时正式宣布脱离罗马教会,他们自称为弟兄会教会(GEDNOTA BRATRSKA-CHURCH OF THE BROTHERHOOD),或称同寅会(UNITAS FRATRUM-THE UNITED BRETHREN)。他们并无意创立新的教派,或要将自己与其它许多地方无数的弟兄们教会分别出来,他们只希望因此激励自己,更明显摆出与罗马天主教体系分别出来的见证。当天聚会完了,在参加聚会的六十名信徒中,选出了九个人,再在这九位信徒中抽签,抽出来自根和尔德的马提亚(MATTHIAS),差他往奥地利接受瓦勒度派监督司提反 (STEPHEN)的按手,表明他们继续与瓦勒度派弟兄们的联系;他们并非认为这个按手的程序是必须的,只不过认为如此会较洽当,因为他们相信在西利维斯特教皇时代,罗马教会就丧失了使徒的传统。(这句话,是假设罗马教会以前也曾继承过使徒的传统)。如果当时还有教会保存了这个传统的话,那就该是属迦达尔斯派、保罗派、和瓦勒度派的信徒们。

    接着他们把这个决定通知了洛其该亚大主教,他却在讲道时谴责他们。同寅会弟兄们回信说:他们并非要另立门户,只不过是一心想转回到起初基督徒的真正教会的样式,而瓦勒度派信徒一直保存了这个样式。当人指斥他们在分别出来以后,等于是把自己圈子以外的人定罪,使人无从得着救恩,他们就回答说:他们从来不认为真正的基督教能受限于一些指定的见解或形式里;他们认为在不属于同寅会的聚会中,也有真正的基督徒,而罗马教会却把一切不服从教皇的人拒于救恩门外,这实在是罪过。大主教的侄儿,也在弟兄们当中;他说:“无人能指责我们排斥那些效忠罗马教会的人。……这绝对不是我们的意思。……我们不排斥在印度和希腊的教会内神的选民,也不会排斥罗马教会中神的选民。”

    这些信徒强调圣洁的生活,正如主和使徒们所教导的,也是圣经所指明的教会生活的原则。但他们容许信徒各人在操练自己良心上有绝对的自由。他们劝人生活尽量俭朴,弟兄中也不该有人因穷困而受苦,富裕的弟兄们随时乐意帮助穷苦的人。

    同寅会信徒日渐增加后,情形就渐渐改变。加入为会员的人,多是有教育、有地位,也有财富的,领导的权力就由那些较简单的弟兄手中移到较有学问知识的弟兄手里。来自布拉格的路加(LUKAS),是他们当中最著名的弟兄,十分活跃,工作了四十年之久,直到离世的时候(一五二八年)。他著作丰富,给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当时弟兄们所写的书籍和出版之多,更甚于罗马天主教的人士;他们也写了不少圣诗和圣乐。同寅会不再反对弟兄们担任高级公职,也不反对人除自己生活所需外,从事正当买卖而获利,也不再禁止人发誓。他们又提倡教育,所开设的学校大受欢迎。教会能比以前更清楚的解释因信得救的真理。路加也制定了治理教会的组织方法,也引进了不少礼仪,使昔日的简单崇拜方式大大改观。当时有一部分弟兄并不表示同意,不肯跟从他,仍旧坚持保留原来的样式。

    过了不久,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怂恿波希米亚皇帝对付同寅会,指称他们日渐增长的势力,威胁皇室的地位。教皇在一五O七年,下了圣雅各教令(EDICT OF ST,JAMES),命令所有的人民皈依罗马天主教,或加入温和派的教会,否则必须离境。弟兄们又再一次成为受迫害的对象,聚会被迫停止,书籍被烧毁,信徒纷纷下狱,或被放逐,或甚至惨遭残害。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几年,路加一直不屈不挠,安慰弟兄,激励信徒,直到他本人被捕下囚。但不久,弟兄们美好的见证,使迫害慢慢地消失;他们的仇敌有人甚至莫明其妙地突然去世,叫别的人不敢再继续他们的行径。后来波希米亚皇自己也死了。罗马天主教徒和温和派的教徒起了争执,转移了大家对弟兄们的注意,于是弟兄们得以再过一段安宁的日子。

    在此同时,路德在威登堡(WTTERBURG)所干的一番大事的消息,由德国传来,弟兄们就立刻派出代表去和改革宗的信徒联络。路加当时已经恢复了自由;他听说有关路德和威登堡那些学生所作的事,认为有点过激,与他在同寅会的弟兄们中所教导的事事按规矩而行的作风,大不相同,因此在获悉消息后,还作了相当的保留;但弟兄们普遍都因意外地获得志同道合的人而兴高采烈。路德本人也不完全信任同寅会,但在一五二O年他写信给斯巴勒丁(SPALATIN)说:“直到如今,我所倡导的,与胡司所坚持的不谋而合;约翰施道比次事实上也不知不觉地提出同一的主张——总括一句说,我们都不自觉地成了胡司派的人。保罗和奥古斯丁也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胡司派。但我们居然不接受那位波希米亚博士作我们的领导人,我不禁感到又震惊,又可怜……”

    同寅会另一位伟大的领袖是约翰奥古斯达(J0HNAUGUSTA)  ,年卅二便被按立为主教,也被公认为是当时最有才华的领导人。主张与德国的“抗罗宗”(PROTESTANTS)新教徒紧密合作。一五二六年,波希米亚的古老皇室后继无人,皇位便落在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哈柏斯堡(HAPSBURG)家族的费迪南德一世(FERDINAND I)手中;他把波希米亚拨入自己庞大的王国版图内。波希米亚的贵族有好些一贯与同寅会弟兄们友好,有些甚至是同寅会的份子。这些贵族曾在信徒遭遇患难逼迫的日子,让弟兄们躲藏在他们的城堡中,贡献甚大。奥古斯达曾经透过其中一位贵族康勒格拉札(KONRAD KJAJEK)(这三位贵族经手建造同寅会主要中心之一),与那位存心不良的新皇进行交涉。交涉成功以后,有一段时期同寅会继续兴旺。

    一五四六年,在萨克森的选侯领导下,德国抗罗宗皇侯联盟,与波希米亚皇的兄弟查理士五世冲突起来,换句话说,也就是抗罗宗新教徒与罗马天主教势力的冲突。费迪南德一世号召波希米亚的贵族和人民支持他,而萨克森的选侯则请求同寅会为抗罗宗信仰助一臂之力。波希米亚的贵族中,好些有相当势力而且身为同寅会份子的,当时同寅会亦人多势众。他们在其中一位贵族的府邸中开会商议,结果议决援助抗罗宗。但在慕尔堡(MUHLBERG)一役中(一五四七年),抗罗宗信徒惨败,费迪南德凯旋班师回布拉格,立刻着手铲除同寅会的势力,有四个贵族在布拉格公开给处死,其它许多弟兄的财产给充公,聚会被迫停止。政府下令,如果有人拒绝加入罗马天主教或温和派教会,限于六个星期内离境。

    接着人民就大批移居国外,长串的流亡车队,取道前往波兰;途经各地,深得当地居民的同情,免收关税便准予通行,还供应食物招待。但到了波兰以后,当地却拒绝收容,他们只好继续流亡。六个月以后,抵达东普鲁士(PRUSSIA)的哥匿士堡(KONIGSBERG),是属于路德派的。弟兄们中有一位铁匠,名乔治以色列(GEORGEISRAEL),在信心和体魄上,都精力充沛;他排除一切的障碍,为弟兄们争取到在奥斯曹洛(OSTROROG)安顿下来的权利,以后这城镇成为弟兄们活动的中心,不但是传福音的基地,也是联络各地抗罗宗的大本营,影响所及,遍达全国。

    一五五六年,费迪南德登基为帝国君王,波希米亚的皇位便归给他的儿子玛西米良(MAXIMILIAN)。在他统治期间,同寅会弟兄们获准回归故土,重建家园,恢复聚会。他们当时在波希米亚根本未被根除,因此很快就在该地和摩利维亚重建起来,还加上在波兰新成立的聚会。约翰奥古斯达长期以来受到监禁与残害,至终加入了温和派教会,希望能藉此将温和派和同寅会联合起来。事实上,温和派信徒有不少加入了抗罗宗,而波希米亚和摩利维亚大部分在抗罗宗势力范围内。

    在弟兄中为首的两位贵族,一为保度瓦的温索(WENZEL OF BUDOWA),一为薛乐天的查尔士(CHARLES OF ZEROTIN)  。他们都拥有不少产业,所居住的城堡气派豪华,有如皇宫。但他们为人敬虔,家人注重读经和祷告。当时国家兴盛,教育发达。一五七一年,一位波兰贵族来到弟兄们聚会的地方,感概地说:“永生的神呵!我心里充满何等的喜乐,因为我所看见和听见的,使我实实在在感觉如同身处以弗所或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或其它使徒时期的教会中,亲耳听见,也亲眼看见,在使徒书信中所读到的一切。……”  一五七九至一五九三年间,圣经翻译成为捷克文,这本“喀力慈”(KRALITZ)圣经,就是现今捷克文圣经的蓝本,也成了捷克文学的基础。

    联合弟兄会中的贵族,为了避免弟兄们随时会受到逼迫,一心要把这教派立为波希米亚国家教会。一六O三年,国皇鲁道夫二世(RUDOLPH II)向波希米亚国会请求金钱援助,好派兵远征土耳其。保度瓦温索便乘机提出条件,要求取缔圣雅各教令,恢复人民宗教自由。当时抗罗宗的贵族们纷纷支持,人民亦大力拥护。但国皇身处抗罗宗与耶稣会两派势力的夹缝中,一时举棋不定,答应了条件,以后又收回,反复了好几次,弄成僵局。温索于是号召贵族起来,招兵买马,誓言如不达目的,就必诉诸武力,结果国皇只有屈服,签署了波希米亚大宪章,颁布宗教完全自由,一时举国狂欢。政府成立“维护宗教委员会”,有二十四名委员,负责大宪章一切条文的实施。所有抗罗宗和同寅会的信徒,共同签署了波希米亚国家新教会的信仰声明。一六二八年,费迪南德二世登上波希米亚皇位,他受了耶稣会完全的支配,所以虽然在登基加冕时,他曾宣誓遵守大宪章,但登基后不久,就背誓食言。宫廷内两位主要大臣马天尼(MARTINIZ)和斯拉瓦达(SLAWATA),强迫禁止抗罗宗的信仰自由,引起两大宗教派别间的正面冲突的危机,结果后来因为争夺教会产业一场争执,冲突终于爆发。国皇下令没收了一座属抗罗宗的教堂,并加以毁坏。 “维护宗教委员会”的人员便进迫布拉格皇宫,当时国皇正举行内阁会议,双方展开一场激辩后,马天尼和斯拉瓦达给人从离地面六十尺高的窗口抛出去,跌在粪堆上,才免一死。“维护宗教委员会”召集军兵发难,推翻了费迪南德,另立腓特烈(FREDERICK)作皇帝,他本身原是个有王权的选侯(ELECTOR PALATINE),是英皇詹姆土一世JAMES I)的女婿。耶稣会的教士被逐出境,罗马天主教徒守弥撒亦成为嘲笑辱骂的话题。这两派中间那场决定性的战役,史称“白山之战”,在布拉格城外山上展开一六二O年),结果“维护宗教委员会”大败。一六二一年六月廿一日,布拉格广场上,一面矗立着天恩教堂,一面是国会大厅;场内进行将二十七名抗罗宗的贵族斩首示众;保度瓦温索亦在其中殉道。行刑前予犯人获赦机会,条件是要接受罗马天主教,但他们都一一拒绝屈服。接着国内多处发生暴动,许多人扶老携幼,离开波希米亚和摩利维亚,总数多达三万六千个家庭,国内人口由三百万减至一百万,胡司派信仰,与波希米亚的独立运动,从此一蹶不振。

    与此同时,欧洲大部份地区饱受“三十年战争”的蹂斓。

    庄阿摩司甘美纽斯(JAN AMOS COMENIUS),(生于一五九二年),以改革教育名闻于后世,他是这个悲惨时期的英雄人物。他不赞成弟兄们牵涉到政治与战争中。当大祸临头时,他刚在摩利维亚福尔湼克(FULNECK)的弟兄教会作了三年牧养的工作;西班牙军队入城以后,肆意破坏,他只好逃难到薛乐天查尔士的城堡,成了当时聚在该地的弟兄们的领袖。他在此古堡中居住时,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世界迷宫与心灵乐园》;书中以喻言体裁隐喻人不能在世上寻找到平安,只有内住在人心中的基督才能赐人真正的平安。甘美纽斯后来又再被迫从薛乐天逃出避难,把摩利维亚最后一批难民带走,财物尽失,途中妻儿均因饥饿致死。当难民离开国境时,他还不断激励各人的信心,相信神必能保守一些“隐藏的种子”,以后这些种子还会发芽生长,结出果子。

    难民们最后终于在波兰利沙(LISSA)(亦即LESNO)找到暂居栖身的地方。甘美纽斯出任当地学校的监督,后来应邀前往英国(一六四一年),从事改组当地教育的工作。英国内战爆发后,他只好离开英国,前往瑞典及其它国家,一六五六年,瑞典人败于波兰人手中,波兰人把利沙城内“异端份子窝藏”的地方付之一炬,甘美纽斯又再一次丧失了一切所有,包括他写作多年并拟出版的文稿。一六四八年,威斯特发里亚和约(PEACE OF WEHTPLIA)签定,粉碎了重建波希米亚同寅会的最后一线希望,天主教徒和抗罗宗信徒都与他们为敌。在此山穷水尽的光景里,甘美纽斯继续努力写作,劝勉弟兄们和世人,这些忠告,就是来自这位在地上失去了一切,但在心灵里靠神享用安息的圣徒。

    一六五O年在利沙的时候,他就写了“临危母亲的见证”。他劝勉摩利维亚教会的牧长们,如果不能在原地聚会,大可以接受其它福音派教会的邀请,去那儿继续传道,目的不是要取悦听道的人,也不是要助长分裂,而是要叫信徒的爱心如火挑旺起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他也劝导一些不是作牧长的其它“孤儿”,如果找到一些聚会是专心跟随基督的,又不勉强他们跟从人,而且又能在那儿找到耶稣福音的真道,那么就可以安心在那里聚会,也可以为那里的信徒祈求平安,一同在善良的事上追求长进,自己也要摆出美好的模范,用爱心和祷告带领信徒,好叫他们能逃避全能的神快要倾倒在基督教世界上的震怒。

    他还说了下面劝勉的话:“亲爱的姊妹们,这些福音派教会,我不会忘记你们;我也不会忘记怀我们的母亲,就是罗马教会,我们是从她而出的,你曾经是养育我们的母亲,但现在已变成……吸血鬼,吮吸孩子们的血。在你这可怜的光景中,甚愿你能悔改,离开那亵渎神的巴比伦。……至于其它基督徒教会,我盼望众人能和平共处,为了在圣灵里的合一,在信心与爱心上互相联合。巴不得那众灵之父从起初所赐给我的灵,临到你们众人,使你们也像我一样,恳切祈求所有诚实称呼主名的人,能在基督教真理中彼此联络,合而为一。愿神把你带回到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根基上,正如他所教导我的,好使你能认识所要追求的,也能分辨所该放下的,好使你们逃避那没有知识的热心;这种热心,并不能帮助教会成长,只会毁坏教会。又叫你们晓得何时需要火热,好使你们能欢欢喜喜地大发热心,将荣耀归给神,甚至将自己的生命献上。愿你们众人都能爱慕我们神的怜悯,耶稣的宝贵,和圣灵所赐人内心甘美可喜的各种恩赐。这一切都要借着在父神里面那真实的信、望、爱中的交通而得着的。真正的基督教的本质,就是在此。”

    甘美纽斯所著的《反痛之声》,写于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时为一六六O年。此地亦为他生前最后居住的地方,十年后,他在此地去世。书中说:“我们知道:主耶和华医治受伤的人,叫死人复活,又把下到阴间的人拯救出来(撒上二章),那么就让我们顺服祂,让祂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如果是祂的旨意要我们先受伤,先被害,先下到阴间,那就愿祂的旨意成就,而我们同时也深知,不论今世或永世,我们必得医治,必能复活,又必被提到天上。甚至我们的主,当祂要忍受那莫可言喻的痛苦、羞辱和忧伤的死亡的时候,也只能在下面的话里面找到安慰: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既然祂受伤,叫人得医治;祂死了,叫人得生命;祂下到阴间,要把天堂和救恩带出来,那么,我们这些麦子小粒,为什么不该依照神的旨意而受死?如果殉道者的血,和我们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叫敬畏神的人多多增加,那就让我们一面流泪,一面撒下这些珍贵的种子,好叫将来欢欢喜喜的收割禾捆回来。神若不建造,祂就不会拆毁;祂使万物更新。神是全知的,我们必须全心信赖祂,让祂拆毁了,再照自己的心意建造起来。祂绝对不会盲目作事;在一切事情的背后,都有祂伟大的计划。一切被造的,都服在神的旨意中,那么,不管我们是不是明白祂的作为,我们也该顺服祂的旨意。祂在所作的事上,不须要我们作祂的谋士。”

