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M705 来华宣教士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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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705 来华宣教士略传 魏外扬
以中文写成的来华宣教士传记并不多见，而两百年来，来华宣教士的人数何止成千上万，这本小书中，仅仅整理出其中八位的故事，这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衷心期盼能够藉此引发读者的兴趣，继续阅读更多相关的资料。
教材内容正文 前言
第一课 一马当先——马礼逊
作业：第一课 一马当先——马礼逊
第二课 由上而下——丁韪良
作业：第二课 由上而下——丁韪良
第三课 心系内地——戴德生
作业：第三课 心系内地——戴德生
第四课 华中使徒——杨格非  
作业：第四课 华中使徒——杨格非
第五课 医疗传道——钟爱华  
作业：第五课 医疗传道——钟爱华
第六课 展翅上腾——李岱尔  
作业：第六课 展翅上腾——李岱尔
第七课 边疆之爱——杨宓贵灵  
作业：第七课 边疆之爱——杨宓贵灵
第八课 学生之光——艾得理  
作业：第八课 学生之光——艾得理

前言
我喜欢阅读宣教士的传记，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对人们的爱心、对工作结果的盼望，常令我敬佩和感动。身为中国人，我当然更喜欢阅读来华宣教士的传记，也从他们身上学习到许多宝贵的功课。他们教我信心的功课，因为他们面对的环境与经历的艰困，可以说比我所面对的严重。他们教我认识中国，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将自己的一生，埋在中国的一个角落，一个连地图上都没有标明的地方，而我从他们留下的文献中，彷佛亲自来到那里，认识到属于那里的事物。总之，他们是我穿越时空的好友，是我天路历程的良伴。
可惜以中文写成的来华宣教士传记并不多见，甚至像马礼逊、戴德生等这样重要的人物，我们能读到的，多半还是中文翻译的版本。而其它许多同样重要的来华宣教士，他们的故事则根本没有任何中文书刊可供参考，我想这是华人教会的亏欠，也是华人信徒的损失。两百年来，来华宣教士的人数何止成千上万，我在这本小书中，仅仅整理出其中八位的故事，这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衷心期盼能够藉此引发读者的兴趣，继续阅读更多相关的资料。
戴德生留下一段名言：“假使我有一千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If I had a thousand pounds, China should have it. If I had a thousand lives, China should have them. ）说得真好，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他接下去的几句话：“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我们会为祂做得太多吗？”（ No! not China but Christ. Can we do too much for Him? ）我相信这也是所有宣教士的心声，使他们甘心献身于中国的动机与动力，是来自基督的爱与托付，而不是单纯出于人道与善意。如果我们不曾体验基督的爱，恐怕我们很难相信这些故事的全部。

第一课 一马当先——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十九世纪素有“宣教大世纪”之称，欧美基督教会纷纷成立各种性质的差会，差派宣教士远赴异邦，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实践基督留下的“大使命”。
主爱中华，在这个宣教大世纪开始之初，就将一个沉重的负担与呼召，放在英国基督徒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心中，使他有勇敢和坚忍的心志，来到封闭排外的中国，克服诸般困难，奠定了在华宣教的基石。这本介绍来华宣教士的小书，当然要从马礼逊说起。
一、译圣经
马礼逊于1807年来华，1834年病逝于广州。他的坟墓在澳门，墓碑上特别推崇他生前的三大伟业：译圣经、编字典、办学校。本文也就将重点放在这三件事上。
马礼逊来华的首要使命就是学习中文，并将圣经译为中文，经过十二年的努力，在米怜（William Milne）牧师的协助下，包括旧约与新约的全本圣经，终于在1819年底译成。手稿送到马六甲英华书院，以传统木刻雕版的方式印制，于1823年完成，命名为《神天圣书》，并由马礼逊带回英国，亲自呈献于英国圣经公会1824年的年会中，这自然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
然而，这并不是英国圣经公会年会中出现的第一本中文圣经。在前一年（1823年）的年会中，另一位英籍宣教士马殊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主持翻译的中文圣经已经从印度送到，拔得圣经中译史上的头筹。
从翻译工作完成的时间看，马礼逊是在1819年，早于马殊曼的1822年。但是马殊曼、克理威廉（William Carey）、华威廉（William Ward）组成的所谓“雪兰坡三人组”（Serampore Trio），他们位在印度雪兰坡的宣教站，多年来以翻译各种亚洲圣经译本为目标，拥有丰富的经验与先进的设备。他们采用铅字活版印刷技术，当然在印制速度上远非马礼逊所能及，因此在印出与呈献上，正好都比马礼逊快了一年。
为了完成译经大业，马殊曼与马礼逊两人所投入的心力、劳苦都不容置疑，但由于秉持的理念不同、身处的环境不同（马礼逊在当地、马殊曼在外地），他们译本呈现的风格颇为不同。米怜牧师是马礼逊译经工作的主要西国同工，他负责翻译旧约的历史书部分，以及乔布记，可惜他在1822年病逝，来不及看见第一本中文圣经的出版。他在离世前几个星期写给马礼逊的信上说：“藉上帝之助，你已完成一件大事——将必扫荡他们的庙宇，毁坏他们的偶像，改变他们的生命，拯救许多人的灵魂。”这些话一定让马礼逊大得安慰，也可以作为献给历世历代译经使者们的颂词。
二、编字典
对早期来华宣教士而言，学好中文有多么困难？米怜牧师曾用幽默的方式来回答：“人要说会中文，身体需铜造，肺腑需铁制，檞木为头，钢簧为手，有鹰儿的眼，使徒的心，玛土撒拉的长寿。”马礼逊既非铜身铁肺，五十二岁的寿数也少得连玛土撒拉（九百六十九岁）的零头都不到，却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不但将全本圣经译成中文，还编出一部大规模的英汉字典，造福后来的学习者，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单是这项成绩，就足以令人由衷敬佩了。
马礼逊字典的英文名字是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分为三部分、六大册，合计将近五千页。第一部分中文名为《字典》，是按部首排列的汉英字典，共有三册。第二部分中文名为《五车韵府》，是按声韵排列的汉英字典，占两册。第三部分是按英文字母排列的英汉字典，只有一册。
其实马礼逊最初的构想，还不仅是编一部字典，而是编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大辞典。后来因为进度太慢，到了第一部分的后两册，就大多简单地解释字义而已，不复有大量搜集词句的情形。有学者评论说，中国传统字书中的例句，都从经史文献而来，较少俗话俚语，马礼逊字典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收录了大量的日常用语，保留了属于民间的事物与观念。
为了编字典，马礼逊采购了许多中文图书，现在这批中文图书存放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称为“马礼逊文库”。而马礼逊为了译圣经与编字典这两大文化工程，不惜付出极大的代价，在他所写的信件与日记中，就不时流露出欣喜与痛苦交织的心情。例如，在给差会的报告中，他写道：“我希望我在幽闭禁锢中的工作，对于传播上帝的真理给中国数以亿计的人，会有些效用。一想到这里，心中就快乐了。”又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现在致力于翻译及编纂中文字典，这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我的勇气与毅力几乎支持不住了。——我的手已极疲倦，执笔不易。假使我可以锄犁换掉笔杆，则我的健康必然较佳。”
印刷出版这套皇皇巨著也是个难题，幸而东印度公司极为肯定这部字典的价值，不但提供印刷的资金，还由英国派专人到澳门来主其事。全部字典终于在1823年印妥，四开本，印制七百五十套，除公司留下一百套外，其余六百五十套都归马礼逊所有。马礼逊除将一部分赠送教会、亲友外，其余的则委托英国、法国、印度、马六甲、澳门等地书局或朋友销售。每套定价二十英镑，虽然不是一笔小钱，但出版三年以后，存书不到五十套，可见销售状况相当不错。此外，在他生前，这套字典已被翻译成日文，成为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管道。
除了这部字典，马礼逊对于中国语文还有其它许多贡献，例如他着有《通用汉言之法》，这不但是马礼逊最早的中文著作，也是第一本有关中文文法的专书。他还编了《广东省土话字汇》，则是一本广东话的字典，有助于外国人与当地人的沟通。
三、办学校
马礼逊是一位非常有远见的人，当他日复一日在广州、澳门，埋首于译圣经、编字典之时，已经想到在东南亚设立一个宣教基地，如此在等候中国开放的时候，也可以着手进行许多准备的工作。米怜的来到使这个构想得以实现，1815年米怜、梁发等人进驻马六甲，而英华书院也在1818年创立。