    甘美纽斯到了七十七岁高龄的时候,誉满全欧洲,被公认为刷新文人写作的精神与方法的先驱。此时,他写了《不可少的一件事》。书中以迷宫喻世界,并指出脱离迷宫的方法,在于撇弃一切不必要的,单单拣选那绝对需要而不可少的,那就是——基督。他说:“现今许多人要作师傅,因此形成各种各式的宗派。每个教会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教会,或可以说:最低限度是那真正教会内最纯正的一群,于是与其它宗派互相排挤,彼此仇恨,无法和解,一味敌视对方。他们引用圣经塑造出不同的教条,又各自标榜教条,作为保障自己的保垒营房,用以抵挡外来的攻击。我不是说他们这样标榜信仰有什么不对之处——事实上在大多数的宗派内,他们确有真道——,但是他们这样作,不啻是在宗派间的仇恨上火上加油。只有在大家都肯放下成见,教会的创伤才能得到医治。”“在这些五花八门的教派的迷宫中,人人热中于争辩。……究竞争辩能有什么成效?这类学术性的争论,从来有没有产生美满的解决呢?没有!只有引起更多的争端。撤但是最善于诡辩的,从来不会在文字官司上败诉。”……“在属灵的事奉上,听见的多是人的话,少听见神的话。人人都喋喋不休,不然就是钻到学术研究的牛角尖,去抨击别人来消磨时间;很少人提及重生之道,论及人如何更多变成基督的形像,得与神的性情有分(彼后1:4)。说到钥匙带来的权柄,教会现在已失去维系信徒的能力。……各种圣礼,本来是表明在基督里的信徒合一,彼此相爱,和分享生命,但现在却成了信徒彼此冲突仇恨和结党分争的原因。……总而言之,基督教成了迷宫,信仰已给支解为数不清的零碎;如果有人表示不能接受其中某一宗派,就会给人指为异端份子。”……“那么,还有补救的方法吗?只有一件不可少的,那就是回转到基督那里,认定祂是唯一的元首,跟从祂的脚踪,撇下其它一切的途径,专心跟从祂直到路终,直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弗4:13)。既然天上的主是在圣经的根基上建造,我们也当放弃各人信仰的特点,以神的启示为依归。我们手拿圣经,就该大声喊着说:我相信神在这圣经内给我们的启示;我愿意顺服遵守祂的命令;我也盼望神所应许的。基督徒啊!你们要留心    听!生命是唯一的,但死亡却有各种方式;真理只有一个,而谬误却行多种的花样;基督只有一位,而敌基督何止千百。……因此,基督徒啊!你们要认识这位唯一不可少的。你们如果不回转到基督里,就要像敌基督一样的自取灭亡。你若是有智慧而又要存活的话,就必须跟随那生命的元首。”

    “基督徒啊!你要因被提而欢乐。……请听天上的元首的呼唤:‘到我这里来!’让我们同声回答说:‘这正是我们所想望的;我们要来了。’”
 楼主| 发表于 2011-1-5 13:31:5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八章  宗教改革

    一五OO——一五五O年

    要道问答手册——共同生命,弟兄会——路德——帖次勒(TETZEL)——威登堡的九十五条款——焚毁教皇谕令——在沃木斯(WORMS)举行帝国会议——瓦特堡(WARTBURG)——翻译圣经——伊拉斯谟力图折衷妥协——路德会的发展——路德会的改革与缺点——施道比次的规劝——路德在新约教会样式与国家教会体系间的抉择——罗耀拉(LOYOLA)与反宗教改革

    各国的弟兄们,不论是在山谷地区的,或是在法兰西和意大利的瓦勒度派,或是在日耳曼境内的信徒,或是在波希米亚的同寅会,他们都使用同一本要道问答手册。可见这些分散在各地的弟兄们事实上是彼此有关联的。这手册是以意大利文、法文、德文、和波希米亚文等文字印行,还有各种不同的版本,都是在一四九八至一五三O年间问世。

    与这些弟兄们有密切关联的,还有“共同生命弟兄会”(BRETHREN OF COMMNILIFE)。该会在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初期,在荷兰及日耳曼西北部广设学校。创始人是荷兰的迪温特(DEVENTER)地方的耶赫格若特(GREHARD GROOTE)。他与锐斯布若克(JAN VAN RYSBROECK)商议后,成立了共同生命弟兄会,又在迪温特创办了第一所学校。格若特说明他的教育原则如下:“学习的根源与生命的镜子,必须先在基督的福音中去寻找。”他认为光有学问而没有敬虔,那并非是福气,简直是咒诅。迪温特这所学校教学的成绩优良,校长是著名的亚力山大纥居斯(ALEXANDER HERGIUS);学生人数有二千,后来写《效法基督》的恳普斯(THOMAS A KEMPIS),和伊拉斯谟,都曾在这所学校求学。不久以后,其它的地方也纷纷设立学校。这些学校教授拉丁文,也兼授一些希腊文。学生学唱拉丁文的福音诗歌;学校也开办成人班,用本国文字的福音书作读本。学校靠滕写新约圣经抄稿赚点经费,后来又印刷圣经,也大量印行弟兄会和《神之友》的单张。就是这样,弟兄会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以圣经为基础的完善教育。

    一五三八年,在乌音(ULM)出版了一本诗歌集,里面有弟兄们聚会用的赞美和敬拜的诗歌;歌集的名称相当长,注明是供“基督徒弟兄们天天应用及歌咏以荣耀神;弟兄们就是直至如今还被人认定是非基督徒与异教徒的毕加派(PICARDS)。”

    使路德首先受光照的是圣经,再加上施道比次的指导,和图勒尔及其它弟兄们的著述所给他的启发,路德渐渐明白真道。他说他从这些著述中所获益的,比在大学时所吸收的还要多,他又认为没有比这些著述更接近福音的文字记载,也没有更完美的。路德不久便从事著作,孜孜不倦。他早期所写的单张(一五一七——二O年),都充满了弟兄会的作风,力指救恩非藉教会而得,是人直接到神面前,借着在基督里的信心和顺服祂的话的心意,而得着救恩。他坚持圣经的真理:得救是本子神的恩,也因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路德讲道铿锵有力,大发热心,不但叫那些已经认识救恩的人重新燃起内心的希望,也叫其它还没有认识真理的人受到有力的启发。

    一五一七年,一位销售教皇赦罪券的修士帖次勒(TETZEL)所表现的无耻和胡闹,使天主教骗人的勾当暴露无遗。他来到威登堡兜售赎罪券,路德眼见萨克森选候不肯采取行动,又得到施道比次从旁的鼓励,于是在教堂门口张贴了他那九十五条款,震撼了整个欧洲,使人醒悟到终于有人把当时许多人的感受说出来了,那就是:整个所谓教皇免罪的说法,简直是个骗局,根本没有圣经根据。这位卑微的教士路德,从此要面对庞大的教廷势力,并与之抗衡。他所写的《写给日耳曼贵族论基督徒的自由》,与《教会被掳去巴比伦》这两篇文章,使全欧洲大为震动。教皇下令把他驱逐出教,他却把教令在威登堡当众焚毁(一五二O年)。后来他被召往沃木斯(WORMS)受教廷审讯,他毫无畏惧应召前往,也没有人敢伤害他,但在他离开以后,因为受到生命威胁,朋友们便把他偷偷地带走,在瓦特堡(WARTBURG)藏起来,让人以为他是已经去世。在瓦特堡,他把新约圣经译成德文,接着又翻旧约圣经。当时人民普遍受到宗教问题厉害的冲击,也有更多的人有机会读圣经,结果整个基督教大为改观,因天主教会日益腐化贪婪,人心本来已极感灰暗绝望,现在心内又再一次重燃希望,都感到复兴终竞来临了,教会又再回到使徒时教会开始时的样式,人们重新领会基督,就如圣经所启示的,祂是罪人的救主,引领受苦的人到神那里。

    可是,在此意见纷纭,情势变化的时候,冲突是在所不免。跟随路德和同情他的人,迅速增加,但罗马天主教的旧有体系,却并不会如此轻易的改变。当时有人希望与伊拉斯谟合作,共同寻找折衷的办法,保持和平。但教士们眼见本身的地位与特权面临崩溃,心有不甘,主张坚决的对抗,于是教廷决心又像以往一样用咒诅与杀害的手段来镇压新教运动,结果迫使路德一改先前的温和态度,变得像教皇一样顽强固执。

    当时的政治竞争,使情势更形恶劣。压迫农民的政策,引发了农民战争(一五二四——五年),政府归咎于路德和他的同人,欧洲面临大战爆发的危机。伊拉斯谟当时说:“我希望路德……能安静片刻。……他所说的也许是没有错,但也得要等待合适的时机。”后来他写信给萨克森的乔治公爵(DUKE GEORGE)(一五二四),说:“起初路德发表意见时,人人鼓掌喝采,大人你也在其中。如今作他死对头的人,当时也是站在他的那一边。枢机主教们,甚至修士们,都给他打气。他可谓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事。当时他抨击一般老实人也看不过眼的陋习,和一群凶残贪婪的人分庭抗礼,而全世界的基督徒正在这群人的铁蹄下叹息呻吟。当时有谁会梦想到这运动会如何发展下去呢?……路德本人也从没有想到自己会掀起这么大的风波。当他的条款论文公开以后,我就劝他不要再闹下去,……我担心会引起暴动,……我提醒他要适可而止。当时主教下教令,国皇下谕旨,不久就有人下牢,被鞭打,甚至遭焚毙。可是我一切的努力都归于徒然,运动遗害日深。……不错,我也目睹世人沉迷于各种礼仪中不能自拔;声名狈藉的教士,扼杀人们的良知;宗教变成一套诡辩,信仰变得一团槽,莫名其妙。此外还有一些甭提的神甫,主教、和教廷官员等。……我认为这是双方协议折衷的时机。……但拥护路德的人却执迷不悟,一点也不肯让步,天主教的人士只嗅到一片火药味的愤怒。……我当时深信,也着实希望,路德肯作一些让步,而教皇和君侯们也许可能同意讲和。愿基督的和平鸽子临到我们当中,否则就愿智慧女神的猫头鹰帮助我们。路德在病重的人身上用了一服辛辣性的药物,求神使这服药能奏效。”在一五二五年,伊拉斯谟又再写信说:“我认为路德是个好人,是神所兴起的,为要纠正这时代的腐败堕落;但这一切混乱究竟何时开始的呢?是源于神甫们的厚颜无耻,腐化败坏;宗教人士的嚣张跋扈;和修士们的专横暴虐。”他劝人可以取缔一切明显错误的习例,但可以保留其它无伤大雅的,尽量容忍,发挥理性的自由。他说:“修土们长期以来以赎罪券那勾当愚弄世人,一般宗教人士亦纵容他们,但现在事情终于爆发了,那么,那些对圣经美德失去了信心的人,现在该向父子圣灵三而一的神祈求,也要在生活上效法基督,不要干涉那些仍旧信任圣人的信徒。……任由人随己意去领会炼狱的事,不要和与己见不合的人争吵。……究竟是因行为称义哩?还是因信称义?这都是无关重要的问题,反正人人都相信,没有行为而光有信心,是不能得救的。”

    当时的冲突十分激烈,这些温和的劝告当然不能产生任何功效;很少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谈容忍之道。路德在这种特殊情势下,也只得改变作风,这一点改变,也着实影响到当时众人的反应。路德自早期就是个虔诚笃信的天主教徒,在认识了施道比次以后,专心研究圣经,使他开始倾向弟兄们和神秘派的作风,但后来因与罗马教士们的冲突,使他和日耳曼君侯们拉上了关系。因着这个关系,加上他本人早期所接受的训练,使他慢慢生发了要组织路德会的心意;这个心意的发展过程的特征,就是逐渐离开弟兄会的主张,一面图谋恢复圣经真理,一面又取法罗马教会体系的特色,吸收溶入新成立的路德会内。比较上说,路德比旧有的信徒聚会更多强调保罗的教训,较少提及福音;他强调因信称义的真理,但不像以前圣徒那么注重效法基督的道理,这两者原应是并重的。他相信救恩纯粹出于神的恩典,人没有意志或拣选的自由,因此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就忽略了好行为的重要性。至于他在罗马教会所取法的习俗,包括洗礼使人重生的说法,因此,路德会也给婴儿拖洗。路德一面在圣经教导上恢复因信耶稣基督的所是和所作而得救的真理,但另一面却拒绝接受新约圣经内有关教会的真理。教会原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但教会要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作见证。路德又采法罗马天主教的教区制度,由圣品人负责所谓基督化世界的事务。当时欧洲好几位统治者支持他,所以路德也主张政教合一,以政治力量去对付异己。一五二九年,在斯拜尔(SPEYER)举行的国会会议中,宗教改革者向罗马天主教所委出的代表提出抗议,“抗罗宗”因而得名。后来在一五三一年,有五位拥护路德的国君和十一个自由城市联盟起来,成立施马加登同盟(LEAGUE OF SMALCALD),是为“抗罗宗的势力”。

    因为路德后来的转变,施道比次曾经警告过他,说:“我看见许多把福音挂在嘴里的人,误会圣经的教训,纵容肉体去犯罪,愿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至终能依照福音的教训去行,这福音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巴不得你能接受我的恳求,因为我也曾经一度是传扬福音圣教训的先驱。”最后,当他宣告他不同意路德的做法而要与他分道扬麓的时候,他把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和真正的基督徒作了个比较,说:“现在人喜欢将信心和传福音的实际生活,分开当作两回事,似乎以为人可以在基督里有真正的信心,而在生活上无须像主。啊,仇敌是何等的诡诈!啊,多少人上了当!谁听愚人的话:‘信基督的人无须要有好行为。’但请听真理的呼喊:‘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魔鬼告诉属血气的基督徒说:人称义不在乎行为,保罗也是这样教导人的。这句话说错了。不错,保罗指斥那守律法的行为和守律法的表现,人是出于恐惧才去守律法,希望因此得救,但保罗却从没有指责好行为,还极力赞扬那出于信心与爱心所结的果子,那因顺服从天上来的命令而作的好行为。在他每封书信中,他都是这样说,而且教导人必须如此行。”

    路德在教导人的时候,说:“请听保罗的教训说:福音书中指出基督来了,不是要赐下新命令叫我们遵守,而是基督将自己献上为世人赎罪。”可是,从前的教会除了指出基督赎罪以外,还说:真正的基督徒,在以信心接受了基督的生命以后,就会借着那内住的基督,爱慕并追求照着祂的样式和吩咐去行。

    路德大刀阔斧的作风,在那些长久以来被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繁文与陋习中,打开了一条出路,好让人能进行宗教改革。他向无数罪人昭示基督是救主,并呼召人到基督面前来,无须假手神甫、圣人、教会、或圣礼,也无须靠自己的良善,只要照各人的本相和需要,用信基督而在祂里面找到完备的救恩,它是以神的儿子那完备的大工为根基的。可惜路德就停在这儿,没有照着神的话接下去实行,反而成立了路德会,虽然删去了一些陋习,但在其它许多方面,却仍旧是那旧制度的翻版;跟随他的人,就接受了他在路德会所塑造出来的样式,但另外有好些人,见他没有回到圣经的样式,大感失望,只好留在罗马天主教会内,而弟兄们心中起初所燃起的希望,便告熄灭;这些弟兄们,发现自己处身在基督教内两种体系的夹缝间,两面受敌,因为这两个体系都是主张用武力使人在良心上就范。

    路德事实上是认识教会的属天样式,所以当他下决心放弃新约圣经所教导的真正信徒的独立聚会方式,而选择外在环境迫使他接受的国家教会制度的时候,他内心里着实经过了一番挣扎。这两种方式间势不两立的对立形势,就成了当时冲突的必然战场。在这些冲突中,突出了受浸和守主餐这两件事的重要性,因为真正的教会,是因着对这两件事上的领受,而标志出教会与世界的分别;但是,在国家教会内,反而要打消信徒与世人之间的分别,因此就有婴儿受洗和施圣餐的做法,目的在否定信徒接受洗礼和主餐就必须先有个人信心的必要。再者,国家教会规定,只有牧师才能主持圣礼,因此人人在信心与良知的事上,都必须听命于一种恐怖的权力,再加上教会与政府或国家的联合,使教会根本无法独立自由,而宗教也成为国家大事。这样的国家教会自然就包罗万有,而且必须包容各种不同的意见,可以接纳不信的人参加,容忍各种不义的事,甚至连圣品人也可以表示怀疑圣经。可是,教会本身如果有权治理这些事,就可以禁止给不信的人施洗,也可以拒绝不信的人与信徒一起吃主的晚餐,因为这些事正好与国家教会本身的性质的基础有关,分歧的基本原因,并不全在礼仪,而是在教会的本身。

    从来没有人像路德那样有如许的能力与胆量,指出关于罪人得救是本乎恩这个真理;但在指出信徒在一切的事上应该回到圣经原则,和有关教会真理这方面,路德却没有作所该作的。他说过:“我说了千万遍,神绝对不勉强人服事他。” “任何人都不该被迫相信,也没有人能勉强别人。” 一五二六年,他又写了下面的话:“福音事奉的正确程序,不可能向随便一群人说明;唯有那些认真决心作基督徒,又口里承认福音,行为上又表明他真诚信心的人,他们就该按名登记起来,分别在其它的房子里聚会,祷告读经,施洗,主持圣礼及其它基督教的事务。有了这种程序,那些不按基督徒体统而行的人,就会显明出来,接受应有的责备,然后恢复事奉,或被革除,都要照着基督的法则而行(太18:15)。这些人可以像其它信徒一样奉献钱财,但要捐得乐意,并且把所奉献的分给穷人,都要照保罗所留下的榜样(林后9:1-12)。这些聚会无须有太多或高深的歌诵,可以举行精简的洗礼和圣餐,但总要凭爱心,依照神的话去行。可是,我至今还未能成立这种聚会,因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但假如有一天有这个需要,而我也必须如此作的话,我会很乐意作我的本份。目前我就专心在呼召及激励信徒的事上,传道帮助人,推广福音,直至有一天,基督徒诚心诚意听从神的话,他们自然就知道该怎样行,也知道该如何作下去。”其实路德深知“合适的人”,大有人在,那就是他所说的“属神的真诚、虔敬又圣洁的儿女”。可是,后来经过不少考虑和迟疑,他还是反对人家实施他所曾津津乐道的理想。路德却不像其它后继者那般认定路德会是人所设计出来最理想的宗派;他形容路德会不过是属“过渡的性质”,只是圣殿的“外院”,不是“至圣所”。他也不停地劝勉警诫人,说:“假如我们正视那些自称是福音派,又能侃侃而谈关乎基督的事的人,就知道他们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的,多半都是自欺欺人。起初乐意接受我们的教导,与我们并肩的人;能坚持到如今的,仅十分之一。那些人很会说话,就像鹦鹉一样学人绕舌,里面却没有真正的经历,始终是原来的本相,从来没有尝过神的信实,也没有感觉过神的真实。他们满口福音,起初也果真能诚心去寻求真理,但过了一段日子以后,就没有了下文,因为他们只是任从己意而行,随从自己的私欲,事实上他们的景况大不如前,也比别人更没有节制,还自以为是。……因为今天的人,不论是小市民或是贵族,都比以前在罗马天主教体系下的时候,表现得更贪婪、更散漫放纵。” “主耶和华啊!如果我们是按正处理的话,今天要求洗礼的一千人中,可接受的大概不满一百。我们如果能这样严谨的去作,那么我们所犯的过失,就会比当日教皇倚恃那些该死的法令横行无忌的情况会好一点,而我们也就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聚会,不至于像如今那样徒具虚名,我们也就能从那些并非真心相信、内无生命、外无见证的人当中分别出来。可是今天,这却成为无法实现的空想。”

    当教会受到政府所支配以后,事情就成了定局。路德从来没有表示过他所建立的教会是照着圣经的样式。当墨兰顿(MELANCHTHON)称呼奉抗罗宗的国君为“教会主要的人物”时,路德却称他们是“权宜的主教”,他还不时因为未能实现他原来的理想而感到遗憾,痛失基督徒的自由和教会的自立性。

    当路德公开焚毁教皇的教令而引发了宗教政革运动的时候,另外有人正准备自己去阻抑抗罗宗的发展,组织“反宗教改革运动”,为罗马天主教夺回不少深受改革影响的领域。

    这个人就是罗耀拉(IGNATIUS LOYOLA),他出身西班牙贵族,生于一四九一年,先在费迪南德王朝任王室侍从,以后作了军人,以勇猛无畏著名;年三十时,因伤退位,终生不良于行,却因此扭转了他一生的命运。

    在受伤后一段长时间的疗养期间,他读到神秘派的著作,心中迫切要脱离旧造的败坏,渴望作点大事,但并不是为地上君王在战场上耀武扬威,而是为神作耶稣基督的精兵。他祷告说:“求主启示我,教我如何能寻找到祢,我就要如驯犬一般跟从祢,只望能找到救恩之道。”经过了长时期的挣扎以后,他终于向神完全顺服,得着罪蒙赦免的确据,也从肉体私欲的辖制下得释放,心里满了安息。他在著名的蒙撒勒特(MONTSERRAT)修道院那里,在山巅如火焰的群山环抱下,澈夜不睡,经过了一整夜认罪忏悔后,他把兵器解下,放在童贞女马利亚的古老木像前,决心为她和基督奉献自己;又把原来的衣服脱下,换上朝圣者的粗布衣,接着就一跛一拐地走往隔壁的曼热撒(MANRESA)多米尼古修道院住下来。在修道院内,他不但经常作自我省察,沿用神秘派的习惯,还规定将自己观察所得的一切仔细记录下来,不管是默想心得、或异象、甚至是外在的姿态与位置等,都记录下来,设法归纳出凡有助于培养灵性的一切方式。在这段时候,他完成了日后产生重大影响的《属灵的操练》一书的大部分。

    神秘派的信徒追求与神直接交通,不靠神甫或其它媒介。这一点事实,引起他们与神甫之间经常的冲突。起初教廷人士怀疑罗耀拉也有这样的主张,宗教裁判所和多明俄会,均曾多次判决将他囚禁,但每次他都说服了裁判官,证明自己并没有这个意思,结果获释。事实上,他起初虽然深受神秘派主张的影响,但后来他另行发明了一套制度,却正好与神秘派的主张背道而驰。他不主张人在寻求与基督直接交通的经历,反而把他的组织内的每一位成员,交由另一位作“听忏悔者”的人指导;会员要发誓向“听忏悔者”供认私生活中的一切秘密,绝对顺从他的指导。这套制度就如军队的组织一般,军人都要服从上级的命令,甚至最高级的将领,也拨归一些特派的人所管理。这些人专门负责监管各人的行为,和审定各人的行为动机。罗耀拉和他的同人,经过多年研究,到处传道,从事慈善活动,在这期间内还数度想要去耶路撒冷,但却没成功;又去觐见教皇,后来就形成一群以罗跃拉为核心的教徒,于一五三四年在巴黎正式成立“耶稣同伴会”(COMPANY OF JESUS),罗耀拉及其它六名人士,包括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内,宣誓自甘贫苦、坚守贞诚、专心传道。一五四O年,教皇正式承认这组织为“耶稣会社”(SOCIETY OF JESUS),后来加尔文及其它反对天主教的人,称他们为“耶稣会”(JESUIT)。会员都经过审慎的挑选,再加以长期特殊的训练,学习向长官绝对顺从。经过这么一番锻练,耶稣会的会员成了有力的武器,不但阻遏了宗教改革运动,还组成了“反宗教改革”的一股力量,夺回不少罗马教会所丧失了的地土。

    耶稣会的工作,持守一贯,却能随机应变,势力便迅速膨胀,因着他们肆无忌惮的作风,树敌甚多,甚至在罗马教会内,也有人反对他们,而在其它的国家内,耶稣会不但干涉宗教,甚至干预内政,引起各国人士的反感。该会在发展的期间内充满了风暴,有时会完全控制了某一个国家的政策,但不久却被驱逐出境,受到禁制——但到了情势改善以后,他们又回到那儿活动。在日耳曼,科伦大主教选侯赫曼(HERMANN VON VIED)试图改革天主教,与改革宗和解,但结果受挫,原因是有一位受耶稣会影响的代表简尼修(CANISIUS)从中作梗。此外还有不少其它的事例,显明的因着耶稣会的活动,宗教改革运动不断地受阻,或是不能发挥作用,而罗马教会的势力,却反而加强。耶稣会的教士不辞劳苦,满腔热诚,把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四处传扬,远及印度,中国和美洲。
 楼主| 发表于 2011-1-5 14:10:0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九章  重浸派

    一五一六——一五六六年

    “重没派”得名的由来——不是新宗派——迅速增长——立法禁制——胡伯迈尔(BALTHZERHUBMEYER)——撒特拉(M.SATTLER)——逼迫增强——黑森(HESSEN)的兰贵夫腓力(LANDGRAFPHILIP)——欧顿巴克(ODENBACH)提出抗议——慈运理(ZWINGLI)——瑞士信徒受迫害——格里布(GREBEL),曼斯(NANZ)  ,巴拉洛(BALAUROCK)——克士挪(KIRSCHNER)——在奥地利的信徒受迫害——奥地利匈牙利重浸派的编年史——费迪南德的凶残——纥特(HUTER)——曼德尔(MANDL)和他的同工——共同生活——闽斯特(MUNSTER)——新锡安王国——闽斯特的人歪曲事实诬蔑信徒——人怎样待基督,也照样待祂的门徒——门诺西门(MENNO SIM0N)——马贝克(PILGRAMMARBECK)和他的著作——宗派主义——在西日耳曼的信徒受迫害——科伦的纥耳曼(HERMANN)大主教试图改革——士文克斐特(SCHWENCKFELD)

    一五二四年左右,在日耳曼好些弟兄教会,行了一件事,是仿照弟兄们老早就作过的,也正是在一四六七年弟兄们在劳达所行过的,那就是:他们宣告自己的聚会独立,决定遵照圣经内有关教会的教训去行。当日在场的信徒,如果还没有受过浸入水中的水礼,就都受了浸。为此之故,人称他们为“重浸派”,他们却拒绝接受这个名称,因为这是人存恶意给他们起的称号,故意叫人联想到这是个新教派。以后这名称也给用在一些实行共产主义激烈的颠覆份子身上,事实上弟兄们和这些共产主义份子完全沾不上关系,但因为两者名称相同,便叫那些迫害弟兄的人更容易博得人的同情,以为他们是在镇压危险的颠覆份子。有关十六世纪重浸派的文献,也一如早期的信徒史料一般,遭受到毁灭的命运,反而是由那些迫害他们的仇敌把当时的事记载下来。但在宗教纠纷中写下来的数据,不免满纸谗骂攻击,因此翻查数据的人,就要格外审慎,才能探索出事实真相。

    科伦大主教写给查理士五世有关“重浸派运动”的报告中,指出重浸派自称为“真正基督徒”,凡物公用,“二千多年以来,都是这样,有旧史料和国家法律记录为证。”在斯拜尔举行的国会会议休会的时候,曾宣称这“新的宗派重浸派”,早在好几百年前已被指为不合法,并“受法律所禁制”。由此可见,依照新约原则的浸礼,经过了十二个世纪之久,一直被认为是犯法的,犯法者均被处以死刑。

    文艺复兴所带来各方面的复苏,使许多以往因逼迫而隐藏起来的信徒聚会,又再告出现。在里昂所发出的指控某弟兄的教廷论旨这样说:“瓦勒度派死灰复燃,滋生出不少新芽,我们必须加以严厉痛击,以警效尤。”在瑞士的山谷地带,也出现了不少信徒,彼此互称弟兄姊妹。他们自知非在自立门户或标奇立异,而是继续几百年来彼人诬为“异端派”的见证。这一点,可由他们的殉道者的记录里得以证明。

    受迫害的信徒,在瑞士居住的,多徙至山上;在日耳曼的,则多接受各行业工会的庇护。在宗教改革期间,过去在日耳曼因受逼迫而隐藏起来的信徒,也纷纷重新出现,有恢复聚会的,有另立新聚会的,人数日渐增多,异常活跃,使身为国家教会教徒的罗马天主教人士及路德派人士,均为之侧目。有一个非信徒却同情基督教的人,曾经记叙说:在一五二六年间兴起了新教派,蔓延迅速,全国均受影响,信奉的人甚多,其中不少是真心爱神的。他们的教训,不离信心与爱心,还有十字架的道理;在患难中他们都能忍耐顺服,坚定不移,且经常彼此擘饼,表明彼此合一及相爱,互相劝勉。他们联络在一起,人数日益增加,以致世人担心他们会引起革命,可是事实上,尽管他们在各处都遭受专制暴虐的对待。他们却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

    这些弟兄们紧守神的话,不偏离左右,也不甘愿受任何人的辖制,却甘愿顺从在他们当中有圣灵充满而配作为带领人的长老和监督。这些作带领的,当中最著名的有胡伯迈尔BALTHAZAR HUBMEYER);他在弗里堡(FREIBERG)大学攻读时,成绩超卓,后来在英哥斯大(INGOLDSTADT)担任神学教授时,同时被委为热根斯堡(REGENSBURG)大教堂的牧师(一五二八年),许多人慕名前来聚会。三年之后,他迁到瓦勒司胡特(WALDSHUT),灵里经历了一度改变,接受了路德的主张,他也被人认为他是受了“自波希米亚来的异端”的影响,就是指在波希米亚的弟兄们聚会的信仰。一五二四年一月十一日,他发出请柬给弟兄们,邀请有志者带同圣经来他的住处一起聚会,目的是使大家因认识神的话而得帮助,好继续喂养基督的小羊;他又提醒信徒,打从使徒时代开始,蒙召传道的神的仆人就经常相聚,集思广益,以便处理有关信仰的种种问题。在请柬中,他提出好些问题,亲切而又诚恳地劝勉大家在神的话的光中好好思想,又保证他会尽力掏腰包请大家吃顿饭。他表明自己的主张,说:“神圣的普世基督教会,是圣徒的相交,是许多敬虔相信的人的团契;他们都同心合意尊荣一主、一神、一信、一浸。”他又说:“教会是普世任何地方所有基督徒的聚会。”“教会也是指相信基督的一群人,他们与世俗分别出来的彼此交接。”他解释说:“教会有二,二者事实上彼此包括对方:一为普世的,一为地方性的。……普世教会包括所有表明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而地方教会是普世教会的一部份。”至于说到凡物公用,他说这是指到各人经常乐意帮助有缺欠的弟兄,因为各人所拥有的财物,并非属于自己的,那只不过是交付给各人的,而信徒就如神家里的管家。他又认为因为人犯了罪的原故,使用剑的权力,已移交给地上的政权,因此信徒应存敬畏神的心,顺服地上掌权的。重浸派的聚会经常在巴色举行;在该地,胡伯迈尔和他的同工,切切研究圣经,设法解答信徒提出的问题。

    当时巴色成了属灵活动的重要中心,印刷业的人毫无忌惮地印行那些被指为异端的书籍,因此巴都亚的马尔西革流和约翰威克里夫所写的书,也给重新出版,散发至世界各地。与胡伯迈尔一起聚会研究圣经的人,其中满有恩赐及才能的,有卢百令(WILHELMREUBLIN),据说他讲解圣经,十分精辟,符合真理,吸引许多人听道,他本来是巴色地区的神甫。以前在基督圣体节举行巡礼时,他手拿圣经,不像别人那样举起盛载主餐的饼的圣器。他受浸以后,住在苏黎世(ZURICH)附近时,被逐出国境,后来在日耳曼和摩利维亚地方传道。在聚会时,常有海外来的弟兄参加,因着这些外来弟兄的探望,教会得以与其它外地教会保持联系。参加聚会的弟兄中,有来自英国的李察克若格斯(RICHARD CROCUS),他是个学者,学生们深受他的影响。此外还有许多是来自法兰西和荷兰的弟兄。

    一五二七年,弟兄们在摩利维亚第一次召开大会,胡伯迈尔亦出席参加。大会是在利恩纥德伯爵(COUNTLEONHARD)和理真司坦(HANS VON LICHTENSTEIN)的保护下进行,前者当席接受胡伯迈尔给他施浸,而胡伯迈尔本人在大会举行前两年接受卢百令给他施浸。当日大会有一百一十人同时受浸,而在大会后,胡伯迈尔再给三百人施浸,包括他的妻子。他妻子是瓦勒司胡特一位市民的女儿。同年,在奥大利军队进迫下,胡伯迈尔与妻子被迫逃亡,财物尽失;逃抵苏黎世以后不久,即被慈运理(ZWINGLI)的同党发现,被捕下狱。

    当时苏黎世和整个行政区,全部受慈运理所控制;慈运理早在路德发动在日耳曼的宗教改革前,就在瑞士进行改革。瑞士改革宗所持的主张,有某些地方与路德所见者不同,他们影响的范围,普及许多行政区,并且深入日耳曼的王国。

    在苏黎世宗教会议上,胡伯迈尔和慈运理进行了一场辩理。胡伯迈尔因曾下狱,元气大伤,结果辩不过他有力的对手。他深恐会被交给国王惩治,一时胆怯之下,竟然撤回部份的主张,但后来马上为了自己惧怕人的软弱而痛悔,寻求神的赦免与恢复。离开苏黎世以后,他下到康士坦斯,然后转往奥斯堡,在那里为汗斯登克(HANSDENCK)施浸,以后在摩利维亚的尼哥斯堡(NIKOLSBURG)住下来,专心写作,出版了十六本书;在那里短暂居留的期间,该地有六千人受浸,教会人数增加至一万五千人。弟兄们并非都能在一切主张上意见相同。汉斯纥池(HANSHUT)是个非常热心的传道人,他来到尼哥斯堡,辩称信徒不应为祖国,或自卫的原故而动刀枪,也不应为了负担军费而纳税,他认为这都不合圣经原则,胡伯迈尔听了不服,起而反驳。一五二七年,费迪南德皇迫令当地政府把胡伯迈尔交出来,带到维也纳(VIENNA),吩咐人施加酷刑,并要加以处决。他的妻子鼓励他坚决站稳。在他被解到维也纳几个月后,他就被带去市集中心所架起的刑台上受处决;临刑前,他大声祷告说:“啊!满有怜悯的神!求祢使我在苦难中坚忍不动摇。我的父啊!感谢祢,今天使我得以脱离这愁苦的深谷。啊!神的羔羊,那除去世人罪孽的!我的神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祢手里。”当他身在火焰中时,他还大声喊叫说:“耶稣!耶稣!”三天以后,他那忠心爱主的妻子,被人用绳索将石头缠在颈项上,投于多瑙河(DANUBE)中淹死。

    在宗教改革那段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帮助带领教会的弟兄中,最具影响力的,首推汉斯登克。他生于巴维利亚,曾在巴色攻读学位,因此一定曾与伊拉斯谟和当时聚居该地的著名学者和印刷商人有过接触。后来他被委任为诺伦堡一间主要学校的校长,于是他迁往该地(一五二三年)。当时路德所发起的运动,在年青而满有才华的阿西安得(OSIANDER)领导下,已经风行了一年之久,登克当时年仅廿五岁,满心盼望这个新运动能为人重整道德,重申公义圣洁。但后来当他发现这个新运动并未达成预期的效果时,大失所望。在经过观察分析以后,他就断定那是因为路德的主张有所不及之处,因为路德只主张因信称义,完全撇开行为不谈;在废掉天主教教会许多陋习以后,又忽略了强调信徒必须舍己顺服,跟随基督。同时阿西安得在慢慢领会过来以后(一五五一年),得着的结论是:威登堡的教训,不错能叫人稳妥得救,却也会令人散漫松懈。他说:“任何一种教训,如果要求人遵守严格的道德标准,抑制自己天性中的私欲,这些教训定规不会受大多数人欢迎。可是,那些人又喜欢人家认为他们是基督徒,欢喜听那些伪善的人所说的:‘我们得称为义,完全是因为神以我们为义,所以就算自己是个坏人也不相干,因为这义原不是我们所有的,也不是发自我们的内心,不过是神算我们成圣称义而已。祸哉,那些认为罪人不能成为虔诚人的!’人一听这样的教训,就会暴跳如雷,巴不得要赶绝传讲这种道理的人,但又不能这样作,只好猛捧那些伪善的传道人,恭维他们,袒护他们,好让人能快活的过日子,无须理会真理,虽然这些真理是明显不过的。可见这些假圣徒和伪善的传道人,都是同一鼻孔出气。世人如何,这些神甫也如何。”登克老早亦已有见及此,但阿西安得却全不采取行动,还说登克的教训是“可怕的谬误”。阿西安得还向地方行政当局告发登克,于是登克被邀上堂与他那路德派的对手当面辩证;根据当时对方一个人的记录说:在辩论过程中,“登克的论据异常精湛有力,显然不是用舌战方式可以驳倒他。”结果当局规定他要就指定的七大要点,把自己的见解以书面陈明,但当登克依期交卷时,诺伦堡的牧师们又改变主意,看来似乎他们自觉没有把握驳倒登克,于是改称要将卷宗直接呈交市议会。后来当局勒令登克立即离开诺伦堡,要离城最低限度十哩以上,并且要他宣誓,如果不依照法令去行,就要下狱。当局所提出的理由,是登克散播异端邪说,还千方百计狡辩,不肯接受批评,无法使他改过自新。于是登克翌日即离家别井,开始飘泊生涯,以终余年。