英华书院的规模虽不大，但理想却崇高，是以沟通东西文化及实现全人教育为目标。马礼逊、米怜都是对中国文化有相当了解与尊重的宣教士，所以这所学校收中国学生，也收外国学生，学习的课程有中学，也有西学。它不是一所狭义的神学院，而是以成为一个东亚研究中心为目标。对于这种比较自由开放的文化、教育理念，他们所属的差会难免有些犹疑，所提供的支持也有所保留，因此马礼逊个人的捐赠，才是学校得以成立与维持的主要原因。
马六甲英华书院从1818年创立，到1843年迁往香港，根植马六甲的时期为廿五年。前后七任校长，皆为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宣教士，依序为米怜、宏富礼（James Humphrey）、高戴维（David Collie）、修德（Samuel Kidd）、汤雅各布布（Jacob Tomlin）、伊云士（John Evans）及理雅各布布（James Legge）。其中多半也具有汉学家的资格，例如高戴维翻译四书；修德回英国后出任伦敦大学首位汉学教授；理雅各布布翻译四书五经、出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更是一位西方公认的汉学大师。
书院的教师，西学由宣教士担任，中学则由华人学者担任，不一定是基督徒。除这两大学术系统外，也聘请马来文、泰文、越南文、甚至日文的教师，充分表现出兼容并蓄、多元文化的特色。
学生主要来自马六甲当地的华人家庭，人数不多，初创时只有七位，以后维持在二、三十位，最多时达到七、八十位。学生年龄并无严格限制，有一份名录显示，从十三岁到三十五岁都有。西籍学生不多，但像后来出任校长的宏富礼、高戴维等人，也曾出现在学生名录中，可见有教无类是书院的一大原则。马六甲居民中，华人只是少数，但书院学生仍以华人为主；华人中绝大部分以闽南语为母语，但书院仍坚持以官话为主流，这些安排都反映出马礼逊、米怜的共识：这所学校是为中国、为将来而设的。
马六甲时期的杰出英华校友，华人、西人都数得出几位。华人校友，如梁发是文字事工的先驱、第一位华人牧师；何进善是第二位华人牧师、香港名人何启的父亲；袁德辉是钦差大臣林则徐的首席英文秘书。西人校友，如宏富礼、高戴维先后担任母校校长；美国人亨德（William Hunter）投身中外贸易，并着《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等书，为早期中外关系留下珍贵纪录；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是马礼逊的儿子，克绍箕裘，可惜英年早逝。
马六甲是一个美丽而安静的港口，英华书院坐落于海边，想必也是一个景色怡人的好地方。从留下的素描写生看来，校舍整齐有序，活动空间充足。据校友亨德的回忆，校园中遍植花木、果树，盛产榴莲、山竹、芒果、香蕉、菠萝、红毛丹等水果，看来学生们很有口福。当然最令亨德难忘的，不是这些水果，而是宣教士老师及师母们的爱心，待他如同父母一般，令这个十几岁远离家乡的少年人饱得温暖。
书院中除教学设备外，最重要的就是印刷部门。马礼逊知道，印刷是能够突破中国对外封锁的利器，不断印刷、不断分发，福音总可以找到传进中国的机会。英华书院中有许多员工全力投入印刷工作，印中文的，也印英文的、马来文的书刊。第一份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早在书院成立前的1815年就按月出刊了。马礼逊、米怜合作译成的中文圣经《神天圣书》，当然更是书院最光荣的产品。
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华书院于1843年迁往香港，1844年改为英华神学院，办学理想与性质已与马礼逊、米怜领导时期有异，终于在1856年停办。停顿五十多年后，1913年复校，直到今日。其实，除了香港英华书院直接承袭马礼逊的办学理念外，后来中国沿海地区出现好几所以英华为名的学校，也可视为马公精神的延伸。如厦门鼓浪屿的英华、福州的英华，都为中国近代教会与社会培育出无数人才。
四、迎接两百周年
马礼逊于1807年来到中国，2006年的第七届华人福音会议，在澳门这块福音初到之地举行，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智而富于历史意义的决定。华人教会分担普世宣教使命的时代已经来到，时常缅怀如马礼逊这般的宣教先锋先贤，必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智慧与勇气，写下中国使徒行传最新的一章。
作业：第一课 一马当先——马礼逊  
思考题
1. 马礼逊除了译圣经，为什么还要编字典、办学校？
2. 试谈马礼逊的三大伟业对当时以及后世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
3. 我们当今的宣教事工，可以从马礼逊的工作重点中得到什么借镜？

第二课 由上而下——丁韪良
William A. P. Martin, 1827-1916
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年出版的宣教史册上，保留了一些极为珍贵的老照片，其中我最喜爱的，就是一张三位老人的合影。拍摄日期是1905年四月底，地点在汉口。相片中的三位老人，中间站立的是杨格非（Griffith John, 1831-1912），左边坐的是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 1827-1916），右边坐的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 1832-1905）。这时候他们三位的年龄加起来是二百二十五岁，丁韪良最长（78），杨格非其次（74），戴德生殿后（73）。不料一个多月后，戴德生在长沙去世，反倒是在后的在前了。
我喜爱这张照片的原因，除了缅怀宣教先贤之外，也因为这三位资深的来华宣教士，正好代表三种不同的宣教路线与典范，值得我们学习与省思。以下三课，就按照他们来华年份的先后，介绍这三位各焕异彩的宣教英雄。丁韪良年纪最长、来华最早、在华也最久，当然从他开始。
一、宁波十年
丁韪良是美国长老会一位牧师的儿子，大学与神学院毕业后，带着新婚夫人来到中国。宁波是美国长老会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区，由麦嘉缔医师（Dr. Divie B. McCartee）在1844年所建立。1850年丁韪良夫妇来此时，已粗具规模，不但有教堂，还有学校与印刷设备。丁韪良学习语言的能力很强，很快就学会宁波话，而且可以用流利的宁波话讲道。听众对他的讲道反应热烈，常在离去时发出“听道比看戏还有趣”的赞叹。后来他将讲稿汇集而成《天道溯源》一书，广受欢迎，从1854至1912年，该书以中文、日文和韩文印行了三十余版。在1907年“广学会”举办的一次投票评选活动中，《天道溯源》被选为最佳中文著作。
宁波时期最令丁韪良难过的事，或许就是与资深同工麦嘉缔之间，因年龄、性格及宣教策略上的歧异，无法同心配搭。例如，丁韪良十分看重以拼音方式书写宁波话，麦嘉缔则认为此事无关紧要。对于要求受洗者的考核，丁韪良较宽松，麦嘉缔极严格。丁韪良主张重用本地信徒为助手，麦嘉缔对此则颇感疑虑。又如，对于God一字的中文译法，丁韪良主张用“神”字，麦嘉缔则主张用“上帝”。这场来华宣教史上，争辩多年而最终无法统一的论战，也在宁波同一个差会的弟兄中造成隔阂。还有，对于太平天国的兴起，丁韪良寄以厚望，并曾私下前往访问，但中途遇到阻碍而折返。麦嘉缔与太平天国虽也有接触，但持保留态度。
凡事起头难，宣教事工尤其如此。美国长老会在宁波最初二十年的努力，先后参与的男女宣教士共计二十四人，结果受洗的中国成年信徒正好也是二十四位，进展缓慢可以想见。而在教会墓园中，宣教士及其子女的墓碑却一块块竖立起来。
虽有这些遗憾，宁波十年对丁韪良而言，仍然是充满祝福与值得回忆的经历。虽然后来他住在北方的时间比南方长得多，但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他花在回忆南方时期的篇幅，竟与北方时期不相上下，可见他多么珍惜这最初的十年。不过在此同时，他也看见中国的需要，不仅在于领受基督信仰，也在于培养一种新的世界观，而介绍国际公法、科学新知，以及投身教育工作，就成为他此后努力的方向。
二、译介国际公法及西学
丁韪良首次参与的外交工作，就是担任美国使团的翻译人员，参与签订英法联军之役后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条所谓的宗教容忍条款，就是丁韪良与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两位宣教士悉心斟酌字句下的结果。
英法联军之役后，丁韪良开始翻译国际公法为中文，他选用惠顿（Henry Wheaton）的原著，是当时最新和最通用的国际法名着。惠顿是美国著名律师，后来被派往欧洲担任外交官达二十年，回国后任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万国公法》译出后，丁韪良透过美国驻华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引介，将其上呈清廷。恰巧1864年，普鲁士在中国领海内，截获丹麦商船，发生争执，总理衙门援引《万国公法》中有关则例，据理力争，终使普鲁士将所截获船只移交中国。于是总理衙门资助大量刊印，颁发各省督抚官员备用。除翻译最新的西文著作外，丁韪良也到中国古籍中，挖掘类似国际法运作的事例，编成英文的《中国古世公法论略》（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China），由汪凤藻译为中文。
丁韪良在华六十六年，好学不倦，著述不辍，除国际法外，也广泛地介绍各类西学。例如《格物入门》，由丁韪良自着，而非翻译，共分为七卷。卷一为水学，卷二为气学，卷三为火学，卷四为电学，卷五、卷六为力学，卷七为格物测算。该书出版后，受到士大夫的欣赏，并很快传入日本。