    在登克的“自白书”内,他承认自己天性败坏,但深知内心里还存着一股要敌挡罪、又渴望得生命与属灵祝福的意愿。人家告诉他,可以因信得生,但他深知这个信心,不光是仅仅相信他所听到的或阅读领会的那么简单。他天性本来不喜欢读圣经,结果还是这发乎自己良心的催促,迫使他去读圣经,他这才发现圣经所启示的基督,就与他在内心里所领会的是一样。他还体会到,光在表面上读读圣经,决不能明白真理,唯有圣灵能将真理启示在他的心灵和良知里面。

    路德派的牧师所拟要将登克逐出境外的命令的文件中,声称登克“用心良苦”,还说“他的见解深得基督真理的精粹,本来也该可以获得宽容”,只是为了要顾全路德派教会的合一,他们只得采此下策,把他驱逐出境。话虽然是如此说,登克每到一个地方,总发现已经有人事前在该地故意诽谤中伤他,还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身上,以至别人都以为他是“危险人物”。他禁止自己以恶报恶,虽然那些攻击他的文章极尽护骂诽谤之能事,他所写出来的东西,却从来没有漫骂的口气。有一次,他受到特别恶毒、带挑衅性的抨击时,就说:“有人误会了我,肆意批评我,就算我心中柔和谦卑,也要几经艰难才能把怒气按捺下去。”又说:“我心里甚感痛苦,因为我没法与自己所称为弟兄的人和谐共处。他们所敬拜的神,就是我的神;他们所耸荣的父,也就是我的父。”“因此,神若允许,我决志尽可能不与我的弟兄为仇,也不以我的父为审判者,而是在要走的路上,尽量与我的仇敌和好。”

    登克在圣加伦(ST·GALLEN)一个弟兄家受到款待,过了一段日子,那弟兄和当地政府冲突起来,他就只好离开,来到奥斯堡,因着朋友的介绍,找到安身之所。当时在奥斯堡的路德派与慈运理派之间,不但彼此分争,他们又各与天主教派常有冲突,而且当地信徒灵性普遍堕落,人民深受不良影响。登克心里怜悯这些六神无主的灵魂,就聚集了一群愿意以在基督救赎大工里的信心,天天跟随他的脚踪而活的信徒,一起聚会。当时登克还未加入外人所称为浸礼派或重浸派的信徒当中,不过他发现自己在奥斯堡所行的,正如弟兄们在别处地方所行的一样,也和他在圣加伦亲眼所见的相类。后来胡伯迈尔跟他会面以后,他就决心加入弟兄们当中,自己也受了浸。在登克还没有加入之前,在奥斯堡早已有许多受浸的信徒,教会日益壮大。多数信徒家境贫困,但亦有一些有财有势的,其中有兰振曼特尔(EITEHANSLLANGENMANTEL),热心爱主,许多人因读到他的著作而受到吸引。他出身当地望族,父亲曾十四度连任市长,并在国家政府内任要职。到了一五二七年,教会信徒人数多达一千一百名左右,在附近各国亦甚活跃,建立教会,也加强许多主要城市中的教会。

    有熟悉这方面数据的人说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许多信徒由于心灵里真正的需要,又见各宗派彼此指控对方为异端,深感不安,于是亟望脱离宗派范围,寻求安静接受教诲的地方,……在重浸派清心的信徒心里,就不断地浮现着这完美的理想,他们响往当年使徒们那美好的样式,周游四方传道,建立早期的教会,信徒在爱心中一起聚会,正如一个身子上许多的肢体一样。”

    在此期间,教会写成了不少诗歌,表达信徒的敬拜和经历。

    当逼迫的矛头转而针对登克的时候,他就离开奥斯堡,到史塔司堡避难;当地亦有许多受浸的信徒。

  当时抗罗宗的领袖是两位才能过人的弟兄——加比多(CAPITO)和布塞珥(BUCER)。他们并没有肯定归属威登堡派还是苏黎世派,虽然他们比较接近慈运理和瑞士改革宗的作风。加比多希望能保持与这两个教派的联系,从而导致两者间较调协的关系;他在受浸的事上也没有定见,但维持与弟兄们的友好关系。当时有些思想过激的人物,弟兄们一时又未能摆脱他们,这些人给弟兄们带来了不长的影响,也拦阻了一些本来想要参加弟兄们聚会的信徒不敢前来。慈运理还主张排除异己,施以极刑去对付,结果使加比多也疏远他。登克来到史塔司堡的时候,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弟兄们人多势众,成了当地宗教最占优势的份子。登克不久就与加比多成了密友;登克敬虔的品德和优越的才能,不但吸引了人所称为浸礼派的信徒,也吸引了不少无所适从的弟兄,大家公推他为领袖,信赖他。布塞珥见状,不禁暗地着急,因为他相信任何敌派,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一定不会有前途;于是联合慈运理,设法引起当地的市会恐慌起来,登克抵达以后不出数周,就接获离境的通知。同情他的人很多,都巴不得起而抗命,但登克依旧维持一贯作风,主张顺服掌权的,因此他决定离开,往别处去(一五二六年)。

    登克在各地飘泊,历尽危艰。在沃木斯的信徒颇多,他在此地逗留了一段时间,与赫德琐(LUDWIGHETZER)合作翻译先知书,即在当地出版(一五二七年),三年内再版了十三次之多,第一版还翻印了五次,翌年又再印了六次;奥斯堡的版本在九个月内覆印了五次,不久以后,他在奥斯堡带领弟兄们的大会,各地弟兄均来出席。他公开反对那些主张对日益加剧的逼迫使用武力去对付。这次大会被称为“殉道者大会”,因为当日出席的弟兄,有许多都在日后殉道。登克后来到了巴色,因为多年飘泊和经常匮乏,健康濒临崩溃;他与昔日友人豪斯查恩(HAUSSCHEIN)重逢;豪斯查恩是改革宗信徒,人称厄科兰巴丢(OECOLAMPADIUS)。他为登克预备了一个安全而宁静的地方休养,后来他就在此安然去世。他死前不久说了下面的话:“我无家可归,深感痛苦;但使我最感痛心的事,是:我虽然大发热心,可是没有多大成果。神知道,我所最珍贵的成果,莫过于能目睹所有信徒——不论是受割礼的、或受浸的、或两样都不是——能同心合意,一齐高举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将荣耀归给祂。我绝对不同意那些以繁文耨节和今世俗务来缠累神的国度的人的做法,不管他们是谁。”当时甚少人能表现容忍的美德,他就说了下面的话:“在信心的事上,人人都有自由;信心要出于甘心情愿。”

    有关信仰的争端,不一定都是出于某一方要维护真理,而另一方却坚持异端。引起争论的原因,往往都是因为某一方强调真理的某一面,而对方则强调同样的真理的另一面,双方都尽量引用支持自己见解的经文,而故意不提对方所认为重要的经节。就因为如此,有人就指出,任何道理都可以引用圣经证明,因此圣经被认为不是绝对可靠的指南。事实上,这一点特质,正相反地表现了圣经的完备;圣经并没有单方面的指出真理,而是将真理的每一面依次序指出来。比方圣经明显说出因信称义的道理,不须靠行为得救,可是圣经亦同时指出必须要有好行为,因为好行为是信心的后果和明证,这就是圣经真理的平衡性。又譬如:犯罪堕落的人,没有良善,亦不能行善,不会寻求神,救恩纯粹出于神对人的大爱和恩慈;但是在另一方面,人里面却有得救的可能性,良知会对从天上来的真光和话语作出反映,因而人会追求公义,厌恶罪恶。所以事实上,圣经所启示的一切伟大真理,都有它平衡的一面;要各方面兼顾,才能获得真理全面的知识。在这一点特质上,神的话就像神的创造一样,往往必须在相反方面的力量发动下,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一提及宗教改革,人就以为当时在欧洲的宗教界分为两大阵营:一面是抗罗宗(路德派或瑞士派),一面是罗马天主教,但大家都忽略了不属于这两大阵营的大部份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各自独立的聚会,不倚仗政府的庇护,一心要依照新约时期圣经的原则去行。他们人数颇多,甚至西方的国家教会都担心会受到威胁。这些重要的活动,在当时的历史记载中竞占不到给人一提的地位,原因是那些国家大教会,包括天主教及抗罗宗的,不惜滥用国家权力去给他们多方的压制,以至这些信徒不是被迫逃到海外,就是留下来苟廷残喘。有关他们的文献,又遭国家教会毁灭净尽,而官方所留下来的记录,则多方歪曲事实,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

    一五二七年,在撒特拉(MICHAELSATTLER)和其它几位弟兄领导下,教会在巴登(BADEN)召开大会,通过下列决议:㈠教会只接纳信主的人受浸;㈢教会内要实行律己节制;㈢主餐是为了纪念主的死;㈣教会信徒不得与世界相交:㈤教会牧者的责任是在作教导;㈥基督徒不得动刀枪,也不得诉诸法律;㈦基督徒不能发誓。撒特拉在各处殷勤作工。一五二七年春天,他由史塔司堡来到禹尔吞堡(WURTTEMBERG)传道;他在诺登堡(R0TTENBURG)被捕,因所传的信仰而被判死罪。根据法庭的判决,他先在城中各处被凌迟,然后解到城门口,那给宰割得支离破碎的身躯便给扔到火里,他的妻子和几位姊妹就给淹死,和撒特拉一同被捕的好些弟兄就给斩首,这是在诺登堡所发生的一连串逼害基督徒的行动的第一个事例。在奥斯堡的信徒聚会,也遭遇同样命运,信徒星散,第一位殉道的是汉斯路浦尔德(HANSLEUPOLD),他是教会的长老,在聚会时与其它八十七位弟兄一起被捕,斩首处死(一五二八年)。他在狱中所写的一首诗歌,后来编入弟兄们的诗集中。这些浸礼派信徒所写的诗歌,好些都是在狱中写成的,充份流露出他们为主所经历的苦难和对主的爱慕。这些诗歌迅速在受苦的圣徒中流传,使他们深受安慰与激励。两个星期以后,满有恩赐的兰振曼特尔(EITELHANSLANGENM0ANTEL),虽然平时与最有权势的家族过从甚密,亦不免一死,与其它四位弟兄一起被处决。大批信徒遭毒打,额上烙了十字架的记号,便被逐出城外。在沃木斯,信徒人数太多,一时不能赶除净尽,信徒继续秘密聚会。

    黑森(HESSEN)的兰贵夫腓力(LANDGRAFPHILIP),是当时唯一例外的统治者,敢于抗拒签署当时查理士王由斯拜尔所发出的法令,不顾后果。法令规定全欧洲的君王与官长, “要将一切受浸或再浸的人,不论男女老幼,一律要用火烧或用刀剑处死;所施的死刑,则按个别情况而定,一律不必经过宗教裁判官的审讯”;还有,凡不将婴儿交来受洗的,同样定罪;如有人接待这种基督徒,或收藏他们,或不检举那些试图逃避法令的,一样要定罪。萨克森选候当时受了威登堡宗教人士的怂恿,强迫兰贵夫腓力将一些重浸派信徒放逐或下狱,但兰贵夫腓力的行动,只止于此,并没有进一步杀害他们。他坚守这个原则,认为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对错误的一方,只能以道理劝服,不应加以压力。他还说:他在那些所谓“狂热信徒”中所见到品行端正的人,比在路德派教会中所见的还多,因此在没有其它充分理由的情势下,良心不许他单凭信仰为根据而任意惩治人,或将人置之死地。

  在巴勒登丘(PALATINATE),(即德国西南部,译者按),在海德尔堡(HEIDELBERG),亚尔西(ALZEY),和克鲁兹那克(KERUNNACH)等地区,还有不少弟兄。在一五二九年,有三百五十位弟兄遇害。在亚尔西的信徒所受的迫害,格外凶残,曾引起一位勇敢的福音派牧师欧顿巴克(JOHANN0DENBACH)直斥其非,申斥那些“被委负责审讯在亚尔西那些称为重浸派的可怜囚犯的法官”;内文如下:“你们这些可怜无知、不学无术的人,应该诚恳地切切求那位真正的审判者,求他赐下从上面来的智慧和恩典,帮助你们,使你们不致手沾无辜者的血,虽然是皇上和君侯们命令你们去执行审讯的。但这些可怜的囚犯,罪名不过是受浸;他们并没有犯罪得罪神,不该因此招受咒诅;他们也没有犯法,违抗政府或世人的定例,没有理由要他们偿命;因为无论受浸或重浸,都没有这么大的权力,能叫人得救或定罪。我们应该认清:受浸不过是个表记,表明我们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向世界死,敌挡撒但;这些信徒所寻求的,不是眼前暂时的好处,而是永远的福份;他们不停地与肉体、罪恶和撒但争战,生活效法基督。在捆锁和酷刑下,你们当中能有谁还可以说得出受浸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说不出来,那你就该因此被判死刑吗?当然不该!我这样说,不是要支持重浸。如果要废止重浸,就只能用圣经的话,不能出动刽子手。因此,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僭夺那该属于神的权柄,免得神的震怒临到你们,像所多玛和地上其它作恶的世人所遭遇的。你们审问过不少盗匪、杀人犯、恶棍之类,他们所得的判决不过是下狱,比这些人所受的仁慈得多了,而这些可怜的人却并没有偷窃、没有杀人、没有纵火、也没有卖国,更没有犯任何可耻的罪,只不过是触犯了一些定例,犯了一些小错误;他们却是以至诚单纯的心意,再受浸来荣耀神,并无意伤害别人,那么凭良心说,你们怎么可以认定他们就该斩首、或因而受咒诅呢?假如你们对待他们的态度,能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法官那样;又假如你们懂得以圣经真道来教导他们的话,事情就不用藉刽子手来解决了,真理也就一定会得胜,而他们顶多不过是该受囚禁而已。同时,你们这些神甫就该好好地教导他们,把他们领回基督那里,就如牧人把迷路的羊背在肩膀上带回羊圈中;又使他们明白,从今以后你们这些神甫就会以恩慈和弟兄的爱安慰他们、扶持他们,并以甘美的福音教训使他们得以恢复。你们不要上当,糊里胡涂地就把这些可怜的人处死。在这件事上,按理你们应该感到惊骇汗颜才是,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是在那儿出了错,你们也不该对他们所说的掩耳不听。这些可怜的人说:“我们愿意从圣经里面得着更美好的教导;若有人用福音指引我们一条正途,比我们所走的路更好,我们甘愿听从。”然而你们竞犯了大错;想想你们该如何永远蒙羞!想想其它普通人看见这些可怜的人去服刑时会何等愤怒不平,何等不耻你们的所为!后人论到这些受害的人,不免会说:“看这些虔诚人!他们存着多大的容忍爱心、和敬畏神的心而去接受死刑;他们在与世界争战时显得何等英勇侠义!”啊!愿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在神面前无愧!真的,他们并未被打倒;他们忍受了人的烈怒;他们是为神牺牲的殉道者。以后人人会说:你们作出残酷的判决,目的不在废止重浸派的错谬,而是要用暴力毁坏福音和神纯全的真理。……

    这番大义凛然的陈词,终于使那些审判官拒绝纯粹为了信仰问题而作出判决。

    慈运理所领导的伟大改革工作,主要是在日耳曼瑞土境内进行。在苏黎世和当地的行政区内,他都拥有很大的势力。一五二三年,他在苏黎世创设了国家教会制度,市议会掌握一切有关教会和信仰的事上的判决权力。不久,这个权力便转而针对弟兄们。当时有一个弟兄叫穆勒尔(MULLER),给带到议会堂上受审。他说:“不要强迫我的良心,因为信心是出乎神的怜悯,是白白赐下来的,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干涉。神的奥秘原是隐藏的,就像埋在地里的宝藏一样;人若有主的灵作引导,就会找到这宝藏。所以我求你们这些神的仆人,不要干预我的信仰。”但审判官对他的恳求充耳不闻,因为这个新兴的国家教会,采用了旧天主教会的作风,认为国家教会有权用监禁甚至死亡的刑罚,去对付那些所谓“异端教徒”。

    早期的时候,慈运理和弟兄们过从甚密,他也曾认真地考虑过受浸的问题,也说过婴儿受洗并没有圣经的根据。可是,当改革运动在他的领导下循着国家教会体制发展下去而需要依靠政府的势力去执行决策的时候,他就不得不逐渐疏远了这些弟兄们。

    在苏黎世的弟兄们为数不少,且甚活跃;其中有三位弟兄最为突出,当中有一位是慈运理的密友,那就是肯略加里布(CONRADGREBEL),是市议会委员的儿子。他在巴黎和维也纳两所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得很出色,后来回到苏黎世,参加了当地信徒的聚会。另外一位是腓力士曼斯(FELIX MANZ),是个著名的希伯来文学者,他母亲是个热心的基督徒,把她的家开放给弟兄们作聚会之用。第三位是个修士,在改革运动影响下,离开了罗马教会;他被称为“巴拉洛”(BLAUROCK) ,意思是“蓝衣者”,又常被人称为“强壮的乔治”,因为他身形高大,充满活力。

    这三位弟兄诲人不倦,四处逐家传道,教导训诲众人;许多人接受了福音,在教会中受浸。在苏黎世,信徒经常公开施浸,亦经常聚会擘饼纪念主。他们称自己是神真正的儿女,远离世俗,而他们是把改革宗和罗马天主教会,都包括在世界范围内。当地市议会明令禁止他们的活动,于是双方公开辩论,但市议会握掌大权,结果下令所有还未把自己的儿女送来受洗的,必须在八天之内送来受洗,另一方面又严厉禁止弟兄们为信主的人施浸。格里布、曼斯、和巴拉洛却不屑去理会,反而加紧传道,成千上百的人都来听道,并且受浸。格里布和曼斯,为人温和,尽量以理服人,但巴拉洛则为人冲动,有时会闯入聚会内打岔,自己站起来讲道;众人都很爱戴他。弟兄们与执政当局间的冲突转趋白热化,许多弟兄受到严厉的处分。巴拉洛毫不犹疑地向慈运理直斥其非,说:“我的慈运理,你以前经常向罗马天主教人士辩说:凡不是出于神的话语的,都毫无价值;但你现在所说的,许多都不是根据神的话语,而你却辩说这是出于与神相交的启示。你以前用以反驳腓伯(FABER)主教和其它修士的那些满有能力的话语,现在都到哪儿去了。”但不久,这三位传道者和其它十五位信徒,(其中包括六名妇女),被判下狱,每天只获供应面饱清水,要睡在干草上,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其它施浸或受浸的弟兄们,都被淹毙(一五二六年)。被囚的弟兄后来用各种方法逃出,有许多人同情他们,可是无情的迫害愈趋激烈,在百伦(BERN)和圣加伦两地的行政区内,也像苏黎世一样,展开消灭教会的迫害行动。在百伦行政区,有三十四人被处决;有些弟兄逃到比力(BIEL),在那里有大群弟兄,但追捕他们的人也跟踪到那里。当晚上他们在树林内秘密聚会的时候,被人发现,惊散了聚会,结果他们要另外找地方聚会。在这个时候,格卫布染上瘟疫死亡(一五二六年),巴拉洛也再度被捕,给人绑起来在城内巡行一周,又被剥光了衣服,用棒痛打,“直至鲜血涌流”,然后被放逐离境。曼斯亦被捕,惨遭淹毙。

    可是,这一切的事故,都不能遏止教会继续发展,传道者转向邻近的奥大利省泰罗(TYROL)作见证,在那儿很快就建立起教会。巴拉洛也是传道者中之一,周游泰罗全地,不畏艰险,因他的见证而归信的人甚多,尤其是克劳逊(KLAUSEN)和那儿附近的地区,信徒无数,都殷勤的向外传道;巴拉洛逃过几次围捕,但至终与他的同工汉信兰格直(HANSBNLANGEGGER)一起被捕,在克劳逊被烧死(一五二九年)。

    同年,迈可克士挪(MICHAELKIRSCHNER)也在该城内当众被焚毙;他曾在音斯蒲如克(INNSBRUCK)为主作美好的见证。接着有弟兄兴起接续巴拉洛负起那艰险的使命,其中有雅各纥特(GACOBHUTER)。就在巴拉洛被焚的那一年,有一天纥特正与弟兄们擘饼纪念主,忽然有兵士走进来,把十四位弟兄姊妹抓起来,其它的人幸而逃脱,纥特亦在其中。纥特不顾危险,四处传道,调解冲突,劝勉受苦的弟兄,但当时逼迫十分利害,许多人逃到摩利维亚,在当地暂时得享自由,可是政府严密防守边界,防止信徒离境,又与威尼斯当局协议,禁止那些被追捕的男女越界逃入该地区。在奥大利全境。福音广遍传扬,建立起无数教会。但信徒经过长期英勇地忍受各种迫害后,仍不免要四散逃避,教会大受打击。在泰罗和哥士(GORZ),有一千人或被焚死、或遭斩首、或被淹毙。在撒尔司堡  (SALZBURG)一个牧师家中的聚会,也突然被人搜捕,有许多信徒遇害。其中有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女,年青貌美,众人都为她求情,但因为她拒绝放弃信仰,行刑官把她抬起来丢在饮马的水槽内,将她的头按到水面下直到她气绝,然后把尸首放火烧掉。林斯(LINZ)的施皮特迈亚(AMBROSIUSSPITTELMEYER)为主作见证,多结善果,后来也在诺伦堡殉道。忠心看守林斯教会的布兰胡伯(WOLFGANGBRAND-HUBER),和其它七十位信徒,在一五二八年被害。就是这样,在各地为主作见证的人前仆后继,传扬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切切实实跟随主的脚踪,而各地政府不停派兵搜捕这些所谓“异教徒”,无须经过审讯的程序,一律格杀勿论。

    这些弟兄们虽然给称为“重浸派”,但他们满有勇敢受苦的心志,却不是因为受浸这个事实。他们与他们的救主直接相交,不容任何人或宗教仪式在他们的心灵与主之间发生阻隔。他们与神秘派信徒在一起,发现只要自己常在基督里,而基督也常在他们里面,他们就能分享他的得胜,胜过世界。他们与主相交,好使他们也能与那些与主相交的信徒彼此交通,且在教会内活出这个圣徒相交的实际。这些教会各有不同的起源,不同的经历,且因其中信徒品性各异而有所不同,但这些教会却都有同一的心志,要照着新约圣经所记载的初期教会的样式去行,因此他们拒绝婴儿受洗的歪风,这一点也是改革宗所拒绝的。他们又拒绝接受一切从世人而来的济助,而一般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却认为如果没有世人的支持,他们就根本不能维持下去。但这一切都不过是整个事实的一部份,最主要的一点,还是他们接受圣经为神心意的完备启示,他们都以此为依归,并仰赖神帮助他们能照着圣经的教训去实行出来。他们拣选了这条道路,遭受到不少特别的试探;他们何时顺服肉体的私欲,或贪图政治势力的时候,何时就会严重地失败。但一般来说,他们大部份都能为神的信实作美好的见证。他们给基督教会所下的定义是这样:“教会是信徒的聚合,而信徒是由圣灵召聚,因基督教训而远离世俗,在属天的爱中彼此联络,真诚地向主献上属灵的祭。任何人进入了教会,成为神家里的人以后,就必须在神里面生活,与神同行。凡在教会以外的人,都不是在基督里面的。”他们拒绝给婴儿受洗,于是引起人们诘问:如果婴儿夭折就怎么办?他们的回答是:因为基督的原故,夭折的婴儿也必能分享永生。

    奥大利——匈牙利的重浸派编年史中记载着:“基督徒信仰的根基,是各地使徒们所建立的,但因暴政和假师傅的教训,这信仰的根基受到严重的打击和侵蚀,使教会衰微,甚至几乎消失,不复存在,正如以利亚所诉说的:祭坛被毁、先知见杀,只剩下他一个人。但神却没有让祂的教会完全消失,否则下面这一条基督教信条就等于空话了——‘我信基督教会只有一个,圣徒的交通也只有一个。’就算有些时候教会并不显明,甚至找不到两三位信徒,然而主照祂的应许与教会同在,又因信徒忠心持守主的话,主并没有离弃他们,反而叫他们人数加增。但当信徒疏忽闲懒,忘记了主的良善信实的时候,神就撤回祂所赐下的各种恩赐,另外在别的地方兴起忠心的信徒,给他们各样的恩赐,他们就为主建造教会。因此,基督的国度,由使徒时代到如今,由一个国家转移到别的国家,现今就临到我们中间。”

    记载中又写着:“在别的地方,教会有了好的开始,而当主的见证人为主摆上生命的时候,教会也已经走了一段美好的路程。可是罗马教会的专制暴虐,把这一切善工差不多全部扫光,只有毕加派和瓦勒度派信徒,还能持守一部份真理。在查理士五世登基初期,主重新差遣他的光到地上来,路德和慈运理将巴比伦的恶毒除掉,如同平地起响雷一般,可是,他们所建立起的替代品,并不见得更好,因为当他们取得权势以后,就信靠人多于仰赖神;因此,虽然他们有了好的开始,可是真理的亮光反而更暗淡了,就如人把旧锅子的破洞补了,后果却更不如前,他们使人更放肆犯罪,许多人跟随了这两个人——路德和慈运理,以为他们的教训正确,甚至因此有人为此舍命,还以为是打了美好的仗,因之就必得救了。”编年史中还记载了当时信徒和慈运理在苏黎世为受浸的道理所发生的冲突。慈运理本来说过:婴儿受洗的习俗,并没有圣经中神的话的根据,可是他后来又在讲台上说:成年人和信徒受浸是不对的,应该严禁;以后他还在苏黎世地区立法规定:凡受浸的人都要给淹毙。神的仆人所受到的迫害,叫许多信徒四散到各地去,其中有一部分到了奥大利传道。

    在奥大利和邻近的国家的教会,迅速增长,十分兴旺;有关信徒被害的数字,和他们受苦的记录,叫人不忍卒读,可是传道人和长老的职事,不断有人接续下去。记录中说及“他们如何满了喜乐,从容就义。当有人给淹在水中快要断气的时候,其它轮侯受刑的信徒,一齐唱诗,欢喜快乐地等待行刑官来拉他们去受刑。他们坚守自己所信的真理,又因信神,得以坚立不动摇。”信徒们的不屈不挠,常引起众人的惊奇,这些人因此就去探索信徒得胜苦难的因由,结果许多人归信真道。但罗马天主教和改革宗的教派,却把这现象归咎于撒但的工作。信徒们自己却见证说:“他们饮用了从神的至圣所中所流出来的活水,就是涌流自生命源头的活水,因此也领受了一种心志,是世人的头脑与心思所无法领会的。他们经历到神的帮助,使他们能背负十字架,胜过了死亡的痛苦。神的爱火在他们里面燃烧起来,他们的会幕并不在这地上,而是在永世里。他们的信心有根有基,牢靠稳固。他们的信仰纯净如百合花;他们的信心美丽如玫瑰花;他们的虔诚公义,就如神所栽种的奇花。主的使者在他们面前挥动矛戟作保护,好使他们所戴的救恩头盔,和大卫的金盾牌,不致被仇敌夺去。他们已听见锡安的号筒吹响了,心中明白,就把所有的苦难和牺牲的顾虑撇下,毫不畏惧。他们那属神的性情,叫他们看清了,世人所珍贵的,都不过如影飞逝,转眼成空,他们却认识并爱慕更大更宝贵的事。他们受神的操练,以至他们似乎是一无所知、一无所求、一无所慕,单单爱慕天上的永生神,因此他们在苦难中所显出的忍耐,远胜那些使他们受苦的仇敌。”

    西班牙王查理士五世的兄弟费迪南德一世,疯狂杀害基督徒。各地施政当局,有好些并不乐意去执行他的暴政,宁愿宽待这些敬畏神,又不伤害人的信徒。可是费迪南德不断地下旨,指令各地官员要使用最凶残的手段,指责他们不够苛厉。泰罗的地方官员有一次迫得上书辩白,解释他们并没有放松政策。呈文内说:“两年以来,上法庭的案件,差不多每天都有重浸派的案子。在泰罗公爵辖下地区,一共有七百名男女先后处决,其余的则统统被逐出境,更有不少已逃亡到国外去,撇下所有的家业财产,甚至有人撇下儿女逃亡。……我们不敢向皇上隐瞒这些人的愚顽不冥;他们在目睹别人受刑时,非但不惧怕畏缩,反而亲自去探望那些下囚的,承认自己是他们的弟兄姊妹,而当他们因此被起诉的时候,法庭无须动刑,他们就坦白承认一切。他们不肯接受人的劝导,也从来很少肯悔过自新,大部份还希望自己快快受死。……亟望皇上开恩,体谅下情,微臣未曾丝毫放松,有辱君命。”费迪南德登基为波希米亚皇后,一贯以波希米亚和摩利维亚为避难所的弟兄们,就走投无路,与外界断绝了联络。政府下令重赏那些告发“重浸派”而使他们被逮的市民,被处死的信徒的家产充公,补贴政府施行迫害政策的花费。行将分娩的女信徒给留牢监管,等生产后便给拉去服刑。在西里安(SLLIAN)的法官沙尔令格(J0RGSCHARLINGER),因为不忍判处两名年龄分别为十六及十七岁的少年死刑,设法拖延,理由是要进一步审讯清楚;后来判决还押监管,授以罗马天主教教义,费用由所没收的“重浸派”家业项下支付,规定他们满了十八岁时,如果还不肯发誓放弃信仰,就得处死。想想!一个爱主的少年,竟然要在这种情况下,等待他十八岁的生辰!

    事态后来愈趋恶化,但纥特始终没有停止聚会,继续在树林里或偏僻地方聚会,而弟兄姊妹们因接待他,甘冒生命的危险。有一次在圣乔真(ST.GEORGEN)的一幢房子内,他和四十人一起聚会擘饼纪念主,突然有兵士来搜捕,其中七个人被捕,纥恃和其它的人逃脱,但最后还是因有人贪图赏金告发他而被逮捕,他的口被人用物件堵住,“免得他说出真相,(可作‘传讲真理’意,译者按)”,给人解去音斯蒲如克,当地官府大感快慰,因为皇上谕令十万火急,指令他们必须搜出纥特。费迪南德皇接获纥特落网的消息后,马上下令不管他是否肯放弃信仰,必须立刻处死。纥特根本不会放弃信仰,还用激昂的口吻痛斥国皇、教皇、神甫,和他们所干的勾当。地方当局原想暗暗把他斩首了事,以免引起同情的市民暴动,但费迪南德不批准,坚持要将他公开焚毙,因此纥特在晋斯蒲如克被烧死。

    纥特在弟兄们中所作的带领地位,很快就给汉斯曼德尔(HANSMANDL)补上了。他为人温和,但同样地勇敢无畏、满有恩赐、舍己爱主,赢得弟兄们的信任和爱戴。在泰罗,他给四百人施浸;他曾数度下狱,受命要感化他的教士,埋怨法庭判刑太宽,而他三翻四次越狱成功,可能表示那些看管人员也同情他。有一次,他逃脱出来不久以后,便在树林中向一千多名弟兄姊妹讲道;但在同年,他就再被逮捕(一五六O年)。这一回,他给锁禁在音斯蒲如克塔内的地窖里,还有两位弟兄和他一同囚禁在那里。他在窖中写了下面的话:“我在塔内被囚,而我亲爱的弟兄立比次(JORGLIEBICH)也在此被囚多时,……他躺卧着,深陷泥巴中,但上面有一小窗,在有阳光的日子里,他就能看见一丝光线。……我忍受着一切酷刑,处之泰然;他们把我审问了三天以后,把我送回塔内。我有时听见虫子在墙上爬行的声音,晚上蝙蝠群在我头上乱飞,老鼠在周围爬行,但神叫我能忍受这一切;祂于我实在是何等的真实,甚至在夜间祂差派吓唬人的鬼魅,祂也叫它们不侵犯我,反而给我好处。”当他的同工迈耶(JORG MEYER)受审时,被人盘问他为何要受浸,他便回答说:在他未认识真道以前,他曾听见关于雅各讫特在音斯蒲如克被烧死的事,又听说当人把他解去服刑时,口被塞住,以免他道出真相;此外,他又听见慕尔那(ULRICH MULLER)在克劳逊被处死,他一向受人爱戴,公认为忠心信奉这真道的;第三件感动他的事,是他亲眼在史坦拿(STEINACH)看见一个信奉这道的人被处死。这三件事,使他刻骨难忘,心里开始认真思想,认定必定有神赐给他们力量和恩典,与他们同在,使他们能坚守信仰,忍耐到底,于是他就开始研究这些人的信仰。这三位被囚的弟兄,都能以心平气和的态度,回答审讯的人,而且引用圣经,指出使徒目前虽然居无定所,并且到处受害,但至终他们必得一百倍的赏赐。他们又极力指出,他们的信仰,并非如人所指控的那些“该咒诅的宗派”,他们亦没有“教派头目”。曼德尔还解释他在所属的教会中,是被弟兄们选立为教师和作带领的。

    在音斯蒲如克和该地行政区,政府委出十二个人充任陪审员。他们首先宣誓,表示乐意依照自己的判断来下结论;然后又要再度宣誓效忠国皇,遵照他的谕令;换句话说,就是要定被囚的信徒死罪。陪审员拒绝第二项的宣誓,起诉囚犯的政府官员,十分震怒,但费迪南德(当时已登基为国皇)生怕引起公愤,不愿意过份严厉,改以说服方式迫使合作,于是双方展开激辩,当局又诸多恫吓,结果十二位陪审员当中,有九名屈服让步,余下三个坚决不肯就范时,就给下在牢内,关了几天以后,结果终于屈服。于是全体十二名陪审员宣誓效忠国皇,在未开庭前就先定了罪案。曼德尔被判烧死,其余两人斩首。遇害前,他们从狱中写信给弟兄们,说:“我们现在写信告诉你们,过了基督圣体节,他们就要宣判,而我们也就要向神还愿了。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喜乐,乐意接受这一切,一点也没有愁苦,因为对主来说,这一天将是个圣日。”观看他们受刑的人中,有利恩纥德达斯(LEONHARD DAX),他原是个修士,但当时已成为弟兄;当被囚的弟兄们走过他的面前时,他毫无畏惧地扬手招呼他们,使他们深得安慰。他们还向人群讲道,教训他们要悔改,为真理作见证。当判词宣读出来以后,他们大声斥责那些法官和陪审员流无辜人的血,这些人急忙自辩,声称自己是受了从国皇来的压力。曼德尔大声喊着说:“啊!瞎眼的世人呀!人人都该照自己的良心行事,而你们竟然只根据国皇的命令,就贸贸然定了我们的罪。”他们又继续向围观的人讲道,曼德尔  一口气说下去,直至声嘶力竭,法官便大声说:“我的汉斯,你快住嘴吧!”但曼德尔并没有停止,说:“我所教训人的,和我所作见证的,都是属天的真理。”几位弟兄一直到气绝,都没有停止说话,也没有人拦阻他们。其中一位弟兄已病重垂危,行刑的人生怕他要断气,便首先把他斩首;其它那位弟兄便转向刽子手,以得胜无畏的口吻喊说:“我为信仰与真理,在此撇下妻儿,房屋田地,舍弃身体与生命。”说完了,便跪下来,引颈待戮。曼德尔则被捆在梯子上,活生生的给丢在火堆中,其它两位殉道者的尸体,亦一同丢在火里。当时目睹这一切的,有保罗兰士(PAULLENZ),心中深受感动,不久便加入了这些被人蔑视的信徒当中,与他们一同为基督受苦。