又如《西学考略》，是丁韪良应总理衙门之请，趁回美国述职之便，游历英、法、德、义等七国，观摩教育制度，考察科技新知，以供中国参考。该书分为二卷，上卷为丁韪良游历各国的散记，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社会的全貌，包括自然风光、名胜古迹、文化生活、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教育状况和国际关系等，堪称一部袖珍百科全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在介绍爱迪生发明多项电器后，特别提到西方国家的专利制度，是对发明者的保障和奖励。“国家设有专利，每创一器准照独售，不惟在本国得享其利，在他国亦得请照，故格致家既着令名，往往可以致富，盖国家护庇而鼓舞之也。”这段话也许是专利制度首度在中国提及，格外值得注意。下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西学的历史，从古希腊学术讲起，一直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包括哲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动植物学。第二部分关于西方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
三、掌教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
1863年丁韪良正式进驻北京，希望从中国的首都，从中国社会的顶层，展开由上而下的宣教事业。之后不久，就在英籍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大力赞助下，设立了一所名为“崇实馆”的学校，该校绵延至今，就是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学。但这所学校当时未能获得差会的重视，无论是要求增派师资，或在校内附设小型博物馆的计划，虽经丁韪良再三提出，均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然而，这所当时看似经营失败的学校，却在将近一百年后，对差会提供莫大的回馈。在1997年出版的《美国长老教会在华宣教史》上，记下这样一段动人的故事：
在1950年代之初，差会收到一张一百万美元的支票，寄发者是一位匿名的中国人。他自称是北京崇实馆的毕业生，该校由丁韪良在1864年设立。他为所接受的教育感恩，因为使他得以从事进出口贸易，并因而致富。他发觉宣教士们将黄金岁月付诸异乡，往往落得退休后无处栖息。于是差会用这笔奉献为退休的宣教士建屋，就是座落在加州Duarte的Westminster Gardens。（308-309页）（注：该庄园至今仍在使用中，已服事过一千一百名宣教士，据该庄园的网站记载，这位中国商人的名字可能是Frank Shu。）
丁韪良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最大贡献，应是先后出任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这两所国立教育机构的总教习。
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最初只是清廷为因应外交需要，训练翻译人员的机构，后来逐渐提升目标，成为培育国家人才的基地。仅就清末民初的外交舞台观之，同文馆的毕业生中，担任出使大臣或驻外公使的就有七位。丁韪良先是应邀在同文馆教英文、国际公法，后来出任总教习达二十五年（1869-1894）之久。总教习的职务大抵相当于后来大学的教务长，举凡课表的制定与实施，对教习的监督与稽查，各项定期考试的执行，统筹编译教材等等，都在他的权责照管之下。
1898年清廷在维新运动的高潮时期，设立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丁韪良又被聘为总教习，等于扮演首席外籍教育顾问的角色。不过，丁韪良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时间只有三年多，期间又经历戊戌政变与庚子事变等动乱，因而他对京师大学堂的影响远不如同文馆大。
庚子事变后，他又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请，前往武汉任两湖大学堂总教习，也因此才有机会与杨格非、戴德生两位老朋友，在汉口拍摄本文起首所提及的那张相片。
四、北京使馆历险
1900年夏天爆发义和团事变，丁韪良也身陷北京使馆区内，度过了五十多天被围困的惊险日子。一生在中国推动国际法的老者，却亲尝中国罔顾国际法而带来的苦果，他心中的失望与愤怒可以想见，也因此他在事后的言行确有一些不当之处。例如，事变后他回美国一趟，上岸时刻意穿着被围时期所穿的一套衣服，肩上还挂着防御时所使用的枪枝，果然引起旁人的好奇询问。又如，他在书中公然建议，向清廷索取海南岛作为立足点，以增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这样的言论，难免会受到后人严厉的谴责。
但是丁韪良并未对中国绝望，也不想留在美国与儿孙团圆，当中国的邀请再次来到，他立刻再度束装来华，终于老死中国，葬在北京，并创下外籍宣教士在华长达六十六年之久的罕见纪录。
五、由上而下的宣教策略
基督教在华宣教策略向来有两条路线的说法，就是以“内地会”戴德生为代表的大众路线，也就是以最快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让最多中国人信主，一切只为抢救灵魂，其余皆无关紧要。另一条是以“广学会”李提摩太为代表的精英路线，也就是透过教育、出版等长期性的经营，赢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的世界观，为接受福音铺路。丁韪良所选择的，当然也是这种由上而下的宣教路线，而且表现得可圈可点，成就非凡。
其实宣教是针对全人的工作，不宜勉强划分路线，更不该一味排斥异己。无论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只要不是异端，都应心系神国，彼此包容。试看戴德生与丁韪良二人，一度为祭祖问题的立场不同，在1890年上海的宣教会议中针锋相对，却在宣教生涯的黄昏时刻，一起出现在老照片中，这真是一幅令人感动的画面。
作业：第二课 由上而下——丁韪良  
思考题
1. 丁韪良认为中国当时的需要有哪些方面？
2. 他如何实现“由上而下”的宣教策略？
3. 当今的宣教士可以从丁韪良身上学到什么正反面经验？

第三课 心系内地——戴德生
Hudson Taylor, 1832-1905
十九世纪来华宣教士中，名气之大，影响之深者，莫过于创立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戴德生牧师（Hudson Taylor, 1832-1905）。内地会诞生于1865年，不过二、三十年间，已跃居来华宣教的第一大差会。然而戴德生的影响并不限于中国，因为内地会所奉行的信心原则，例如不募款、不举债、无定额薪资等等，都成为后来许多信心差会的典范，因此戴德生不仅被称为“中国内地会之父”，也被视为“信心差会之父”。本课中，我们以信心为线索，一起回顾戴德生的信心历程，相信必能从中获得益处。
一、信心的操练
从十七岁接受基督救恩后，戴德生就预备自己远赴中国宣教，开始操练自己的信心和适应力。他搬到赫尔（Hull）城内臭水沟旁的公寓生活，甘愿忍受污秽脏乱的环境。他学习过俭朴的生活，将省下的钱救济穷人。有一晚，他去探望一户贫病交迫的人家，在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后，终于将身上仅有的一些钱全部留给他们。想不到第二天早晨，在吃过最后一碗麦片粥之后，邮差送来一封信件，寄信人不详，字迹也不熟悉，但邮包里掉出的一枚钱币，正好是前晚给出的四倍，这不但使他免于挨饿，而且经历到信心的优厚报酬。
戴德生在赫尔的哈迪医生手下见习，哈迪医生十分和善，只是相当健忘，往往延误发薪水的日期。戴德生为了操练信心，决定不直接提醒他，而是靠祷告求上帝来提醒他，因为他想将来到中国后，人地生疏，也只有上帝可以投靠。有一次，哈迪医生果然忘了按时发薪水给他，口袋告急的戴德生只好每天为此祷告，终于有了回应。就在最不可能取得现金的星期六晚上，哈迪医生突然主动地把一笔临时收到的款项付给他，不但解除了他的窘境，也再一次操练他对上帝的信心。后来内地会最常用的对联就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和“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戴德生还没离开英国，已经开始经历这两句话的真实可靠。
二、信心的决定
在中国传道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的差派下，戴德生于1853年9月启程，1854年3月抵达上海。这时候，太平天国引起的内战仍在进行，上海附近也动乱不安，但戴德生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单独或结伴到上海周围的内地去游历传道。由此他也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需要，而这片禾场是极为浩瀚的。
1860年，戴德生与在宁波结识的妻子回到英国，一面完成医学训练，修订宁波话的新约圣经，一面筹划成立一个专向中国内地宣教的差会。1865年春，他将中国的需要写成一本小书，《中国——属灵的需要与托付》（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向英国的基督徒发出急切的呼吁。6月25日，参加过主日敬拜后，戴德生独自在伯莱敦（Brighton）海边漫步，心中悬念远方千千万万未曾听闻福音的中国大众，灵里忧愁痛苦，不住祷告，终于决定踏出信心的脚步，成立一个以中国内地为目标的差会。他在圣经的空白处，写下这句话：为二十四位甘心而能干的工人祈祷。两天后就以中国内地会的名义，在银行开了一个户头，存入十英镑，一个信心差会就此诞生。
1866年5月26日，三桅帆船兰茂密号（Lammermuir）由伦敦码头开航，乘客除戴德生夫妇及他们的四个孩子外，还有加入内地会的十六位男女。这批内地会的先锋们，并无显赫的学历与社会背景，几位男士们多半出身于工匠行业，但他们与戴德生一样，都作了出于信心的决定，愿意成为上帝在中国所使用的贵重器皿。
三、信心的扩展
从一个默默无名、缺乏经验的差会开始，内地会秉持着信心的原则，事工快速扩展开来。最令人惊奇的是，每一次内地会发出增加人手的呼吁，都能在预期的时间内达到目标，而且在经费方面，虽不公开募款，却也不至缺乏。最初在伯莱顿海边提出的二十四位同工，很快就到齐了。1874年提出的十八人、1882年提出的七十人，以及1887年提出的一百人，每一次的项目，结果不但额满，还都略有超过。