    在某些地区,特别在摩利维亚,许多信徒生活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家庭,接受同一的指导,凡物共享。他们这样作,一方面是在信徒受欢迎的地区为那些因受逼迫而要离家别井的弟兄们预备安身之所;另一方面是仿效初期耶路撒冷教会的样式。这样凡物公用的共同生活方式,是耶路撒冷教会所领受的特殊恩赐,因为他们居住在一起,又能在圣殿里聚集。但在别的地方,信徒故居各地,这办法就不能实行,因此在新约时代,除了耶路撒冷以外,其它教会都没有这样行。在摩利维亚信徒聚居的地方,不错,大家生活在一起,可以为许多其它信徒预备住处。在情况较好的日子,他们这样实行,因此蒙受了许多属灵的福气,作了善工,又在农业生产和手工艺训练方面,办得很成功,使他们富有起来。可是过了不久,这种集体生活方式的缺点就显露出来:儿童所受的教育,比不上自己在家中所受的父母教育;还有人脾气怪僻,相处不易。教会内的分争,好些是起原于这种共同生活方式。后来当战争在该地区内蔓延起来的时候,他们因为聚居在一起,而且较为富裕,于是成为军队抢掠的目标,这一点成了日后他们放弃这种生活方式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在闵斯特(MUNSTER)发生了一些事,虽然与基督教会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在日耳曼遗祸之深,可说是空前未有。当此人心狂乱激奋之际,心思欠缺平衡,极易趋向极端。有些未信基督的人,目击无辜者为了信仰而忍受残害,心中未免不感到狂怒愤激;而许多身为教会长老及领袖的优秀人材,又纷纷受害,以致带领信徒的责任,落在一些平庸的人手中,他们没有能力阻止激烈的思想狂澜。许多信徒目睹凶残的迫害雷厉风行,都以为世界末日快要来临,而信徒身体得赎的日子,就是向仇敌报复的时辰,亦快要来到,于是有人起来假冒先知,预言基督国度的建立,亦快将实现。

    闵斯特是某公国的首都,由主教统治。主教身兼政治和宗教元首之职,征收税项,国中要职亦概由教士出任,这情况引起国民普遍不满。当时有一位青年、他是一个专爱研究的神学人士,名叫伯纳若特曼(BERNARD ROTHMANN);他周游各地,见过路德,但他在思想上受加比多和士文克斐特的影响更深,后二人都是他在史塔司堡认识的。若特曼讲道铿锵有力,富同情心,克己禁欲。他来到闵斯特传道,吸引大批听众,一时极其哄动,引起市民涌至圣莫里斯(ST.MAURICE)天主教堂,将其中的圣像全部毁坏净尽。为了要恢复秩序,大主教出兵镇压暴乱,可是黑森的兰贵夫腓力,加以阻止,结果闵斯特宣布脱离天主教,成为福音派城市,加入抗罗宗国家的施马加登同盟。这次突变,使邻近许多天主教国家内受迫害的人民,纷纷逃来闵斯特避难。难民份子灵莠不齐:有为基督的原故受逼迫的圣徒,这也是市民所欢迎和引以为荣的;但亦有一些狂热不守法的份子,破坏了市内安宁的气氛。难民均身无长物,市民依照若特曼的教训和模范,殷勤接待他们。难民中有一人说服了若特曼,使他相信婴儿受水礼并不合乎圣经原则。若特曼为了良心的原故,拒绝接受婴儿受洗,市议会因而免去他传道人的职事,但市民都十分爱戴他,反对免职的决定,于是全城为了婴儿受水礼的问题,召开大会,公开辩论。辩论结果,通过若特曼得直,有一个外来的重浸派牧师,激烈陈词,引起暴动,市议会下令逮捕他,但工会出面袒护,结果市议会被解散,由重浸派份子重新组织议会。

    在这个时候,大主教召集军队,包围闵斯特,截断城内的补给。当时城内聚居了大群难民,粮食缺乏情况显得十分严重。移居城内的外人中,有两个荷兰人,后来在闵斯特产生极大的影响力。这两个人,一个名叫马提斯(JANMATTHYS),另一个名博克尔逊(JANBOCKELSON),是个裁缝,人称李顿约翰(J0HN OF LEYDEN)。马提斯高大强壮,外貌威严、自称为先知,群众深受他那动听的口才所吸引,都听从他。他言辞激烈,信仰狂热,控制了市议会。他主张与世界分别,制定法律规定城内不许收容没有受浸的人,又宣布数天之内,全体居民都要受浸,否则就要被放逐或处死。结果许多人顺从他而受了浸,但也有人宁愿被放逐也不肯让步。这项行动可谓野蛮无道,却比不上数百年来欧洲大部份的国家教会将不信奉婴儿受洗的人处死那么残酷。此时,城内的“非基督徒”已被赶绝净尽,情况急剧变化,凡物公用,尤其是要应付四围受敌下的人民生活所需。守主日的定例遭废止,法律明定天天一样,没有分别;有时公开守主餐,并同时有讲道讯息。马提斯大权在握,负责粮食及其它日用品的分配,还委派了七名执事协助他,引起了一部份人反抗。其中有一个是造鞋匠,叫胡伯若斯切(HUBERTRUSCHER),他率领一批原住该城的居民,愤怒抗议由外地来的人执掌市政,指出可能引致的可怕后果。当时双方争持不下,便在教堂外广场举行大会讨论,马提斯当场宣布将若斯切处死,而李顿约翰声称得了启示,要执行死刑,便举起戟剌伤了那鞋匠;场内有三个人不识时务,提出抗议,结果给关在牢内,几乎送命。过了几天,负伤的若斯切又再被提出来,由马提斯亲自行刑,这么一来,没有人再敢反抗市议会的无上权威。此时,城外敌军包围的战事仍在进行,而城内物资日益匮缺。有一天,马提斯正在与其它的人在朋友家中共进晚膳之际,他忽然陷入沉思中,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说:“我所爱的天父,不要照我的意思;愿祢的旨意成就。”说完了,和朋友们吻别,然后与妻子一起离去。翌日,他带同二十人出城,直冲围城的大主教军队的前哨基地,双方展开激战;马提斯寡不敌众,同伴们纷纷倒毙,他自己则拼命战斗,直到战殁。

    马提斯阵亡的消息,引起闵斯特人民一片慌乱,但是李顿约翰马上掌握了大权,宣称得了异象,要解散市议会,说市议会不过是个人为的组织。于是他独揽大权,指派了十二位“长老”从旁襄助。他善于辞令,组织力强,制定法令以适应“新以色列”的需要,使人民相信自己是神的恩爱的特别对象,是真正继承使徒的教会。又声称在闵斯特所实现的,正是全世界所要效尤的模式,而且他们有一天要统治全世界。当时闵斯特城内,男人的数目甚少,妇孺甚多。一五三四年七月,李顿约翰约了若特曼和其它传道人及十二位长老,在市议会厅开会。在会中突然提出实行多妻制度:这项提议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委实是前所未闻,因为城内人民大部份虔信基督教,实行舍己生活,人民道德水平颇高。刚好在数星期前,城内印发了单张,内文提及婚姻的神圣,该是一夫一妻的结合,人也不可离婚。李顿约翰的提议,立即遭受反对,并且引起传道人和长老们极度的反感。但他坚持主张,花了八天工夫与众人辩论,运用口才和借助自己的影响力,驳斥众人,还借用旧约时期一些善良的人失败的事例,支持他认定圣经容许多妻的见解。其实他所提出的论据,大可以应用到其它犯罪的理由上,因为他最主要的论点,就是说这是应时势所需,指出当时城内阴盛阳衰。最后他终于驳倒了对方;传道人就用了五天时间,在教堂广场上向群众鼓吹多妻制度。五天讲道结束以后,若特曼颁布法令,指定所有年青女子必须结婚,而年龄较长的,则要分别归属一些男子  户口以求荫庇。李顿约翰则马上娶了马提斯的遗孀蒂娃拉(DIVARA),她一向以艳压群芳,多才多艺而著名,(这一点也许可以帮助解释他为何急于实施多妻制度。)但当时所遭遇的反抗,亦很利害。在敌军围城下的当儿,城内竞也爆发了内战;反抗的市民由亨利治慕伦伯克(HEINRICH MOLLENBECKER)率领。他原是个五金师傅,叛军侵占了市议会厅,把几个传道人关起来,要求将原来的市政委员复职,否则开城门投顺城外的敌军,在这种情势下,李顿约翰的政权很可能垮台。但是,大部份宗教人士仍旧拥护他,妇女们亦支持他,因此他率领人攻入市议会厅,制服了反叛份子。这条准许多妻的法令,为害不浅,后来在围城战争结束前,亦宣告废止。

    当时虽然内战不已,但在守军坚守下,城池得以固守,与敌军数度交锋,亦告得利,城内人民昼夜盼望获得外援。此时,事态又再起变化,李顿约翰竟然称帝。他指使他的先知(原为金石匠),在市集广场上宣称李顿约翰为全球的君主,实现新锡安帝国。加冕礼就在市集广场上举行,隆重其事;皇冠和其它徽号的材料,都是取用自人民的金银。李顿约翰从他几名妻子中,选立蒂娃拉为后。皇上和他的侍卫军、宫廷内和皇后的侍从等所穿的服饰装备,都经过慎密设计。但人民正在水深火热的煎熬中,并未能从快将实现的帝国梦想中得安慰。可是他们仍继续坚决抗敌,不料有人暗中通敌,开城引进大主教的军队。城内人民惨遭屠杀,无一幸免。有三百人死守市集广场,敌军诱降,答应他们如果肯放下武器,他们就可以安全出城,他们不以为诈,接受了提出的条件,放下武器,但敌军却背约,结果三百人全体被杀。天主教人士成立特别法庭,审讯一切未遭杀戮的重浸派份子,批准蒂娃拉可以免死,但条件是要她放弃信仰,但她不肯就范,宁愿接受死刑。李顿约翰和其它的领袖,就在他以前加冕的广场上当众受酷刑,死后尸首给放在铁笼内,挂在圣林拔(ST.LAMBERT)大教堂的塔尖上(一五三五年)。

    当时的人乘机利用这些事件揑造是非,抨击一切凡抗拒国家教会系统的信徒,概称之为重浸派;将那些敬畏神、安份守己、长期忍受苦难的基督徒,与在闵斯特称帝和提倡多妻制度的狂热份子,一视同仁,目的在混淆视听,使人以为基督徒都是危险的颠覆人物。当权的国家教会长期管制文物保存,故意混乱各种不同教派所留下来的史料,蒙骗后世。路德和墨兰顿(MELANCHTH0N)虽然有时容忍多妻制度,但没有人会因此就指证路德派教训人如此行。可是,我们不能就此说他们比前者做得更合理。

    许多教会和基督徒一直被人无情地猛烈抨击,被指为作恶多端并信仰错误,使人生出错觉,以为这些诽谤中伤的话都是正确的,就信以为真。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连主自己在预言到祂要受的羞辱和痛苦、甚至受死、以后复活的时候,祂也说过:祂的门徒也要跟随祂的脚踪。人误会主,编造谎话诬告祂,宁愿要大贼,也不要祂;官长和众人都狂野地喊叫要钉祂十字架;祂死的时候与囚犯同列,复活以后也没有人相信,连自己的门徒也不相信。现在,那些跟随主的人,一样遭受世人的白眼,这就不足为奇了。该亚法和彼拉多,代表了宗教与政治的势力,联合起来对付祂和祂的门徒,吐唾沫在他们脸上,鞭打他们,定他们死罪;世人虽满有学问,却都无知可怜,大声反对他们。他们就这样夹在两个恶势力的中间,一面是虚假的教训,一面是邪恶的生活;他们自己却与这些恶势力毫不沾上关系。他们写的书籍悉数遭焚毁,他们给人捏造谎话诬告;他们本人过敬虔仁爱的生活,却被人恶意中伤。他们不管是被称为保罗派、亚勒比根斯派、瓦勒度派、罗德派、或重浸派,与及其它什么名称,人一提到他们,就联想到异端教徒、分裂份子,和搞乱天下的人。但他们是走在那位天上的审判者面前,他曾站起来迎接那被当时大有学问的人用石头打死的司提反;他们教训人要包容体恤那些被罪压伤的人;这些教训成了众人的宝贵遗产,而众人却连他们的名字都不认识。

    门诺西门(MENNO SIMON)生于此时(一四九二——一五五九年)他是在受浸信徒中作教导人的主要教师之一,说的话应该可说是有点份量。他说过:“没有人能指控我同意闵斯特人的作风。相反地,十七年来,直到如今,我一直反对这些作风;或私下地、或公开地,我都加以口诛笔伐。有人像闵斯特的人一样,拒绝基督的十字架、蔑视神的话语、假冒为善、放纵肉体私欲,我们绝对不承认他们是弟兄姊妹。” “如果有人因为表面上我们也和别人一样受浸,于是指控我们是与那些人同类,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他们:假如表面上的浸果真有如此的功效,那么他们的聚会也就没有甚么两样,因为一些犯奸淫和杀人或相类的罪的人所接受的洗礼,明显地与他们所受的洗礼一般无异。”

    自从闵斯特的事件发生以后,信徒的教会竞也受到牵连,被人指为同流合污,因此所受的迫害加剧。教会原来盼望能得着良心上的释放,自由敬拜,好有力量给日耳曼民族带来好处,但现在这个盼望已告幻灭。在这个时候,门诺西门兴起,甘冒危险,四处探望这些分散各地、备受困扰的信徒,激励扶持他们。这些重新聚会,跟随他的信徒,后来就给人称为“门诺派”,但这却并非出于他们的自愿。

    经过了十八年的事奉以后,门诺执笔写下自传,述及他在二十四岁时在北荷兰的乡村中当罗马天主教神甫。他说:“当时我还从未碰过圣经,因为我担心圣经会使我误入歧途。……过了一年,我每次在做弥撒擘饼饮杯时,我就想到那可能不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起初的时候,我以为这些疑惑是来自撒但,引诱我离开真道,于是我经常忏悔祈祷,但我始终没法扔开这些念头。”就像其它的神甫一样,他饮酒作乐自娱;有人提及圣经的话时,他总是拿来开玩笑。自传内记着说:“最后,我决心把新约圣经好好地读一遍。开始读了不久,就发现自己是一直受了蒙骗。……因着神的怜悯,我天天在圣经的知识上进深;有些人称我为“福音派传道人”,事实上我并不是,人人向我请教,称许我,当时我很受世人欢迎,我也爱世界。但众人公认我是个好人,以为我是在专心传讲神的话。

    “以后,有一个敬畏神、虔诚勇敢的人,叫息克司拿德国(SICKE SNWDER),因为重新受浸而在流窝顿(LEEUWARDEN)被斩首。当时我还未听过弟兄们的事,所以当我听见有重浸这么一回事,觉得十分出奇,于是殷勤查考圣经,认真地思想,发现圣经从来没有提过婴儿受洗。当我明白过来以后,就把事情告诉我的牧师,谈了许久,结果他也不得不承认婴儿受洗的定例,并没有圣经根据。”接着门诺继续参考各种有关书籍,并就教于路德和布塞珥及其它的人,结果每个人所给有关婴儿受洗的理由都不一样,而这些理由又都与圣经教训不符。

    这个时候,他给调回去故乡韦马森(WITMARSUM)工作,(该镇亦在北荷兰地区);他继续研究圣经,在工作方面很成功,大受欢迎,可是他的私生活仍然放纵不覊。他在自传中说:“各位读者:因着神的厚恩和圣灵的光照,也因着我殷勤研究圣经,默想神的话,我得以明白关乎受浸和守主餐的真理,我并没有像人家所指责的那样去求助于一些宗派的见解。但假如我得以明白真理,是由于任何人的帮助的话,我也要为此感谢主。当我在新的地区工作了一年左右,有人就提出受浸的事。我并不知道提出的人从那里来;属于何种宗派;是什么人;这一切我都不知道,我甚至没有见到他们。在这个时候,闵斯特的事件发生了,使许多敬虔的人,包括在我们当中的,都受了迷惑。我心里十分痛苦,因为我晓得他们心里火热,可是在真理上却犯了错误。我虽然自惭能力微薄,也只得在传道教训人时,尽力抵挡这些谬误。……但我的教导并没有果效,因为我自己也明知故犯。可是我的努力,不胫而走,人人称赞我堵住了那些人的嘴巴,都在赞扬我,无形中我就做了那些来就近我的死硬派的支柱。我心灵中异常痛苦,里面多有叹息,我就祷告呼求主,说:主啊!求祢帮助我,免得我连累别人,免得他们的罪过都背到自己身上!我灵里面得不着平安,想到末了那一天,就算能得着全世界,又能再活一千年,但到头来却招致神重重的责打和怒气的话,那么我究竟有何获益呢?”