1885年出发的“剑桥七杰”，更在英国造成极大的轰动。包括板球国手施达德（C. T. Studd）、划船队长司米德（Stanley Smith）、皇家炮兵军官何斯德（D. E. Hoste）在内的七位年轻人，绝大部分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个个家世显赫，竟然放弃令人羡慕的前程，同时出发去中国内地宣教。这种豪情壮志，不但在英国和北美校园中掀起一股宣教旋风，也将内地会的声望推向高峰。
这种在信心中扩展事工的经历，即使在戴德生离世多年后，仍在内地会的历史上不断重演。例如在1929年提出的两年内两百人项目，结果也有二百零三人获选成行。其实这时候的大环境，对于扩展宣教事工是非常不利的。在中国，排外的民族主义方兴未艾，宣教士大撤退的记忆犹新。在国际上，正面临全球性经济大恐慌，公私企业纷纷裁员。内地会却在此时吹起不退反进的号角，更显出这个差会在信心中培养出的非凡眼光与胆识。
四、信心的考验
戴德生的一生，以及内地会的历史，也都不断接受信心的考验，而更为茁壮成熟。戴德生弱小的身躯，常为病痛所苦，而亲人的夭折离世，更为他带来一次次巨大的打击。1867年，八岁的爱女病逝于杭州，戴德生相信，这是上帝这位园丁，从祂的花园中，撷取了祂所喜爱的一朵玫瑰。1868年，他们搬到扬州后不久，爆发“扬州教案”，多位亲人及同工在逃难中受伤。1870年，更大的考验来临，先是六岁的儿子在二月间病逝，然后在七月间，戴夫人产下一子，只活了十三天就夭折，几天后戴夫人自己也病逝，母子三人都葬在镇江。在这么大的打击下，戴德生再一次通过信心的考验，继续领导内地会前进。
在1900年的义和团事变中，内地会人员损失最重，共有五十八个大人与二十一个小孩死于刀下。已经六十八岁正在瑞士休养的戴德生得知恶耗后，精神几乎要崩溃，他说：“我不能看书，我不能思考，我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能信靠。”
五、信心的传承
信心不会遗传，却可以传承。戴德生的曾祖父母就是努力传福音的基督徒，曾与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同工。祖父母、父母两代，也都热心于宣教事工。早在戴德生出生前，他的父母已向神祷告，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去中国传福音。戴德生的岳父台约尔（Samuel Dyer），曾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也是一位早期的来华宣教士。他致力于改良中文活字，提高印刷效率，1843年病逝于澳门，葬在马礼逊墓旁。
至于戴德生的子孙，信主事主者不计其数，尤其是长子戴存仁这一房，每一代都有人献身于中国福音事工，直到如今。戴存仁（1861-1950）在烟台的内地会子弟学校教书，珍珠港事变后曾被日军拘禁在潍县集中营，1945年获释返英，1950年去世，享年89岁，在华时间长达六十四年。他的儿子戴永冕（1894-1978）也终身为中国教会而摆上，先后在河南、陜西、台湾等地，拓荒布道，建立教会，开办圣经学校，培育教会同工，1978年去世。他的儿子戴绍曾，1929年出生在开封，珍珠港事变后，姐弟四人都被关在潍县集中营，父母留在内地办圣经学校，音讯断绝，直到战后才全家团圆。从他的中文名字“绍曾”推想，家人对他的期望，是希望他能像曾祖父戴德生那样心系中国，为华人教会而努力，而戴绍曾果然人如其名，直到今日。他的儿子戴继宗，1959年出生在台湾，现在已成为台湾人的女婿。他也像名字“继宗”一样，继续事奉祖宗所事奉的神，继续关心祖宗所关心的中国。几年前，他与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戴承约，来到镇江戴德生的墓碑前，向神祷告，求那大大感动戴德生的灵，继续感动承约，盼望他也像先祖一样，愿意奉献自己的生命，在中国百姓中事奉主。
至于戴德生的妹妹嫁给海便雅悯（Benjamin Broomhall），牵出海家与中国的关系，也值得一提。海便雅悯不但热心公益，更维护公义，强调“公义使邦国高举”（箴十四34），投入反奴隶、反鸦片等运动不遗余力。后来出任内地会在英国的总干事，成为戴德生在国内强而有力的支持者。他的十个子女，有半数都加入内地会来华。长女嫁给剑桥七杰中的何斯德，也就是戴德生的接班人，内地会第二任总主任。次子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剑桥大学毕业后来华，九年后，因妻子健康问题而回英国，后来接掌内地会总部的文宣部门。他虽然视力极为不良，仍主编期刊，并写出许多内地会的历史与传记，功不可没。海家第三代的海恒博（A. J. Broomhall）医生，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来到四川西南部的昭觉，向居住在大凉山一带的彝族人行医传道，深受当地民众爱戴。更令人佩服的是，退休后的海医生花了十几年功夫，埋首于内地会的庞大档案数据中，写出一部堪称至今最完备的戴德生传记。这七大册的《戴德生与中国开放的世纪》（Hudson Taylor & China's Open Century），不知何时才有中文译本？戴家班、海家班，以及其它许多宣教家族，他们世世代代为基督与中国所付出的，更不知何时才述说得完全？
作业：第三课 心系内地——戴德生  
思考题
1. 试谈“信心”如何成为戴德生一生的主导？
2. 戴德生个人的信心又如何扩展为一个差会的信念？
3. 在我们今天的处境中，可以怎样传承、实践这样的“信心”？

第四课 华中使徒——杨格非
Griffith John, 1831-1912
老相片中的宣教三巨头，我们已经谈过代表精英路线的丁韪良，以及代表大众路线的戴德生，至于最后一位杨格非（Griffith John），我们姑且称他为区域路线的代表。因为他在华五十七年中，除了开头五、六年在上海外，以后的岁月都立足于武汉，专心耕耘这个区域的福音禾场。同时对于邻近的省份，像人口众多的四川，以及最为排外的湖南，也多次多方前往，尝试打开福音的通路。由于他来到华中的时间最早，驻留的时间很长，带来的影响非常之大，因此被称为“华中的使徒”。遗憾的是有关他的中文著述极少，在三巨头中似乎最被人忽略，希望透过这篇略传，我们对他能有较多的认识。
一、在家乡的准备
杨格非生在英国韦尔斯的斯温西城（Swansea），才八个月大就失去了母亲，由敬虔爱主的姑妈抚养长大。十八岁丧父，幸而得到亲友的支持，才能完成高等教育。在教会生活方面，因一位主日学老师的用心鼓励，他不但背诵了许多圣经，而且培养出胆量和口才。十六、七岁时，他已是韦尔斯一个颇有名望的讲员，经常接受邀请到各礼拜堂讲道，人称他为“那个讲道的孩子”。
后来他决志献身海外宣教，就入神学院接受装备，并加入著名的伦敦传道会，等候差派。不过他最初的目标不是中国，而是位于非洲东南方的马达加斯加岛，因他的岳父就是前往该岛拓荒的宣教士，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里。不料此时岛上发生动乱，宣教之门暂时关闭，而中国正有急切的需要，因此差会就将他们夫妇改派来中国。
杨格非身材相当矮小，为此在伦敦会举办的欢送会上发生一件趣事。与他同往中国而身材高大的韦廉臣（A. Williamson）走在前面，杨格非跟在后面，不料门警以为他是个来凑热闹的小孩子，于是将他拦住，不许他进入会场。在杨格非表明身分后，门警才放他通行，却忍不住在背后质疑说：“他们怎么派个小孩子到中国去呢？”这位鲁莽的门警当然不会料到，这个“小孩子”将会成为中国宣教史上的“小巨人”呢！
二、在上海的学习
经过四个多月的航程，杨格非夫妇与韦廉臣夫妇在1855年9月24日抵达上海。韦廉臣后来离开伦敦会，转任苏格兰圣经会驻中国的代表，并迁往烟台。1850年代的上海，汇集了一批极为优秀的年轻宣教士，他们在此一面学习，一面等候。在他们中间领袖群伦的，是资深而博学的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牧师。麦都思常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在中国打开更多门户，好分散你的众仆人。”他的祷告留给杨格非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要积极寻求将来的方向。到了1860年代，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结束，太平天国动乱也渐趋平息，中国门户果然更加开放，上海宣教士们分散的时机真的来到。有些北上发展，丁韪良从宁波北上京城就是一个例子，杨格非则选择溯长江而上，去华中开辟新的工场。遗憾的是麦都思已经在1857年离世，来不及看见他的祷告终于实现。
在上海期间，杨格非也像戴德生一样，常到附近地区游历布道。有一回与同属伦敦会的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结伴而行，在苏州被民众误认为是太平军的间谍而遭受攻击。多年后慕维廉在回忆这件事时，很幽默地指出，杨格非因为假辫子绑得不牢，所以一经暴徒拉扯就脱落，人也得以脱逃，他自己则因为假辫子绑得太牢而受了较多折磨。
三、在武汉的耕耘
1861年六月间，杨格非与伟礼逊（Robert Wilson）一起搭船前往汉口，杨格非在兴奋与感恩中发出赞叹：“这一条美丽而宏伟的河流，已经成为福音使者们的大道！”可惜伟礼逊到汉口后一年多就病逝，使得杨格非单独挑起拓荒的担子，几年后才有新同工来到。
杨格非是一个有眼光有策略的宣教领袖，在汉口、武昌、汉阳三镇都建立教会后，就开始向周围城乡发展。下乡布道难免会遇到危险，1876年的孝感之行，就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这一年过年后，杨格非与马根济医生（John Kenneth Mackenzie）二人，接受一位孝感信徒的邀请前往访问，不料却遭到一场几乎致命的攻击。数以百计的群众一路尾随，并逐渐由好奇转为敌视，对他们大声吼道：“滚回汉口去！杀死洋鬼子！”坚硬的泥块像骤雨般打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血流满面，幸而在几名中国信徒的护卫下，才得以脱身。回程途中，马医生继续为人治病，杨格非也继续对人讲道，并不因为遭受迫害而灰心。后来孝感教会十分兴旺，成为伦敦会在武汉以外的一大重镇，可见迫害往往成为教会的种子，古今皆然。