    “这些事以后,那些可怜迷途的羊,没有了牧人,捱受了各次凶残的清除运动,经历了多次屠杀残害,至终在欧德克劳斯突(OUDEKLOSTER)聚居起来;可惜他们跟从了闵斯特人的错误教训,抵挡圣灵的工作,没有遵从基督的教训,竟然拔刀自卫,(主却曾吩咐彼得收刀入鞘)。这些人虽然无知胡涂,但当他们的鲜血洒地的时候,我心里难过沉重,失去了安息,我不禁检讨自己那充满污秽情欲的生活、虚伪的教导、拜偶像的愚昧等等,天天生活如是——并不乐在其中,内心挣扎痛苦。我目睹这些热心的人,虽然信仰并非完全纯正,但因自己的信心的原故,甘心舍下儿女和一切所有的,甚至流血舍命,而我竟然曾经向他们教导过罗马天主教的错误教义,自己还醉生梦死,一味沉迷在罪中之乐,我这样作,只不过是因为自己体贴肉体,贪图安逸,不甘愿背基督的十字架,一想到这一切,我心中忧伤如焚,不能自己。我想:我真是可怜啊!我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既然醒悟过来,若还继续执迷不悟,偏行己路,不肯完全顺服神,不尽自己所能的去以主的真道责备这些宗教人士的伪善和属肉体的生活,不去指正他们对受浸和守主餐的错误教训;如果我为了体贴肉体,不去启发真理的根基,去引导那些无知失丧的羊,(这些小羊若是能获得正确的指导,必定会乐意行正路,走回基督的草场上,)那么,这些流出来的血,(虽然是误入歧途者的血),在那全能伟大的神执行审判的日子,岂不控告我、定我的罪?我一想到这里,心里不禁战惊发抖。我心里叹息,流泪祷告,求神向我这心灵不安的罪人赐下恩惠,给我里面造一个清洁的新心,借着基督的宝血的功效,赦免我的罪污,洗净我的不洁,给我智慧、心志、勇敢、和百折不回的精神,好使我能忠诚地传扬那至高、配得称颂的神的名,传讲祂的道,发扬祂真理的光,使荣耀归给祂。”

    “于是我就开始奉主的名公开传讲悔改的道,引导人走窄路,离弃一切罪恶和不虔不义的生活,离弃偶像和一切错误的教训,又公开见证如何照着基督的心意和原则去受浸和守主餐,都照着我从神所得的恩赐。我又提醒众人防备闵斯特人的谬误,指出他们所行的,就如称帝、多妻制度、建立帝国和动刀兵等,都不合乎真理。我殷勤忠心的工作,九个月以后,主以祂为父的灵浇灌我,伸出祂大能的手来扶持我,使我豁然大悟,甘心乐意放下我在人当中所享有的美名和声誉,也撇弃我所过的下流放纵、违背基督徒体统的生活。我就在基督沉重的十字架下,谦卑顺服下来,感到自己一无所有,可怜软弱;我存着敬畏神的心,找到一些敬畏神、信仰纯正、热心的人,与他们相交。我向那些被人遗忘了的人传讲真道,借着神的大能的帮助,又用祂的话,把他们领到主基督面前,又把硬心固执不信的人,交托给主。读者们,我这个可怜的罪人,就是这样蒙向人发怜悯的主,以祂的白白的大恩,首先在我心里作工,给我换上新心,叫我谦卑俯伏,存心敬畏神,又认识自己的本相,把我从死亡的路上引到永生的窄路上来,又将我呼召出来,进入圣徒的交通。愿颂赞永远归给祂,阿们!

    “一年以后,有一天当我在安静地阅读写作、思索神的话的时候,来了七八个人;他们都同有一个心志,我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信仰和生活都无懈可击,遵照圣经的话,远离世俗,在十字架的引领下,不但以闵斯特人所作的视为畏途,且厌恶世人一切邪恶的宗派分争。他们存着敬畏神的心,恳求我纪念那些痛苦灵魂的愁苦和需要,因为人心实在饥渴,而忠心看守的人也实在太少了。我感觉到神是与我同心,同行,也与他们同心、同行。他们盼望我能把神所托付我的,而我也不配得的银子,好好地去投资。……当我听了他们这番话,心里深感不安,满了痛苦与战兢;一方面我深知自己的恩赐短缺,学识肤浅,天性懦弱、肉体的恐惧、多有败坏;还有世人的对抗专横、宗派林立、邪灵的诡诈,与及自己快将背起的沉重十架等等:但另一方面,我看见人的可怜饥饿,敬畏神的儿女稀少,如同没有牧人的羊,被人遗弃。经过他们苦苦的恳求后,我终于把自己完全交在主和祂的教会手中,任祂差遣;我也请求他们留下来,与我一起切切的呼求主。如果主的恩慈美意是要我服事祂来荣耀祂,求祂就以为父的心,赐给我像保罗那样的心志和性情,好叫我能为祂作见证。我要像保罗一样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但假如这不是主的心意,求祂就加以拦阻。……所以,读者们,请看:我并非是受了闵斯特人,或是任何煽动性的宗派的影响而服事主,这一点不过是人揑造出来的谎话。我虽然是不配,但却是因为受了这些乐意跟随基督和祂的话去行的弟兄们的规劝。他们敬畏神,过悔改清洁的生活,用爱心服侍邻舍,忍耐背负十字架,寻求众人的好处,盼望那些人能得着救恩,爱慕公义和真理,恨恶不义和罪恶。他们绝对不是人家恶意附会所说的宗派,而是实实在在活得满有能力的见证人,是真正的基督徒。虽然不为人所知,却是深信基督的话是真实正确的,并且祂那毫无玷污圣洁的典范,也是纯全没有瑕疵的。

    “就是这样,我这个可怜的罪魁得着主的光照,撤底悔改,逃出了巴比伦,进入了耶路撒冷,至终负起这艰巨崇高的任务,因为上面提及的人不停地请求,我的良心也催迫自己,……因为我实在领会到这极大的饥渴和需要。……我将身体和灵魂,都交在主的手中,将自己交付在祂的恩手中,就开始(一五三七年)教导人,照着神的圣言,给人施浸,尽自己的一点点的恩赐,为主作工,建造祂的圣城和圣殿,把失落了的石头搬回原来该摆放的位置。因着我们与真正信徒的交通,和这些忠心的弟兄们的工作和帮助,我们这一点微小的事奉和教导,就给全能伟大的神所使用,在许多城市和国家内,见证了这个真正悔改的福音,也印证了他那满带着恩惠和能力的话语,也叫人看见了荣耀的教会,那不可摧毁的教会,不但使许多骄傲的人谦卑下来、不洁的人得了洁净、醉酒的人苏醒过来、贪婪的人变为慷慨、凶残的人变为仁慈,心中没有神的人也敬畏神;还叫他们因为这荣耀的见证而忠心奉献财物,甚至流血牺牲,这一切都是我们到如今天天都能目睹的。这些事,肯定不可能是假教训所能带出来的果效和现象,因为神不会借着假教训作工。如果不是出于全能者的话语和大能,这些果效亦不可能在这么沉重的试炼和苦难中存留那么长久。这些信徒心中满了基督所应许给属祂的人的厚恩和智慧,完全彰显了神的性情,以致那些自称为基督徒而且是满有学问的著名神学家,和那些流人血的暴君,(愿神怜悯他们!)只好蒙羞后退,没法在这些不屈不挠的英雄和基督的见证人面前站立得住。他们对付信徒的唯一武器就是放逐、酷刑、火烧、或杀害,这些都是那古蛇在我们荷兰多处地方从开始就用的手段,每天都是这样。”

    “你们请看!这就是我们所接受的呼召和信仰,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果效。可是,我们因此竞遭受诽谤和仇视。神的众先知、使徒和忠仆的事奉,有没有带来同样的果效,我们不敢遽下判语,留待其它的人说句公道话吧!……只要这邪恶的世代肯听我们的话,(其实不是我们的话,而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又肯敬畏神,依从祂的话去行,世界就一定会大大的改观,一定会比目前更好、更活出基督。我感谢我的神所给我的诸般恩惠,使我爱慕并盼望将世人从他们无法无天的景况中抢救出来,使他们归服基督,我就是要流血牺牲也是甘心。

    “……借着主的帮助,我盼望没有任何人可以指责我贪图安逸的生活。我没有金银、也没有财富,我也不爱慕这些东西,然而有人竟存心不良,强说我比别人都多吃肉,多喝酒。……那将我买赎回来,又呼召我事奉祂的,祂认识我,也知道我不求富贵,不贪恋地上的宴乐和享受。我只求祂的称赞,只愿自己得救,也愿多人得救。为此,我要多受苦楚,和弱妻幼儿一起挨受一切的惊险、压力、愁苦、贫困和迫害,经过了十八年之久,我仍旧一贫如洗,朝不保夕地忍受着各种危险和灾难。对了,当牧师们高卧在软床上时,我们却要静悄悄地缩在隐蔽的角落;当他们在宴席上尽情吃喝、撤夜笙歌之际,我们却要提心吊胆地过活,担心席上的宴客随时会来抓我们;当他们备受颂扬,誉为博士大师的时候,我们却要忍受人家咒诅我们的各种称呼,就如‘重浸派’,‘角落传道人’,‘骗子’,‘异教徒’等;末了,当他们正享受高薪厚禄,过着优裕的日子时,我们从他们手里接过来的待遇却是烈火、刀剑、和死亡。”

    “我的读者们请看:我这可怜人就是这样在焦虑贫困、愁苦和死亡的阴影下,不停地忠心事奉主,直到如今,而且盼望因祂的恩慈,得以尽此余生继续事奉下去,将荣耀归给祂。我和这些真诚的同工们,在这种艰苦危险的事奉中所寻求的,可以凭我们工作的本身和它的果效得出评价,但我要再一次请求有心的读者,为了耶稣的缘故,用爱心接受我这一篇有关我蒙光照、悔改蒙召的自白,并且从其中得着教训。我写这篇自传,实在是出于无奈,目的在使敬畏神的读者明白事情发生的始末,因为我到处受牧师们的恶意诽谤,诬指我是一种激烈教派所呼召按立的。你们这些敬畏神的人啊!请在细读以后才下评语吧!”

    门诺西门奉献他一生来传道,探望那些因受逼迫而分散各地的信徒,把他们再召聚一起,建立教会。他在荷兰劳苦作工,直到一五四三年,被人指控为不法之徒,当局悬赏缉拿;如有人加以包庇,就必纠以同罪;如果告发而令他被逮捕归案的,就是犯人也可获从宽减刑。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离开了低地国家,经过好几年的飘泊,历尽艰辛,结果在和勒斯坦(HOLSTEIN)的弗勒斯信堡(FRESENBURG)获得阿弗尔德伯爵(COUNTALEFELD)收容保护。这位贵族不但接待他,也收容了大批受迫害的弟兄。他获悉这些无辜者所受的不平和折磨以后,深受感动,以极大的爱心接待他们。弟兄们不但在他那儿安居工作,还享受敬拜的自由,因此在武司顿弗尔德(WUSTENFELDE)和附近的地区,建立了不少教会。在弗勒斯信堡,门诺能自由写作,还可以自由出版;这些出版物迅速分发各地,有一部份流入那些国家的统治当局手中,使好些不分皂白镇压信徒的人,渐渐的明白这真道,因此逼迫也就放缓下来,信徒得以享受一点敬拜的自由。后来门诺就在弗勒斯信堡平安去世(一五五九年)。

    移居和勒斯坦的人,在该地创设了新工业,为该地带来繁荣,可惜后来的“三十年战争”将这些建设全部摧毁了。

    马贝克(PILGRAMMARBECK)在一五四二年写了一本小册子,记叙当时弟兄们的教训和生活。不错,弟兄们在某些见解上容或有分歧,但从这本小册子中,我们知道他们如何忠实真诚地去领会圣经,并切实的活出来。虽然马贝克对信条的表面奉行极其看重,但弟兄们所常受人指斥的罪名,却并未见载于小册子内。作者在小册子书名中说明是为一切真诚相信、敬虔良善的人而写的,叫他们得帮助和安慰,指示他们圣经内有关受浸和主餐的教训。

    作者在书中引用了不少经文支持他的论据,然后下结论说:“上面既已说明了我们对受浸和主餐的领会、意见和信念,在结束本文前,要在此再覆述一下这两件事的用途,尤其是要说明一下设立受浸和主餐的目的。基督耶稣不但在教会中要人承认祂的名,他也要借着教会叫人认识祂,目的是要祂在全地上受属祂的人的高举和称颂,因此基督除了吩咐人传祂的福音以外,还吩咐人行这两件事:受浸和守主餐,好使教会能维持那外在的纯正与圣洁。如果我们领受那真正的亮光,就知道基督的教会,是要借着三件事来表明的:真正的传福音、行正确的浸、和真正的守主餐。如果真正纯全的基督徒教会不如此行,或缺少了其中的一件,教会就不能坚立和持守外面的见证。

    “如果要召聚信徒,开始和坚立神的教会,就必须要传扬那真正、纯全的福音,这就是向人撒出的生命之网,因为世人深陷于世界的淤泥中,就如禽兽一般。照本性而言,他们是可怒之子。那被网或钩救出来的,(网和钩是指福音之道),意思是说:当他们听见福音又坚定相信的话,他们就能出黑暗,入光明,就有可能由该受咒诅的可怒之子的地位,改变成为神的儿女。就如彼得所说,这些人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就是基督的教会,因为基督的教会,就是真正相信的神的儿女们的聚集,为要颂扬神的名,只有信徒能在其中,因为人的本性不能明白属神的事,只有真理能叫他们明白基督,对他生出正确的信心。除此以外,圣经并没有指出别一条途径,所以必须由传讲神的话和听道开始,使人认识神和祂那圣洁的教会,又把人召聚起来,这一切的信,都是源于神的话。信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圣洁的教会的肢体。……”

    “建立教会的第二件事,就是神圣的受浸,也就是进入圣洁教会的入门。照着神的命定,除了受浸,人不能进入教会。因此,凡被接纳进入那圣洁的教会的,就是进入信基督的人的聚会的,都必须是向魔鬼和世界死的,也是与一切世界的荣华,肉体的邪情私欲、和今生的骄傲断绝关系,拒绝和舍弃这一切,然后他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纯全的真道;这样,他才能奉主的名受浸,归入耶稣基督,因着悔改和相信,他的罪污就能得洗净,毫无玷污,并且完全顺服基督,与神同行。……这就是受浸所表明的,使信徒能有进入教会的具体表现,也表明圣洁的教会接纳了他。”

    “主餐的功用有二:首先,圣洁的教会中信徒能用守主餐而彼此联系,持守信仰的合一,保持基督徒彼此相爱的心;其次,所有不属圣洁纯全的教会的一切顶撞神的邪情罪污,能因此得以完全的脱离。”这本书的作者马贝克,原是个著名的工程师,生于泰罗,在该地曾负责重要的工程,因而获得政府领发奖状以示嘉许。我们不晓得他何时开始和弟兄们在一起,但在一五二八年,当他公开承认信仰时,就被剥夺了一切的荣誉。他曾著书述及这件事,说:‘我双亲笃信天主教,但我却脱离了天主教,改为传扬威登堡信徒所信的福音。但当我发觉在路德派福音工作的地方,信徒依然过着放纵肉体的生活,我就开始生出怀疑,而且失去了里面的安息;后来我就受浸,表明因信而顺服,专心寻求神的道,和他的命令。”他被迫放下了—切所有的,与妻儿流亡到国外去,家产全部充公,但他满有才能,因此无论到那里去,总可以维持生计。在史塔司堡,他负责建筑运河,把黑森林的木材运来,使该城繁荣起来。他性格完美,热心爱主,极得弟兄们所爱戴。当地的弟兄很多,属改革宗的布塞珥和加比多,都很钦佩他的为人真诚,和属灵的恩赐。他放胆传讲信徒受浸的道理,很快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甚至布塞珥也起来攻击他。不久他便下狱,加比多毫无顾忌,往狱中探望他。市议会经过冗长的辩论后,议决婴儿受洗并非不合乎圣经真理,于是下令马贝克在三四个星期内变卖财产,离开该地(一五三二年)。

    宗派主义,限制了信仰的纯全。有人强调圣经中某部份真理,某些从天上来的启示,于是人心里接受了,有了一定的反应。当人继续详细研究,并将这部份真理加以解释并传扬的时候,就叫那些接受这部份真理的人,深受其中的能力和丰富所吸引,而在此同时,真理的另一方面,或者说,启示的另一个看法,虽然也是在圣经里的,就不免似乎受到忽视,甚至有人觉得它与所强调的那方面的真理相违,于是为了维护所强调的见解,本来各方面均衡并重的真理,就不再被重视,人就把它轻忽地支吾过去,甚至拒绝不信。就是这样,基于一部份的启示,片面的真理,宗派就形成了。宗派也传道,也行真理,所以也有一定的用处。可是因为不能全面认识真理,也不接受全本圣经,所以那用处也属有限,所行的真理也不能均衡。宗派里的信徒,不但失丧了运用整本圣经的福气,也失去了和其它许多圣徒交通的机会。这些圣徒或能较全面认识真理,或在某方面偏重,并不一样,但结果使主的子民四分五裂,我们实在深以为憾,因为这些外表明显的分裂,实在使信徒间基本的合一昏暗了。然而在众教会中,信徒有自由强调各人所学习或经历的,也不失为颇有价值的事;甚至宗派间为了高举真理的不同角度而彼此冲突,结果激发了信徒去深入研究圣经,发掘其中蕴藏的真理。可是,这种冲突如果持续下去,以致破坏了彼此相爱的心,那么损失就太大了。可是,还有一个情况,是比宗派分争更糟的,那就是强制性的合一,或是漠不关心的联合。

    克立夫(CLEVE),宇力(JULICH),卑尔(SERG),和马可(MARK)的约翰公爵(DUKE JOHANN)曾下过一道命令,其中的规定是这样:“虽然大家都知道应该如何对付重浸派,……但我们现在与科伦大主教发出联合声明,好叫没有人可以说不知情而推搪。从今以后,凡给人重新施浸,或接受重浸的人;又凡相信婴儿受洗并无意义,或如此教导人的;这些人统统要处死,以示惩诫。……同样地,凡认为在圣坛上所举行的最可敬的圣礼中,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并不真正存在,认为这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这样的人,我们也不会放过,必须要放逐出境;如果三天之内,他们还不离开,就要受刑,……所施的刑罚,就要如我们所公布用以对付重浸派的一样。”接踵而来的事,就是将信徒烧死、溺毙、或斩首;这一切的经过,均有记录可查。