杨格非最看重讲道，他在家乡就以讲道著名，到中国后虽转换语言，仍不减其讲道的威力与魅力。无论是知识分子或贩夫走卒，都被他响亮的声音与活泼的手势所吸引，很少有人因不耐而中途离席。他也重视文字的力量，因此撰写许多书刊，并成立名为“汉口圣教书会”的出版社。此外，办学校、设医院、培育教会同工等事工一一开展，称得上是全方位宣教的典范。而杨格非时代创办的机构，如博学中学、仁济医院等，在湖北省现代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已为今日历史学家所肯定。
翻译圣经也是杨格非投注许多心力的事工。杨格非认为文言文对一般大众而言过于艰深，而官话又具有地域性的限制，因此他主张采用浅文理这种文体来翻译圣经。在中国同工的协助下，浅文理的新约译本在1885年出版，得到很高的评价。后来他又将这个浅文理译本，转译为一种较适合南方人阅读的官话译本。1899年爱丁堡大学颁赠博士学位给他，主要原因也是肯定他在圣经中译方面的卓著贡献。
在浅文理版新约圣经的序言中，杨格非向中国人推荐圣经的价值：“圣书所载之道，极其长阔高深，有威权可定人之本分，有智慧可解人之疑惑，有光耀可破人之蒙昧，有劝慰可释人之愁烦，有应许可起人之奋勉。深语之，虽贤哲莫能穷；浅语之，虽愚鲁亦可及。至于万有之原、生死之理、善恶之报、肉身灵魂之别、天堂地狱之分，并救灵魂之法，此书纪之详明。”句句珠玑，特抄录于此。
四、对湖南的期待
虽立足于武汉，以湖北为优先，但杨格非也期待福音能普及中国全地，特别是与湖北为邻的四川、湖南两省。1868年，杨格非与老友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结伴完成一次壮游，溯长江过三峡而入四川，转由陜西汉中回到武汉，路程八千里，历时五个月，实地考察风土民情，作为拟定宣教策略的参考。途经成都时，杨格非得了重病而奄奄一息，但他并不灰心，反倒表示：“若我死在这里，就葬我在这里，只要我的坟墓能激动别人来此宣教，则我死也甘心。”
湖南是当时排外、反教最激烈的一省，因此期待湖南人能改变态度，接受宣教士定居传道，一直是杨格非心头的悬念。从1879年到1904年之间，杨格非前后十一次进入湖南，亲身体验到当地官员和民众对传教士态度的转变。从以粪便、石块相待，到以轿子、锦旗迎送，其间真有天壤之别。1897年他第三次率同工前往湖南布道时，又被阻挡而无法进衡州城，只好在城外为十三名决志者施洗。遥望城楼，无限感慨，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四月六日，正好是我被按立为牧师四十二周年的日子，我将永远记得这一天。”直到1901年四月间，第七次去湖南时，他才感受到空前的善意，因而用充满感恩的心情，在报告中写下“湖南之门已开”（Hunan is open）这一句期待已久的话。
五、对中国的深情
杨格非在中国五十多年，中间仅回英国三次，而且每次都是因为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出现严重的问题，才不得不回去休养。1905年是他来华的五十周年，同工们为他举办盛大的感恩礼拜，这位华中使徒说出他对中国的深情：“如果上帝再给我五十年，我仍将都给中国。”他的两个儿子回英国读书，后来都在美国就业，父子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其中有一次，竟然间隔二十五年才见面，深藏的亲情也在陌生感中冻结，那真是一个令人情何以堪的场面。杨格非两次丧偶，幸有女儿回到中国，与同为宣教士的女婿和他作伴，才使他得享亲情的慰藉。
1911年11月杨格非在武昌起义的枪炮声中告别中国，回到英国后住进养老院，1912年7月26日离世。不论在中国或英国，对他的纪念并未立刻消逝。1931年是他的百岁冥诞，伦敦会在汉口新建一间礼拜堂，命名为“格非纪念堂”，就是今日位于黄石路上的“荣光堂”。1963年，在他去世五十多年后，他的故乡斯温西城特辟一座纪念花园，由市长与杨格非的一个牧师外孙一起剪彩，当地人都以本乡出了一位伟大的宣教士为荣。
作业：第四课 华中使徒——杨格非  
思考题
1. “小巨人”杨格非有哪些性格特点在宣教的一生中发挥作用？
2. 杨格非在华中地区五十年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3. 从杨格非的奉献与经历，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为现在的宣教士代祷？

第五课 医疗传道——钟爱华
L. Nelson Bell, 1894-1973
在讲述四位十九世纪来华宣教士的故事后，我们要开始进入二十世纪。有些人会以为，中国对于西方宣教士的猜疑、敌视、逼迫、杀害等负面反应，都属于十九世纪，而在世纪之交的义和团事件到达顶点。进入二十世纪后，宣教士应该可以告别悲情，得享天时地利人和的新环境吧！其实不然，二十世纪宣教士所面对的困难与挑战，丝毫不减于十九世纪，这在接下来的几课中可以得到证明。
医疗传道是宣教运动中最适合打先锋的团队，人们会质疑十字架的意义，但不会轻视手术刀带来的益处。从马礼逊以来，无数的医疗宣教士在中国对抗疾病，传扬福音。由于站在医疗最前线，接触细菌病毒的机会较多，他们所牺牲的健康与性命，也特别令人感动。这一课我们透过钟爱华（L. Nelson Bell, 1894-1973）医生的双手，来体会一个医疗宣教士，如何在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为主而活。
一、握住球棒的手
钟爱华生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商人家庭，家境小康，父母亲都是敬虔的长老会信徒。从高中时代开始，他就是运动场上的一颗明星，尤其是担任棒球队的投手，擅长投变化球，所向披靡，令他倍受瞩目。在他就读维吉尼亚州医学院时，有一支棒球队的经理请他签约加入球队，他答应了，不过在合约中声明他不在主日旅行及出赛，也获得经理的谅解。一年多后，他面临进军职棒大联盟和完成医学院学业之间的抉择，结果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因为他学医的动机就是为了成为医疗宣教士，这个在1911年底清楚临到的呼召，不容他在学医的道路上半途而废。
二十世纪初年，美国的大学校园被海外宣教的风潮所笼罩，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大学生签下愿往海外宣教的誓约，“我们这一代完成大使命”的口号成为最响亮的口号，“学生自愿海外宣教运动”（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成为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钟爱华不但个人回应上帝的呼召，还担任过全维吉尼亚州学生自愿宣教团契的主席，鼓励许多同学加入这个运动。
1916年医学院毕业后，正好美国长老会在中国淮阴清江浦的仁慈医院需要人手，二十二岁的钟爱华就带着新婚的妻子，由美国西岸的西雅图登船，经过十九天的航行，抵达上海，转往清江浦，展开为期二十五年的医疗传道生涯。
二、握住手术刀的手
美国长老会在淮阴地区设立宣教站，始于1880年代，是由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牧师所开拓，他的女儿就是以描写中国农村社会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Pearl S. Buck）女士。之后有家雅各布布（Jimmy Graham）牧师夫妇来到，他们也来自维吉尼亚州，后来成为钟爱华亦父亦友最亲密的同工。
仁慈医院创设于1890年代初，后来扩充到三百八十张病床，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长老会医院，为苏北稠密的农村人口提供质量并重的医疗服务。在钟爱华来此前，林嘉美（James Woods）医生已经打下良好的基础。钟爱华年轻、浪漫、富有创意，与较年长的林嘉美难免会有冲突，但他们也有共同的嗜好，就是阅读侦探小说。
当时苏北广大农村的头号敌人，就是一种名为黑热病（Kala-azar）的寄生虫疾病，致死率相当高，而且特效药非常昂贵，非一般人家所能负担。幸而有一位富有的德州商人Benjamin Clayton，他一向支持钟爱华在中国的事工，特地又为抗黑热病的药品奉献巨额金钱，才使得钟爱华可以在前线支撑下去。仁慈医院成为全球治疗黑热病最成功的医院，这位德州爱主商人不啻是幕后的一大功臣。
除黑热病外，另一股危害地方的势力就是土匪。掳人勒索的事件层出不穷，其中不乏肉票遭到割耳截肢的案例，钟爱华每次在处理这类的手术时，都不禁要为中国的动乱与苦难发出叹息。在1930年代，也有不少外国传教士遭到绑架，闻声（John W. Vinson）牧师遇害，就是最令钟爱华一家难过的个案。闻声与钟爱华同属于美国长老会，1931年深秋下乡访视教会时，落入土匪手中，成了所谓的“洋票”。不久后，这股土匪挟持着人质撤退，年长的闻声牧师因为刚动过手术行动缓慢，土匪因此就将他射杀后斩首。另一位美国长老会的海侔登（E. H. Hamilton）牧师在得知这个恶耗后，回到驻地徐州，百感交集，不到十五分钟就写下一首名叫“惧怕？有何可怕？”（Afraid? Of What?）的诗。这首诗传颂一时，后来又安慰了许多面临危险的基督徒。更难得的是在九年后，闻声牧师的一对双胞胎儿子，在美国毕业后同时回到中国事奉，其中学医的弟弟加入仁慈医院的行列，成为钟爱华得力的同工。回到亲人流血的地方，继续以爱心来浇灌福音的硬土，这正是无数来华宣教士的生命见证，也就是海侔登那首短诗最后一节所描写的情况：
    惧怕什么？
    生所未成，以死成全
    刚硬石地，用血浇灌
    使灵生长，如花千万
    有何可怕？
钟爱华在仁慈医院服务二十五年，中间经历过1927年严重的排外风潮，以及1939年清江浦沦陷于日军手中，然而这些风波与动乱都没有将他吓跑。尤其是在日本军刀的威胁下，他与家人不顾美国政府的警告，自愿留在清江浦服务，更显明他对上帝的信心，以及愿与中国人民同受苦难的爱心。
仁慈医院并未消失，她就是今日淮安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2002年该院庆祝建院一百一十周年时，有十几位来自美国的客人出席，他们都是当年宣教士的子孙，
钟爱华的大女儿、已经八十多岁的萝沙（Rosa Montgomery）也出席了这场盛会。至于2000年落成的淮阴教会新建教堂，约有四千个座位，墙上也有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钟爱华医生服务于仁慈医院廿五年，1916-1941，他与家人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基督徒的爱，永远值得纪念。
三、握住笔杆的手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许多宣教士纷纷离去，钟爱华一家，除了较大的两个女儿已回美国读书外，夫妻俩带着剩下的小女儿和儿子，选择回仁慈医院服务，带给淮阴人民极大的鼓舞。直到清江浦沦陷于日军手中一年多后，钟爱华分析太平洋战争不可避免，加上锺夫人身体亟需调养，才在1941年五月间举家返美。几个月后，珍珠港事变爆发，锺家再回中国的路也随之消失在烽火烟硝中。
回到美国后，钟爱华除了在家乡行医外，也迎向另一场属灵的战争。他忧心所谓的自由主义神学正在腐蚀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于是创办一份名为“南方长老会”（Southern Presbyterian Journal）的期刊，高举圣经权威，维护纯正信仰，影响所及，远超出宗派范围之外。接着，从1956到1973年，钟爱华在文字事奉方面更上层楼，担任“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的执行编辑，力抗自由主义神学，发挥导正纠谬的作用。他行文也像动手术一样，精简畅达，一针见血，极受各方重视。
1943年八月，钟爱华的二女儿路得（Ruth）嫁给葛理翰（Billy Graham）牧师，从此也为钟爱华增添一个光荣的身分与一份沉重的服事。随着葛理翰布道大会的规模越办越大，行程越来越多，钟爱华的支持与意见也越来越受到女婿的重视。葛理翰曾说：“我想上帝给我路得，是要让我得到钟爱华这位岳父。”这虽是一句玩笑话，却也透露出女婿对岳父的真心感激之情。
四、握住上帝的手
葛理翰在为蒲乐克（John Pollock）写的钟爱华传作序时指出，钟爱华的一生经历四段生涯，就是职棒球员、医疗宣教士、期刊编者以及葛理翰的顾问，而且他的每一段生涯都表现得可圈可点，精采无比。我们不禁要问：钟爱华成功的秘诀在哪里？我想答案就在：他的一生，紧握上帝的手，顺从上帝的引导，因此没有走错。他最喜欢也最常引用的经文就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三5-6）
单从在华的二十五年来看，钟爱华就多次面临留下与撤走的抉择，而他每一次都顺从上帝的引导，相信上帝所安排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事后看来，他每次都作了最合适的抉择。1937年在人看来该走，但上帝要他留下，因而经历到传福音的大丰收。1941年在人看来该留，但上帝让他离去，因而他们一家得以免受珍珠港事变后被关进日军集中营的折磨。
1973与1974年钟爱华与锺夫人相继去世，1975年十月葛理翰夫妇到台北主持布道大会，当记者问葛夫人在台湾有什么私事要办时，她说要去花莲（在台湾东部）订两块大理石，寄回美国作父母的墓碑。1980年，姐弟四人连袂回到清江浦寻根访旧，每人从故居带回两块砖头作为纪念。爱华情深，代代传承。
1971年钟爱华的传记《一个在中国的洋鬼子》（A Foreign Devil in China）出版，由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蒲乐克执笔。将来若有人将这本传记译成中文，我建议书名不要直译，而要更动一个字，译为《一个爱中国的洋鬼子》，那就更为传神了。
作业：第五课 医疗传道——钟爱华  
思考题
1. 钟爱华在淮阴清江浦从事医疗宣道二十五年，须面对哪些情况与问题？
2. 钟爱华为什么一生各阶段都精采，未走错路，这对于你有什么启发？
3. 一个竭诚为主的宣教士，对自己的家人后代、信徒同工、周围群众、后世的人可以产生哪些影响？

第六课 展翅上腾——李岱尔
Eric Liddell, 1902-1945
原谅我这么说，人间的历史并非绝对公平，有时也讲点关系和机遇。例如前一课的钟爱华，虽然为中国人付出这么多，如果他不是葛理翰的岳父，生前就有名家为他立传，死后又有基金会为他扬名，我们会知道他的作为吗？又如这一课要介绍的李岱尔（Eric Liddell, 1902-1945），虽然曾在奥运会上大放异彩，如果不是“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这部电影，拿下198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等四项大奖，我们会听到他的名字吗？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珍惜这些已经流传的故事，一方面也要想到宣教史上无数的无名英雄们，他们的名字其实已经记在天国的史册中，他们“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十四13）。
一、飞跃的苏格兰人
李岱尔的父亲原是一名苏格兰的杂货商人，后来蒙召加入伦敦传道会，差派到中国北方宣教。李岱尔出生在天津，从小与哥哥一起被送回英国受教育。在中学阶段，两兄弟在运动方面的表现就很杰出，几乎包办了全校田径比赛的前两名。进入爱丁堡大学后，李岱尔的跑步成绩越来越出色，参加各项比赛总是得到奖杯，被形容为“飞跃的苏格兰人”。其实李岱尔并未接受严格的跑步训练，他的跑姿令人不敢领教，头向后仰，双手向前划动，看起来很奇怪，这更显出他的速度是一种恩赐，非人力所能达到。
李岱尔本是拙于言词的人，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见证自己的信仰。然而从1923年四月他答应在一个聚会中作见证开始，就变得非常大方，口才也有进步。当时苏格兰的校园福音事工非常兴旺，运动场上表现优异的基督徒尤其受到学生们的崇拜，因此李岱尔藉跑步荣耀上帝，也带领许多学生归向基督。
二、坚持原则的奥运选手
李岱尔代表英国参加1924年巴黎奥运会，他最有把握拿金牌的项目应该是一百公尺，但是当他获悉这项比赛的初赛是安排在主日，就决定退出这个项目，而改为参加他一向实力较弱的四百公尺。对他来说，主日出赛是不对的，这个原则比金牌来得重要，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违背。
七月八日星期三，他先参加二百公尺决赛，得了一面铜牌。接下来四百公尺从初赛到准决赛，他的成绩都只能勉强过关，而其它选手则频频改写世界纪录，因此几乎可以断言他在决赛中也毫无问鼎希望。结果出乎众人意料之外，李岱尔在七月十一日下午四百公尺决赛中，不但获得金牌，而且缔造最新的世界纪录。他的成绩是47.6秒，比亚军美国选手的48.4秒要快出许多。这面意外的金牌化解了国人先前对他的不满，也使他在奥运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烈火战车”影片并不是教会团体为了表扬李岱尔拍摄的，而是一位英籍电影制片家生病休养时，偶然翻阅一本奥运史话，读到李岱尔的故事，佩服他坚持原则的勇气，于是决定拍这部似乎无利可图的电影。结果也像李岱尔跑得四百公尺金牌一样令人意外，这部影片竟然获得198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服装与最佳配乐四项大奖，也使得李岱尔的名字在他去世三、四十年后，再度响亮起来。可惜这部影片的剧情，在奥运会的高潮后就结束了，只有在片尾的字幕上交代：“李岱尔，宣教士，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死于日本占领下的中国，苏格兰同声哀悼。”至于李岱尔到中国后的情形，以及如何死于中国，我们就要从影片以外的数据去寻找了。
三、华北的宣教士
获得奥运金牌及爱丁堡大学文凭后，李岱尔继父兄之后，也到中国来服事主。二十世纪初年，伦敦会在天津办了一所新学书院，重视英语与科学，几百名学生中不乏显贵家庭的子弟，例如袁世凯的几个儿子也都在此就读。李岱尔于1925年夏天回到中国时，“五卅事件”余波荡漾，各地排外情绪高涨，学校正处于罢课状态，过了一阵子才恢复正常。李岱尔教圣经课与化学课，当然还有最拿手的体育课，带动中国青少年的运动风气。他保持对跑步的热爱，有机会也参加一些地区性的比赛。
有一次他到东北参加比赛，事先算好回程搭船的时间，于是雇妥一部出租车在运动场门口等候，准备跑到终点后直接跳上出租车去码头。没想到乐队忽然奏起优胜者的国歌，先是英国国歌，再是法国国歌，使他不得不立定等候，因而耽误了一些时间。赶到码头时，船刚开动，似乎已无登船的希望。就在此时一股海浪将船推向码头，李岱尔立刻快跑后奋力一跃，总算搭上了这班船。一位目睹经过的记者作了报导，英国一份杂志还画成漫画广为宣传，于是这追船一跳成为李岱尔轶事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则。
1930年代不但中国处于多事之秋，李岱尔个人的变动也接二连三。1931年返国述职进修，1932年在苏格兰按立为牧师，1933年父亲去世，1934年在天津结婚，妻子也是来华宣教士家庭的孩子。1937年日军开始侵略华北，也打乱了他们生活的步调，这一年年底，他将家眷留在天津，自己到萧张小镇投入乡村福音工作。萧张是他哥哥的驻地，他哥哥是医疗传教士，在此负责一所医院。教会希望李岱尔以萧张为中心，向四周平原进行巡回布道，并坚固各地的教会，因此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与中国农民一起生活。
这时的华北已经屈服在日军威吓下，布道工作更加困难，李岱尔小心行事，避免与日军产生冲突，但仍多次冒险抢救中国伤员，显出不惜为中国朋友舍命的爱心。有一年的大年初一，他去一个庙里搬运一名伤员到医院去就医，这个人为日军所害，已在庙里躺了五天，却没有任何人敢来照顾他。就是那些大年初一来烧香祈福的村民，看见伤者躺在一旁，也无人伸出援手。同一天，他又从一间库房里，送一名伤者去就医，这个人因为不肯向日军下跪，为日军凌虐，最后被弃置在库房里。后来这个从库房中被救出的人成为基督徒，他是个画家，送了很多画给李岱尔，李岱尔又将这些画转送给家乡的朋友。说不定今天在爱丁堡还能打听到这些中国画的下落呢！
四、集中营的光辉
随着局势日益恶化，李岱尔决定让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在1941年五月搭船回加拿大，他自己则留在中国继续牧养乡村的教会。然而到了1943年三月，他与许多在华北的英美国民，一起被送进山东潍县的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原是一个差会的宣教站，空间并不大，却要容纳大约一千八百名人员，拥挤与摩擦可以想见。