    在科伦,教会秘密聚会的房子建筑在城墙上,有两处进口,方便信徒在房子受搜查时可以尽快逃出。一五五六年,德乐赫尔(THOMAS DRUCKER VON IMBROEK)——一个非常虔诚和满有恩赐的教师,年仅廿五岁。在被捕后,在几处不同的塔堡内囚禁过,受尽折磨,但他始终不肯放弃信仰,结果被斩首。他在狱中写成的美丽信札和诗歌,和他坚守信仰的遭遇,在弟兄们中间传诵一时,后来还印刷成集流传甚广,大大激发了真理的传扬。他在狱中时,妻子写了下面的诗句劝慰他:“亲爱的朋友,你要持守纯正的真理,不要惧怕。你知道自己立下的誓言,你要接受十字架,因为基督自己也曾走过这条路,使徒们也跟随了他的脚踪。”德乐赫尔殉道,并未叫科伦的教会丧胆。一五六一年,又有三位弟兄被淹毙;接着那一年,又有两位弟兄被捕,其中一位被淹死,另外一位在将受死刑前忽告减刑,遭放逐出境。信徒继续聚会,一直到一五六六年,其中有一位信徒出卖他们,向官府告密,结果房子受包围,全体信徒被捕,姓名全给登记下来,然后分囚在不同的监牢内。马提亚所尔法斯(MATTHIAS ZERFASS)自动承认自己是信徒中的教师,始终坚守信仰,受了不少酷刑,仍然忍耐到底,后来给斩首。他在狱中写了下面的一段话:“人在我们身上施酷刑的目的,是要我们说出我们当中作教导的人的姓名和地址。……他们又要我承认他们是属基督教,又要同意婴儿受洗是合理的;但我紧闭嘴巴不说话,只将自己交托给神,默默地忍受一切,心中想到主曾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现在看来,我还要受许多的苦,但一切的事,都在主手中,我也只求祂的旨意成就。”

    后来当局又下了一道命令,说:“要将这些宗派所有的头目、教师、传道人等,都抓起来,……当地官府要派出探子,侦察在篱笆后及围墙内的活动,尤其是要在重要的节期来临前,或连续有月亮的晚上,就要格外留意他们秘密聚会的地方。”

    可是,在一五三四年,闵斯特大主教写信给教皇的时候,还一再提及重浸派信徒所作的美好见证。

    科伦大主教纥耳曼五世(一四七二——一五五二年),也感到罗马天主教会内亟须改革,于是发奋图强,进行改革。他本人也是惠特(WIED)和伦克尔(RUNKEL)的伯爵,帝国选侯,十五岁就出任科伦的座堂首席牧长,不久便被立为大主教。他心地善良,思想开明,深得佃户们所爱戴。但他对狩猎的兴趣,多于教会的事务,而且对神学和拉丁文也没有多大研究。他反对路德,尽毁路德的著作;他辖下的宗教裁判所,也定过两位殉道信徒的罪,但他也深知人民无知迷信,忽略教义,而教会又受了无知的教士所控制,身居国外的地主又吸收了大批进账。他也目睹主餐受到亵渎,又见劝导堕落的教士们回转到正典教规的一切努力均已落空,于是他和教会内高层人士中的有志之士商议过后,开始试图以伊斯拉谟的理想来进行内部改革,但努力终于失败。他又得布塞珥和墨兰顿的帮助,尝试在教会内进行福音性的改革,可是遭到由耶稣会修士简尼修所组织起来的教士、与及大学和科伦市内的人的联合反对,结果又功亏一篑。他见自己孤掌难鸣,心灰意冷之下,便辞去大主教职位,隐居到自己的田庄里。

    当时有一个人,始终不与罗马天主教沾上关系,也没有附从路德派和改革宗,却又不是重浸派当中的人。他是个西里西亚(SILESIA)的贵族,名叫士文克斐特(KASPAR VON SCHWENCKFELD)(一四八九——一五六一年),给本国和国外的人很大的影响。他从事于和日耳曼小国的生意贸易,从来很少留意圣经。但在他三十岁的那年,被马丁路德的“神奇妙的号筒”唤醒了,决志顺服在“那临到他身上的神恩惠的真光”中,成了西里西亚宗教改革的“灵魂”。不久以后,他就不得不批评路德的教训中的一些论点,最先指出的,是有关主餐的教训。为此,他受到路德恶毒的抨击,路德又运用势力,将他排挤,作为外人和异教徒  看待。但士文克斐特一直都承认自己在属灵的认识上,从路德那儿领受了不少;而在经过多年所受到从路德和路德派牧师那儿而来的攻击后,他依然劝告那些同情他的人说:“让我们为他们求告神,因为日子快到,那时他们就必与我们在一起,在我们的主基督面前,承认自己的愚昧。”

    士文克斐特最喜欢读圣经。他计算过,如果每次读四章,一年内就可以把圣经从头到末读一遍。起初的时候,他就这样定规自己每天读四章圣经,但后来他学习让圣灵管理他,引导他,不限制自己每天读多少。他说:“全本圣经的总和,就是基督。……整本圣经的主要目的,是叫我们能完全认识主基督。”对他来说,相信圣经的准确,又相信圣经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并非仅是一种古老不可靠的教规,而是使他能不断在圣经里有新发现,有无穷的享受;这种相信,也绝不是旧有的迷信,反而是新式的进步。他形容自己读圣经的情况如下:“沉思、探索、钻研、详读、覆读、咀嚼、默想、反复思想、仔细澈底思想。”“因为圣经要向相信的人启示其中纯全的宝藏,尤如珍珠、金银宝石。”他提出下面这条“安全规则”给解经的学者:“如果碰到发生争辩的经文,就要把经文全部上下文一起研究,以经证经,又以全部印证个别经文,彼此作出比较,找出应用的意义。不能单凭个别经文的外在意思,要根据整本圣经的主旨。”他又研读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不但参照路德所译的圣经版本,也参照那本《古老的圣经》(重浸派所用的)和通俗拉丁文译本。研究结果,他找到了不少在新约圣经中所引用的旧约经文的解释秘诀。他决心在信仰上和实际生活上,完全顺服圣经的引导,并说:“如果我们有所不明白的,就不要指责圣经,只能怪自己无知。”

    在他受圣灵光照后八年,他又有了另一个经历,影响他余下的一生。这次经历以前,他所热衷的,不过是传扬圣经和路德主义。但这一回他有了更深的经历以后,往日在理智上所领会的,就转而为心灵里的完全折服。他明白了从天上来所给他的呼召,深深得着救恩的确据,将自己完全献给神,作个“活祭”。他一面深感罪孽深重,一面又明白了基督借着死和复活,为我们成就了全备的救赎。这一点领会,使他全人全心俯伏在神面前,完全顺服他,使他得以自由活出神的旨意。

    他不但发现圣经所给我们的成圣与称义的确据,也给教会明显的指引。他说:“如果要改革教会,我们就要根据圣经,尤其是要根据使徒行传,因为其中记载了教会初期的样式,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才是神和主基督所称赞和悦纳的。”他发现在使徒时代和接着的世代中的教会,是个荣耀的教会,不仅是限于某一个地方,而是在多处出现的。他怀疑这种情况是否已不复存在,因为他说:“圣经只认明那些承认基督为元首,又肯将自己交给圣灵管治而得着各种属灵恩赐及知识的人。”主耶稣随己意分给各人属灵恩赐,因而运行在全教会中,也运行在个别的聚会中。在这些聚会中,圣灵的恩赐显出来,为了叫众人得好处。同一的圣灵将分别不同的恩赐,在各肢体的身上显明出来。圣灵能绝对自由运行;有人受圣灵感动站起来说话,那正在说话的弟兄就当停止不说。众教会并不可能完全没有瑕疵,总会在不知不觉中让假冒为善的人偷了进来,但一经发觉,众人就要将他们逐出教会。士文克斐特不能承认改革宗是个教会,因为大部份受洗的基督徒并没有基督的灵,行圣礼的时候也没有神的恩惠同在。假如那些传教团体不借取耶稣基督众教会的地位,他也会乐意接受他们的帮助。他说:“国家教会其实只是退步到旧约圣经时代那样程度的组织。”

    他还说:“无疑地,所有基督徒都是蒙召去传扬他的主救主耶稣基督,宣扬那召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并要在万民面前承认他的圣名。”凡不承认信徒的祭司职份的,就是限制了圣灵的工作。“假如在保罗的时代,他们只准许那些有职位的人传道的话,基督教信仰能传扬多远呢?福音又怎能传扬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信徒们当中有部份人被选召出来担负特别的事奉,不是经过众人的研究、选举、或按立,而是由于圣灵的启示和显明,  “印证了基督与他们同在,并显明他的恩慈、能力、生命和祝福在他们身上。”既然“他们是单单由神呼召和差遣,他们就领受了基督百般的恩惠,满有能力的事奉,并且有圣灵同工的确据,因此就有人得了拯救,人的心灵也得了更新,基督的国度也得以建立起来。”“信徒听这些身为属灵领袖的使徒讲道,他们百听不厌,因为他们从讲道的人身上,享用了神的能力,得着灵食,正如主基督所说过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约13:20)。从来不会有未悔改相信、行为不清洁的人,可以做合宜的牧者,而能带领教会长大,管他是博士或教授,都无济于事;就算他能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或能口若悬河地讲道,也没有用处。”“有人说:人品和职位,是两回截然不同的事,所以当主教、神甫、或牧师的,都可能是个恶人,他一样可以占一席位,讲解圣经,甚至可供圣灵差遣,这种理论,与圣经及基督的定意,大相违背。”“这究竟算是哪一等事奉?教导人的,自己心中竟然不受教导,……不相信自己所教训人的。换句话说:就是言行不一致。事实上,根据新约圣经样式的事奉、使徒的教导、和主基督自己所留下的榜样,言行必须是一致的。”

    有关受浸这方面,士文克斐特的见解,是认为受浸不能使人得救,人可以不受浸而得拯救;可见,士文克斐特明了受浸的意义,指出凡承认主名及相信的人,都该受浸。襁褓中的婴儿既然不可能分辨相信与否,他们就不该接受洗礼。

    士文克斐特却并没有参加进重浸派的人中。他承认他们是敬畏神的信徒,和那些对宗教漠不关心的人,大有分别;他们行为正直,虔信真诚。但他批评他们墨守成规,虞浅无知,而且也像其它许多人一样,把圣洁坚忍的弟兄们,与那些介入农民战争,和闵斯特人那种作风的狂热信徒,混淆不清。他声称他认识那些第一代的“浸礼派”的人,还把在农民战争中因煽动罪名被杀的闵次尔曾(MUNTZER)的为人,详细的形容出来。他又形容胡伯迈尔那类信徒,是跟随韩斯纥的。其实前者曾极力反对韩斯纥那种极端偏激的教训。他曾覆述一个有关韩斯纥在狱中自尽的传说,但又说明有些人认为他并非蓄意自杀。他称一般人所称“重浸派”的信徒为“韩斯纥派浸礼教徒”。他又述及有人写信告诉他一些关于“重浸派”的不雅的轶事,其中有一则还是来自一位刚脱离“韩斯纥派”聚会的人,但他对这人的信仰,不大恭维。他批评他们对罪、白白的救恩、和救恩的确据,都没有深入的认识,尤其是未有领会使徒教会那完美的样式。他说:“他们被自己的聚会接纳以后,马上便自以为是神的圣洁子民,是神从万民中拣选出来的,是纯全没有瑕疵的教会。……可是,在他们当中,很难找到圣经所形容的那些满有圣灵恩赐的模样,也没有像基督教会那样的华美。”对于他们来说,基督教会的标记,就是表面上可见的正统信仰,因此他们的特色,就是一种不合乎圣经真理的论断人的精神,和属灵的骄傲;“他们自满于自己的成就,因而把一切不同意他们主张的人,就是不接受他们的浸礼,和不参加他们的聚会的人,一概给予定罪,认为他们不配与神的圣徒相交,认定他们是在撒但势力下的人。浸礼派信徒,就算满有信心,与司提反一样,又满有圣灵和属天的智慧,也算不得甚么,因为他们过份拘泥于小节,也太自骄自满。”他们在自己聚会中擘饼纪念主,看重主餐和受浸,过于那些更重要的内在实意。“假如你们参加他们的聚会,一定以为他们是神的子民,因为他们在外面确实是表现得十分敬虔。”但是他指出,在圣经比喻中的法利赛人,也比文士更有敬虔的外貌;他接着又加上一句话说:“我们并不是批评浸礼派或修士们的外在敬虔,可是,光叫人去受浸是不成的。”他又指出他们辖制个别信徒的良心,拘泥于习惯、衣饰、及其它外在的规矩;他也反对他们对发誓、战争、和政治参予的主张。然而,在一大群人中,就算他们是基督徒,总会有一些缺点和错误的。“重浸派”最受人批评的是思想狭隘和墨守成规,可说是他们一点不足之处,也是一些更乐意寻求神心意的人所经常反对的。士文克斐特最反对人家对他们加以迫害。他说:“我很乐意谅解他们当中那些敬畏神的人。”他又常提醒那些听他讲道的人,重浸派中也有真正的基督徒;他们虽然缺少属灵的知识,里面却有神的生命,他为他们在苦难中仍有喜乐作过见证,说:如果他们果真是煽动份子的话,自有政府去对付他们;别人不该迫害他们。他又说:他认为他们爱好和平,并未怀煽动挑拨的阴谋。

    士文克斐特殷勤传道作工,在西里西亚的信徒日渐增多,开始在立尼兹(LIEGNITZ)一带聚会,成为附近信徒的敬虔典范。因为当时多人误解主餐,士文克斐特只好暂时停止主餐,指出应该如何守主餐才有意义。他的理论极具影响力,甚至立尼兹的路德派的牧师,也效法他的做法(一五二六年),于是引起许多人抨击士文克斐特,认为他的处理未免太轻率。其实他这样做的原因,正好相反,他极其重视守主餐的意义,盼望因此能带出教会的合一。他曾说:“啊!巴不得我们在神面前,真正活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的实际,以爱彼此联系,合而为一。……唉,可是直到如今,我们的实际,始终赶不上当年初期教会的表现,始终不能像当日信徒那样,彼此同心合意。”“但是,我们要坚守基督那使我们释放的自由,不加入任何人为的宗派,也不离弃那宇宙性基督教会的真理。我们不要受任何形式的捆绑,要一心持定耶稣基督。”……“我心中唯一的愿望和心志,就是帮助每一个信徒,去认识基督的真理。基督和他的圣灵是分不开的,我不要信徒因我而分门别类、或因我而使他们离开基督。……既然现在有四个自称教会的团体,就是:天主教、路德派、慈运理派、和浸礼派(或称毕克派),而他们彼此指斥,路德派又抨击慈运理派,和那些狂热教徒。有人不免就要问:究竟他们是否都是真正的基督教会?若不然,那么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呢,让人可以去参加而蒙福?……在此情况下,我们只好用彼得的话回答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是主所悦纳。’(徒10:34、35)。……所以,尽管这些教会彼此指责排挤,那些行为正直、生活圣洁的信徒,在神眼中始终不会被掉弃。……虽然我本人直到如今未有参加任何教会,……我却从来不轻视任何教会、任何信徒,任何作带领的,或教导人的。我只愿自己能服事属神的儿女,与每个热心寻求神和真诚爱基督的信徒为友,为弟兄;……因此我求神在一切的事上带领我,帮助我,使我能依照使徒的教训,正确地辨别诸灵,尤其是耶稣基督的灵;又教导我,使我能印证,又能分别一切的事,持守一切正确的真理,好叫我在这信徒分裂,彼此分门别类的情况下,能以在基督里以清洁并稳固的良心,去认识真理与合一之道。”……“我在真理里面的自由,不是人人都会同意的。……有人因此说我行为古怪,……许多人对我多所怀疑。……但神知道我的存心,……我不主张……宗派。借着神的帮助,我盼望自己不会破坏信徒彼此间的和平相处。”……“我宁愿死,也不要破坏任何的好事,因此我没有完全依附任何宗派或教会,好叫自己能照神的旨意,靠着祂的恩典,不沾染宗派,服事众信徒。”

    士文克斐待的教训,和他所建立的教会,日益兴旺,引起费迪南德皇帝的注意。皇上认为他蔑视主餐,迫令他离开本地(一五二九年)。他失去了一切的名誉和地位,三十年之久,飘泊各地,路德派教会指他为异端份子,多方迫害,叫他到处流浪。但他所到的地方愈多,接受他的教导的人也愈多,尤其是在德国南部的地区,那儿的统治者,甚至有给他庇护的。在士文克斐特的教导下,这些信徒并不承认是教会,恐怕被人误会他们是与其它的团体划了界线,失去服事他们的机会。他们甚至停止施浸和擘饼,等侯更好的时机,同时他们祈求主,盼望在主再来以前,圣灵再一次浇灌他们,使他的教会合一。他们的本份,就是借着读经、探望,和各种见证的方式,为那大日子预备圣徒,又借着传福音,带领更多的人悔改信主,同享那将要显明的荣耀。

    可是,他们为了避免惹起困难而停止施浸和守主餐的行动,不但不能帮助弟兄们,反而成为他们的软弱,幸而那些弟兄们都能一直凭着信心,继续实行圣经中有关教会的教训,正如当日使徒时代教会所行的。其实这些属灵原则如果实行出来,不但不会使他们成为宗派,使他们与其它不和他们在一起聚会的基督徒分别出来,反而会成为所有信徒彼此交通的根据,也是他们同与基督相交的根据。

    士文克斐特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论浸礼派弟兄于一五四二年印发的新单张”,责难那些聚集成为教会、施行浸礼和擘饼的信徒。于是马贝克和其它的人,联合发麦声明。覆文题目长达八十三个字,以问答应对方式,答复士文克斐特的问难。答案共有一百个。其中马贝克及其它弟兄们说:“有人指斥我们拒绝承认那些不同意我们的浸礼的人为基督徒,又说我们指责他们否认基督,引人入了歧途。这些指责都是不对的,我们不会论断那些不照基督命令受浸的人,也不会因此定他们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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