被拘禁的人员中，包括几百个来自烟台内地会子弟学校的学生，他们多半与父母分隔，特别需要长辈的关怀。我们在前面第三课提到过，戴德生的曾孙辈，戴绍曾姐弟四人也在其中，直到战后才与父母团圆。李岱尔也与家人分隔两地，特别能体会这些孩子们的失落感，因此特别关怀他们。他为他们补习功课，为他们安排聚会和活动，使他们能过较为充实的生活。有一次甚至放松自己的原则，让孩子们在主日进行运动比赛，他也在场边加油助兴。这些孩子们中间后来出了不少宣教士，尤其是去日本的宣教士，这或许与李岱尔在患难中仍坚持爱与饶恕的榜样有点关系。
集中营的成年人之间问题更多，不同的国籍、背景、性格，在恶劣的环境煎熬下，极易产生怨恨与冲突。李岱尔舍己助人的风范，赢得所有营友们的尊敬。有一位生性刻薄的营友，获释多年后写了一本回忆录，几乎骂遍营中所有人，唯独对李岱尔的评价非常不同：“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德性好到堪称为圣人的，而他（李岱尔）却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接近圣人标准的一个。……最让人难忘的，是他身上洋溢岀的幽默感以及生活中不时流露出的爱心。”
这样一个患难中众人的好朋友，却在1945年二月一个大雪纷飞的寒夜里，病逝于集中营，年仅四十三岁。脑瘤打败了他，使他没有机会见到在加拿大出生的第三个女儿，也使他没有见到几个月后侵略者战败投降。营友们为他举行追思礼拜，唱他最喜爱的诗歌“我灵镇静”，全营笼罩在深沉的悲哀中。
感谢“烈火战车”影片带来一阵李岱尔热，当年集中营的营友们尤其感到振奋，他们透过各方努力，获准在当年集中营的营址，就是今天潍坊市第二中学的校园里，树立一块纪念石碑，碑上选刻的经文正是李岱尔一生的最佳写照：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赛四十31）
作业：第六课 展翅上腾——李岱尔  
思考题
1. 神如何借着给李岱尔的特殊恩典与恩赐来彰显、传扬祂自己？
2. 奥运金牌得主李岱尔在华北服事主，表现出哪些属灵特质？
3. 我们平时可以怎样鼓励在主里默默耕耘的无名宣教士？

第七课 边疆之爱——杨宓贵灵
Isobel Kuhn, 1901-1957
中国是多元民族的国家，除了占绝大部分的汉族外，还有数十种少数民族存在，他们大多数分布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常常也是具有艺术禀赋的族群，当他们归信基督以后，就将艺术表现在赞美称颂真神上，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001年秋天，一位研究艺术史的专家来到云南西部的大峡谷，登上一个叫做里吾底的高海拔傈僳村落，聆听一场高山教堂里的音乐会。当数百位表情真挚而庄严的傈僳农民，唱出著名的哈利路亚大合唱，雄伟的声浪回荡在峡谷的夜空中，这位艺术史专家的泪水早已流满面颊。此曲只应天上有，边疆峡谷却得闻。这信仰、这歌声，不是属于少数人的，而是属于大部分村民的，不是仅属于里吾底的，而是属于大部分傈僳村落的。究竟他们是从哪里学来的呢？答案就在近百年来，上帝将边疆之爱放在许多宣教士心中，他们把这片大峡谷开辟成福音谷，改变了一个族群的命运。
这一课介绍的杨宓贵灵（Isobel Kuhn, 1901-1957）有“傈僳女使徒”之称，她从听见傈僳人开始，就梦想有一天要住进大峡谷，好将上帝的爱告诉他们。不过在前往大峡谷之前，我们会先在怀疑谷中看见她。
一、滑入怀疑谷
杨宓贵灵是爱尔兰裔的加拿大人，出生于多伦多，她后来取的中文名字，宓是娘家的姓（Miller），嫁给美国人杨志英（John Kuhn），所以冠夫姓成为杨宓贵灵。至于Kuhn为什么不采音译而姓孔或姓康，却成为姓杨，我想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的原则，因为傈僳人中姓杨的很普遍，所以“向姓杨的人，就作姓杨的人”。另一个来到大峡谷的宣教士杨思慧（Allyn Cooke）也一样，明明可以取姓古或姓柯等近音的字，他也宁可姓杨，因为他们都以姓杨为荣。
宓贵灵的父母都是相当热心的基督徒，因此她从小就熟读圣经，笃信上帝。不料在进大学以后，接触到五光十色的流行文化，她的信心开始动摇。尤其是有一位博学的文学教授，公然在课堂上嘲笑她的信仰，更使主修文学的她开始怀疑圣经与上帝。从此她课余沉迷在演戏、打牌、跳舞、看电影等娱乐上，不再关心灵魂的需要。然而表面上风光耀眼、自由自在，她的内心却失去平安，一场失恋更使她差一点走上自杀的绝路。
幸而在大学毕业前，她挣脱了“黑暗中的滑地”（耶廿三12），一步步重返信心的道路。这背后当然有亲友们为她代祷，但有趣的是，当时最触动她心弦的，不是圣经的话，而是中古时代欧洲诗人但丁的一句话：“遵行祂的旨意，我们才有平安。”当初一位不信上帝的文学教授引她走进怀疑谷，如今一位笃信上帝的中古诗人引她脱离，难怪宓贵灵后来要透过文学与写作来帮助许多人。
二、梦想大峡谷
大学毕业后，宓贵灵担任小学老师，过着安舒平静的生活，直到1924年在夏令会里见到从云南怒江峡谷回来的富能仁（James O. Fraser, 1886-1938）牧师，一切都改变了。贵灵坐在森林营地的教堂里，聆听富牧师详细介绍傈僳族的村寨景色、奇风异俗和信仰需要，一阵剧烈的感动充满她，当富牧师询问有没有肯吃苦的弟兄愿意去向傈僳人传福音时，唯一举手回应的却是宓贵灵姊妹。从此，到大峡谷去成为她清楚的呼召与梦想。
然而要经过整整十年的磨练与等待，贵灵才能进入大峡谷。第一个反对者居然是母亲，教会妇女宣教部的部长，经常鼓励别人的儿女出去宣教的人。而且反对的理由，“在国内找不到工作的人才去国外宣教”，“靠别人的救济过日子是一件丢脸的事”，完全不是一个基督徒领袖应有的想法。她总是威胁女儿说：“妳休想到中国去，我死也不会同意！”结果贵灵还没去中国，她的母亲就因癌症丧命在手术台上。不过在手术前夕，她母亲写信给一位朋友时，坦承自己做的都是草木禾秸的工作，女儿选择的才是上好的。
慕迪圣经学院毕业后，贵灵加入内地会，于1928年十月从温哥华启程来华。1929年底与杨志英在昆明结婚，后来育有一女一子。两人是慕迪圣经学院的同学，但由于个性差异颇大，因此婚后常发生冲突，甚至发生过两次贵灵离家出走的事件，经过双方努力学习反省与包容的功课，他们的婚姻才渐入佳境。
婚后贵灵一心只想赶快进入大峡谷，没想到差会当局另有安排，多年来一直将他们派在澄江、大理、永平等汉人为主的地方，直到1934年底，才让他们正式进驻大峡谷中叫做麻栗坪的傈僳村落。从开始梦想到美梦成真，中间经过十年的耽延，但是在贵灵心中，对傈僳人的爱却仍像十年前一样鲜活热烈。
三、开辟福音谷
最早来到大峡谷的宣教士就是富能仁牧师，他单枪匹马在傈僳族中事奉多年，还设计了一套拼音文字，为傈僳人翻译圣经。身为伦敦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出生于富裕的家庭，又是业余的钢琴演奏家，这样的一个文明人，却甘愿为基督来到远离文明的角落。1938年九月，这位可敬的“傈僳使徒”，因恶性脑疟疾病逝于云南保山，年仅五十二岁。
杨思慧夫妇是另一对献身大峡谷的宣教士，他们发现傈僳人热爱唱歌，于是教他们许多世界名曲。本文开头提到的里吾底教会，就是他们长期所牧养的教会之一，难怪可以将哈利路亚大合唱唱得那么动人。杨思慧相当长寿，1990年以九四高龄于美国去世。九十岁的时候，他每天还坐在特制的傈僳文打字机前，为傈僳教会编制圣经讲义呢！
杨宓贵灵居住的麻栗坪，距里吾底约有六天的路程。其实两地相距并不很远，但在大峡谷中旅行，经常要爬上爬下，行程就变得非常遥远。有一次贵灵为了医治牙痛，从大峡谷出发，费了九天的时间才到达昆明，医生说病毒已开始向脑部蔓延，如果再晚来一天，恐怕性命就难保。而这次就医还是在滇缅公路开通以后发生的，若在此之前，去昆明大约要花一个月的时间，医疗的协助就更难获得了。
杨宓贵灵最富创意也最有效果的宣教策略，就是举办一年一度的“雨季圣经学校”，利用六、七、八月的雨季农闲时期，分批召聚傈僳信徒，进行密集的圣经研习和各种造就课程，藉此装备本地同工，可以承担向本族及外族传福音的使命。第一次雨季圣经学校在1938年五月底举行，来了二十多位学员，成果丰硕。结业礼拜是在哈利路亚大合唱中结束的，可见麻栗坪教会与里吾底教会一样，也是一个充满赞美歌声的教会。由于杨志英经常出差，所以雨季圣经学校主要是由贵灵负责，也成为她最重视的一项事工。无论气候如何恶劣、教师如何不足、文具如何欠缺、局势如何不安、外人如何干扰，贵灵都借着祷告一一克服，雨季圣经学校培训岀一批批的基督精兵，为傈僳教会储备许多领袖人才。今天怒江大峡谷被人称为福音谷，傈僳村落村村都有教会，雨季圣经学校的毕业生一定在其间扮演重要的角色。
四、行过死荫谷
1950年三月，贵灵带着七岁的儿子冒着风雪翻过高山进入缅甸，然后辗转回到美国，与正在惠顿学院就读的女儿团聚。这个女儿才六、七岁大就与父母分离，被送到烟台的内地会子弟学校去，战时也进了山东潍县的日军集中营，战后才与父母在美国见面。那时已有六、七年不见，女儿接电话却听不出妈妈的声音，真令贵灵感到痛心。这次又是几年不见，但女儿已经长大，可以体谅妈妈的奉献与牺牲。更难得的是，这个女儿后来也加入海外基督使团，成为第二代的宣教士。
无论多大的挫折也无法熄灭贵灵对傈僳的爱，1952年夫妇俩重披战袍，加入泰国北部的宣教团队，对象当然包括散居于泰北山区的傈僳人。直到1954年发现罹患乳癌，贵灵的宣教生涯才被迫画下句点。在泰国的清迈动手术后，她被送回美国疗养。卧病的两年中，她的肉体虽然痛苦，灵命却健壮，文思也最丰沛。她奋力写作，将自己的信仰历程与宣教经验，坦诚地与人分享。单是在1956年，她就写完三本书，质量俱佳。她一生总共写了八本书，其中最具自传性的《寻》与《我成了一台戏》，早就有中译本，感动过无数的读者。
1957年五月，杨宓贵灵从人间的戏台退出，投入上帝的怀抱。杨志英想起她生前讲过的一句幽默话：“等我到了天堂，那里的人只会看到我的脚跟，因为我总是爬上金色的墙，看着下面的傈僳教会。”
作业：第七课 边疆之爱——杨宓贵灵  
思考题
1. 中国边疆的傈僳族人何以普遍听见了福音？
2. 杨宓贵灵从 “ 怀疑谷 ” 到 “ 福音谷 ” 服事主，经历了哪些挑战与困难？
3. 在偏远地区作宣教士，最需要具备的是哪些属灵特质？

第八课 学生之光——艾得理
David Adeney, 1911-1994
从某个角度来看，二十世纪可以说是学生的世纪，学生在世界各地的政治、社会、文化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赢得今日学生，赢得明日世界。”基督教会要完成普世宣教的大使命，也一定不能忽略学生福音事工。本课要介绍的艾得理（David Adeney, 1911-1994），他生平的年代几乎涵盖整个二十世纪，而他服事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的学生。他将福音的真光传给无数的中国学生，因此我们以“学生之光”形容他，并且选他为这本小书的压轴人物。
一、英国学生
艾得理生在英国一个宣教士家庭中，他的父亲前往罗马尼亚向犹太人传福音，母亲带着四个儿子留在英国。母亲的娘家非常富裕，但这并不影响她期望儿子们个个都献身宣教的心愿。后来四兄弟果然都成为宣教士，老大（艾得理）来中国，老二去非洲行医传道，老三也到中国，老四继承父志去巴勒斯坦向犹太人传福音。
艾得理在教会中学读高中时，受到一位即将去中国宣教的老师影响，阅读戴德生及其它宣教士的传记，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持续不断地为中国祷告，终于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去中国宣教。
1930年秋天进入剑桥大学后，艾得理很快就被选为剑桥基督徒团契的核心同工，负责宣教部的事工。他为有心赴海外宣教的同学成立团契，安排路过的宣教士与同学对谈，激起更多剑桥学生关心未听闻福音者的需要。大四那年，艾得理的影响力更超出剑桥的范围，全英国的校园福音团契邀请他加入执行委员会，这是很特殊的现象，因为其它的执行委员都是已经毕业的学生。他仍然负责宣教部门，也扩大成立全国性的学生宣教团契，以“遍传福音，候王再临”（Evangelize to a finish, to bring back the King.）为口号。1885年“剑桥七杰”掀起的宣教旋风虽已成为历史，但剑桥学生的宣教传统仍绵延不绝，特别在主修历史与神学的艾得理身上再次表露无遗。
二、美国学生
1934年九月艾得理启程来华，经过五个多星期的航行抵达上海，接着去安庆的语言学校学习中文，第二年被指派到河南省方城一带农村工作。七年的任期中，他娶了美籍宣教士德忠玉（Ruth Temple），生了一个女儿，由于是英国父亲与美国母亲合作的产品，所以取名美英。美英长大后也成为宣教士，到菲律宾去宣教。
1941年的述职，由于中日战争持续进行，估计暂时无法来华，艾得理就接受美国校园团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USA）的邀请，支持他们的宣教事工。他将重点放在东部的著名学府，如哈佛、麻省理工、耶鲁、普林斯顿等校，挑旺不少基督徒学生的宣教心志。如哈佛毕业的戴文波（Harold Davenport），二战期间为美国雷达侦测研究岀力甚多，战后前往回教世界带职宣教二十七年之久。又如耶鲁毕业的韩谟（Charles Hummel），他到日本协助建立校园团契，后来担任圣经书院的院长，以及致力于美国基督徒教授团契的服事。他坦承：“我在耶鲁的求学生涯，艾得理的榜样和劝勉，对我基督徒的生命埋下了最重要的影响。”
眼看美国校园团契已经上了轨道，艾得理举家转往英国接受内地会指派的工作，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的呼唤重新传来，他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年代（1946-1950）也即将来临。
三、中国学生
抗日战争迫使前线的大学纷纷迁往内地，成千上万的流亡师生来到后方，他们经历空前的灾难，对福音的反应非常热烈，信而受洗的人数大量增加。1945年七月，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基督徒学联会”）在重庆成立，由赵君影担任第一任总干事。艾得理接到内地会的派令，要他立刻去中国支持基督徒学联会的工作，为了争取时间，他搭乘从伦敦泰晤士河起飞的飞船出发。他可能是内地会历史上，第一个飞行上任的宣教士！
基督徒学联会的总部设在南京，全职干事约维持在三十人左右，中西同工都有，西国同工主要由内地会借调，除艾得理外，还有孔保罗（Paul Contento）、赖恩融（Leslie Lyall）等人。极盛时期，基督徒学联会在将近一百所大专院校中推动事工，带领近两万名学生归主。1945年七月在重庆，以及1947年七月在南京举行的两次全国性夏令会最令人难忘，与会学生中后来蒙神重用者为数不少，他们的事奉已成为华人教会极大的祝福。可惜时局剧变，西国宣教士被迫撤离，中国教会进入漫漫长夜的考验中，基督徒学联会的短暂历史也在苦难的洪炉中结束。
艾得理一家在1950年八月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又在美国校园团契服事六年，主要对象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这时他已有一个女儿、三个儿子，艾师母长期忍受丈夫在外旅行事奉，一肩挑起家庭的责任，更要接待川流不息的访客，幕后的辛劳主会纪念。
四、亚洲学生
二十世纪后半叶，亚洲国家进入竞争剧烈的年代，各国都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生人数大幅增加。艾得理在这关键时刻，以国际学生福音团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远东区总干事的身分重回亚洲，在许多地区推动学生福音事工，催生校园福音团契，十二年下来（1956-1968），为亚洲学生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在香港，艾得理将一批热心爱主的基督徒毕业生组织起来，于1957年成立毕业生团契，同年设立第一间福音阅览室，接下来发展中学生事工、夏令营、训练营、教师团契等，逐渐形成全面性的校园福音事工。他也鼓励有潜力的基督徒去接受更好的装备，例如苏恩佩去美国惠顿学院攻读文学，后来回亚洲在台湾、新加坡、香港各地推展文字事工，留下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台湾，校园团契的历史开始于一场戏剧性的重逢。1957年有一天，艾得理从台北搭火车去台南，在台北火车站遇到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查戴维。查戴维在南京参加过基督徒学联会办的夏令会，认得艾得理，两人在台湾重逢，惊喜万分。当火车抵达台南时，查戴维已经在艾得理的劝说下，决心投入台湾的学生事工。另一位受艾得理影响而出来领导校园团契的人物，就是张明哲教授。张教授早年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抗战时返国服务，迁台后历任高雄炼油厂厂长、台湾大学教授、科学教育馆馆长、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等要职。张教授中年信主，在台北的一所教会中热心服事，他最初对校园团契的发展颇有疑虑，主张学生事工应由教会承担，不必另立团契。不料在与艾得理恳谈之后，张教授不但立场改变，而且自己走上第一线，担任台湾校园团契执行委员会主席达二十年之久。
在菲律宾，艾得理向医学院毕业的马加力发出挑战，让他决定放弃行医，而接任菲律宾校园团契的总干事。此外，在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艾得理的影响力也都明显可见。为了打破亚洲国家间极易产生的隔阂，他也致力于增进各地学生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并传递跨文化的宣教异象。
卸下国际学生福音团契远东区总干事的职务后，艾得理投入一项新的冒险，就是担任新加坡门徒训练中心的第一任主任（1968-1976）。第一期的十几位学员来自亚洲各地，都是艾得理亲自挑选的顶尖高手，多半已具有学生事工的经验，来此加强神学装备和生命锻炼。艾得理夫妇与学员们像大家庭一样生活在一起，结果发现不同的文化、宗派背景和人格特质，真不容易达到合一境界，大家都要学习同情与包容的功课。这批艾得理的子弟兵，如今仍在不同的福音岗位上忠心服事，成为年轻同工的好榜样。
艾得理退休回美国后，选择住在加州的柏克莱，除了与儿子靠近外，这里有他生活中最不可少的两项要素，就是华人与学生。无论是老华侨或是新学人，都是他关心的对象。1978年起，重返中国的梦想成真，他一次又一次回到中国，见到许多过去认识的学生，发现他们虽历经艰苦，却没有失去信心。尤其回到他曾付出心力的河南省，发现这里的教会特别兴旺，更让他相信过去宣教士们的劳苦没有徒然。他不顾自己的年龄和体力，继续透过祷告信、书刊、讲台、研讨会等途径，为中国教会的需要发出声音，感动许多人投入与中国有关的事工。
五、基督学生
通常学生总有毕业离校的时候，但是在基督的学校里受教，永远没有毕业的一天。艾得理是基督学校的资深学生，他在年轻时就为自己设定了以基督为中心的三层学习目标。
第一，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晓得祂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腓三10）
第二，取悦基督。“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林后五9）
第三，传扬基督。“那把我……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祂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加一15-16）
这三层清楚的目标，当然也可以成为基督学校中所有学生的目标。
1994年五月，艾得理这盏“学生之光”终于从地上熄灭，但由他所点燃的薪火早已在世界各地继续延烧下去。为纪念他而成立的“艾得理基金会”，也将持守他的异象，继续支持中国福音事工。他被安葬在美国加州奥克兰近郊，一片被称为“中国山”的山头上，日夜盼望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学生归主、中国教会茁壮！
作业：第八课 学生之光——艾得理  
思考题
1. 试谈学生福音事工的重要性，艾得理在其中主要起了什么作用？
2. 艾得理先后在英、美、中、亚从事学生福音事工，显示出哪些一贯的属灵特质？
3. 艾得理毕生在基督的学校里受教，他所追求的三层学习目标对于你有什么启发？